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新政敗局的組織學分析
曾飛
對于人們熱議的王莽新政，著名史學家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第二卷第七節王莽的新朝中描述說：
西漢后期，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矛盾，愈來愈緊張愈尖銳。最基本的問題是在于土地無限制的集中和農民大量轉化為奴隸。皇帝和上下層豪強誰也不肯對農民讓些步，因而誰也找不出什么辦法。這時候：上層豪強的代表王莽，分兩步提出他的辦法。第一步得到統治階級的擁護，代西漢做了皇帝。第二步所有辦法都失敗了，受到農民大起義的懲罰。
王莽建立起新朝，就得解決土地與奴隸兩個基本問題。公元九年，下令變法。王莽頒布了兩個解決辦法：王田——民間田改稱為王田，屬朝廷所有，私人不得買賣。私屬——民間奴婢改稱為私屬，不得賣買。要多田人分余田給貧民，只是一句十足空虛用來欺騙農民的廢話。王莽時南陽豪強樊重家有田三百余頃，陰子方家有田七百余頃，足見當時并無分余田的事實。王莽變法的真實意圖是在停止田宅奴隸的賣買，借以停止豪強對土地人身兼并的繼續發展。這當然又是十足空虛的幻想。既有兼并者和被兼并者存在，就不能停止兼并，也就不能停止田宅奴婢的賣買。強迫停止的結果，加速爆發了社會大混亂。正在這個時候，王莽又廢除行用已久的漢五銖錢，別造貨幣六類二十八種。王田私屬又加一個新貨幣，使大混亂上再添一個大混亂，迫得農商失業，交易廢滯，因賣買田宅、奴婢，鑄私錢犯罪被刑罰的人，不可勝數。這一陣驟然來到的社會大混亂，給王莽的打擊非常沉重。公元十二年，王莽取消王田私屬的禁令，準許置賣王田不算犯罪，賣買奴婢暫不治罪。王莽所謂辦法的主要部分完全失敗了。
王莽要限制商賈的兼并，主要是要分享商賈的利益，使朝廷取得大量財物。公元十年，下令行五均六管法，一直行到新朝滅亡才停止。王莽說，行五均六管法是想“齊眾庶（均貧富），抑并兼”，做到市無二價，貧富相安，強者不得壓迫弱者，富人不得要挾貧人。如物價超過市平，均官將所藏貨物按市平賣出。如物價比市平低，聽賣買雙方自由交易。這種做法，似乎是為民謀利，按照王莽的行為，卻不免可疑。《漢書·王莽傳》說他“令市官收賤賣貴”，從中取利，這倒是可信的記載。事實上五均六管是王莽把持工商業，實行最大限度的剝削。
暫行即廢的王田、私屬和堅持不廢的五均、六管，王莽主觀上是想用來抑制某些豪強，避免民眾大起義，結果恰恰是加速大起義的爆發。王莽知道這個事實，接連地發動侵略戰爭，企圖對國內民眾表示威武，并緩和階級矛盾。結果又恰恰是更加速大起義的爆發。
王莽用欺騙方法，表示有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因此代替失去了統治作用的西漢做皇帝。做皇帝以后，由于王田法的失敗，農民實行起義。由于五均六管法的失敗，小工商參加起義。五均六管打擊了商賈和高利貸商人，這些人也反對王莽了。由于對外侵略戰爭的頻繁，更催促起義的加速爆發。作為王莽統治基礎的上層豪強與無市籍的下層豪強，也逐漸在離開王莽。公元十年，王莽廢漢諸侯王為民，劉派上層豪強分離了。公元十二年，大封公侯以下二千余人，每人得月錢數千，非常窮困，有些人甚至當雇工度日，王派上層豪強消極了。王莽所用官吏不給俸祿，任令貪暴致富。公元十七年，王莽下令沒收官吏家財產五分之四，允許下屬告發長官，奴婢告發主人，無市籍的下層豪強怨恨了。王莽統治失去了基礎，公元二十三年，在起義軍攻擊下，長安城破。長安市上小工商響應起義軍，攻入王莽宮，屠戶杜虞斬王莽頭。起義軍送王莽頭到起義軍首領更始帝處，有人割王莽舌切碎分食，因為王莽用那條長舌欺騙了很多人。
著名學者胡適則極力為王莽平反：“王莽是中國第一位社會主義者。”他認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國有、均產、廢奴三個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還沒有公平的論定。……王莽卻是一個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遠在王安石之上……可憐這樣一個勤勤懇懇，生性‘不能無為’，要‘均眾庶，抑并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斬臺上，……竟沒有人替他說一句公平的話。”但胡適也認為：王莽搞五均六筦的初衷是為了“齊眾庶，抑兼并”，是為了限制富商大賈的投機兼并活動，使他們不得操縱市場隨意盤剝下層人民，以保證人民生活生產所需，同時還能增加官府的財政收入。六筦之設，王莽雖依托于“先圣”，實際上多繼承于漢武帝的經濟政策，只不過稍加變通而已。然而，這個好的政策到下面卻變了樣，因為王莽所用“五均六筦”官，都是些大富商，如薛子仲、張長叔等人，都有家資千萬。這些人有了特權，便乘機收賤賣貴，投機倒把，大發橫財，同時，他們還同商人勾結，狼狽為奸，使下層人民遭受更慘重的盤剝。（胡適：《王莽是大政治家 魄力與手腕超過王安石》）
莽新政的社會基礎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基層民眾不堪壓榨苦不堪言，希望新政能減輕他們的痛苦；一是中間層官僚豪強害怕民眾起義，希望領導層的新政能消除危機，以便維持他們的特殊利益，并希望通過新政獲得更多的特殊利益。
按胡適先生所言，至少王莽搞五均六筦雖然是為了“齊眾庶，抑兼并”穩定民眾的生活，但他又必須依靠官僚豪紳來推行新政，換取他們的支持。民眾利益與官僚豪紳針鋒相對，難以調和，結果五均六筦之類的新政反而給予官僚豪紳新的特權，讓他們乘機收賤賣貴，投機倒把，大發橫財，使下層人民遭受更慘重的盤剝。諸如《資治通鑒》漢紀三十（白話）就記載：王莽設置羲和命士，督促實行管理財政的五均、六管制度。每郡有幾個名額，都由富豪、大商人擔任。這些官員乘坐驛車，謀求奸利，往來全國。乘機與郡縣官吏勾結，設立假帳。國庫未能充實，而百姓更加窮苦。本年，王莽再下詔，重申肯定六管。每一項管理制度下達，總要為它設置條規禁令，違犯的人罪重的甚至處死。奸猾之徒與貪官污吏同時侵害百姓，百姓不得平安。
顯然，治國就是治吏，所謂治吏從組織學角度看，無非就是建立并維持一個穩定的組織結構狀態，使社會在這種結構狀態之下能夠生存與發展。
對于一個組織結構來說，一般可以分成領導層，中間層和基層，以及外部力量等四種力量，以及他們之間的關聯結構。領導層是極少數的政治集團；中間層是人數較少的政治經濟實力派，他們的代表是官僚豪紳；基層是被領導管理的絕大多數人、也就是民眾，他們是社會的根基。而外部力量或者是本組織的依附社會，或者是圖謀入侵爭奪利益的外強。這四種力量的相互關聯與利益均衡是社會結構能否達到穩定，并能否起促進社會進步的關鍵。一旦四種力量失衡，就必然引發社會動蕩，甚至是社會大破壞。
在王莽新政敗局中，王莽依靠通浚井得到一塊上圓下方的丹書著石，上面有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之類的迷信手法以及許諾新政惠民的欺騙，騙取基層民眾的支持；利用中間層害怕民眾暴動而失去既得利益的心理，迫使他們支持新政；與外力的關系則先緩和后征戰，轉移民眾不滿情緒的策略。
然而王莽的新政在策劃中就脫離實際，違背社會規律，導致各種新政條條失敗，徹底攪亂了四種力量之間的關系，從而陷入組織危局。
在與中間層官僚豪紳的關系上，王莽所用大小官吏，不論朝官或地方官，都沒有俸祿。地方官和命士相勾結，大獲奸利，郡守縣令家產多至一千金。地方官獲利，送一部分給朝官，得到朝官的庇護，作惡更無所不至。王莽所謂“齊眾庶，抑并兼”的五均六管，即使有些辦法看來可能是利民的，經過命士地方官吏的污手，也就變成害民的辦法了。如此，王莽使用官吏不給俸祿，任令貪暴致富，新政反而成了官僚豪紳特權，由此官吏利用新政所獲得的特權進行掠奪而暴富，下損害基層民眾的利益，動搖了社會根基。上損害領導集團自身的利益，敗壞其信譽，導致民眾怨恨。王莽又下令廢王姓王侯，沒收官吏家財產，導致官僚層不滿。王莽滿口為民，其實自己就貪得無厭。《漢書•王莽傳》說王莽還“令市官收賤賣貴”，漁利百姓，肥飽自己。王莽實行五均賒貸法抑制商人，民眾去了一些商賈高利貸商人的盤剝，卻換來來了貪暴皇帝和官吏的更殘酷的盤剝。王莽新政的六管中害民最顯著的是鑄錢。王莽大概想破壞商賈的財產，時常改變幣制。王莽改幣制一次，小工商業、農民大量破產一次。由此，民不聊生，官吏不滿，王莽領導集體團徹底搞砸了與中層官僚豪紳和基層民眾的關系，社會陷入危機。
為了擺脫危機，王莽開始對外用兵轉移視線。王莽發動了對匈奴的侵略戰爭。其實，自漢宣帝以來，漢邊境安靜，匈奴逐漸接觸漢文化，并不侵犯漢邊。王莽改換匈奴單于印綬后，又改名匈奴單于為降奴服于。公元十年，募天下囚徒、丁男、兵卒三十萬人，分十二路擊匈奴。公元十九年，王莽又大募天下丁男、死罪囚、奴隸擊匈奴。王莽兩次大發兵，都屯駐在邊境上，并不出擊。看來似乎是毫無理由的妄動，但是決不能用妄動來說明王莽的行動。王莽用募兵的方法，招集內地不能生存可能起義的窮人，送到邊境上戰死或餓死，只要這些窮人在邊境上逐漸死亡，在王莽就算有理由了。王莽用西域兵擊焉耆，被焉耆擊敗。王莽誘殺高句驪侯，又改高句驪為下句驪，引起高句驪、夫余，濊諸族的不斷反抗。王莽發動二十萬人擊句町，兵士餓死疫死約十分之六、七。西南地區各族紛紛起兵反王莽。王莽每次動兵，便大搜括民間財物。他發動侵略戰爭把募來的兵士送到邊境上，把括來的財物收到自己倉庫里，覺得是一舉兩得的便宜事。他連年這樣做，逼得百姓不得不鋌而走險，揭竿而起。如《資治通鑒》漢紀三十記載：法令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徭役煩劇，而枯旱、蝗蟲相因，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能自別，貧者無以自存，于是并起為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臨淮瓜田儀依阻會稽長州；瑯邪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為盜，其眾浸多，至萬數。荊州饑饉，民眾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更相侵奪。
至此，王莽領導層的所謂新政，徹底搞亂了領導層與中間層官僚豪紳的關系，搞砸了與民眾的關系，破壞了對外的關系，整個社會組織四種力量的均衡徹底受到了破壞，整個社會陷入可怕的混亂狀態。王莽新政的敗局由此鑄定，無可挽回。
《資治通鑒》卷三十九 漢紀紀三十一 淮陽王更始元年。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居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顛覆之勢險于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害遍生民，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同歸殊涂，俱用滅亡。皆圣王之驅除云爾。
意思是，班固贊曰：王莽最初以外戚起家，降低身份，勉力而行，以博取名譽。等到他登上高位，輔佐朝政，為國家辛勤工作，本著正直的原則行事。難道他就是孔子所說的“表面上仁義，行動中卻違背它”的人嗎？王莽本來沒有仁義的品德，卻有奸佞邪惡的才能，又利用四個伯父、叔父經歷了元帝、成帝兩代所掌握的權力，遇到漢朝中途衰落，皇位三代沒有繼承人，而皇太后王政君壽命很長，為他作主，因此得以施逞奸詐邪惡的手段，從而造成篡奪政權，竊取皇位的災禍。根據這些事實推論起來，這也是天命，不是人力所能作得到的！等到竊取了皇帝的寶座，敗亡的趨勢比夏桀、商紂的時候還要危險，而王莽卻安然地認為自己就是黃帝、虞舜再世復出。于是開始放縱暴戾，濫施威力詐術，流毒全國，災禍蔓延到外族，還不足以滿足他的欲望。因此天下陷于憂愁，人民喪失了樂生的心意，朝廷和地方都怨憤，遠近同時反叛，城池失守，軀體分裂，終于使得全國的城市變成廢墟，害盡了百姓。根據書籍傳述上所記載的亂臣賊子以來，考察他們引起的苦難，與失敗的凄慘，從沒有一個超過王莽。從前秦朝焚毀《詩經》、《書經》等典籍從而確立自己的一家主張，王莽引用《六經》來裝飾謬論，他們走的路不同，而目的完全一樣，都由此而導致滅亡，全是為圣明的帝王開道鋪路罷了！
作為政治家的王莽，無德無行，人格缺失，唯重權術，也就是濫用所謂的政治智慧，還自以為聰明過人，也由此被一些學者譏為書呆。王莽的胡作非為導致政局失穩，最終遭殃的還是百姓。這些慘痛的歷史教訓，國人不可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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