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國學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國學商道：“等級禮法”說孔子》提到，儒學唯一有用的價值，恐怕就在于以“禮”來規范社會等級倫理。所謂天命綱常仁義道德扯來扯去，就是在闡釋“禮”的天經地義。所謂“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便是指儒家企圖以“頂層設計”，從修身養性到齊家治國平天下，都“一網打盡”于“禮”的籮筐中。對于“百家爭鳴”，司馬遷在《史記》這樣評價道：“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也，直所以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的《史記》，成書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國策政治高壓之下。即便不得不尊守黜“百家”而尊“儒術”的“禮法”底線，但他對“儒術”的恭維，也是僅限于其以“禮”來規范社會等級倫理的功用。
儒家文化等級禮法思想的實質，是1%貴族階層自私自利的“精英意識”。這種“精英意識”的腐朽性、保守性及霸道性，依然會有頑固的歷史慣性。中華文化的復興和中華民族的強大，最大的障礙和阻力，也首先是這種源自等級禮制的“貴族思想”和“精英意識”。其實，維護貧富不公的社會等級特權，如隨波逐流般省力，是根本不需要什么智慧的，更不需要“圣人之教”。只要再自私、再虛偽、再專制霸道一些就夠了。此間太多的智慧，便是仁義道德的虛假騙術罷了。反而是追求平等的“大道惟公”，是需要太多逆水行舟的意志與智慧。自虞夏之際的由公有制到私有制之變，再到社會主義新中國成立后由私有制到公有制之變，中國社會上五千年與下五千年的兩次歷史性社會大轉型，即在此公私之變的循環往復。至于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只是“私天下”等級禮制鐵屋子里的一次文化夢醒和躁動。未體察到“公私之變”的大道真諦，所謂的“百家之術”也便全都是在緣木求魚！
從孔子掌權即據《禮》誅殺政敵兼學術對手少正卯，到漢代儒生得勢便“以禮入法”而“罷黜百家”，儒家師徒的文化專制與霸道是一脈相承的。其仁義禮制的道德偽善，也是一以貫之的。就“知行合一”來看，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代表人物的文治武功，有“管子變法”而致齊桓公“稱霸”，有狐偃等人效“管子變法”而致晉文公“稱霸”，有孫子助力吳王夫差“稱霸”，有范蠡用“計然之計”助力越王勾踐滅吳，有“商鞅變法”助力秦國“并吞八荒”等等。五百多年間，齊晉秦楚吳越次第大國崛起“稱王稱霸”，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卻難覓一個孔門“七十二賢”的身影。孔子親自披掛上陣“行相事”，也未能使魯國有“大國崛起”的表演記錄。滿口“仁義道德”的宋襄公，動輒發兵攻打周圍的弱小國家，并“把鄫國國君當作祭品押到次睢之社去祭祀”。“仁義道德”不離口的孔子，一旦大權在握，殺政敵斬藝伎也是毫不眨眼。而他倆都有一個共同的法理依據，那就是周朝的等級禮制。
“儒墨之爭”：“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對立交鋒
所謂“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就是說自虞夏之際“私天下”時代開始以后，雖然人們還是在講易理大道，還是在講仁義道德，而且也還是在講公平公正公道，但全都是充滿自欺欺人的虛假和偽善了。所謂“大道之學為本，百家之術為用”，法兵儒墨“百家”從來也都是以“大道之理”自圓其說的。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其實就體現在這個“道術用”的統一體系。而所謂“儒墨之爭”，首先就表現在對“道之理”的認識對立上。“道不同，則術異路”。儒家之術的精要在“禮”，在“治人”和“御民”。墨家之術的精要在“義”，在“為人”和“利民”。孔子是在等級禮制的前提下講“仁愛”或“仁政”，而墨子在是在人人平等的前提下講“兼愛”或“博愛”。孔子“罕言利”，而墨子則直言“交相利”。孔子為王公貴族士大夫特權階層的禮樂奢華享受辯護，而墨子則為“農與工肆之人”的勤勞節儉生活代言。中國知識分子的“貴族精英”與“平民大眾”路線分野，便是始于春秋戰國時代的“儒墨之爭”。而中國官僚文士之術的發達與自然科學之術的衰弱，亦源于此“儒墨之爭”。
墨家學派的創始人為墨翟，世稱墨子，其生卒年代難以確知。據司馬遷《史記》載：“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或曰并孔子時，或曰在其后。”也就是說，墨子究竟與孔子生活在同一時期，還是在孔子以后，司馬遷也未能確認。但就學術影響而言，在“百家爭鳴”之際，墨子已經與孔子齊名，而且儒墨兩家在當時是直接對立的“顯學”，這一點學界歷來也都是公認的。
所謂文明與野蠻，有文化與沒文化，大約便區別于斯文裝扮與赤裸裸。因此，文明人都怕被指責為不講理，知識分子尤甚。所謂“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儒家維護等級禮制，而墨家反對等級禮制，雙方的“道之理”講不清，就開始講“仁”。儒家說“仁者愛人”，而墨家說應是“兼相愛”。“仁”講不清了，就講“義”。孔子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墨子則稱“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辨義與不義之亂也”。最后，便又是落腳到“禮”之爭了。若以老子哲言：“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這場“儒墨之爭”，本來就是畫蛇添足的扯淡。但正因為“大道廢有仁義”，后來的“諸子百家”們，也便只得圍繞“仁義”進行無休止的“技術爭論”了。
不過，這樣的“技術辯論”，也促進了墨家在認識論、方法論和邏輯學方面的建樹。墨子的形式邏輯已經相當嚴密，他在中國邏輯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本”、“原”、“用”三表法，以及“辯”、“類”、“故”等邏輯概念。墨子的邏輯學，在世界上是與古希臘邏輯學和古印度因明學并列的形式邏輯三大源流。墨子經常嘲笑儒家用“同語反復”來論述問題。墨子問儒家：“何故為樂？”對方答曰：“樂以為樂”。墨子指出這等于問“何故為室？”而答以“室以為室”。如此以同樣的東西解釋同樣的東西，正是邏輯學下定義時的典型錯誤。而儒家的孟子也常以刻薄的語言攻擊墨家，他首先承認：“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人不歸楊，則歸墨。”然后批評說：“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最后，竟直接開罵：“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儒家弟子也常上門挑戰墨子，而墨子回敬得也很精彩。據《墨子·耕柱》記載：“子夏之徒問于子墨子曰：‘君子有斗乎？’子墨子曰：‘君子無斗。’子夏之徒曰：‘狗豨猶有斗，惡有士而無斗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于湯、文，行則譬于狗豨，傷矣哉！’”其大意是，子夏之徒問：“先生是主張非戰的？” 墨子回答說：“不錯！”對方緊逼問道：“那么，君子就不斗么？” 墨子回答：“是的！”于是，對方語帶譏諷地反問道“豬狗都會有爭斗，更何況是有身份的人啊？”這時，墨子立刻回敬道：“悲哀啊！悲哀！你們儒士，平時言必稱堯舜湯文之圣賢，做事卻要學豬狗，可憐啊，可憐！”
在儒家門派“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及“君臣父子”的等級“禮”念下，如果說“至圣”孔子的“君子”與“小人”之罵，僅僅只是對他人人格的貶損。那么，“亞圣”孟子的“禽獸”之罵，及其徒子徒孫們鸚鵡學舌的“豬狗”之罵，簡直就是對他人人格的辱沒了！由此，我們也算找到了官貴文士精英們動輒罵人“臭不要臉”乃至“不是人”的文化源脈。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站在什么階級立場說什么話。“百家爭鳴”時代的“儒墨之爭”，雖然是知識分子之間的文化學術爭論。但在當時的等級禮制社會現實下，儒家代表的是1%貴族精英特權階層的“主流文化”，而墨家則是99%農工商平民大眾階層“非主流文化”的代表。雙方思想觀點和言論的尖銳對立與激烈沖突，也自是在所難免。
巔峰對決：“天命”與“天道”的文化較量
如前所述，儒家文化，有著源自周朝奴隸社會等級禮制的野蠻與霸道承傳基因。儒家圣賢們雖然也道貌岸然地講“道之理”，但他們卻首先以社會存在的等級現狀為“常理”，然后用“禮法”強權綁架“道之理”，稱之為倫常“天命”。有人以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為據，稱孔子是不講迷信的人文主義者，但卻無法解釋《論語》中“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圣賢教誨。孔子的“天命論”，既是完全唯心主義的迷信，也是其假言“天道”的幌子。孔子亦曾“問禮于老子”，所以孔子的確也有“聞道傳道”的資格與權威。但他最后卻將“天命”與“天道”，都掉包為等級禮制之“理”了。這樣以來，在君權禮法的強力護持下，孔子的“天命論”與“道之理”，在人間就所向披靡了！可見，儒家是“持權制道”而“以道治人”。在如此“勞心者治人”等級禮制下，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就都窮盡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便再也無需且也無暇顧及“問天問道”了。故此，對于孔子的“天命論”，墨子直斥之為“繁飾有命以叫眾愚樸之人”。一言蔽之，就是說所謂“儒術”，實乃“愚民之術”。
而要論中國人“問天問道”的歷史，大約是起于“伏羲始作《易》八卦”。承傳至于“黃老之說”，直到墨家學派，也都在世代接力地“問天問道”。從老子所言的“非以其無私”與“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我們已經能夠看出老子對“公私之變”的哲學察悟。假若不是自虞夏之際的“公私之變”，距春秋戰國時代已經有兩千年之遙，現代人們所講的“公有制”與“私有制”概念就已經呼之欲出了。接著，墨子所倡導的“兼相愛，交相利”主張，也是與老子的“知常容，容乃公”理念一脈相承，實際上已非常接近“大公無私、人人平等、互助互愛、利益共享”這種原始共產主義思想了。墨子強調“不賴其力者不生”和“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也差不多就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思想的古典表達。
墨子也講“天道”，稱“古之知者之為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為之行。”這種“天道論”，與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思想，也是心有靈犀。據此，對于儒家所稱的“圣王之道”，他辯駁說：“古圣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為政，而取法于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為也！”此所謂“圣王之道”，就是所作所為都要服務于天下百姓的利益，對外不以大國自居與鄰邦和睦共處，對內則組織百姓發展生產實現共同富裕，這才是“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 墨子強調“兼相愛，交相利”就是“順天意”則“必得賞”，而“別相惡，交相賊”就是“反天意者”則“必得罰”。“非命”與“天志”，體現了墨子“天人之辯”的思維張力，天志“兼愛”而不制“天命”。所謂“不賴其力者不生”，就是“天道酬勤”，“天”喜歡自強不息的人。
在這里，墨子把“天”說成是人格化的“上帝”。而這個“上帝”，就是天下蒼生，就是不分貧富貴賤等級的老百姓。這種消除階級差別的“天人合一”理念，也應是中國具有辯證唯物主義色彩的“人民民主”思想早期萌芽。
所謂“百家爭鳴”，實際上就是儒家與墨家等其他“諸子百家”的文化爭論。在周朝“禮崩樂壞”天下大亂之際，不論是追求改革創新，還是逍遙隱遁，都表現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與自由精神。而儒家作為自虞夏之際至春秋時代兩千年等級禮制“主流文化”的衛道士，對任何變法維新的學說，都表現出本能的敵視與反對。因此，也自然會陷入到“百家爭鳴”的漩渦中心。從“儒墨之爭”到“儒法之爭”，儒家四面樹敵左右開罵，倒也成就了其“顯學”的尊名。雖然，五百年“諸侯爭雄”的收官之戰，最后是得力于法家。但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后，這場文化爭鳴最終卻還是以“罷黜百家”而收場。于是，中國社會突破等級禮制的歷史機遇，由此又被推后了兩千多年。儒家的文化偉業，的確令人汗顏！
若撇開階級立場不同目標相異不談，僅就“文化救國”治國安邦的學說影響而言，稱孔子與墨子為并駕齊驅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及社會活動家，也并不為過。但從文化學派的哲學智慧“技術含量”來說，則墨子遠在孔子之上。人文社會學范疇的比較，基本到此為止。而正因為墨子與“農與工肆”階層為伍的勞動實踐歷練，又使得他同時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科學家和發明家。遺憾的是，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這些被儒家學士視為“匠人之作，奇技淫巧”的墨家功法，也便首先被“罷黜”堙沒了！兩千多年后，“五四”新文化運動喊出“民主”與“科學”的口號，而同時發出的怒吼，就是“打倒孔家店”。這種歷史的巧合，其實終于又返回到了“百家爭鳴”的原點。
震古爍今：墨子科技的文化再發現
說到能工巧匠，中國人首先就會想到魯班。現在中國建筑業工程質量的最高榮譽獎，就是以魯班名字命名的。魯班原名叫公輸班，是魯國人，故稱魯班。說到這，不少人馬上又會想起“墨子救宋”的故事。當時，公輸班為楚國造了云梯，將要攻打宋國。墨子晝夜不停趕到楚國，力圖阻止戰爭。于是，墨子與公輸班這兩位工藝巨匠，以魯國民間不成文的工匠隱語作為規則，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在楚國王宮里進行了一場沙盤推演模擬比招。公輸班攻，墨子守，九個回合之后，公輸班技窮智竭，投械認負。同時，墨子明言，他的數百墨家弟子也已經在宋國嚴陣以待。于是，楚王不得不哀嘆：“無攻宋矣！”就這樣，墨子不戰而“退”人之兵，幫弱小的宋國消除了一場兵火之災。
從這個廣為流傳的故事中，我們就可看出墨子超乎尋常的技藝。其實，墨子的才學和技能，不僅僅表現在建筑工程與機械制造方面。他在天文學、數學、幾何學，以及物理學所涉及的力學、光學、聲學等自然科學領域，都有極高的造詣。
墨子指出“宇”即“域徙”，即物體運動的區域，空間是一個與時間密不可分的概念。兩千多年后，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才為這一樸素時空觀添上了完美的注腳。墨子說：“力，刑之所以奮也”，即力是物體加速運動的原因。同時，他又稱：“力，重之謂”，即力與重力等效，從而把“重力”與“重量”這兩個概念明確區分開來。他的這種論斷，與近兩千年后伽俐略與牛頓的理論極為接近。墨子還提出：“止，以久也，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也。”意思是說，物體運動的停止來自于阻力阻抗的作用，如果沒有阻力的話，物體會永遠運動下去。這樣的發現，比同時代全世界的先進思想超出了1000多年，被認為是牛頓慣性定律的先驅，也是物理學誕生和發展的標志。在幾何學方面，《墨經》成書的年代，也比古希臘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還要早，但其涵蓋的內容卻要豐富得多。
關于杠桿定理，墨子也作出了精辟的表述。他指出，稱重物時秤桿之所以會平衡，原因是“本”短“標”長。現在人們一般都習慣于把杠桿定理稱為“阿基米德定理”。其實，墨子得出杠桿定理比阿基米德早了兩個世紀，應稱之為“墨子定理”才是公允的。在光學史上，墨子是第一個進行光學實驗，并詳盡地說明了“小孔成像”的原理。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物理卷中明確指出，墨子關于光學的研究，“比我們所知的希臘的為早”，“印度亦不能比擬”。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后，儒學便成為獨霸中國文化兩千多年的“顯學”，而當年儒家的敵手墨家即被“罷黜”。如果我們能夠重新研究和審視塵封已久的墨家典籍，定會有更多令人震驚的發現！
就如前面“墨子救宋”的故事，為了主場公道伸張正義，避免戰爭維護和平，墨子以“兼相愛”和“交相利”為基礎，提出了一個處理人際與國際關系的“七不準則”，即“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眾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做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者也”。這套“兼愛”、“互利”和“七不準則”，也可看作是當今“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最早雛形。但墨子的“非攻”，并不是一味地避戰或畏戰，而是以積極防御來避免戰爭。他說：“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此所謂“誅”，就是“義戰”。墨子明確主張要“興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他反對非正義戰爭，而對正義戰爭卻是完全贊成和積極支持的。同時，墨子在軍事理論和戰略戰術方面，也有極高的造詣。中國古代戰爭最著名的守城戰術典籍，就是《墨子》一書。《墨子》中的守城戰術極其豐富，僅存的十一篇就幾乎涵蓋了所有的冷兵器時代的攻城術。
現存《墨子》五十三篇，由墨子和各代門徒逐漸增補而成。墨家著作在六朝以后逐漸流失，現存這些篇幅是因為被道家著作《道藏》所收錄，才得以有幸留傳下來。《墨子》內容廣博，涵蓋了政治、經濟、哲學、倫理、邏輯、教育、醫學、工程、科技、軍事及外交等諸多領域。墨子死后，墨家弟子分裂為三派，即相里氏一派、相夫氏一派和鄧陵氏一派。據載，從第四代巨子時起，墨學的中心已經轉移到了秦國。后來，東方的墨者謝子，不遠千里入秦而見秦惠王，足見當時墨家已有集中于秦的趨勢。《墨子》中的《備城門》專講守城技巧與城防制度，其制度與秦相近，被認為是戰國時期秦國墨者所作。眾所周知，秦統一中國，是得力于“商鞅變法”的助推。而背后墨家的身影，卻長期被世人所忽視。也很少有人去細想，當時“諸子百家”所共尊的老子，為何偏偏會西游入秦而“隱”呢？“虎狼之秦”能吸引并廣納“百家”來歸，而唯獨“孔子周游不入秦”，且秦亦“固厭儒”呢？
可見，天下諸侯爭戰終歸秦，絕非偶然。而太多的歷史謎團，都需要我們重新審閱“百家爭鳴”才能找到答案。不懂歷史，忘記歷史，就會被歷史所教訓。試問，誰能向天再借兩千年？！
行俠仗義：一支有紀律能戰斗的知識團隊
所謂“坐而論道”、“述而不作”、“知行合一”及“出世入世”，其實都是中國知識分子個人修為與社會分工的不同。而在“百家爭鳴”時代，最具有獨立精神和實踐行動能力的學派，首屈一指的當數墨家。荀子嘲諷墨學為“役夫之道”，因為墨子為“農與工肆”階層代言，而他也自稱是“鄙人”。他不但自己身體力行“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于何用之？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而且還到處“傳道授業”，“勸以教人”。墨子告誡人們：“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曰然女何為而得富貴而辟貧賤？莫若為賢，為賢之道將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饑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饑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
墨子以“兼相愛”和“交相利”為教，同時重視文史知識的掌握及邏輯思維能力的培養，還注重實用技術的傳習。墨家的教育在于培養“賢士”或“兼士”，以備擔當治國利民的職責。他要求弟子必須能夠“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在這三項修煉中，德行一項居于首位，因為“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墨家是一個有領袖、有學說、有組織的學派，他們有強烈的社會實踐精神，而且大多是有知識的勞動者。為宣傳自己的主張，墨子廣收門徒，一般的親信弟子達到數百人之多，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墨家學派。墨子的行跡很廣，東到齊、魯，北到鄭、衛，南到楚、越。墨子一生的活動主要就在兩方面，一是培養教育弟子，二是不遺余力的反對兼并戰爭。
墨家是一個有著嚴密組織和嚴密紀律的團體，最高領袖被稱為“巨子”。墨子是第一代“巨子”，墨家的成員都稱為“墨者”，必須服從巨子的指揮。其紀律嚴明，“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據稱，“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這種“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精神，是墨家顯著的特點。墨者大多來自社會的底層，平時一律短衣草鞋，“孔席不暖，墨突不黔”，“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但卻把維護公理與道義看作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墨者平時從事生產勞動與發明，戰時作戰十分勇敢，以扶危濟困為己任，即使是犧牲個人性命也在所不惜。按墨家的規定﹐被派往各國做官的墨者，必須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張，行不通時寧可辭職。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團體捐獻俸祿，做到“有財相分”，當首領的要以身作則。
自漢代“獨尊儒術”之后，墨家造“罷黜”。但墨家這種知識分子勞動化、工農階層知識化技能化的“大眾文化”思想，卻滲透進了中華文化的血液。而墨家“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行俠仗義精神，又從此衍生出了一群江湖劍客，世人稱之為“游俠”。這或也是在向世界昭示：“墨子浩氣永存！”
公元前376年，墨子抒寫完了他壯美的人生。墨家弟子們把他安葬于狐駘山下的蒼松翠柏之中。墨子生前對自己的學說非常自信，曾經慨然而呼：“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猶在！”是的，當我們再次奏響“文化強國”的沖鋒號時，兩千多年前的那一聲呼喊，就分明已經回蕩在華夏大地的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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