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天子章第二》之批判
——孔子的天子之孝是適度治民而非孝民
天子章第二
（原文）子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譯文）孔子說∶能夠親愛自己父母的人，就不會厭惡別人的父母；能夠尊敬自己父母的人，也不會怠慢別人的父母。以親愛恭敬的心情盡心盡力地侍奉雙親，而將德行教化施之于黎民百姓，使天下百姓遵從效法，這就是天子的孝道呀！《尚書·甫刑》里說∶天子一人有善行；萬方民眾都仰賴他。
（批判）讀《天子章第二》時，我曾有過這樣一個猜想，在這一章中，孔子是要講天子如何孝民吧？但我馬上否定了這個猜想，因為我已在第一章中發現，在孔子提倡的孝道中，人民中缺位的。讀過這一章時，果然發現這一章并不談君子如何孝民。現在我希望讀者在讀下面的文字時，腦子里裝著以下問題：
孔子孝道的理論基礎是什么，堅實不？
為什么天子的天職是孝民呢？
仁政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有何區別？
孝道的立論基礎并不堅實
《孝經·天子章》說的是天子之孝。如果認真審視一下孔子為孝道立論的基礎，我們會發現其立論基礎并不是很堅實。
孔子在本章一開始就言，“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此言如不加以實事求是地分析，會覺得很有道理。但是，如果把目光投向現實，就會看到愛親者，未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未必不敢慢于人。在現實生活中，有時候，一個特別熱愛父母的人，往往還可能有點兒自私，他甚至會為了孝敬父母去偷別人父母的東西。對于一個殘忍的殺人犯，若看看他的另一面，人們也許會發現他很孝敬他的父母。一個不孝敬他的父母的人，可能也對別人的父母施惡，也可能不對別有人的父母施惡，甚至會對別人的父母比對自己的父母還好。為什么會是這樣？因為愛自己的父母，與愛別人的父母，沒有必然的因果聯系。“孝”雖然是一種善舉，但它是否由已及人移情于他人，卻是因人因事而異的。戰國時期的墨家，主張兼愛，提倡像愛自己的父母一樣愛別人的父母，而繼承了孔子衣缽的孟子卻批之為這是多父思想。這一現象說明，“孝”心的遷移是有限的，有條件的。
儒家的孝道立論基礎雖然不是堅實的，但也不影響為孝道的立論，因為“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還是較為常見的現象。筆者在這里挑一下孔子孝道理論的這根刺是為了提醒人們，決不能簡單地機械地，教條地認為“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否則就會使出錯。
二、天子之孝是治民而非孝民
直白地說，孔子主張的天子之孝，實質上是治民，而非孝民。
何為天子，有人曾這樣解釋孝經的天子：“天子是與公、侯、伯、子、男等爵位類似的。”“他們都是上天為了老百姓生活的更好，而設立的治理等級。這一點在秦始皇建立郡縣制的統一國家以后，發生了變化，只有秦以后的中國皇帝（天子）才擁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力，不再和公、侯、伯、子、男一類的爵位混在一起了。”由此可見，《孝經》中的天子，實際上就是統治集團。
讀這一章，人們讀不到天子應當怎樣孝敬人民這樣的內容，而是天子怎樣統治人民，即所謂“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這并不奇怪，筆者已經在前面說過，在孔子的孝道體系中，人民是缺位的。孔子主張孝道，就是幫助當時的統治集團解決如何治理天下的，而不是教導他們如何孝敬人民的。因此他主張的孝道理論，是不會有為人民服務這樣內容的。他不會告訴天子，人民是上帝，是天父，應當把人民的利益重重地放在心上，而是告訴天子，應以孝道教化天下，使人民服服帖帖接受統治階級的統治而不造反。在孔子看來，如果能夠這樣，天子的統治就可以穩固了。
兩千年的孔子正處在天下大亂的時代。把那時的天下大亂歸一下類，實際上有兩亂：一是統治集團內部原先的那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統治秩序被打亂。昨天這個諸侯剛造了周天子的反，明天那個諸侯又造周天子的反。在昨天這個諸侯攻打那個諸侯，到了今天那個諸侯又攻打這個諸侯。今天這個諸侯稱霸天下，明天那個諸侯又雄起。而且這種亂紛紛的現象，還不知盡頭。二是奴隸不堪忍受壓迫剝削，造奴隸主的反。井田里的奴隸要么逃跑，要么起義。奴隸造反其中以柳下跖最為典型。春秋末期魯國西北部柳下屯人展雄，領導了九千人的奴隸大起義，史稱柳下跖起義。跖者，即赤腳奴隸。據說展雄的起義軍轉戰黃河流域，各諸侯國望風披靡。起義規模大，時間長，范圍之廣，影響深遠。展雄追求“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的平等社會。孔子并不贊同雄展們的社會理想，曾經勸說他效法“圣人之行”，罷兵休卒，展雄痛斥之：“子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走歸，無復言之!”身處這種亂世，孔子以平治天下為已任，在為統治者尋找治亂之道。
孔子發現，天下亂紛紛，亂的是人心，如果人心不亂，統治者的等級秩序不亂，則社會秩序不亂。而要實現人心不亂，就將天下人心歸一，用孝道教化他們。正所謂“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孔子自認為找到了真理，卻不知自己遺漏了真理。那就是在他要弘揚的孝道里面，沒有人民的位置，當然也不會讓人民處于孝道的頂尖。
不教育天子孝民，只主張天子用孝道教化人民，是對天子最大的誤導。天子只有從孝道的頂尖走下來，讓位于人民，努力建設“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的平等社會，才能不斷推動社會進步，實現長治久安。孔子的錯在于尊天子為父，視人民為子，這是一種顛倒，因為事實真相是民為父，天子為子。天下者，人民的天下，國家者，人民的國家，天子的天職，就是孝敬人民，也就是毛澤東所提倡的“為人民服務”。
為什么人民為父，天子為子呢？筆者是一位稅務工作人員，曾從稅收的角度研究過這個問道。什么是稅收呢，在筆者看來，所謂稅收是公民為由國家承擔的公益事業所進行的投資，他們收獲的是黨政軍有效勞動的成果。在這個定義中，有三層意思：一是生活在一個國家的公民有共同的公益事業，否則他們就無需國家；二是全體公民是公益事業的投資者，其中稅收是最主要的投資方式；三是國家是公益事業的承擔者，它所干的是公民的公益事業。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作為國家組織中各個等級中的“天子”，他們的任務是如何辦好公民的公益事業，而不是如何長期地騎在公民頭上做老爺。也就是說，在事理上，人民應該為父，天子應該為子。人民應該處于被“孝”的頂尖，而非天子。天子的孝心，應該是“做人民的勤務員”，天子的孝行，應當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孝經》將其顛倒，實在是一大錯誤。
我在本書的第一章里說過，孔子提倡孝道的本意是救王朝，而他身后的歷史事實卻是他提倡的所謂孝道根本救不了王朝。歷史一再重復的是新王朝在舊王朝廢墟上雄起之后，都雄心勃勃地做著萬世之夢，卻都又步了前朝后塵。這一歷史現象，人們稱之為封建王朝的“周期律”（實際上它是私有制的周期律）。為什么會有周期性，那是因為歷朝歷代的統治者走的就是《孝經》里的孝道，把本應像“父”一樣孝敬的人民視為子民，把本應像“子”一樣“孝父”的天子，視為“父君”。
也許有人會說，孔子并沒有輕視人民啊，他不是也說了君為輕，民為重嗎？這難道不是說為人民服務嗎？我要說的是這與為人民服務是兩碼事。其實孔子對人民的力量也是知道的，他反對暴政，主張仁政，孔子之后的孟子也在告誡統治者，君為輕，社稷次之，民為重，實質是一種適度剝削的思想，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風馬牛不相及。細觀歷史，不僅僅是孔子，每一個封建王朝都有一些明君的，這些明君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或多或者地注意到了人民的力量，唐朝皇帝李世民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將水比喻為民，亦比喻為自己代表的統治階級，告誡他們統治天下，如水上行舟，得戰戰兢兢，若得罪了全國的老百姓，天下就會變成掀著巨浪的汪洋大海了，那時候情況就不妙了。然而，由于沒有一個王朝把人民納入孝敬的對象，沒有把人民重重地放在孝道的頂尖，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也就沒有一個能夠長久地維護他們的統治。歷史上，各個朝代的實踐證明，《孝經》所宣揚的孝道是不完美的，存在嚴重錯誤的。因而它是救不了王朝的。
二、仁政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區別
相信聰明的讀者讀完上面的文字，對于仁政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區別已經了然于心了。但是筆者在跟別人談論《孝經》時發現，有些人往往把仁政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混為一談，因而筆者在此想專門談一談這個問題。
仁政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并非一個東西，他們是有很大區別的：
一是仁政是王道下的慰民，而非執政集團對其“為民執政”天職的認知。觀中國歷史，歷朝歷代，都會有一段實行仁政的時期，并且這段時期往往也是各個朝代的最好的時期。但是歷朝的天子實行仁政，并不是為了孝民而仁政，而是為了其代表的執政集團能夠長期執政而采取的慰民政治。眾所周知，秦王嬴政做了皇帝之后，就自稱“始皇”。規定自己死后皇位傳給子孫時，后繼者沿稱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以至萬世。 秦始皇如此，歷史上哪里個皇帝又不是如此呢？為了能使“他們的江山傳之無窮”，開明一點兒的皇帝們就會出臺一系列的仁政來，而他們的仁政是王道之下的仁政，為了維護其統治實行的安慰民眾的措施。它與中國共產黨及其參政的中國民主黨派所奉行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有著本質的區別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要求中國的共產黨及其參政的民主黨派眼中只有人民利益，沒有自己的利益，沒有黨的私產，沒有個人特權，只有為人民服務的公權。同樣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人民政府只有人民利益，沒有自己的利益。沒有政府的私產，沒有個人特權，只有為人民服務的公權。中國共產黨和參政的民主黨派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自己天職的認知，與歷史上各個朝代是完全不同的，其政治目的不是為了統治人民，而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和政府是公民公益事業的承擔者，人民是天，是父。黨和政府要求國家公務人員做人民的公仆，反對當官做老爺，反對欺壓、剝削人民。
二是仁政是有限的，并非無限的。仁政的有限性，就其范圍而言，并非人人都是仁政的受益者。在歷史上已有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各種不同社會形態中，作為統治階級的奴隸主階級、地主階級以及資產階級，是仁政的真正享受者。奴隸、農民以及無產者不但不能享受其利，反而會加深受害程度。就其時間而言，仁政并不能貫穿于歷史是每一朝代的始終，僅僅存在于財富相對平均且又是“明君”統治時期。而當昏君治世，仁政當即消亡，或者財富達到過度集中時，即使有明君治世，仁政也難發生效用。而當中國進入社會主義以后，由于黨和政府對其天職的認知是公民公益事業的承擔者，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執政宗旨，因而全體人民鐵定為唯一的服務對象。一個人，只要他是人民的一分子，就能享受黨和政府的服務。
三是仁政不能救王朝，黨和政府只有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才能帶領全國人民不斷走向富強，實現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也許有人會說，如果有一天中國復辟資本主義，您還會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能救社會主義嗎？如果真有那樣的一天，就是放棄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否則，那樣的事情就不會出現。
二、主張天子之孝的意義
歷史地看，《孝經》中天子之孝的作用雖并沒有像孔子講的那樣神乎其神，但積極作用還是有的。由于歷代王朝基本上能夠提倡孝道，遵循孔子所說的“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形成起了一種以親情為紐帶，以感恩為依據，以報恩為行動，以道德倫理（有時以法律）為約束機制的一種養老文化。不管朝代如何更替，這種文化在中國人的家庭中，在中國人的社會中卻是永續的，綿綿不斷的，這也是中華文明得以延續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一點是應當給予充分肯定的。但是智慧地看，《孝經》所提倡的“孝”文化，由于人民的缺位，數千年來，以“孝”為特征養老文化，僅僅限于家庭之中，至于社會養老，國家養老卻是中國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事情。《孝經》在這方面的局限性，現代人也要有清醒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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