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鴉片戰爭以來直至今日，中國學者往往存在一個可怕的邏輯錯誤和思維定勢，這就是將現實社會中一切問題和不滿不假思索地歸因于中華文化。比如，公共場所不衛生，因為中華文化;法治不彰，因為中華文化;官場貪腐，因為中華文化;歷史上戰爭失敗，又因為中華文化!
劉亞洲將軍在新近反思甲午戰爭的采訪中，也沒有忘記把甲午海戰失敗的深層原因歸之于中華文化。可見，這種思維定勢早已根深蒂固，像惡魔一樣主宰著中國知識精英的靈魂。
沒有人否認甲午之敗的制度問題和軍事因素，但是劉將軍把甲午之敗歸之于“文化之敗”，在五千多年綿綿不斷的中華文化面前，不僅顯得十分蒼白了，而且與歷史事實不符。
劉將軍在論述“甲午之敗還是文化之敗”時指出：“中國的國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輝煌的。春秋時期，中國人性格陽剛勇武。思想燦爛絢麗，極富進取心，也極富創造力。到處是慷慨悲歌、俠肝義膽之士。與之相得益彰的則是直到今天仍令我們神往的諸子百家，洋洋大觀!那時的中國人是有信仰的。他們信仰的是中國傳統中最健康的東西，如信、義、仁等等。秦始皇之后，專制皇權大行其道，對人民一代一代進行奴化教育。被統治階級閹割后的儒學道統使得中國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國。孝子太多，忠臣太少。政治權力不允許民眾樹立信仰與道德，因此成了一盤散沙。尤其是經過元、清兩個馬背民族的統治，中國人的血性幾乎被摧殘殆盡。你看看明、清的繪畫，很多是顏色黑白的山水畫，愁云慘霧，給人一種凄涼壓抑的感覺。”(《劉亞洲反思甲午：不能只怨軍隊無能 是國家之敗》，網址：http://news.qq.com/a/20140416/006387.htm，訪問日期：2014年4月17日)
這里，劉將軍將中華文化分為先秦和秦以后兩個階段，后者使中國人血性漸失、性命難保。果真如此，那么，這種文化就沒有存在價值，就應該拋棄，就應該按照胡適等人所倡導的思路把中國文化進行全面西化。但事實并非如此。
甲午海戰失敗之后，中國思想界、知識界和政界迅速刮起了文化反思和西化之風，形成了一大批高舉西學和西化大旗的社會精英;但是，與此同時，中國社會底層的民眾仍然浸泡在幾千年形成的中華文化與習俗之中。于是，當時中國社會形成了兩個完全不同的階層，一個是完成西化或追求西化的知識精英和官僚階層，另一個是仍未西化的底層民眾。在此，包括劉亞洲將軍在內的所有當代中國人需要認真思考和回答的問題是：甲午海戰失敗之后，面對西方列強席卷而來的軍事瓜分中國之風暴，究竟是那些追求西化的知識精英和官僚階層改變了西方列強的對華戰略，還是那些未被西化的底層民眾扭轉了中國的命運?究竟是誰挽救了中國從而避免了成為第二個印度的命運?如果中國像印度一樣被切割、瓜分和完全殖民地化，今天我們還能以一個統一大國國民的身份反思甲午之敗嗎?
翻開二十世紀初中國那滴血的史冊，可以知道，讓西方列強放棄軍事瓜分中國戰略意圖的直接原因并不是當時知識精英和官僚階層鼓吹認同西方國家和擁抱西方文明的墨水和口水，而是風起云涌的義和團運動，是那些義和團成員的大刀、長矛、鮮血和生命。血濃于水——濃于墨水和口水。
當時，面對中國底層民眾不可征服的血性，那些把中國當做印度的外國軍事指揮官開始恐懼甚至發抖。
1900年6月，英國海軍上將西摩爾(Edward Seymour)受重創從廊坊逃回天津后, 心有余悸,他寫道: “若義和團所用設為西式槍炮, 則所率聯軍必全體覆沒。”( 《萬國公報》,辛丑年正月)
八國聯軍統帥，德國陸軍元帥瓦德西在給德皇的信中說：“不應忘去者，即吾人對于中國群眾，不能視為已成衰落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實際上，尚含有無限蓬勃生氣;更加以備具出人意外之勤儉巧慧諸性，以及守法易治。余認為中國下層階級在本性上，實遠較吾國多數工廠區域之下層階級為健全。倘若中國方面將來產生一位聰明而有魄力之人物，為其領袖，更能利用世界各國貢獻與彼之近代文化方法，則余相信中國前途，尚有無窮希望。吾人者一觀察日本維新之進速與成功，則此處實值得吾人加以特別注意。至于中國所有好戰精神，尚未完全喪失，可于此次‘拳民運動’中見之。在山東直隸兩省之內，至少當有十萬人數，加入此項運動，彼等之敗，只是由于武裝不良之故，其中大部份，甚至于并火器而無之。” (中國史學會主編：《義和團》第三冊，第86頁。)所以瓦德西明確反對以軍事手段瓜分中國，認為此為下策。
只要仔細翻閱史料，就可以看到法國、英國的政治軍事觀察家所得出的類似結論，即中國不是印度，不能像對待印度一樣對待中國，不能用中國軍事瓜分手段來完成對華的殖民掠奪!
中國民眾在最為貧弱的時代也沒有失去血性。為了保衛自己的尊嚴、文化和生活方式，他們自發地組織了起來，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去抗爭現代化的軍團——這就是義和團運動的偉大之處，也是扎根于社會底層的中華文化的偉大之處。
從大歷史的角度看，義和團運動的每一場戰役都失敗了，但是，西方軍事殖民的整體大戰略也破產了。正是因為西方軍事殖民大戰略的破產，才使得中國擁有了統一和領土完整，才有了重新崛起的基礎。
劉亞洲將軍沒有看到：正是中國人民保家衛國的血性，才使得列強在甲午之敗后很快放棄了軍事瓜分中國的戰略考量，轉而通過文化思想的滲透，實現其分化、分裂中國的戰略目標。從大歷史的角度看，這一戰略一直持續到今天。劉將軍把甲午之敗歸因于中華文化，是西方列強一百多年來堅韌地堅持這一文化殖民戰略的“成果”!因為西方戰略家深深懂得，一個民族主動放棄了自己的文化，就等于放棄了自己最核心的競爭力，很難再有復興的希望!
今天，人們可以抱著一堆英文日文書籍嘲笑當年義和團多么愚昧，也可以抽著雪茄、品著洋酒、擺弄著蘋果手機嘲笑他們長矛對洋槍多么落后，甚至可以把義和團運動當作中國近代史的污點從歷史教科書上刪除(其實已經刪除了)，但是，任何一個有世界史知識的人都無法否認義和團運動實質上的偉大、更不能否定中華文化賦予底層民眾的陽剛血性。
義和團運動促使西方列強軍事殖民戰略的破產，但也導致西方文化殖民戰略的誕生。西方思想體系、教育機構和教會勢力代替步兵和槍炮作為主角開始占領中國人的心靈高地。在這一歷史大背景之下，美國用義和團運動失敗后得到的庚子賠款催生了清華大學。從歷史的因果鏈條上看，清華大學是義和團運動的歷史產物。清華大學是否應該為偉大的義和團運動建造一所紀念館?這一點檢驗著當代中國知識精英的歷史深度和感恩之心。
西方文化殖民的后果比軍事武器的破壞性更猛烈、卻無形。當時，接受西方文化洗腦的中國文化精英無不將刀鋒指向中華文化甚至中國文字。
1930年，胡適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寫道：“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胡適文集》二，人民文學出版社，第171頁)。如果胡適先生還活著，或者他復活了，請他接受采訪談談甲午戰爭的看法，他一定也會說“甲午之敗是文化不如人”。
早年寫過《先秦名學史》的胡適已經丟掉了中國名學的常識：“狂舉不可以知異”(《墨經·經下》)，即胡亂的列舉和拼湊難以掌握其它事物的本質。胡適已經不在人世，但胡適式的思維還占據在現代中國人的意識之中。當人們把政治、法制、隨地吐痰、戰爭失敗與整個中華文化聯系在一起“狂舉”的時候，又有多少人熟讀過中華民族經歷無數血與火的洗禮而保存下來的文化經典呢?今天已經沒有多少人聽說過“名學”二字，而“名學”恰恰是中華文化中用于糾正思維錯誤的指南針。
歷史上我們曾敗給拿槍的英國人、美國人、德國人、法國人、日本人，正如我們曾經敗給了馬背上的蒙古大軍一樣——但是，中華文化沒有敗過!
當這個注重內在心性修養的民族一旦與其他民族一樣掌握了相同的外在器物，就可以迅速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高端。抗美援朝證明了這一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也證明了這一點。
只要中國沒有被徹底打倒，從1900年開始并延續至今的西方文化殖民戰略就不會停止。我們需要高度警惕西方的文化殖民戰略，需要高度警惕胡適式的文化虛無主義，需要正確地認識、理解和傳承中華文化血脈。這才是實現中國夢的精神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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