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探索與貢獻

　　摘要：毛澤東在中國新文化建設中表現了高度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把蕩滌封建文化、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作為文化綱領，明確了中國新文化的指導思想和基本特征，并總結文化發展的經驗教訓，提出了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的“雙百”方針，確定了文化為人民服務的發展目標，堅持了文化發展的正確方向，對中國文化事業尤其是先進文化建設中的帶有方向性、根本性、戰略性的重大問題進行了積極的探索，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新文化建設的實踐，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探索的歷史起點。毛澤東關于文化建設思想，對文化強國目標的追求以及繁榮文化的舉措，有著重要指導與借鑒意義。

　　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科學概括和深刻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并把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作為全黨全國人民的長期奮斗目標。這是黨在新世紀新階段面對國際國內新情況作出的戰略決策，這個決策是對從毛澤東以來的幾代中央領導集體長期探索文化建設改革發展的豐富實踐和寶貴經驗的深刻總結。毛澤東不僅率領中國共產黨喚起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偉大覺醒，突破了中國“三千年之未有變局”，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使中華文化的振興有了現實的可能，而且作為中國新文化的開創者，對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作出了突出貢獻，對此進行回顧總結，無疑對深入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有積極意義。

　　一、毛澤東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毛澤東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開始探索中國的新文化建設，重視文化在革命和建設事業中重要地位和作用。早在1927年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時，毛澤東把辦農民學校普及教育的“文化運動”作為考察農民協會作的十四件大事之一。1933年8月在江西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工作會議上所作的演說中指出“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眾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這對于發展國民經濟同樣有極大的重要性。”[1]在中央蘇區作調查，長岡鄉的文化運動、才溪鄉的文化教育都是他重點調查的對象，“要求每個鄉蘇維埃都要學習長岡鄉的文化教育工作”[2]，鄉里的消滅文盲協會、識字運動委員會、俱樂部等群眾團體，是鄉蘇維埃注意和幫助的對象[3]。1934年1月，他對蘇區文化建設的思路和內容作過這樣的概括：實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動統治階級加于工農群眾精神上的桎梏，而創造新的工農的蘇維埃文化。[4]1940年1月，毛澤東在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全面地勾畫了中國共產黨將要建立的新中國的藍圖，全文15個部分，專談文化問題的就有6個部分，系統地闡述了文化建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斗，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斗;一切這些的目的，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5]在這里，毛澤東將“新文化”與新政治、新經濟并列，把文化建設作為中華民族“新社會、新國家”建設的重要方面，精辟地闡明了文化建設在“新社會、新國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還從文化與政治和經濟的關系出發肯定了文化的獨特價值：“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我們討論中國文化問題，不能忘記這個基本觀點。”[6]他認為政治、經濟和文化是人類社會三大基本結構，三者的對立統一構成了社會的運動和發展，這就將文化的地位構筑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牢固基礎之上。

　　毛澤東曾從不同的角度闡述文化的地位作用，有很多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名言。諸如“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7];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中，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我們首先要依靠拿槍的軍隊，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8]他在1944年3月22日發表的《關于陜甘寧邊區的文化教育問題》中明確指出：“任何社會沒有文化就建設不起來。”[9]1949年新中國即將成立，他充滿激情地預言：“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10]提出：“在革命勝利以后，我們的任務主要地就是發展生產和發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勝利和人民政權的建立，給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學藝術開辟了發展的道路。”[11]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確立了“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在這個目標中，毛澤東主張有一個“科學文化現代化”[12]。這說明，從革命到建設，毛澤東高度重視運用文化引領前進方向、凝聚奮斗力量的作用，總是把文化建設同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目標聯系在一起，文化問題始終是毛澤東構想的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和戰略任務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明確了中國新文化的指導思想

　　文化的先進性在于它的功能是團結人民、教育人民，這種功能是通過把觀念的文化變成實踐的文化來實現的。毛澤東說：“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13]當然，先進的文化不可能在人民群眾中自發地產生，也不可能被人民群眾自發地掌握，所以必須通過宣傳、教育和組織群眾來爭取、鞏固和擴大自己的陣地，成為社會前進的物質力量。讓人們掌握先進的思想武器是文化建設最重要的一環。

　　毛澤東在“五四”時期感受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先進性后，就創辦《湘江評論》雜志、文化書社，著力于傳播新文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以解湖南人“腦子饑荒”。在其后的革命生涯中，他更是明確認識到，宣傳馬克思主義，創造和傳播先進文化，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責任，努力地確立馬克思主義對文化的指導地位。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明確提出，“當作國民文化的方針來說，屬于指導地位的是共產主義思想。”并且，“只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任何別的階級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領導了的。”因此，“毫無疑義，應該擴大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加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14]這就闡明了中國文化建設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標志著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標志著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勝利。這個勝利，使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成為新中國各項事業的指導思想，自然也成為包括文化領域在內的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思想。毛澤東旗幟鮮明地提出：“在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里，無論在黨內還是在思想界、文藝界，主要的和占統治地位的必須力爭是香花，是馬克思主義”。[15]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最根本的就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頭腦，指導行動。因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系，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16]學習馬克思主義，是解決人們的世界觀方法論問題。毛澤東指出：“學習馬克思主義，是要我們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去觀察世界，觀察社會，觀察文學藝術，并不是要我們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寫哲學講義”，[17] 是把它“作為觀察問題、研究學問、處理工作、訓練干部”[18]的理論與方法。“為了做好我們的工作，各級黨委應當大大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使之群眾化，為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所掌握，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19]。

　　毛澤東將之推行和落實到了社會主義文化創造的實踐中。新中國成立，各路文化大軍“會師”，知識分子的多數是帶著舊有時代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和文化刻痕投入到新社會的。為此，毛澤東通過領導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梁漱溟思想的批判、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觀點的批判引申出來的對胡適派思想的批判、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等五個步驟，對五四以來的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激進的小資產階級文化思潮進行清算，促成新的文化整合，確立馬克思主義在整個文化思想領域的指導地位，以樹立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觀、歷史觀、哲學觀和文藝觀。所謂“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由此，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工具理性，作為分析社會的客觀的方法論，在文化學術領域得到普及，階級、階級分析、階級斗爭、歷史唯物主義、唯物論、唯心論、自然辯證法等基本概念被廣泛地運用到文化學術之中，人文學科研究和學校教育的內容，文學藝術創作的主題選擇和人物塑造，社會風俗和人們的日常用語等等。同時，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實現了對中國社會意識的整合，成為了整個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成為了體現中華民族凝聚力的精神信仰。這些變化，使此前提出和包含在新民主主義文化中的社會主義文化方向，在新中國成為了現實，成為了普遍的文化追求和文化實踐，[20]促進了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興起。

　　三、明確了新文化的基本特征

　　關于中國新文化的基本特征或者說屬性，毛澤東最先關注的是文化的民族性。1938年10月，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他向全黨提出“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的任務;呼吁“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21] 在1939年寫作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他自豪地說，在中華民族的開化史上，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有豐富的文化典籍，有四大發明等等，“中華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勞著稱于世，同時又是酷愛自由、富于革命傳統的民族”。[22]從陳勝、吳廣起義到辛亥革命，多少志士仁人為著自由和真理而奮斗，中華民族是一個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的歷史遺產的民族。毛澤東重視文化的民族特征，肯定民族文化、文化民族性，提倡文化的民族形式，與當時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抗戰大背景有關。從文化救亡的角度，高揚民族旗幟，強調民族文化自信，有著現實的緊迫性。

　　毛澤東對中國新文化的特征作出明確界定是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他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總結中國共產黨文化建設的實踐經驗，批判地吸收國內文化思想界不同流派有價值的思想養料，第一次系統、全面地回答了“五四”以來涉及中國文化現代化發展的一系列根本問題，提出了中國新文化建設的綱領，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為國人進行民族新文化建設提供了一個光明而正確的方向”。[23]

　　所謂民族性，就是尊重文化的繼承性規律，以堅持和弘揚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為主體，同時吸收外來有益文化，以我為主，為我所用。毛澤東說：“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它帶有中華民族所特有的精神品格，有利于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加民族凝聚力。同時，“中國應當廣泛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的食糧的原料。”“凡屬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都應該吸收。”前提是必須和中國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的形式。”“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 [24]毛澤東不僅批判了新文化運動中出現的“全盤西化派”，而且批判了黨內存在的脫離中國實際的教條主義傾向。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依然堅持這個觀點。他在《論十大關系》中說：“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25]中國的新文化不是“自閉于幽谷”的舊文化，而是在繼承“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全部優秀民族文化遺產的豐厚底蘊和廣泛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資源基礎上，開放的、創新的民族新文化。

　　所謂科學性，就“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與實踐一致的”。“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的毒素。”[26]科學的文化，是以科學的世界觀方法論為指導，以合理先進的價值體系為主要內容，以科學的精神和態度對待一切事物的思想文化。

　　所謂文化的大眾化，“即是民主的。它應當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毛澤東提出的“文化的大眾化”，是從文化主體和功能的角度，對新文化總體價值取向做出的基本定位。首先，文化的源泉是人民大眾。毛澤東指出，“文化運動和實踐運動，都是群眾的。”“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豐富的源泉”。其次，要實現文化和人民大眾的結合，使新文化變成人民大眾的有力精神武器。“革命文化，對于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的文化人不接近民眾，就是‘無兵司令’”。為了方便工農勞苦民眾掌握文化，“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27]所以，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就是要具有民族的形式、科學的內容、大眾的方向。

　　新中國成立，雖然新民主主義文化隨著黨的中心任務的轉移，具體內容有所變化，但它所強調的文化的民族形式、科學內容和大眾的方向，所體現的新文化的精神實質，毫無疑問代表了現代文化的本質要求和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因此，新中國的施政綱領——《共同綱領》確認其為文化政策，要求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

　　四、確定了新文化的發展方針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繁榮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基本方針。“雙百”方針吸取了我國歷史上學術、文化發展的經驗，總結了黨領導科學文化工作的經驗和教訓，也借鑒了外國黨領導科學文化工作的經驗和教訓，是一個符合社會主義科學文化發展客觀規律的方針。它的主旨和精神實質是要把文化界的一切積極因素都調動起來，創造豐富的文化產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雙百”方針的提出有一個發展過程。1950年，文化部在北京召開全國戲曲工作會議，總結戲曲改革的成績和問題。在這次會議上，發生了京劇和地方戲誰為主的爭論。毛澤東在廣泛征求意見時，結合他1942年在延安提出的“推陳出新”，形成了戲曲改革“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1951年4月3號，以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任院長的中國戲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他親筆題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這一題詞為新中國文化藝術的發展指明了方向，構成為“雙百”方針的重要一環。1956年以來，一方面，由于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取得了根本性的勝利，中國歷史進入社會主義建設階段，黨和國家面臨的迫切任務，是要調動一切可能調動的積極因素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中去，迅速發展我國的經濟、科學和文化事業;另一方面，在科學文化領域內仍然存在著一些“左”的思想影響。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對非馬克思主義文化思想進行改造和批判，學習和宣傳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是完全必要的，改變了知識界、文化界各個領域的狀況;但是，在一些地方、一些領域也出現了片面性，出現了學術、文化和藝術問題上亂貼政治標簽，動輒打棍子、扣帽子等粗暴現象;文化教育方面學習蘇聯也出現教條主義，這嚴重損傷了部分知識分子和文化工作者的積極性，不利于社會主義文化的創造和繁榮。針對這種情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討論十大關系的過程中，提出要把政治思想問題同學術、藝術和技術性質的問題區分開來。1956年2月19日，毛澤東作過“對學術問題的不同意見不應禁止談論”的批示，已經蘊含著“百家爭鳴”的精神實質[28] 。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29]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正式宣布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黨發展科學、繁榮文學藝術的指導方針。1957年2月，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和3月12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根據“雙百”方針實施以來的情況，進一步完善了“雙百”方針。他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于藝術和科學的發展。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30]這個表述更規范完整。他明確宣布，這是一個基本的、長期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提出，“凡屬于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于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31]毛澤東還把它作為科學藝術發展的規律來認識：“歷史上新的正確的東西，在開始的時候常常得不到多數人承認，只能在斗爭中曲折地發展。”毛澤東明確了“雙百”方針的適用范圍：(一)有利于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二)有利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三)有利于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四)有利于鞏固民主集中制;(五)有利于鞏固共產黨的領導;(六)有利于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32]

　　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毛澤東還闡明了“雙百”方針與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關系。他說：“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并不會削弱馬克思主義在思想界的領導地位，相反地正是會加強它的這種地位。”[33]因為“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斗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34]至此，中國共產黨找到了一條自己的發展社會主義科學文化事業的道路[35]。

　　“雙百”方針的提出，順應了繁榮文化藝術、發展科學技術的時代要求，反映了當時我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人民團結、社會進步的國家形象，反映了黨中央和毛澤東的一種信心。它一經提出，立即在知識界引起強烈反響，使學術文化事業出現了生氣勃勃的發展景象。盡管這一方針在貫徹執行中曾受到“左”的干擾，但由于它正確地反映了學術文化發展的規律和時代的特征，所以“大大促進了文學、藝術、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的發展和繁榮，半個世紀以來在這些文化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是前人所不可企及的，有些已達到或接近世界先進水平。”[36]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和自然科學領域取得的令人矚目的成就，證明了“雙百”方針的正確。

　　五、明確了新文化的發展目的

　　文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人，離開了人來談文化，離開了人的文化素質、文明素質、精神面貌，來談文化建設，就會忽略文化建設的根本，因此，就有一個文化為了誰、依靠誰、服務誰的問題。毛澤東認為中國的新文化決不應該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文化[37]，應該為人民服務。列寧在1905年發表的《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一文中提出了文學事業要“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的思想。[38]列寧關于文化的功能的主張對毛澤東產生了深刻影響[39]，并結合中國實際進行豐富和發展。1938年4月28日，毛澤東在《在魯迅藝術學院的講話》中談到了藝術作品的內容要適合時代，要適合大眾的要求。他說：“藝術至上主義者是只注重味道好不好吃，不管有沒有營養，他們的藝術作品內容常常是空虛的或者有害的。藝術作品要注重營養，也就是要有好的內容，要適合時代的要求，大眾的要求。”[40]1942年5月，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主要解決文藝“為什么人”和“如何為”的問題。他開宗明義，“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問題，原則的問題。”“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41]工人，農民，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42]文藝如何為大眾、為工農兵服務?毛澤東認為，文藝工作者為人民群眾服務的前提是深入了解和熟悉群眾生活。生活是文藝的唯一源泉，“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后才能進入創作過程。”[43]文藝工作者只有深入生活，深入群眾，從中吸取藝術養分，和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才能創造出具有永恒魅力的經典之作。這就解決了文化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闡明了人民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

　　文藝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關系中國文化的前途，毛澤東始終旗幟鮮明。1944年1月9日，他在《給楊紹萱、齊燕銘的信》中寫道：“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的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44]

　　關于藝術與政治的關系，毛澤東明確指出，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于一定的階級，屬于一定的政治路線的。”“文藝是從屬于政治的，但又反轉來給予偉大的影響于政治”，因此，“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與藝術的統一，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又說：“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45]

　　正是在毛澤東文藝方針指導下，延安的革命文藝開始真正與廣大工農兵群眾相結合，許多來自上海亭子間的文藝工作者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同人民群眾相結合，虛心學習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立場，致力于表現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同時注意形式和內容的結合，同民族的、特別是民間的文藝傳統保持了密切的血肉關系，語言上也做到了相當的大眾化。如發展秧歌、快板書、春聯、小調、章回小說、年畫等。在教育方面，設識字組，編寫普及生產知識的教材，讓農民學會打算盤、記賬、寫信、寫路條，提高農民文化水平。總之，毛澤東致力于文化生產者的工農化，文化品格的大眾化。這種文化形態與當時的革命環境高度契合，創造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嶄新的人民文化，把革命文化運動推進到了一個新階段。正是通過這些通俗易懂的文化形式為廣大人民豐富了文化生活，廓清了思想上的迷霧，起到了安定人心、凝聚力量、鼓舞斗志的作用，從而為黨領導人民奪取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

　　新中國成立，建立的是人民的國家，毛澤東向往的新文化形態自然是“人民的文化”，即勞動人民實現文化翻身，文化向勞動人民敞開大門，為勞動人民服務，打破知識精英壟斷文化的格局。1949年7月，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毛澤東要求全中國一切愛國的文藝工作者團結起來，“進一步聯系人民群眾，廣泛地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文藝工作，使人民的文藝運動大大發展起來。”[46]大會確立了新中國文藝為人民服務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開啟了新中國人民文藝的主潮。以此為契機，人民文化、人民藝術、人民教育等文化事業蓬勃開展。1960年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確認在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下，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推陳出新的政策，是發展我國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最正確、最寬廣的道路[47]。這是對社會主義文化中“二為”方向的正式概括，是對延安時期文化建設思想的進一步闡發。

　　綜上所述，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的毛澤東，在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的同時，在中國新文化的建設中表現了高度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把蕩滌封建文化、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作為文化綱領，發揮人民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創造出以延安革命文藝為代表的中國先進文化，并總結文化發展的經驗教訓，提出了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的“雙百”方針，堅持了文化發展的正確方向，對中國文化事業尤其是先進文化建設中的帶有方向性、根本性、戰略性的重大問題進行了積極的探索，深刻地影響了新中國文化建設的實踐，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探索的歷史起點。同時也應看到，由于歷史時代局限，毛澤東晚年的文化探索比較明顯地存在著理性認識與實踐操作相脫節的問題，提出的一些文化建設思想在實踐中沒有得到嚴格遵守和真正執行。而且，由于當時的國際形勢與“左”傾思想影響，探索中出現偏差與失誤，甚至出現了“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全局性錯誤。但是，毛澤東提出的上述新文化建設思想，對文化強國目標的追求以及繁榮文化的舉措，有著指導與借鑒意義。

　　[1]*作者簡介：歐陽雪梅，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北京，100009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126頁。

　　[2] 《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頁。

　　[3] 《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頁。

　　[4] 陳晉：《中國共產黨與先進文化建設四題》，《北京日報》2011年11月14日。

　　[5]《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頁。

　　[6]《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頁。

　　[7]《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頁。

　　[8]《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頁。

　　[9]《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頁。

　　[10]《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頁。

　　[11]《毛澤東文藝論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版，第129 — 130頁

　　[12]《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

　　[13]《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頁。

　　[14]《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9、704、706頁。

　　[15]《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4頁。

　　[16]《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頁。

　　[17]《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163頁。

　　[18]《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頁。

　　[19]《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頁。

　　[20] 陳晉：《毛澤東與文化的社會主義轉變》，《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2期

　　[21]《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頁。

　　[22]《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2—623頁。

　　[23] 楊思信：《文化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02頁。

　　[24]《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707頁。

　　[25]《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頁。

　　[26]《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頁。

　　[27]《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頁。

　　[28]《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年版，第471頁。

　　[29]《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45頁。

　　[30]《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229頁。

　　[31]《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209頁。

　　[32]《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233-234頁。

　　[33]《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232頁。

　　[34]《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230頁。

　　[35] 夏杏珍主編：《六十年國事紀要·文化卷》，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100頁。

　　[36] 張岱年、方克立主編：《中國文化概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4年版，第348頁。

　　[37]《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1058頁。

　　[38]《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6頁。

　　[39] 參見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58頁。

　　[40]《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122—123頁。

　　[41]《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857、863頁。

　　[42]《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855—856頁。

　　[43]《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861頁。

　　[44]《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年版，第199頁。

　　[45]《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865-866、869-870頁。

　　[46]《毛澤東年譜》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年版，第525頁。

　　[47]《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五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年版，第3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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