行業(yè)分工和身份尊卑，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前提。可是，身份的尊卑發(fā)展下去，就是長久的、堅固的等級制度，這與原始社會遺留的平等體驗產(chǎn)生抵觸，對人類精神造成傷害。有的種族，比如印度、古希臘、古羅馬等，干脆一條道走到黑，把等級制度固定下來。華夏族卻一直為此糾結(jié)。為了維護文明發(fā)展，必須講秩序、重差異、別尊卑，于是講究君君臣臣;為了尊重平等權(quán)利，必須信守天下為公，反抗等級壓迫，于是大聲追問“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歷代圣賢在尊卑與平等、馴服與反抗的糾結(jié)中，創(chuàng)造了復(fù)雜的文化體系，企圖在平等與尊卑之間達成某種平衡。有人譴責武王伐紂是犯上作亂，有人說未見犯上，只見誅討?yīng)毞蛎褓\。在孔孟看來，君與民、君與臣，雖然身份、職守不同，在人格上、精神上應(yīng)該是平等的。如果平等原則受到顛覆，比如，“君之視臣如土芥”(《孟子·離婁下》)的時候，君使臣非禮(“君使臣以禮。”《論語·八佾》)的時候，被傷害的一方可以作出正義的、激烈的反應(yīng)，包括造反。儒家學說特別是孟子學說，給處于被壓迫、被剝削劣勢的人群，賦予了反抗權(quán)。
“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wù)D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于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對暴力性質(zhì)的判斷，以民意為標準。如果是“民望之”、“民大悅”，就是正義的反抗，它跟統(tǒng)治者壓迫弱者的暴力大異。
司馬遷闡發(fā)禮義精神和禮樂文明，不遺余力，好像在維護尊卑秩序和等級制度。可是司馬遷對于上流社會的暴政深惡痛絕，對于弱勢者的反抗給予充分肯定。他為農(nóng)民起義領(lǐng)袖陳勝吳廣寫《陳涉世家》，就是要奠定反抗暴政的正義性和正當性。
他寫陳勝年輕時就胸懷大志，悲嘆“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陳勝被征戍邊，因天氣惡劣，誤期未到，面臨死刑威脅。他拼死一搏，決定率眾造反。義旗乍起，各地反抗者都殺死秦官，聚集在陳勝義旗之下(“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yīng)陳涉。”《史記·陳涉世家》)地方賢達盛贊陳勝“伐無道，誅暴秦”，也就是替天行道。
陳勝穿越時空、影響歷史的口號不是“大楚興，陳勝王”，而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句千古之問，蘊含著中國歷史的深刻秘密。中國古代身份制度、等級制度一直不甚嚴重，各等級不如印度、歐洲完全定型，尚有相當流動性。所以，李悝、商鞅才能進行旨在削弱貴族特權(quán)、向庶民開啟晉升之門的變革。上流社會和下流社會，觀念上也沒有不可逾越的壁壘。不但下流社會認為“王侯將相無種”，上流社會也認為“王侯將相無種”，陳勝的口號才可能誕生。若是如印度形成嚴格種姓制度，希臘羅馬形成嚴格奴隸制度，則不會出現(xiàn)“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發(fā)問。
司馬遷在華夏第一部百科全書中極力放大“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莊嚴發(fā)問，他把對身份制度、等級制度的質(zhì)疑、審判和反抗，深深植入民族血液之中。秦漢以來的社會演變，一直具有身份等級制度不斷淡化、社會流動不斷強化的歷史趨勢。“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朝為田舍郎,登天子堂”，這些詩句從側(cè)面描述了這一社會特征。
《史記》在人物身份處理上有三個破例，相關(guān)的三篇文章就是《孔子世家》、《陳涉世家》、《項羽本紀》。符合慣例無需理由，一旦破例則必有充分理由。給孔子破例寫世家是為了讓孔子成為華夏道統(tǒng)的集大成者和承載者，同樣，給陳勝寫世家，是為了承載華夏大族追求平等、反抗壓迫、消滅暴政的人文理想和政治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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