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析造成我國企業“關停并轉”的根本因素
德魯克說：“管理是以文化為轉移的，并且受其社會的價值觀、傳統與習俗的支配”。亦即不同文化，所用的管理方式(或模式)也當不同。而我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人不僅忘了中國國情，還不顧我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差異，讓我國廣大企業與美國傳統管理接軌，因而造成我國大批企業“關停并轉”，并給我國造成了一些列的危害。
文化差異，當出于為政者人文關懷、行政方式與社會信仰有別：
(1)就人文關懷而言，我國公元前七世紀管子就說“以人為本，本理國固”，公元前四世紀商鞅廢除了奴隸制，同時期又弄清人具有社會屬性，因而我國更注重人文關懷。美國近些年才把“活工具”升格為“人力資源”，1876年還存在大批奴隸，至于人文關懷，美國至今還奉行“叢林法則”。
(2)就行政方式而言，我國春秋戰國時就出現了“法治”社會，還產生了“仁政”思想，并產生出“德治”——主張通過“修身”“齊家”構建執政基礎，以“情感第一，說理第二，利益第三，約法第四”作為馭人手段。西方至今仍只強調“法治”——主張通過“權力+契約”構建執政基礎、以“胡蘿卜+大棒”為馭人手段，并且排斥情感、說理。
(3)就社會信仰而言，我國信仰現實世界且把幸福寄望于“自創”上，因此仁人志士都推重建立一種能令“人盡其力，物盡其用”的社會制度，又因此從孔子到孫中山皆向往“大同”，并以這一向往推動中華文化發展。美國社會向往“天堂”而對“大同”不以為然，然則其向往(姑且不說是否科學)與現實是脫節的，上帝引導人們“博愛”“公義”，而現實世界卻施行“叢林法則”，社會制度只保護股東(即資產者)利益最大化。由上，自然會造成中西方文化乃至德性、人性的差別。由于這種區別，我志愿軍能產生“鐵少氣多”的戰斗力，而美軍只能產生“鐵多氣少”的戰斗力。
我國文化大師錢穆就生存環境分析了各國文化的差異，對此他在《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中闡述：“窮其根源，最先是由于自然環境有分別，而影響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響到文化精神。人類文化由源頭處看，大別不外三型：一是游牧文化，二是農耕文化，三是商業文化。游牧文化發源在高寒草原地帶，農耕文化發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業文化發源在濱海地帶以及近海之島嶼。三種自然環境決定了三種生活方式，三種生活方式又形成了三種文化型。此三型文化又可分成兩類：游牧、商業文化為一類，農耕文化為又一類”。
至于胎出游牧或商業民族(最典型是歐美)，錢穆指出：“游牧、商業起于內不足，內不足則向外尋求，于是而遂有強烈之‘戰勝與征服欲’，……此種民族，其內心深處無論其世界觀或人生觀，皆有一種強烈的‘對立感’。其對自然則為‘天’‘人’對立，對人類則為‘敵’‘我’對立(筆者注：只能相對于農耕人類而言，荀子、馬克思、梅奧等都認為，人類是“能群”的)，故此種文化特性常見為‘征伐的’、‘侵略的’，并認為不攻伐就沒有生計”。那么為求戰勝，這類民族“偏好在工具、競技范圍探究，故而對自然科學與技術科學的興趣與知識發達甚早”;為滿足征伐欲，這類民族“接受一種近代所謂‘資本帝國主義’的姿態”。進而還產生了相互對立、欺詐、侵略之德性。
至于農耕民族(最典型是中國)，錢穆指出：“農耕可以自給，無事外求，生于斯，長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孫后代墳墓安于斯。農業生活所依賴，曰天氣，曰雨澤，曰土壤，此三者，皆非人類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為之布置妥帖，惟待人類信任忍耐與順應，乃無所用其戰勝與克服。故農耕文化之最內感曰‘天人相應’‘物我一體’，曰‘順’曰‘和’，其自勉則曰‘安分’而‘守己’。故此種文化之特性常見為‘和平的’的，并認為只要綿延天日就會自然供給生計”。農耕民族“唯可增進的是，人們和平相處與互助，以便實現生活安定和增加共同應對自然之能力”。故而信守“自創”、“禮尚往來”，“偏好在‘安內’、‘凝成合一’方面用心，因而對人文科學與社會倫理的興趣與知識發達甚早”。并產生對“人事”的清明與德性。
錢穆還指出，中國文化與德性具有偉大的同化力，因此在先秦時就能夠完成“民族融合”與“國家凝成”的偉大工程，并能夠調和一致、同文同種。而西方文化與德性卻造成長期分治、不同文不同種。中國文化與德性的產生，農耕生活環境是外因，錢穆還指出了內因：“卻另有其根本，便是中國人的‘家族觀念’，人道應該由家族始”“‘家族’是中國文化一個最主要的柱石，我們幾乎可以說，中國文化，全部都是從家族觀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觀念乃有人道觀念，先有人道觀念乃有其他的一切。中國人之所以不很看重民族界限與國家疆域，又不很看重另外一世界的上帝，可以說全由他們看重人道觀念而來。人道觀念的核心是集體主義而不是個人主義。因此中國文化里的家族觀念，并不是把中國人的心胸狹窄了、閉塞了，乃是把中國人的心胸開放了、寬大了”，而且由于這種家觀念的存在，還讓“人與人的關系‘上下之間直通了，左右之間橫通了”。那么是否因為如此，孔子特看重“齊家”?
對于中華文化，即便在1948年，錢穆先生還充滿自信地說：“中國堪為舉世農耕文化、和平文化發展最有成績之惟一標準，幸得捍御游牧文化之侵凌而發展不輟”“將來文化之大趨，亦仍必以各自給足和平為目的”“人類進步終將以真誠的、和平的農耕文化是賴”。
那么中國有如此文化，為什么近代落后了?筆者認為，不能只歸因于文化，而更應歸因于西方工業化早于我國2個世紀，歸因于一家一戶小生產落后于規?；笊a，歸因于農業生產力敵不過工業生產力。即便如此，在已進入“英雄退位，團隊進位”時代，我們還可以自信地說，中國文化先進性還在西方之上——因為它能使“國家凝成合一”，同樣也能使“企業凝成合一”，其更符合當今社會需要。世界文明史已可以說明，哪個國家對民眾更人性化，并在引領社會化大生產、大流通、大合作中做出積極作為，哪個國家就能夠迅猛發展。對此不說中國與蘇聯前期，只說德國16世紀以降的多次崛起與日本二戰后曾超過美國時期，莫不是對民眾更人性化，并在引領社會化大生產、大流通、大合作中做出了積極作為。如今鮮被人宣揚的華西村、韓村河、南街村等也可謂縮影。
就中國觀念與西方觀念對比(包括以文化人方式)：
(1)前者視“民為貴”，注重“德治”，推崇“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后者視“物為貴”，注重“法治”，強調“股東利益最大化”。
(2)前者認為環境與教育可改造人，故而重視“修身”、“齊家”與“隆禮重法”，其不僅能“抑惡”，還能使人們“有恥且格”。而后者認為人的思想與靈魂是上帝給的，不受環境或外人影響，故而只強調權力與契約、并否定教育，它只能“抑惡”而不能引導“揚善”，充其量只能守住道德底線，而難以達到道德制高點。
(3)前者認為人具有社會屬性，既講經濟人生又講文化人生，只要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誘之以利、約之以法，一般都“能群”，并因此能產生集體主義。后者認為，人只有自然屬性，只強調“胡蘿卜加大棒”而不重視人文關懷與否定思想教育，因此使人們更難“能群”，又因此只能助長個人主義與人們對“衣、食、住、行、性”的貪欲。
(4)前者以“扶弱濟傾”為美德，視“自創”比“擄掠”體面、舒心。后者認為“叢林法則”天經地義，視“擄掠”比“自創”體面、舒心。僅這些觀念就足以決定中國能將人群凝成合一，因此也能使人與企業凝成合一;能夠全面發展人，因此也能使企業全面發展。而西方觀念則會加劇人群對立，因此也會加劇人與企業的對立，令人們唯利是圖，因而當企業“利”度不足時便難以聚結人、進而難以發展。對于西方文化還可以通過其“科學管理模式”中的觀念見微知著。
西方設計科學管理模式時，由于認為人的本質是“經濟人”——只看到人性惡而看不到人性善，只看到人的自然性而沒看到人還有社會性，只看到人是敵對的而沒看到人是“能群”的，只看到人有生理需要而忽視人還有精神需要，因此便認為，唯有實施“胡蘿卜加大棒”才會令員工勤奮工作;由于“資本者”將小生產整合成大生產、把技術轉化為商品、把農業社會推向工業社會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又斷定“資本創造財富”“物力決定生產力”，又因此把“人”置于次要位置;又由于“精英”也能起很特殊的作用，因此又把廣大員工置于更次要位置，以致當作“活工具”進行奴役。盡管這種管理模式推出了計件工資，然而卻沒有跳出“零和博弈”框框。如此不可能使企業主張變為員工們的自覺行為，也難以依靠廣大員工發展企業。管理決策與方式一般源于兩種思想：一種以“資”為依歸，視人性為“經濟人”，以“利益+契約”對治，主張依靠資本再生資本擴大企業再生產，這近于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思想;一種以“人”為依歸，視人性為“復雜人”，以“情理利法”對治，主張依靠全面發展人擴大企業再生產，這近于馬克思主義、也近于儒家思想。而科學管理模式即出于前一種思想，如今稍有管理常識者皆知，前一種思想是落后的，且已被韋爾奇、宗慶后等開明企業家唾棄。雖然如此，但由于“圈地運動”、“販運黑奴”、刻意保持的失業率造成了“工廠挑選工人”情況，因而也能使企業賺到剩余價值，加之還有“堅船利炮”帶來的廉價原料、市場和貿易壟斷，乃至昧良心販賣鴉片，結果還能產生不薄利潤。然而當“艦炮”擄掠不了他國，或出現“工人挑選工廠”而剝削不了員工時，企業發展則難免會陷入困境。
西方“資本者”在整合大生產、把技術轉化成商品、把農業社會推向工業化社會中扮演了引領者與組織者角色。其居功至偉，值得稱頌。然而基于西方價值觀念設計的科學管理模式又令“資本者”扮演了剝削員工、侵犯人權、損人利己等不光彩角色，因此得不到社會的應有尊重，又因此在組織社會化大生產中成為孤家寡人，如果其國會中沒有人捍衛“股東利益最大化”，恐怕其早不能生存。雖說這種管理模式產生于西方宣揚“自由、平等、人權、民主”年代，然而卻把“物權”凌駕于“人權”之上，并還像我國封建社會一樣強調“等級制”“官本位”。雖說我國封建社會也強調“等級制”“官本位”，但卻不乏有統治者視“民為貴”，講“德治”——即對上要求“修身”“齊家”，對下講“隆禮重法”“化性起偽”“扶弱濟傾”。此外西方還有不及我國封建社會的觀念，如人“生于淮南為橘，生于淮北為枳”、“為政之道，要在得人”、“得人心者得天下”、“治國先治吏”、“不竭澤而漁，不焚林而獵”、“愛民者民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等等。因此科學管理模式只能夠造成勞資對立、干群對立，又因此企業難以依靠廣大勞動者而只能依靠“資產+骨干”。最終因為日本出現溫情管理產生了較高的生產力，并造成美國一大批企業關停并轉，西方才徹底醒悟科學管理模式并不科學。
科學管理模式于20士氣初在美國產生，不久就傳到我國。最早被我國新舊軍閥效法，并用于治軍，于是中國“愛兵如子”的將領越來越少了，而打罵士兵比西方軍隊還嚴重。之后又被我國官僚乃至民族企業接受，于是中國鮮有像徽商、晉商一樣的“資本者”，還出現了比高玉寶還慘的“包身工”。如今我國某臺資代工廠也是照搬“科學管理模式”，然而卻受到已與時俱進的美國蘋果公司的指責——這說明科學管理模式已為西方企業所不齒。
然則科學管理模式如今卻受我國自由主義經濟學人推崇，還被我國廣泛用于“精英治廠”、“盤活國有資產”、甚至“改制”，并致使我國企業如今也重物輕人，同時把“領導者”升格為“管理者”，把“主人翁”降格為“市場人”，以一長專制取代了集體領導，以股東會取代了職代會等。因為職工中有懶漢，他們又提出以“經濟人”對待所有員工。隨后這些企業也同西方傳統企業一樣，人企之間由“同志”關系變成了交易關系，干群之間由“兄弟”關系變成了貓鼠關系，因此使員工失去了敬業精神。更有甚者，我國很多企業還把工人隊伍交給了“包工頭”或勞務派遣機構，有的還與“包工頭”或勞務派遣共同擠壓“人口紅利”，從而使數億“農民工”“流動人才”因為得不到人文關懷也唯利是圖，又因此使企業難以打造出核心競爭力，并難以成為“升級版”企業與創造出自主品牌。
海爾的經驗說明，只有先盤活人才能盤活資產，只有重人輕物——寧砸冰箱不舍人，才能打造“升級版”企業與創造出自主品牌。然而我國自由主義經濟學人不僅不接受“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觀點，也不屑于“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啖腹，腹飽而自斃”的中華古訓，還違背“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是全黨想事情、做工作對不對、好不好的尺度”。如今這些人只對西方所謂的“理性”以為然，還不恥把“主人翁”變成了“市場人”、把企業對員工的人文關懷都推給社會作為他們的功績而自吹自擂，甚至還狂言，改革開放成果是他們引導的結果，而不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結果。在他們影響下，我國員工素質與工作熱情已在日、韓、香港等國家地區之下。他們勢必會令我國大批企業在吃盡“人口紅利”或走不通“關系”時，為之謬誤付出代價。
中國發展史是一部靠勞動人民創造的歷史，而沒有絲毫“擄掠”歷史。民力強、民氣旺，則中國興;民力弱、民氣消，則中國衰。因此我國圣賢都知“民為邦本”“民為貴”的內涵。我國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是出于“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之觀念。娃哈哈、正泰，乃至GE、IBM如今的輝煌也是成于以人為本。我國“王道”文化更是因為信守“自創”、并本著“民為邦本”“民為貴”觀念與以“德治”積累和發展的。對于西方，不能因為其工業化與辦企業在先，就認為其一切都先進。其經濟理論值得稱道，但人文倫理、治世哲學不能恭維。其硬管理有特長，但軟管理幾乎空白。其追求“股東利益最大化”就是“損百姓以奉其身”，我國企業若一味照搬，最終會“腹飽而自斃”。
如今我們不僅有先人留下的受用不盡的治國理政經驗，還有比任何歷史時期更豐富、更堪為“邦本”的勞動群眾——品行上仍不失為舉世最勤勞、最善良，思想上受過世界最先進文化熏陶，知識上受過九年義務制與“擴招”教育，計劃生育又減少了兒女拖累，他們比西方人群更能做到“公心第一，私心第二”。他們本可以比德日美企業員工更優秀，進而不僅能使我國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使我國能分享到全球市場中更有營養的“蛋糕”，還可以利用開放條件走出國門、進入亞非拉、進入西伯利亞，乃至進入德日美工廠，成為它們正稀缺的“知識型工作者”或“產業大軍”。能促使我國企業迅猛發展并在國際競爭中占據主動權的不是資本，也不是其它資源，而只能是用我國優秀文化將我國豐富人口資源打造成為高素質的員工隊伍。
我國工業化經驗不比西方豐富，然而卻有豐富的“帶隊伍”經驗——古代有“吳起帶兵法”、近代有“曾國藩帶兵法”、當代有基于“支部建在連上”帶兵法，這都堪為全球典范。然而我們企業如今只重視資產與精英，而把工人隊伍交給了“包工頭”或勞務派遣機構，因此使我們的員工素質大不如從前——數千萬之眾的與新中國一起打拼且素質不在青島冰箱廠職工之下的產業大軍成了下崗人群，數億之眾的打了一輩子工的“農民工”鮮有成為合格的產業工人，進而只能制作“大路貨”，只能為西方“一元店”提供商品，只能與印度或拉美員工比生產率。難道我國九年義務制教育只能產生出苦力?難道中國文化與社會主義還產生不出團隊精神?難道我們可以“喚醒工農千百萬同心干”的經驗不能再供企業借鑒?難道我們可把“奴隸變成將軍”的開發人才能力不能移植到企業?難道我們除了通過“帶隊伍”而令豐富人力資源產生高生產力還有其他比較優勢?難道我們也只能與西方一樣靠資本再生資本而擴大再生產?難道我們不能像韓村河、南街村一樣靠全面發展人來壯大企業?難道我們能安于以8億件服裝換一架飛機?難道我國勞動力還賣不出比俄羅斯石油更理想的價錢?難道我們不再需要“勒緊褲腰帶”的人民只能背井離鄉成為弱勢群體為溫飽而勞碌?難道當下我國企業競爭力與員工素質能夠促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值得我們深思，并需要清除自由主義經濟學對我國企業的影響，否則我國公有制企業也會改變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性質，并當新中國形成的“人口紅利”消耗殆盡時又會有大批企業“關停并轉”。
時下我國難以打造“升級版”企業的最根本因素，不是什么工業化經驗不足——這方面我國已有60余年正反經驗可以汲取，也不是什么體制障礙——這方面我國早完成了“管理革命”要務，而是有人照搬“普世路線”令我國企業動搖了“民為貴”觀念，管理轉向以資產為中心，以“經濟人”對員工，并使“科層制”“官本位”“等級制”在企業又抬頭。這些人從美國拿來的“普世路線”如同當年“二十八個半”從蘇聯拿來的“國際路線”一樣，都給我國造成了極大的危害，都不可以饒恕。“二十八個半”使我國犧牲了不下十萬優秀兒女，使我們黨與紅軍失去了根據地，使革命群眾生靈涂炭;而這些人則使我國不下百萬家企業“關停并轉”，不下四千萬熟練產業工人成為“包袱”，并使千千萬萬個家庭成為“困難戶”，還令我國廣大勞動者如今鮮有能夠樂業與安居。
一個正確觀念所創造的價值是不可估量的，不僅能使瀕臨危境的青島冰箱廠勃然興起——這得益于張瑞敏信守“只有盤活人才能盤活資產”，還能使百年GE再創輝煌——這得益于韋爾奇信守“以物為本只能守住下線利潤，而以人為本則能沖向上線利潤”。同樣，一個錯誤觀念的危害也是不可估量的，如自由主義經濟學思想造成我國一大批企業關停并轉，還使“蘇南模式”風光不再。
時今流傳一套公式，即“成功=40%思想觀念+40%人際關系+20%專業能力”(這公式適用于個人，也當適用于企業)。而中國五千年文化與中國化馬列主義已留下數不勝數的正確思想觀念且能融洽人際關系。它已被中國共產黨領悟，因此能在革命與建設時期創造無數人間奇跡。也被娃哈哈、正泰領悟，因此能夠白手起家、由小到大、由大至強、與跨國企業競爭中占據了主動權。我國富有的正確思想觀念是他國不可比擬的，其能否成為成功因子?還有待國人們領悟與信守。它不僅能促使中華民族再現輝煌，也可以資助我國企業步入輝煌;不僅能令我國企業作出更具科學性的正確管理決策，也能令我國企業形成更具人性化、可全面發展人的先進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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