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政治的結構由君、臣、民（在"君"之上還有制約"君"亦高于"民"之"天"）構成。作為最高權力的君，雖為政治結構中的唯一世襲者，卻非現代所批評的專制。其世襲，則是廣土眾民大一統的中國穩定秩序之必須。作為君與民之間的臣，由科舉考試產生的士大夫群體組成，是政治的實際操作者，大臣更在其中起關鍵作用。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指出，"國必有所恃以立，大臣者，所恃也"，"無人者，無大臣也"。士由學而仕，可達及大臣。船山乃將宋明理學家之"格君心非"而轉向對大臣、士人整體之嚴格要求，士成為政治調整的動力所在。以至他會嘆惜天下之不治者，在于"有君無臣"，即君在中材以上，可以為善，而群臣庸陋，無能成其美而遏其惡。"大臣"以及"大臣之道"由此成為船山史論經解中極為關鍵的提法。他在具體的歷史中嚴格辨析"允為大臣"者，"不足為社稷臣"者，并在與其他幾類士人、臣子的比較、批評中，展現了士人在政治上種種易犯之過失，從而就儒家所要求的政治成熟對士大夫群體做出自我反省，同時也在比較中見"大臣之不易任"，見"大臣"之難得。由于"大臣"任天下之重，在政治品格、政治實踐智慧方面，就需極高的要求，這即是船山所提出的"大臣之道"，即持大正；靜，簡，裕而密；獨任；平情。船山常感嘆知"治道"者甚少。

具備大臣之道之允為大臣者，區別于直諫之士（船山謂"直諫之臣易得，而憂國之臣未易有也"）、意氣之士、躁人、妄人等臣子、士人的不考慮后果，他們或是出于道德理想主義，或是出于意氣，但在不考慮后果上卻是共同的。其持大正、平情、靜、圖遠大、養天下之和平，不急一時而忘無窮之禍害，區別于功名之士（"急于行志而識不遠"）、刻核之吏、矯詭之士、游士等的不擇手段而壞人心。其獨任、密、規之遠大區別于政治能力不足的疏庸之士、鄙陋之臣，區別于逃避政治的清高之士。大臣之道的這些德行正是允為大臣者區別于各種士也區別于貌似大臣者的關鍵處，它顯示出真正成熟的政治，顯示出責任之重，對政治后果之承擔。它是政治品格與政治能力的一體，是至高的政治實踐的智慧。

"大臣之道"不是船山的發現，而是作為中國傳統之核心的儒家及其經史之學所固有的，即是修己安人的"內圣外王之道"。作為船山學核心的"大臣之道"對于當代中國政治是否依然有效？這一問題乃與另一問題相關，即今日中國之政治是否僅是現代政治，而與幾千年的傳統政治全然斷裂？筆者的回答是相反的，認為今日中國雖不在"名"上卻在"實"上，在德性與制度兩方面延續了傳統。

中國共產黨與士大夫政治之承襲

1. 德性之延續傳統。表面看來，我們今天的一套政治話語、政治制度是西化、現代化的，而與傳統割裂。這其實是高估了西方及其現代性的影響，而低估了具有深厚傳統的中國在近一百多年來自身對于西方現代性的轉化力以及今天與傳統的"日用而不知"的延續性。惟其未必自覺，習焉不察，歷久彌新，適以說明其頑強生命力、適應性及其合理性。此種延續，除了大家談得較多的介乎于國家與個人之間的社會層面的家庭之外，在筆者看來，亦同時既深厚且廣大地體現在政治層面--既在外在的政治制度，又在內在的為政者的德性上。當然值得深究的是，此中習焉不察之延續的制度與內在德性之間的內外相互一體性，斷不可割裂視之。

有政治歷練、政治實踐經驗者稍微靜下心來，反求諸己，體證于自身，其實不難體會到，船山所詮釋的"大臣之道"雖無其"名"，但卻有其"實"地作為活的傳統迄今延續著，即或多或少、或純或雜地體現于現代中國政治家的日用而不知的政治行為選擇中。

再則是中國共產黨所要求的黨員的修養、先鋒隊的意識本身即與作為傳統之核心的儒家之德性、圣賢精神具有內在的延續。而今天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轉為常規的執政黨之后，作為既古老又溫故知新的德性，即大臣之道的重新獲得注意，就成為題中應有之義。

德性以及制度上之延續傳統的深層原因在于長時段的歷史延續性，尤其是對元明清歷史的延續。過往所謂明清愈趨專制之說乃是大誤區，實際的歷史是一個大國的中央集權的持續過程。而元明清所奠定的帝國政治空間大體為現代中國所延續，明代的兩京制（作為政治中心的北京與作為經濟中心的南京將中國南北貫通為一體）在實質的層面亦為現代中國所延續（即北京與上海）。晚明所出現的不在地地主（即不生活在鄉村，而居住于縣城，與鄉村不再休戚相關者，往往引發晚明的民變）則與現代革命的發生有長時段的歷史聯系。就政治學的意義而言，最為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從夏商周三代到明清所發展出的一套治理大國--與今天一樣的政治空間--的技巧，即治道、治術可謂窮盡精微達到極致。作為后人的現代中國為政者，已很難超越前人，而多是在"實"的層面不由自主地回歸。如朱基時期的"費改稅"，與明代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完全一樣，只是名字不同，其整頓吏治以及成效亦與張居正當年相似。晚近巡視員制度的創設則很容易看到它是對明清巡撫、巡按制度的襲用，而巡視員（包括各省市紀委書記）之任期是久任還是短期之困局，亦與明清之時一樣。種種相似處之上必有其"理"在，所以有必要在更高的高度上理解現代中國與明清中國的內在延續性。

2. 政治制度之延續傳統。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曾分析美國政體的獨一無二在于其不僅不是很現代，反而是古老乃至于看似落后于時代，這一古老的政體即是16世紀英國都鐸政體。他指出美國總統在職能、權力及其人格、才能方面完全相當于都鐸時代的國王，而白宮政治亦與宮廷政治相似。今天君主立憲制的英國只承襲了舊式君主制的形式，而美國則承襲了其本質。美國的兩院制及其下屬常設委員會也比較獨特，它直接承襲自都鐸時代，而英國內閣的建立則破壞了議會中的委員會制度。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之政體都朝著政治現代化演化，而美國反而停留于16世紀古老的都鐸政體，它唯一重要的創新是聯邦制。

在亨廷頓看來，現代性并不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他將社會現代化與政治體制現代化作出區隔。美國的經驗表明，社會經濟方面可能發展到高度現代化的程度，而政治制度方面卻仍然保持著傳統的形式和本質。亨廷頓的結論是，美國經驗表明古老的都鐸政體完全適宜于現代社會。他最終的結論認為，新歐洲也將改變其政制中過于現代化者，并逐漸分享舊制度的某些部分。

國際金融危機后，我們終于意識到在金融這一經濟制度上中國不是太現代的好處。而中國諸種制度中最核心、規模最大的制度，即承襲自士大夫政治的黨政合一的官僚制度，卻迄今沒有人自覺給予其應有的定位，如亨廷頓對美國政制中的都鐸制度所做的那樣。

官僚制度于我們而言太古老，兩千多年前的《周禮》設官分職之細密令人嘆為觀止，歷代史書都專門設有"職官志"。但中國這一古老得不能再古老的制度當年對于西方而言卻是非常新的，亦可謂是現代的。因為中世紀的歐洲都是世襲的封建領主制、貴族制以及騎士、教士。英國在19世紀通過東印度公司學習中國的科舉制，并最終形成了其文官考試制度，以及西方式的官僚制度，以后其他歐洲國家紛紛仿效。韋伯認為歐洲理性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于官僚制度的建立。但西方人只是部分地學習中國的科舉制。我們今天往往天經地義地批評"中體西用"而主張"西體中用"，但歐洲當時對于中國的科舉制度卻也沒有"中體西用"，而是"歐體中用"--從其自身中世紀以來的歷史發展而來的代議制、政黨制乃為其體，文官考試所選拔者只是終身公務員，部會首長則由獲選政黨任命，并隨著政黨落選而下臺。

今天的中國官僚制度承襲自傳統官僚制度、士大夫政治的一個關鍵乃是中央組織部在"實"的層面承襲、轉化中國傳統官僚制度中吏部的組織、功能，其選拔各級官員的實際操作亦與吏部驚人的一致。比中組部的這一承襲更為直觀的，是省、市（地區）、縣的首長與元明清之省、府（州）、縣的一致。

另一更隱秘甚至比中組部還關鍵的承襲則屬最高層的中央政治局。以黨總書記為首（同時為國家主席以及中央軍委主席，集黨政軍于一身）的中央政治局集體領導看來是全新的，但卻不是美國三權分立下的總統制，不是英國的在保留國王之下的行政與立法合一的內閣制，不是法國的半總統制。由于這些不是，它變得在國際、國內的政治學里幾乎都沒人真正討論過，自然潛臺詞乃是其缺乏現代政治之正當性。未來的政治改革目標應該是朝向美國式的總統全民直選，只是目前中國為了穩定，還只能從基層鄉村直選開始，以后逐級向上--縣、市、省最后直至中央，時間或許要到一百年，但卻是最終之目標。這一目標雖未必公開道出，但相信其潛藏于絕大多數政治學者、不少官員的心中。是給予以黨總書記為首的中央政治局集體領導明確的定位，尤其是給予其政治正當性之學術解釋的時候了！

從明清長時段延續而言，政治局深層次上乃是明代內閣制（其中有首輔）、清代軍機處（有首席軍機大臣）之現代延續（從明清還可上推至唐代的中書門下制。中書門下制為多人之集體宰相制度，它既對皇帝權力有所制約，也防止宰相之個人專權，故當代中國之"集體領導"乃有甚深之歷史文化根基），只是傳統的一極的"皇帝"在結構功能上為現代的同樣一元的"黨"所取代。黨與世襲君主一樣為廣土眾民大一統的中國提供穩定的政治秩序之必須。

就中央組織部在"實"的層面上承襲古代吏部的組織以及功能而言，中國文化與政治傳統最重識人、舉賢能而任官，不同于現代的所有人投票式的選舉制，古代吏部在如何識人、選人（多途并進，靈活多方，有出身科舉考試，有推薦，也有由吏而升到省、部首長）、用人、獎懲考核以及致仕的安置上，歷經近兩千年之經驗累積，到明清可謂發展到極盡精微，幾乎能想到的所有方法都已不斷嘗試過。故今天之種種以為新的嘗試、改革其實不出于過往歷史上之嘗試，只是今人不讀書、不讀史。吏部選人、用人之審慎、細密及其政治智慧乃是現代純粹的票選制所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但中央組織部之身份、定位一如中央政治局，由于沒法在現有的西方化的政治學里安置一席之地，故而覺得其缺乏政治正當性，名不正則言不順，不能理直氣壯地在國際上說，所以不免遮遮掩掩，只能暗暗地實踐之。若持久保持這種"日用而不知"的政治本能的狀態也還不錯，因為隨著中國之強大，在解釋其強大的制度原因時，或許終有一天，也可能歸結到這里來。最可擔憂的是，因為這一制度與任何制度一樣，行之長久都難免有弊病。加之其無法在現有的政治學里得到安排，所以被不斷改革，尤其是朝向以投票選舉為目標之改革。

上述中央政治局集體領導，中央組織部，中央直接任命省委書記、省長等在"實"上對于傳統政治制度之承繼，可謂是老祖宗為后代好不容易積累的資本。我們要慎思種種所謂政治體制改革方案，不要因任何制度必有的一時之弊，而必欲破之乃至貽害百世。

3. 當代中國"混合政治"的特點以及作為古今混合關節點的黨。由上述討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學院之政治學與今日中國政治實踐之間的巨大脫節，乃是既見諸于政治制度，亦同時見諸于政治實踐者的德性。所謂當代中國政治正當性之證成，既是有實而后有名，同時，本有其實，若無其名，無學術的持續解釋、研究，則其正當性亦無法建立并貞定。筆者嘗試對當代中國政制之特色作一解釋：混合政治為特色所在，即中央政治局集體領導、中央組織部對于明清內閣制、軍機處、吏部所承襲之士大夫政治，與現代政治即政黨政治之混合，這些全屬于實質性的政治權力。在此實質性權力政治正當性確立的前提下，其他相對形式性的諸種權力如人大、政協的定位也就順理成章了。因此則有的省市的人大主任由書記兼任、政協主席由副書記兼任的政治學意義也就不難理解了，當然此政治學乃是我們欲重建之中國政治學。

混合政治雖是由傳統政治制度與現代政黨政治混合而成，但其中的關節點還是黨。因為政治局、組織部都屬黨的權力，對應于傳統的內閣、吏部（二者在明代簡稱閣部）--士大夫政治，故亦可謂現代之"黨"與傳統之"士"在結構功能上的相應。中國混合政治之文化價值理念即"中國社會主義"，與"士"之文化價值理念即"儒學"，亦有內在之轉化關系。強調"社會"之共同體與宋明理學強調重建"宗法"（張載《西銘》之文字最為集中概括）之共同體乃有深層之契合。當然社會主義的"社會"在表面看來是要破除宗法，實際乃是更為擴大的宗法共同體，所以中國革命及其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想當年吸引年輕知識分子，一如宋明理學之價值理念吸引當時士人一樣。社會主義理想與宋明理學最為重視的經典《大學》所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有著很深的精神聯系。故，混合政治下，當代中國之社會主義乃是中國化、儒家化之社會主義，而今天儒家之方向亦是社會主義化的儒家，二者乃是互相轉化。從此角度而言，宋明理學曾被視為新儒家，今日社會主義化、中國共產黨的政黨政治下，必亦有新的儒家形態之產生。

中國共產黨的政黨政治及其所特有的黨委制，亦可謂是面對現代西方的入侵，不得不對于傳統士大夫政治打破后的現代重建。因為唯有自己也變成和對方一樣，具有遠超士大夫政治的現代的超強政黨組織力，才能更大規模地凝聚、動員全國之民眾，對抗現代充分組織、動員起來的西方，從而救亡圖存。因為國家、政治之"皮"之不存，文化之"毛"將焉附？就此而言，政黨政治亦可謂挽救了士大夫政治。這一點認識至關緊要，因為今日言儒家者，往往以傳統之士大夫政治反對政黨政治。

從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時段來看，中國政治之承擔者經歷了從周之分封制下的世卿制，到秦漢以下兩千多年郡縣制下的士大夫政治，到現代則是政黨政治，但其中的文化、政治精英階層即士大夫階層及其文化價值理念卻能一脈相承，這也是人類學家張光直所說的中國作為世界上唯一的未斷裂的原生道路文明的特質所在。

于是，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之政黨政治，如亨廷頓所贊賞的美國政體承襲古老的都鐸政體一樣，既是很現代的，同時又是很傳統的。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而在混合政治這點上，更是體現出很現代的政治制度與不現代的、古老、悠久的政治制度的混合。唯二者之混合，才能解釋今天大家所感興趣的中國道路之秘密何在。當然在價值判斷上，我們要打破所謂中國傳統政治專制之陳說。

筆者在此所討論的混合政治不是從一般所說君主制、貴族制、平民制三者之混合政體的角度申說，乃從傳統士大夫政治與現代政黨政治混合的角度申說，故筆者所提出之"混合政治"，針對者有二：一是一類學者以其個人所理解的儒家來批評當代中國政治之反傳統并批評中國共產黨的政黨政治，而主張恢復所謂純粹之儒家，他們乃是執于虛名，而完全沒有看到在"實"上當代中國政制對于以儒家士大夫政治的內在承襲。他們所執之儒家乃是凝固化的，不知"禮，時為大"，是為"小人儒"，而非"君子儒"。二乃針對黨內以儒家為封建專制而持反儒立場者。對于當代中國政治在"實"上承襲傳統士大夫政治若有自覺意識，則幾千年歷史蘊積、由三代禮樂文化發展而來的儒家士大夫政治將重新激活，由"日用而不自知"而變為"溫故而知新"，如此則現代中國政治接大本大源，而能立國規模弘遠，可大、可久。即就創制而言，近年源自傳統巡撫制度的巡視員之設立，是未必自覺的承襲士人政治。若更有自覺意識，則更有進之者。如明清翰林院向為養才儲望之地，宰相幾乎無不出自翰林。由于為清職，不責以具體行政事務，又坐擁天下最豐富之藏書，可以沉潛讀書，從容養其學問。由于參與起草詔書、修史、充任皇帝顧問、經筵講官等，故具通識--通前朝、本朝歷史以及典章制度之沿革，亦自然而然地接受政治通才之培養。翰林院表面看來在今天已蕩然無存，但其實是可以找到種種蛛絲馬跡的。中央政策研究室（更早是中央政治研究室）之起草中央文件、備顧問、組織政治局領導集體學習（雖自己不充講官，而從高校、研究所延請講者）；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之修黨史、國史、編檔案（近乎古代之"實錄"）；中央黨校尤其是其中之培訓部一年期青干班（承襲古訓"仕而優則學"，一年為黨校最長期之培訓，深得從容養才之道，惜最近學制縮短。尤可惜者，目前幾乎沒有對于黨的此類甚多的創制、良法的自覺學術解釋，從而也就在黨校系統之外默默無名。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中國政治傳統向來重名，禮教者，名教也）之司局級干部培訓。在"實"上，翰林院整體之功能乃分散見于上述黨的機構中，拼合之而可見全圖。

在此并非要比較古今之高下，言制度忌以古度今，因制度并非固化不變，乃隨時偕行，況且任何一古人理想之制度不能從當時整體之歷史條件中抽離出來而單獨用于今。今天黨之創制多有超越傳統翰林院之處。同時，非是翰林院具體之制度、非是其名，乃是其背后創制之精意可資今日之借鑒。一則，中央政研室、文獻室、黨史室與黨校互相之間可多切實交流，同時分工之上可考慮有統一之協調，更重要的形成貫通之識，即政治通才之培育。二則，以古之精意為鑒，則今有可完善者，如文獻室、黨史室不止于修史之虛文，當真正"資治"，而修史者亦當有政治通才，與政治實踐部門之間可相互流轉。古之經筵有日講，政研室之組織學習，未必盡求之于外，自身亦可為講者，而有更常規化之講座--不是講具體之"治術"（此乃外邊延請的專家、學者所講的專門知識），乃是講"治道"（古今一貫儒學經史之道，中國共產黨得失成敗之道）。黨校之教育乃是政治家、政治通才，即大臣與"大臣之道"之培養。總之是要最大程度地提升黨的這些機構的精神品質與政治能力，從而更精、更純地得翰林院之精意。值得注意的是，各得士大夫政治中的翰林院的職能之一部分的這些機構無一例外全都屬于黨的機構，而這些機構的設置又是西方政黨政治所無的，乃是中國共產黨所特有的。

討論至此，一個需要專門提出來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的政黨政治中，什么是西方政黨政治都沒有的因素？此所獨有之因素又是非形式化，卻至為實質化，也最為關鍵，同時也充滿政治正當性。迄今還無人以這種方式發問，這是因為我們對于自己的政制的發問方式往往都是中國政制沒有西方的什么什么，即還沒有發展、進步到西方，因而無正當性。是到了轉換提問方式的時候了！剛才所討論的中央政研室、文獻室、黨史室與黨校，尤其是全國上下選拔、考核官員的各級組織部等是西方政黨完全沒有的；與組織部、黨管干部相關聯的是黨政之一體，這也是西方所無的；西方的地方各級領導人也是由選舉而產生，而中國黨政一體下，黨組織系統的省市縣委書記等各級官員與政府系統的省市縣長等各級官員乃是自由轉換。政府的人事部系統貌似選拔、考核公務員，其實與西方獨立于政黨的公務員系統并不一樣，人事部與組織部的差別僅在于其所管干部層級更低而已。

西方政黨所無的組織部以及黨政一體乃是深植于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中的士大夫政治。還要專門指出的是，在世界歷史上士大夫政治，乃是中國所特有的。組織部與士大夫政治二者都是西方歷史文化中所無的，故組織部以及黨政一體等這些獨有的特點，當在古老的士大夫政治那里找到其隱秘來源，誠所謂古今一體，當然我們要打破在"名"上對于組織部與士大夫政治的分別。過往以列寧式紀律嚴明政黨來解釋中國共產黨其實還只是看到表層。

故現代中西政黨政治之別不在表面的所謂一黨制與多黨競爭制，乃在于二者之歷史文化根基不同：一則有世界史上獨有之士階層及其士大夫政治，另一則無，西方所有者乃是封建制、對立斗爭之不同階層、諸等級會議等。

誠如《周易》所言"不易"與"變易"之辯證，在討論組織部對士大夫政治之承襲的同時，亦要看到中國共產黨的現代政黨政治對于過往士大夫政治中黨爭、組織力不夠等長時段問題的克服。中國共產黨同時亦當視為百年辛亥革命以來政黨政治由不成熟而趨于成熟。其中至為關鍵者乃是中國共產黨的政黨政治超越了西方從其自身歷史發展而來的西方式政黨政治，而最終在"實"上回歸于兩千多年來發展至為成熟的士大夫政治（這是中國文化之命脈所在），于是才有從吏部轉化而來的組織部以及從翰林院轉化而來的中央政策研究室、文獻室、黨校等中國獨有的政黨政治之創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及混合政治之意味亦在于此。

當代中國的政黨政治學

1. 經學政治學與史學政治學。最近有報道謂北京市中高級官員培訓在選擇大學專門為其開設的培訓課程時，由對于一般的國學興趣而轉向對于史學，尤其是以史資治之興趣。這顯示出作為中國史學核心的政治史作為實踐性學問的特點，以及官員們對于延續中國歷史政治經驗所開始具有的習得意識。只是官員們還只是在用，更確切地說是在"實用"，而非在"體"的層面把握史學。他們未必明言的心中之"體"以及政治正當性多為并不能有效解釋當代中國政治實踐（即"用"）的西方政治學。于是我們看到的是中國政治理論與實踐，即"體""用"打成兩截。此"體"是與中國實際政治無關的虛體，他人之體，但它（以及"正當性"問題）卻虛懸在上，使得原本具有政治正當性的中國政治一直處于缺乏所謂正當性的自我意識危機中。而"用"若不能上升到"體"的高度，僅只是較低的、補充性的實用層次，則終不能給官員們提供理直氣壯之自信心，如此則永遠無法貞定中國的政治道路。故前述船山所提"大臣之道"等須上升到政治學原理的高度。這即是筆者所要提出的"史學政治學"以及"經學政治學"之緊要性所在。這一提法建基于中國之治道以及政治智慧之習得，以及作為中國禮文化、禮教政治之核心的經學、史學上。就經學、史學的分工而言，經學為"體"，提供"道"，即理據；史學為"用"，是經學之"道""理"在歷史之"勢"中的展開。二者之合一，即經史之合一乃是理勢之合一，明體而達用。經本身其實亦是史，是三代之史，只是從孔子開始即從中提煉出文化價值理想，而歷代解經者亦將其對于所在時代的政治經驗貫注于其中，形成古今之間持續不斷的往返對話。同時這些經注與歷代史書一樣，亦不斷形成新的"道"，如此則有《周易》所說的不變與變化的統一。

2. 中國共產黨之政黨政治學與中國政治制度正當性之貞定。基于混合政治中現代政黨政治的特點，筆者提出中國共產黨之政黨政治學建立之問題。

由于中國共產黨政治乃是黨政一體，故但舉黨，則政府亦在其中而一體研究。如有中國共產黨政黨政治學建立之學術自覺、理論自覺，則會發現里面充滿學術之富礦。首先，目前幾乎完全尚未開采的最大的學術富礦，就是將中央政治局集體領導這一政治制度作為學術研究之對象。前面說過，這一制度本身即有政治正當性。以中央政治局集體領導制度為未來中國政治學研究之顯學，聽起來一定是幾乎可以讓中外所有人詫異之事。但正如《莊子》所言，眾人不詫異、不大笑反而顯示不出其乃大道。船山亦提及政治家獨立一人所作的政治決斷讓所有人詫異，其前提乃是平日學識之積累。以中央政治局集體領導制度將成顯學之提法是基于前述中國政體特色即混合政治之把握。美國學者自謂美國開國所創之總統制乃是世界之例外并充滿自信，套用這一說法，中國之政治局集體領導之學術研究假以時日，既能貞定中國之政治道路，亦能成為世界政治學中一既特殊又普遍之制度，誠為大道是也。限于目前研究條件之限制，對于政治局集體領導制度之研究，可以嘗試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黨校等機構先行進行研究。

由于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政治制度中無所不在的領導地位，中國政制的正當性與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正當性幾乎是同一個問題。故在解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度正當性時，須緊扣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核心這一主軸，并就黨的這一全面領導地位作出新的解釋。此一解釋不同于過往一黨執政、黨政關系的討論--或是隱含性的批評、取消黨的領導，或是黨建研究的實用化、非學術性，乃是著眼于中國共產黨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規模之弘遠，在此前提下考察黨政關系以及對制度的具體損益。以下就六個結構性的方面提出新的解釋。

第一是黨委制。黨委制是集體領導和決策，個人分工負責，即集體決定重大問題的一人一票表決制，各級黨委書記對日常工作負責。重大問題和日常工作之間的界限固然沒有嚴格的規定，但并不等于是過往研究所批評的暗箱操作，其中的不成文的慣例以及實際運作的分寸把握，乃是政治所必有的含糊性所在，并不涉及正當性問題，也就不是所謂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

中央一級，需要層層推進的研究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中央工作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等）、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實際的黨的最高領導機關）、總書記、中央書記處。已有研究注意到，黨的全會召開之前，有長達一年多的醞釀時間。這雖不同于西方的選舉、國會的聽證，但卻有充足的政治正當性，正如周恩來所言"議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決，主要在于事前的協商和反復的討論"。（《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頁）黨在重大決策之前都有廣泛的協商、醞釀，這是中國的民主，是黨的民主制，也是群眾路線。所以表面上黨的重大決策都是多數通過，甚至"一致通過"，但看不見的是，之前的討論包括政治必有的妥協，這并非暗箱操作，乃是成熟政治，是對于政治本質的洞悉。

黨委制這一部分，還需要重視黨的幾個主要部門，即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以及辦公廳、政策研究室、黨校，其中組織部尤為重心之重心。

紀委也是黨委制的研究重點所在。黨內紀檢機關受同級黨委和上級紀委雙重領導，這一設計并非過往研究批評的所謂因受同級黨委領導而削弱了監督作用，乃是不斷調整損益的結果。1980年是雙重領導而以同級黨委為主；十二大不再規定以同級黨委為主，適當擴大了紀委對同級黨委的監督權；十六大黨章規定雙重領導。紀委的實際運作中可能有兩種偏失，一是片面強調同級黨委的領導，一是片面強調紀委的垂直領導。雙重領導乃是一種發展到成熟的法度。人們一般都呼喚紀委的垂直領導，不知歷史上如明代監察權之擴張，極大地侵襲了行政權，幾讓行政權寸步難行、無所作為，故監察權本身亦需有限制。雙重領導在長時段歷史的這一意義上可視為對傳統政治之克服。

第二是黨政關系。黨的統一領導在承襲中國歷史文化的大一統方面具根本性作用，政黨之要義在于政治對于政府行政之監督、制約。目前的討論多著眼于加強政府的行政權而削弱黨的領導，但甚少思考若改變目前的黨政制度安排，將會出現行政權之專權、官僚主義以及地方主義更為泛濫之亂象。故需要扭轉近30年來對黨政不分的簡單批評，其偏失在以黨政分開來取消黨的領導，此又有兩種：一種是具體工作中政府機關的專權，另一以此質疑黨的正當性，或本身不自信。而政府專權與質疑黨的正當性二者又往往有合流，并打著政改的旗號。

故黨政職能分開和黨的領導作用的加強之間的張力乃是不斷調適、損益、分寸感把握的問題，而不存在政治正當性上的問題。即就黨政職能之劃分而言，除公開的之外，更微妙的往往是不成文的。因為并不是所有職能都能夠、都必須劃分清楚，如美國的總統與國會之間的職權劃分往往有不清晰而模糊的地方。因為政治一定有模糊地帶，模糊并不一定就是弊病，那是留給政治決斷，并要求有優秀的政治品質的空間。

黨政領導干部換屆這一中國所獨有的政治現象值得作為專門的學術問題拈出來研究。較之于西方對于選舉之關注以及選舉年的研究，換屆真正顯示了當代中國政治之精義，此種對中國政治精義之把握要克服中國學人最常見的政治浪漫主義。中國的政治浪漫主義對于政治的理解是完美、絕對化，其實是骨子里的西方化（卻又完全不是真實的西方），視換屆等中國獨有的政治現象為黑箱操作，而不知暗中之明，即民主推薦（會議投票推薦和個別談話推薦）、考察、充分醞釀、討論決定、最終任命等復雜的過程。西方選舉則充滿政治交易，充滿明中之暗。

第三是黨與人大、政協的關系。黨領導人大，所謂黨在人大之中，乃是通過黨組來領導，即同級黨委與同級人大常委會、人民政協的黨組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黨領導人大、政協亦有充足之正當性。黨在人大中，一方面意味著人大對于黨的領導，同時也意味著人大對于黨的制約、監督，后者乃是現代法律形式主義的需要。即就現代政黨政治而言，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黨員在人大中數量、質量上占多數，所以書記也往往兼人大主任。而人們所批評的所謂形式化的橡皮圖章既是合理的，又是必須的，因為現代政治需要形式。就如美國總統任命內閣，參院一般都會加以通過，沒有人對此質疑，大家卻對中國的人大一致通過黨委提名政府重要干部加以質疑，真是可怪之事。   

第四是黨與公檢法：政法委，黨通過政法委領導公檢法，非西方之司法獨立，顯示出黨對于司法之領導與制約，法學界往往質疑中國這一獨特性，而主張所謂司法獨立。殊不知中國政制之關鍵不是從西方歷史文化而來的法律傳統，而是士大夫傳統。故在轉化西方現代法律方面，也要區分實質與形式：實質者根植于中國傳統，形式者移植自西方，或純然形式化（橡皮圖章），或變形，如黨的領導（領導人大、法院），即代表人民的士大夫之領導，所謂"法院"前加"人民"之限定詞是必不可少的。同樣，政法委具有充足的政治正當性。

第五是黨與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眾組織。共青團尤為重點。團雖然是從蘇聯引進的，但團中央書記與中央黨校校長一樣具有近乎中國歷史上"太子"的功能，它在精神實質上亦近于傳統之年輕士子。需要研究中國共青團的歷史（包括具體的重要領導人）以及結構性的功能。

第六是通過黨而大一統：中央與地方關系。僅以與聯邦制相區別的單一制來理解中國的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是遠遠不夠的，即就單一制而言，也要研究中國的單一制的獨特性。尤其要重視研究中國的任命制的古今正當性，而非某些人心目中預設的村、鄉、縣、市、省、全國之直選。中央控制地方在古代是皇帝任命地方官員，在今天是黨委任命制。

黨的統一領導承襲了大一統的根本性作用，尤其在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上。黨在功能上乃是代表大一統的皇帝，若沒有黨，則大一統的中國有分裂之危險。目前地方人大對于中央提名候選人投反對票需要特別注意觀察，這背后乃是二者之間的張力。

同樣要研究今天的回避制（黨政一把手）與當地干部任副職，這背后乃是自古以來的封建與郡縣的張力問題。今天討論中央地方關系，多從分稅制角度考慮，鮮有從干部、組織的角度考慮。  

在討論中央與地方關系時，條與塊的討論是不可避免的，今天需要超越簡單的批評，而深入理解其機理、相互制衡性及其合理性。

對于中國共產黨之政黨政治學之建立，之所以加上"中國共產黨"這一限定詞，是因為目前只有西方的政黨政治學。"中國共產黨"之限定詞則表明出發點是具體的、特殊主義意義上的中國共產黨，這本身即是中國的現代性、另類現代性，或者說最終消解、超越西方之現代性，即無所謂現代性，只有中國政教之大道。同時亦在古今一體的意義上消解古今之別的問題，即中國共產黨就是現代之新儒家，就是中國古已有之的士階層。

本文提出混合政治以及當代中國政治正當性之貞定，并不意味著止步于目前的事實，也同時意味著理想（故問題關鍵不在目前是否已完全達到正當性，而是二者之合一，即理勢之合一，勢中必有理，此乃新之理、新之道，而理亦必顯現于勢），即是要朝此更自覺化地貞定，既是馴化，更意味著自我的改造、日新，正如《周易》首卦乾卦卦辭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今日之黨及其黨員就是既新且古之"君子"。所謂馴化、自我改造，也意味著社會主義的儒家化（即"中國"之為"社會主義"之限定詞，更何況社會主義本身與儒家多有相通），中國共產黨及其黨員的士大夫化（即"中國"之為"共產黨"之限定詞），同時意味著儒家的社會主義化并契合黨的政黨政治。這是雙向的自我調整，筆者將有另文申說此點。

傳統君臣關系上強調君君臣臣，君要像君，臣要像臣，意味著雙向的責任、義務，將此精神轉化于當代之黨群關系則是"黨黨群群"。黨要持中國社會主義之志定而專一不動搖，也即中國傳統之"止于至善"，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黨員也要像黨員的樣子，即是黨員個人的正心、立命、盡性的自我修養（政治品格與能力之合一），也即是傳統的由內圣而外王之學，即是"為士不易"、戒慎恐懼、慎獨、期于圣賢之自我嚴格要求。在此意義上理解黨政關系，則是政離不開黨，離開黨之政則僅僅是封閉于自身的行政管理。唯有黨乃是接續中國傳統儒家士大夫之形式與內容。而黨對自身的要求則如乾卦九三爻辭所說"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如船山《周易內傳》所釋"知圣域之難登，天命之難受也"，而后方有立國規模廣大、高明之可期。即由乾卦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君子以自強不息"而最終進至九五爻之"圣人作而萬物覩"、"與天地合其德"，亦即《中庸》所謂悠久、博厚、高明。

（本文是2011年6月在中央黨校"學術沙龍"上的講稿的結論部分，感謝邀請人以及文史部、哲學部、政法部諸師友之批評、討論。講稿的主體部分3月也在人大文學院"學科國際前沿青年教師培訓班"、6月在北大政治思想中心"秩序與歷史雙周論壇"上得到與會師友的批評，一并致謝）

（作者單位：香港中文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