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人生沉思錄之十一（一〇〇一—一一〇〇）

之十一

1001．目前中國輿論中帶有規律性的現象是，親美者反日并以此表現愛國心，親日者反美并以此表現愛國心；至于親英者——與當年丘吉爾、湯因比等在戰后驕縱美國并由此消耗美國的策略一樣——則自21世紀始驕縱并消耗中國。三者相同點在于：在中國問題上，他們都以愛國名義一致主張以西方為標準的“普世價值”，在國際問題上，他們都一致貶損第三世界，尤其是損貶朝鮮、伊朗等。

1002．要讓木頭沉到水下，除非它腐爛；要讓鐵錠浮上水面，除非他銹透。因此，質量決定存在方式。人亦然。

1003．誰也不想得罪而又想獲利，想四面落好而又不肯吃虧，這種政治的后果，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1]。

1004．法國大革命中那完全順從而不主動引導和塑造輿論的政策得到的結果恰恰是革命的反動。拿破侖專政和帝國是對法國大革命中那盲目以“人民滿意不滿意”為絕對標準的輿論政策的矯枉過正。

1005．看看目前那充斥于社會上下空而又空的學風和假模假式和不男不女的戲風，再環視東海那日益逼近的虎狼，不由得讓人想起歷史上的宋（960～1279）明（1368～1628）兩朝和眼前的奧地利。奧地利在19世紀曾是雄視大半個歐洲的奧地利帝國（1804～1867）和奧匈帝國（1867～1918）的國都，其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侖失敗后的維也納會議上還是決定歐洲未來利益分配格局的關鍵人物，可到20世紀它在地圖上卻成了需要放大鏡才能找到的米粒小國。滄海桑田，往事并不如風。我們今天的中國人是否嚴肅地考慮過奧地利的厄運是否會落在中國，以及為避免這種厄運，我們今天應當擔當什么責任和做些什么呢？

1006．靠光電打出來的“盛世”，如侯寶林相聲所說，“手電筒一關”后是要掉下來的。

1007. 研究浪花運動規律的前提是在了解地球引力的基礎上，搞清洋流運動規律；研究洋流運動及其規律的前提是在了解地球引力的基礎上，搞清大洋盆底構造及其規律；研究降雨量變化的前提是在了解地球引力的基礎上搞清大氣運動及其規律；研究國際事件趨勢的前提是搞清國際政治的歷史運動及由此形成的大國間的力學結構及其變化規律。正如在月球引力場和地球引力場中同一體重的人跳躍的極限是不同的道理一樣，知道了國家的“體重”，又知道了國際政治的“引力場”結構，那么，這個國家——不管其意識形態如何——擴張的底線和極限也就一目了然。

1008. 偉大的作家決不是一味揣摩和順應讀者口味的人，而是積極引導和塑造讀者的人，是讓讀者愿意追隨而不是追隨讀者的人。這樣的作家創造的是一個時代，而不是一群“粉絲”（Fans）。

1009．“只有在亞當、夏娃被逐出伊甸園之后，他們的孫子才去發明了農業技術、冶金技術和樂器。”[2]

1010．神多民弱。

1011．沒有經驗的知識是知識構成中的邊緣部分。好的教育是知識和經驗的同時提升。現代應試教育的致命缺陷是人為將受教育者從小與社會隔離并使之失去應對社會矛盾和斗爭，特別是殘酷斗爭的經驗：為了順利升入初中、高中和大學，孩子在其成長階段與社會脫離，面對孩子在與社會交往中表現出的以我為中心的幼稚，家長亦不敢對其有力矯正，因為這將打亂孩子的應試環節并由此影響孩子的“前途”。結果是大學考上了，孩子因其日益滋長的自我中心意識沒有得到矯正反倒在社會上有了嚴重的挫折感——過于嚴重的話，還導致一些已上了著名大學的孩子輕生。馬克思、毛澤東的教育思想——比如他們主張的“教育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3]——的價值在于它在學校教育中加大經驗成分并以此避免上述惡果。今入天命年，回首往事，現在的一些成績當得益于當年毛澤東提倡的那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1012. 媒體上贊揚人可用化名，批評——乃至辱罵——人最好用真名。用真名贊揚，有吹捧之嫌，而用化名批評，則顯不夠磊落。在責任面前，君子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1013. 看世博時，不要忘記也看一眼與它不遠的釣魚島。世博噴出的是五彩光電，釣魚島升起的則是炮火硝煙。在前者猶如女人在玩“過家家”，在后者則會感受到就在家門口的戰云高壓和油然而生的男人的方剛血氣。前者的幸福是靠后者保衛的。

1014．西方人的文化是有戰略的。東南亞曾是歐美殖民地，看看目前流行于東亞地區的一些武打片，其中的主角形象多是一些好勇斗狠的地攤俠客，只講義氣而無主義。相反，象霍元甲、李小龍這些有理想和主義并為中國人打出威武和正義的拳手，則沒有活得太久。比如李小龍只活了33歲，決心繼承父業的李小龍長子李國豪在其事業初有聲色的時候，也隨一起“誤擊事件”而英年早逝，死時年僅28歲；清末曾多次打敗洋人的愛國武術大師霍元甲也是在年僅42歲時便“不意中毒身亡”。這些同類人物同命結局使我們不能不懷疑其后有著某種聯系。但歷史的辯證法是無情的，這些民族英雄們那被縮短了生命，卻被他們的民族即中華民族幾乎是無限延長了。

我們再看東亞國家和地區的言情片，其中許多片子中的三角苦戀都以一方“已買了去紐約的機票”或另一方在機場目送已經升起飛往西方某國的飛機為最終解脫。這樣的結局其實是在暗示：西方才是人生的“伊甸園”，到了西方也就找到了道德的至高點。

1015．香港武打片中有不少自稱“龍”的主演，而能成真龍的大概只有李小龍一個。前者主演的影片給西方人留下多是地攤上混混的形象，而后者則在包括歐美國家勞動階級在內的全世界被壓迫者心目中成了格瓦拉式的英雄。

1016. 波，水之皮。

1017． 糧，良米。

1018． 娘，良女；良，教養之謂。

1019. 人若能終生治學并學有所成，那真是佛對他的終極照顧。

1020. 歷史上帝國多不亡于饑餓而是亡于過飽；換言之，它們是過飽撐死而不是餓死的。而后者則是戰略研究最難和最有價值的方面。

1021． 坐，兩人席地。

1022． 座，兩人席地于室內。

1023． 讓，言其上，君子互禮。

1024．在當今中國鼓吹西式“普世價值”，無異于反季播種，簡直是瞎忙活。

1025．嚇，喝其下，威脅也。

1026. 歷史上的偉大人物，一般要經歷兩次否定，第一次是在起步階段，這時他的見解受到人們的否定；第二次是他預見到的歷史來臨并使他的見解成為主流意見之后，此時他的見解的優點已釋放殆盡，其不足以應付新的形勢的新問題開始顯現。緊隨兩次否定便是兩次肯定。在這個“否定-肯定-否定”的過程中，經受檢驗的還不完全是見解本身，還有提出見解人堅守真理的品質。有許多人不敗在見解，而敗在其見風使舵的機會主義心理品質。比如梅蘭芳的偉大不僅在于他的藝術功底，更在于他在日本人面前舍生取義即拒絕為日本侵略者“獻藝”的偉大人格。

1027．日本明確承認——而不僅僅是“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關于“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是檢驗日中“戰略互惠”關系發展程度的試金石。

1028．2010年12月20日日本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到訪江蘇南京，表示：“中日間超越夫妻關系，即使吵架也不會離婚”。但中日關系的問題是缺少婚前財產公證。

我們知道，1972年日本在《中日聯合聲明》中對中國政府的“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僅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而不是“承認”。2010年7月26日，即將赴任的日本新任駐中國大使丹羽宇一郎更是直白表示，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中有關“臺灣是中國不可分領土的一部分”的主張，日本的立場只是“理解并予尊重”，并未直接承認，今后日本對此問題仍然堅持同樣的態度。

不承認臺灣主權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還要與中國“結婚”，這真是揣著明白裝糊涂。

1029．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五中全會重提“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意義重大。有“人民內部矛盾”，也就有了人民外部的“敵我矛盾”。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不僅是社會主義革命時代，也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改革開放時代必須回答的首要問題。

1030．秘書，其要義在秘不在書。好秘書是外無形，里如風；臺面不張揚，臺后卻把事情都辦好了。

1031．版，反片。

1032．東方人做事長于減法，西方做事長用加法。減法生活是綠色的和可持續的。

1032．沒想到，沒想就到；想不到，想了不到。

1034．秋，火耨于秋收之后。

1035. 拜，手托拳。

1036．聚會時場面越熱鬧豪華，人之間的關系就越冷淡疏遠。其間，人見面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是：“好幾年沒見了，還好吧？”

1037．熱鬧之地情孤獨，喧囂之時人不親。

1038．賀歲感言：

平生蒼涼孤寂心，最憂國事女兒親。

只見生死年年有，不覺榮華歲歲新。

1039. 對西方人反華手法，我們僅僅警惕是遠遠不夠的，我們更要認真學習；學習的目的是為了“請君入甕”[4]。

1040． “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鉆龜與祝蓍。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白居易的這首詩說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實踐也是檢驗人品的標準。自古“蓋棺定論”，此之謂也。

1041．瓶，雙瓦合并。

1042．據2011年1月8日美國《紐約時報》報道，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在訪華前夕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我有生以來已兩三次聽到人們談論美國衰落，上世紀70年代后期時尤其嚴重，但我的忠告是，無論是在美國國內還是國外，那些認為美國衰落并低估美國韌性和活力的人終將被丟進歷史的垃圾堆。”

其實，目前人們說“美國衰落”，并不是說美國必死，而是說他老了。老是正常現象，只是這時身體的吸取營養的能力就不那么強了，就吃不了那么多了，而與大家分享可能對美國的“健康”有利。尼克松時期的美國就是在向中國讓出戰略空間后渡過危機的。蓋茨不僅不這么理解，反而發狠說誰要說他老了就跟誰沒完，要把人家“丟進歷史的垃圾堆”。

沒有自信的女人怕說老，現在看來，美國離這一天也不遠了。

1043．我們這里所說“美國衰落”的深層語意是，作為帝國的美國衰落，而不是說美國本身的衰落。與昨天的英帝國已經衰落而英國仍在，前天的奧地利帝國已經消失而奧地利仍在，更早的羅馬帝國已灰飛煙滅而羅馬仍在的道理一樣，美帝國之后作為主權國家的美國仍將在國際政治中發揮相應作用。

1044. 在目前社會矛盾日增和生產力水平不足提供更多就業崗位的情況下，將大批農民與土地分離并以“加快推進城鎮化”的名義推入城鎮“無產者”生活，這樣的政策無異于抱薪救火，其前途就是法國的1789，其進速與這種政策的推進力度為正比。

1045. 昔日英國圈地養羊，今日中國圈地蓋房。養羊促進了紡織業的發展，而蓋房加劇了經濟泡沫。

1046. 國家關系如果過于客氣的話，雙方關系也就開始疏遠了。禮，離也，家國同理。

1047. 春日偶得

少年最愛四月天，未名踏青情依然。

他日若有倚天劍，蟠桃會上問臺灣。

1048. 好，有女有子，傳宗接代。

1049. 合，人一口，均貧富。

1050. 生，初生牛犢。

1051. 牛，破午；午，忤（牾），不從也。

1052. 今天大城市的人如果能多吃山里人吃的粗糧，多干些山里人干的體力活，山里人如果也能多吃些大城市人的精米細食，多過些大城市日子，那許多疾病就會消失。因此，聽毛主席的話，走與工人農民相結合的道路，也是治療現代城市疾病——比如高血脂、高膽固醇和高血糖——的最佳途徑。

1053. 卓，早上，聞雞起舞，卓爾不群。

1054. 司馬光寫的《資治通鑒》一個故事一灘血，沒有口號，沒有大話，更無空話，它對宋朝奢靡空洞和嚴重脫離實際的“普世”文風而言，是無聲的驚雷。《資治通鑒》并沒有警醒宋朝人，甚至沒有警醒明朝人，但它警醒并挽救了中華民族。明之后，大凡有作為的政治家，案頭首選多為《資治通鑒》，直至鄧小平時期，經世致用，不尚空談，實事求是，都是中國文化的主流。

1055. 《非誠勿擾》相親節目給人留下的最深刻的感受是，空談“愛”的普世性不難，但具體到愛誰，卻是一個極難確定的大問題，以至有許多人終生未婚。

1056. 樹，柳暗花明又一村。

1057. 進入21世紀的全球氣候日益惡化：海嘯、地震，疫災頻發，2010年底全球更是南發洪水，北落大雪。這使人想到毛澤東那“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夏日消溶，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 的詩句。而解決當今的氣候問題，大概還得要從這首詩中找答案：“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5] “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6]，氣候問題當用中醫方法解決。

1058. 丘吉爾是西方著名的反共反蘇斗士，但在對斯大林的評價上，與我們的黨內外的一些所謂“自由派”人士，甚至與赫魯曉夫時期的蘇聯共產黨的評價比較，倒顯得更為正面。1959年12月21日，他在紀念斯大林八十誕辰的講演中對斯大林作了這樣的評價：

俄羅斯是非常幸運的，因為在最困難的年代，一個天才，一位堅強不屈的統帥——斯大林領導了這個國家。在他度過一生的風云變幻的殘酷年代，他是最杰出的人物之一，給時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大林是一個精力超凡、意志堅強不屈、毫不動情、在言談中不留情面的人。連我這個在英國議會久經鍛煉的人，也無法與之抗衡。斯大林首先具有深刻的幽默感，講話極為尖刻，具有準確領悟對方的能力。斯大林的這種力量巨大無比，他是歷代各國領導人中獨一無二的佼佼者。

斯大林給我們留下了最偉大的印象。他深謀遠慮、英毅沉穩、順情合理、睿哲智慧。他是善于在最沒有出路的困難時刻找到出路的大師。此外，無論在最危急的關頭，還是在勝利的時刻，他都是同樣神色安詳，從不抱任何幻想。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人，他開創和統治的是一個巨大的帝國。這個人借敵人之手消滅了自己的敵人。斯大林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大獨裁者，他接手的是一個用木犁耕作的俄羅斯，而留下的卻是擁有原子彈的俄國。當然，歷史和人民不會忘記這樣的人。[7]

丘吉爾明白，即使是反共，也得客觀。這與那些患有——改用列寧“左派幼稚病”概念——右派“幼稚病”的反共人士相比，顯然要“成熟”許多。

1059. 最高級別的修飾詞當慎用，不然就會走向反面。“文革”中人們多用“最”字以示極端重要；后來“最”字已不足以表達情緒，人們就開始用“最最”，以至成為笑話。當今使用頻率較高的詞匯是“震撼”，如此多的小事都能讓人“震憾”，那碰到真正的大事——如果不能造出“震憾的震憾”這樣的語詞——那人真只能是無語了。

1060. 2011年春節讀B．A．利西奇金和JI．A．謝列平合著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信息心理戰》[8]一書有感：

在當下中國，堅持資本主義市場化的所謂“自由派”的每一分“勝利”，都會造成他們的掘墓人即中國勞苦大眾人數和力量的十倍擴大。從這個意義上看，與19世紀歐洲那個“共產主義幽靈”是歐洲資產階級全力圍堵造成的一樣，今天中國排山倒海般的“毛澤東熱”也是這些“自由派”催生的。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是以工農兵為公民絕對主體的國家，他們在絕對資本化的市場導向面前是最脆弱的，由此得到的辯證結果則是他們反抗資本主義市場化的力量——與西方國家相比——卻是無比強大的。由此可以預見，在中國絕對市場化“改革”失敗的速度比他們成功的速度更快。

毛澤東注意到這個規律，他說“中國自從1911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二十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為什么呢，毛澤東說“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

毛澤東說這話的時間是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的1966年，但毛澤東并沒有專指這場運動，而是在總結中國歷史規律，因為毛澤東說“文革”只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毛澤東最后說，通過這次“演習”中國的“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9]。

時隔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國這些經過那次“演習”的人們，應該總結出了相應的“教訓”。盡管智者見智，但一個基本的教訓應當是：右不能極右，極右會逼出“極左”。而不管是極右還是“極左”，在中國都是不可持續的，它們對中國的前途也都是不好的。1789～1815年法國從雅各賓共和國崛起到拿破侖帝國崩潰、以及蘇聯從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爾巴喬夫這些忽右忽左政策導致的災難性的后果，便是中國的前車之鑒。

毛澤東是善于吸取歷史教訓的人，也是在中國共產黨內與極右和“極左”斗爭最堅決的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毛澤東在1972年——這時“文革”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會見尼克松時就不會說“我喜歡右派”，也不會于當年告訴王洪文讀讀《劉盤子傳》。

1061. 1965年3月，毛澤東在《評莫斯科的分裂會議》一文的頁邊對赫魯曉夫寫下這樣的批語：

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中，赫魯曉夫的演出不過是一支很短的插曲，比較老修正主義者伯恩斯坦或者考茨基的演出要短得多。今后任何人要表演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也只能同赫魯曉夫差不多，是一支很短的插曲。[10]

看來，蘇聯還是讓毛澤東說著了：赫魯曉夫執政近11年，而步其后塵的戈爾巴喬夫執政只有6年。二者的差別僅在于，前者只搖動了蘇聯帝國的邊緣地帶，而后者則瓦解了蘇聯的根基。

1062. 讀謝•卡拉-穆爾扎著，徐昌翰等譯：《論意識操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心得：

重復，是宣傳戰中的有效手段。重復產生習慣，習慣產生本能。決定民眾接受事物態度的并不主要是理性思考而主要是現成概念，不斷重復某一概念會造成民眾對其無意識的默認，并由此形成適應概念要求的習慣和本能。本能一旦形成，除非出現重大災變的警醒，理性則對其產生的行動無能為力。

這種廣泛用于宣傳戰的手段，既可為資產階級服務，也可為無產階級服務。鑒于“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淵源比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久遠得多，他經過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擁有的傳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的歷史條件，1902年，列寧在《怎么辦》這部小冊子中同意卡•考茨基將“社會主義意識是一種從外面灌輸到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中去的東西，并不是一種從這個斗爭中自發產生出來的東西”[11]的觀點，并要求無產階級政黨“為了執行這個任務，同自發性進行殊死的斗爭”[12]。灌輸的關鍵是將核心概念繞過受眾的意識直接植入下意識并使之迅速轉化為行為偏好。比如“文革”中那雷打不動的“天天讀”就是比較成功的案例。

當然，重復灌輸手段的使用是有其辯證極限的。謊言說上一千遍就可變為“真理”，但真理如果也說一千遍，也會被人誤認為是“謊言”。因此，對付宣傳戰中重復的有效手段是重復本身。將重復手段過度使用——比如“文革”中那無限量重復的“萬歲”“萬萬歲”——則會造成適得其反的心理后果。

1063.專家使電視深刻，電視使專家淺薄。（坊間說聞）

1064. eye，“眼”，英文象形字，雙眼于鼻兩側。

1065. 電視上看日本外相前原誠司，其形象使人想起《紅樓夢》中的賈寶玉。與中國清末相似，男性中“寶哥哥”——當下日本稱之為“食草族”——輩出的時候，其國家也就開始衰落。2011年2月7日日本首相稱去年11月俄國總統視察南千島群島是“粗暴行徑”[13]。

1066. 現在隔兩天就要扛桶“潔凈水”回家，比較五六十年代——那時家用可直取自來水，感覺人又回到了挑水做飯的時代。真不知這是生活的進步還是倒退。

1067.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目前支持食物轉基因的專家——比如寫《“堅定不移”地研究轉基因技術》的黃大昉——們與其開許多會，寫許多讓百姓和筆者看不懂的論文論證轉基因食物的“好處”，不如以身作則，在全國公開帶頭連續吃上幾年真正的轉基因食品。如果己所不欲，而又強施于人，這樣的人的觀點是沒有說服力的。

1068. 關于自由與集中、民主與專政的讀書筆記：

一、自由是民主的表現形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在其上升時期，除了對“民主”內容的解釋不同外，其形式有相當的一致，而與今天所謂“一人一票”即民主的流行看法完全相反。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一書中說：

公共輿論中有一切種類的錯誤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偉大人物的事。誰道出了他那個時代并使之實現，他就是那個時代的偉大人物。他所做的是時代的內心的東西和本質，他使時代現實化。誰在這里和那里聽到了公共輿論而不懂得去蔑視它，這種人決做不出偉大的事業。

因此，黑格爾說：“公共輿論值得重視，又不值一顧。”[14]

對美國新聞理論有巨大貢獻的沃爾特‧李普曼說在《公眾輿論》一書中說得明白：

行動經常比理解重要得多。有時的確就是如此：等到人人都理解了，行動可能就會失敗。有許多事情不可能等到全民公決或著長時間的宣傳，比如在戰時，一個國家，一支軍隊，乃至它的統帥們，時常只能把戰略部署透露給極少數人；兩種對立的意見——盡管其中之一可能是正確的——往往比只有一種錯誤的意見更危險。錯誤的意見會導致不良后果，但兩種意見則更要承受瓦解整體的災難。

即使一次災難性的失利也確實比在報紙上激烈爭論造成的危害要小。在1918年3月到處彌漫的緊張空氣中，至關重要的不是一次特定行動的正確性，而是對命令來源的不懈期望。假如福煦“訴諸人民”，他或許能贏得爭論，但在贏得爭論之前，他指揮的軍隊可能早就瓦解了。奧林匹克諸神爭吵的景象是有趣的，但也是破壞性的。[15]

傳統的民主主義者冒險把人的尊嚴放在了一個非常不確定的假設之上，因此他才會認為人的尊嚴本能地體現在明智的法律和良好的統治之中。選民們做不到這一點，因此在講究實際的人們眼里，民主主義總是顯得有點兒傻氣。[16]

二、階級專政最終都要通過國家形式表現出來。因此，專政學說就成了國家學說的本質。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失敗促使馬克思提出無產階級國家專政的學說。1891年恩格斯在為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單行本寫的導言中進一步說：“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這一點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17]

至于專政和法制的關系，他們都認為法制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但并非本質內容。1905年俄國工人運動失敗后，曾在1887年就學于喀山大學法律系的列寧開始思索法律和專政的關系。1906年列寧說：“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章拘束而直接憑借暴力的政權。”[18]1918年列寧再次堅持并進一步發揮了這個觀點，指出：“專政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19]

列寧觀點在今天看來也是深刻的，列寧的這個觀點之所以為目前的“普世派”所憎恨，是因為它挑破了“法制”的本質，它將國家問題的實質簡單明了和赤裸裸地展示了出來。其實，資產階級革命早期的理論家也曾表達過同樣的觀點。自由主義理論的先驅盧梭說：

法律的僵硬性會妨礙法律得以因事制宜，所以在某些情況下就能使法律成為有害的，并且在危機關頭還能因此致使國家滅亡。程序以及種種手續上的拖延，都需要一段時間，有時候這是局勢所不容許的。很可能出現千百種情況都是立法者所根本未曾預料到的；因而能夠察覺到我們并不能預見一切，這本身便是一種極其必要的預見了。

因此，就絕不能要求把政治制度僵硬化到竟致于取消了那種使法律中止生效的權力的地步。就連斯巴達也都曾讓它的法律休眠過。

如果危險已到了這種地步，以致法律的尊嚴竟成為維護法律的一種障礙；這時候，便可以指定一個最高首領，他可以使一切法律都沉默下來，并且暫時中止主權權威。在這種情況下，公意是無可懷疑的；并且很顯然，人民首要的意圖乃是國家不至于滅亡。[20]

美國《獨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國民主制度的奠基者托馬斯·杰斐遜（1743-1826）更不含糊，他在給朋友的信中拋棄所謂“私人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愚腐，認為“國家的安全必須高于財產法之上”。他說：

嚴格遵守成文法無疑是一個好公民的重要義務之一，但并不是最重要的。迫切需要、自我保存、危急時保衛祖國等法則是更重要的義務。死板地遵守成文法以致失去了祖國，也就失去了法律本身，失去了生命、自由、財產以及所有那些與我們一同享受那些東西的人，從而荒唐地為了手段而犧牲了目的。當年在日耳曼敦戰役中，華盛頓將軍的部隊受到盤據在邱姓住宅的敵人的騷擾，他毅然將大炮對準住宅猛轟，盡管那是一個公民的財產。當他圍攻約克敦時，他將近郊村莊夷為平地，因為他認為國家的安全必須高于財產法之上。[21]

對美國新聞理論有巨大貢獻的李普曼認為憲法與自由主義者的所謂“民主”難以相容，他說：

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人人始終都像憲法的作者們那樣看待憲法，這部憲法大概早就被強行推翻了，因為忠于憲法和忠于民主似乎難以相容。杰斐遜教給美國人把憲法理解為對民主的表達，從而解決了這個悖論。他本人也是到此止步。[22]

其實，這些并沒有什么奇怪，國家本來就是階級統治的機器，世界上本來就沒有沒有民主保障的專政和沒有專政保衛的民主。“革命的專政和反革命的專政，性質是相反的，而前者是從后者學來的。”[23]對此，中國改革開放的設計師鄧小平同志不僅做得果斷，而且說得也肯定。1992年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中指出：

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馬克思說過，階級斗爭學說不是他的發明，真正的發明是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歷史經驗證明，剛剛掌握政權的新興階級，一般說來，總是弱于敵對階級的力量，因此要用專政的手段來鞏固政權。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24]

三、列寧說“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斗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把承認階級斗爭擴展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25]。同樣的道理，在今天中國，只承認軍事工作的重要性還是不夠的，只有承認黨對軍事工作的絕對領導權，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不注重黨對軍事的領導權，經歷了1927年的“四一二”血泊后才認識到，“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在這點上，孫中山和蔣介石都是我們的先生”[26] ；“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對于這個問題，切不可只發空論”。[27]其實，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如果我們在民主和專政的關系上也患上了毛澤東批評的“幼稚病”，那蘇聯就是前車之鑒。

1068. 政治家們嫻熟運用槍桿子和筆桿子是國家戰略能力的重要體現。進入21世紀的美國政治家真的失去了這種能力。其特點是他們善于縱火，他們還擁有比如所謂“一小時打擊”這樣的縱火高科技，但他們拙于控制和引導火勢，結果總是引火燒身。2001～2003年美國人用槍桿子啟動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結果便是目前中亞親美政治力量日益孤立，人民反美——而不是美國希望的所謂“民主”——浪潮日益高漲。2011年初美國人又用筆桿子在整個中東煽起政治動蕩，其結果——與阿富汗、伊拉克相似，比較親美的政權紛紛瓦解，遍布于中東的反美火星已有燎原之勢。可以預言，如果美國再將這種“動蕩”引入中國，其結果將是在東亞，至少在中國會出現“東風壓倒西風”[28]的政治形勢。

1069. 今天的美國政治家們，真的需要讀點書了。如果他們不愿意象基辛格那樣讀《毛澤東選集》的話，那就建議他們一定要讀讀沃爾特‧李普曼[29]分別于1943年和1947年出版的《美國外交政策》和《冷戰》這兩本（在目前中國國內也很難找到的）書，而不要讀凱南[30]和布熱津斯基的書。布氏的書是凱南思想幼稚部分的繼續和膨脹，而這種膨脹在相當程度上也是二戰后英國外交驕縱的結果。

李普曼是冷戰年代美國最不冷靜時期的最冷靜的戰略思想家。他的學術地位長期受到二戰后決心向美國復仇的英國人——為了不讓美國人了解——以所謂“美國新聞評論家”[31]定位的刻意淡化。早在1943年李普曼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一書就對美國人的“世界主義”情緒提出警告，他告誡美國要避免那種意在糾正世界的傳教士式的干涉主義。他寫道：

美國必須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達的范圍之內，也使它的手段可以達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負擔和它的力量相稱，也使它的力量足夠來完成它的“責任”：要是不確立起這個原則，那根本就談不到什么外交政策。[32]

當時李普曼提出這個“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的外交哲學為羅斯福戰后世界安排提供了原則并為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大國準備好了思想基礎。1947年，他針對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33]的“遏制”政策和以此為基礎的“杜魯門主義”的危險出版《冷戰》一書，指出美國安全的脆弱性：提醒美國政府不要忘記在“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的外交哲學，李普曼說：

美國的軍事力量是特別不適用于需要在一個無限度的期間堅持而耐心地加以貫徹執行的遏制政策。如果蘇聯是象日本一樣的島國，美國的海空力量是可以推行這樣一個政策的。美國可以沒有很大困難地實行對敵封鎖。但是蘇聯需要在大陸上加以遏制，這樣所謂“守住防線”就不能不是一種壕塹戰。

然而美國軍事力量所擅長的并不是無限期地防守陣地。這樣做，需要大批馴服的人發揮巨大的忍耐力。美國軍事力量的優點在于它的運動性、它的速度、它的射程和它的進攻威力。因此它并不是執行遏制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它只能服務于一種以決戰和解決為目標的政策。它可以而且應該用來挽救已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傾覆了的均勢。但是它并不適合于遏制、等待、對抗、阻攔的政策，這種政策并沒有具體的目標，而只求最終“挫折”敵人。

很可能，在俄國人還沒有挫折以前，美國人自己倒已經為X先生[34]的政策所挫折而沮喪了。[35]

至于美國為遏制蘇聯拉起包圍圈，李普曼警告說：

這種企圖用邊緣國家筑成“攻不破的藩籬”來“遏制”蘇聯的政策，還有更不利之處。我們必須承認，這些邊緣國家都是弱國。而弱小的盟國并不是資本，它們是負擔。為了支撐和維持它們，需要分散我們的力量，花費我們的金錢和信譽。這些弱國是容易受侵害的。而為保護它們所花的氣力絲毫也無助于我們決定或者解決主要沖突。[36]

我們可以明白看出，這個新的聯合陣線其實是聯合不起來的。這個邊緣地帶沒有成為抵御蘇聯力量的攻不破的藩籬，而卻是一鍋沸騰內爭的稀粥。[37]

至于歐洲與美國的“盟友”關系，李普曼分析說：

英國人、法國人和其他所有歐洲人都看到，他們是被置于鎚和砧之間，即使我們沒有認識到，他們卻認識到，把希望寄托于蘇聯力量將挫折而崩潰的這種政策，是執行不了，是不能順利推行，是必然要失敗的。[38]

歐洲主要的民主國家，而且恐怕包括美洲民主國家在內，它們的目的充其量就是在蘇美之間保持勢力平衡，也就是成為蘇美沖突的調解人。從最壞的方面去看，它們的目的就是把自己孤立在某種狀態中，以便逃脫被蘇聯陸軍蹂躪和被美國空軍轟炸的雙重災難。[39]

我們決不可自欺地認為，我們在對蘇沖突中率領著一個世界性的民主國家聯合戰線。[40]

李普曼還用剛剛經歷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來說明遏制戰略的不可行，他說凱南這些人：

他們記得張伯倫先生對波蘭提出保證以遏制希特勒的嘗試。他們記得赫爾先生在中國遏制日本勢力范圍的嘗試。他們知道遏制政策是遏制不了的，“對抗力量”的措施是注定會不及時和份量不夠的，全線防守而希望最理想的事發生的政策意味著把戰略主動權繳了械，分散我們的力量而毫無獲得決定和解決的前景，并且最后會意味著一場一發不可收拾的戰爭。[41]

沃爾特•李普曼認為凱南那種用善惡判斷敵友的“遏制”戰略是荒唐的，并建設性地提出自己的哲學思考——這些思想顯然成為后來尼克松、基辛格引導美國走出困境的認識基礎。他說：

依我看來，這樣的結論（即“遏制”蘇聯的結論——引者）是沒有根據的。外交史本來就是對手國家之間的關系史，它們并不享有政治上的親密關系，也不響應求得共同目的的呼吁。盡管如此，歷史上是有過解決安排的。有些解決安排維持得不很久，有些維持了很久。作為一個外交家而認為對手和不友好國家之間不能達成解決，那是忘記了外交是干什么的。如果世界上全是伙伴國家，享有政治上的親密關系，響應地共同的呼吁的話，外交家將沒有什么事可干了。

對一個存在著對手國家的世界，外交處理的方法就是組織一種力量均勢，使得那些對手國家，不論怎樣缺乏政治上的親密關系和不響應于共同的呼吁，都不能有侵略成功的前景。這就是外交家所說的解決對手國家之間沖突的含義。這并不是說那些國家將不再是對手，而都會被改造為具有同樣的思想和要求。這是意味著，不論這些國家的思想、要求和意識目的如何，力量的均勢將使它們認識到進行侵略是要吃虧的。[42]

最后，沃爾特•李普曼對凱南的“遏制”戰略經過上述破立兼顧的批判后明白無誤的宣布說：

我反對遏制政策，不在于它要用美國力量去對抗蘇聯，而在于這個政策的設計不對頭，它一定會導致濫用美國的力量。[43]

這是李普曼在1947年發表的旨在為美國卸除“杜魯門主義所加于我們的負擔”[44]看法，盡管隨后不久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結局印證了李普曼意見的正確性，但這時處于巔峰期的美國政治家們已聽不進這些冷靜的意見，他們寧愿聽信丘吉爾意在驕縱美國的“鐵幕演說”，偏愛湯因比讓美國擔當世界民主領袖的“倡議”，采納英國人喜歡的麥卡錫和凱南等不冷靜的政策建議，沖向全世界。20世紀70年代美國陷入全面危機，國力大幅衰落。

今天的美國政客們再次犯了李普曼所指出的而布熱津斯基所驕縱的那種因“貪多嚼不爛”導致的國家“糖尿病綜合癥”。如沒有“斷臂”決心，果斷改換素食“食譜”，其結果將是“綜合并發癥”即作為帝國的美國全面衰落。

1069. 前幾年有在美國的同學電話說拿到了綠卡,我說他登上的是“泰坦尼克”豪華游輪。

1070. 日本“311”地震海嘯中，仙臺有仙，福島無福。

說仙臺有仙，這是因為盡管發生了9級大地震，仙臺又首當其沖，但在仙臺東北大學片平校區的魯迅紀念館仍完好無損[45]。

說福島無福，這是因為在福島的核電站發生爆炸和大面積核泄漏，而且日本福島一號核電站擁有的六座核反應堆用過的燃料棒中都含有可用來制造核武器的原料“钚”。同核燃料鈾相比，钚的毒性更大。這些钚是在鈾-235在發生核裂變反應過程中自然形成的。其中，由于福島一號核電站三號反應堆使用的是“鈾钚混合型燃料”，因此，其泄漏物比別的反應堆毒性更大。萬幸的是，因燃料棒的特殊設計，這些钚材料暫時不會“緊緊擁擠在一起”，否則，它們就成了一顆威力巨大的“土核彈”，并隨時有可能發生震驚世界的大爆炸。當作為核電站燃料的鈾氧化物開始裂變反應后，他們在產生能量的同時，釋放出中子并生成高度放射性的钚-239。這就是可以用來制造核武器的原料。這些剛剛生成的钚-239再次發生裂變，并且釋放出更多能量。在鈾裂變過程中，40%的能量都來自钚元素裂變。在一個燃料棒的核反應結束后，其中仍含有鈾、钚和其他劇毒放射性副產品。在六座核反應堆內，共有3400噸乏燃料棒，還有877噸核燃料棒裝載于反應堆中。一旦這些钚泄漏出來，他們不會很快消失，其半衰期高達2.5萬年。鈾-235的半衰期則高達7億年。[46]

東京電力公司3月22日曾宣布，福島一號核電站附近采集海水樣本的檢測結果表明，具有放射性的碘－131濃度已達國家法定限度的126.7倍，具有放射性的銫－134濃度已達國家法定限度的24.8倍。25日曾宣布，１號和３號機組渦輪機房地下室的積水中，放射性物質濃度相當于正常水平的１萬倍左右。[47]3月26日，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宣布，在福島一號核電站排水口附近的海水中，檢測到了濃度相當于法定限度1250.8倍的放射性碘。東京電力公司官員稱，福島核電站事故處理可能長期化。[48]東京電力公司28日凌晨宣布，對福島一號核電站2號機組渦輪機房地下室的積水進行重新檢測后發現，其放射性活度是一般反應堆水平的10萬倍左右[49]，反應堆的核燃料棒可能已受損毀。該公司已下令工作人員撤離現場。[50]3月29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枝野幸男承認，日本福島核電站已經出現了核燃料外泄事故，并稱將全力以赴阻止核泄漏蔓延。[51]3月30日，日本東京電力公司宣布，29日下午在對福島一號核電站1-4號反應堆排水口的海水進行檢測時，檢測到在距離排水口330米處的海水含有高濃度放射性物質——碘131，是平常含量的3355倍。[52]據日本警察廳截至4日20時的統計，此次地震海嘯已造成12259人死亡，15315人失蹤，還有約16.6萬人在避難所生活。大地震導致日本列島“部分沉沒” 日本可能變得“更窄”，約有443平方公里的領土在地震和海嘯后沉入水中，“地圖可能也要修改”。[53]調查顯示日本東北重災區震后地面嚴重下沉最大為84厘米。[54]日本大地震海嘯海嘯在巖手縣宮古市重茂半島登陸時，高度一度達到38.9米。[55]

福島無福，殃及他國。３月１４日，正在日本救災的美軍艦隊上有17人遭到核泄漏輻射。由于探測到空氣中的放射性物質，總部設在日本橫須賀的美軍第七艦隊已重新調整艦只和飛機部署，以避免遭受更多輻射。[56]3月15日改變航向，駛往遠離災區的日本海。同時，“里根”號航空母艦也已經遠離福島縣附近海域，駛往外海。[57]

3月29日英國政府官員表示，英國檢測出放射性碘，據信這些放射性物質來自日本受損的核電站。由于日本核泄漏，蘇格蘭、冰島和瑞士等歐洲國家也報告稱發現類似的低含量放射性碘。[58]同時，美國至少10個州，[59]中國“除西藏外其它省份均監測到放射性物質”[60]。4月4日福島一號核電站的運營商東京電力公司開始將1.15萬噸放射性超標100倍[61]的污水排入海中，以便為2號機組積存的高放射性污水騰出儲存空間。日本原子能安全委員會強調，嚴峻事態仍在持續，但目前沒有防止泄漏的具體措施。[62]

4月8日日晚，日本氣象廳稱，3月份日本列島發生的6級以上地震達到77次，其中74次發生在地震災區，屬于余震，這一次數是過去三年間月平均次數的50倍。氣象廳發出警告說，該國有20座火山因受東日本大地震的影響，活動已經變得活躍。[63]

說福島無福，還由于緊隨福島核電站核泄漏是西風直吹，以至相當一段時間里美國艦船無法向日本靠近。更有甚者，日本3月11日大地震引發的巨型海嘯將逾20萬幢建筑物卷入太平洋后，大片垃圾正漂往美國西海岸。這批巨大的垃圾面積據估計相當于3個德克薩斯州。有報告稱，汽車、拖車、船只和整間房屋正在太平洋公海上漂浮；有美國海洋學家甚至預測，仍然穿著鞋子的人體斷肢，將于1至3年內漂至美國。[64]2010年12月日本與美國在中國東部海區聯合高調軍演，令天地動容。

1071. 1999年7月9日，李登輝接受“德國之聲”記者采訪時，拋出“兩國論”，將兩岸關系定位為“國家與國家的關系，至少是特殊的國家與國家的關系”。9月21日，臺灣便發生了7.6級的大地震。相隔時間為76天。

2010年12月3日，日美兩國在沖繩東部舉行大規模聯合軍事演習，演習規模達到剛剛結束的韓美黃海軍演的6倍。2011年3月8日，日本東京知事石原慎太郎在接受英國《獨立報》專訪時向世界傳達出明確的核信號，他說：日本可以在一年內建造核武器。若日本擁有核武器，中國就不敢“染指”釣魚島。“如果日本單方面發展了核武器，朝鮮就不會劫持我們這么多的公民”，“而一個被核武裝的日本也將從俄羅斯那里贏得更多尊重”。[65]2011年3月11日，日本便遭遇了9級大地震，接踵而至的又是排山倒海般襲來的海嘯、雪災、火山、核泄漏與大面積核污染。原計劃持續至4月的日美日韓海上軍演被迫中止，美國聯合日本韓國在中國東海的戰略安排匆匆收場。軍演與地震前后相隔時間為67天，與石原講話相隔時間為3天。

4月6日日本防衛廳首次公布了一份分析中國軍事動向的《中國安全保障報告》。報告指出，中日之間有發生軍事摩擦的可能性，中國大陸也正在提升遏止“臺獨”等多項目標的能力。[66]4月7日，日本東北地區的宮城縣近海7日23時32分發生里氏7.4級強烈地震，東京有震度3級強烈震感。受地震影響，東北新干線、上越新干線、長野新干線自動停運。[67]二者相隔時間為一天。

中華天命。

1072．日本“311災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天災來自海嘯和地震，人禍來自核泄漏。核武器是日本右翼長期追求的目標。對前者，我們可以“伸出溫暖援手”[68]，可以“大愛無疆，有難同當”[69]，對后者，我們則要堅決揭露和斗爭。

1073．2011年3月發生的日本海嘯和地震震出了福島一號核電站三號反應堆使用的是鈾钚混合型燃料的內情，這說明東北亞“核查”的對象不能光是朝鮮，還要包括日本。

1074. 亞理士多德說，“人類自然是趨向于城邦生活的動物（人類在本性上，也正是一個政治動物）”[70]；黑格爾說“哲學也必須有國家生活的地方才能夠出現”[71]，這就是說，哲學是社會人而非孤立人的學說，哲學是對國家政治而非對普世價值的解釋。總之，有國家的地方才能有政治，普世價值的實現則一定是國家政治的消亡，那時的社會就是共產主義社會。

1075．日本與歐洲國家不同，它畢竟是遭受過美國原子彈打擊的國家。對美國人而言，日本擁有核武器比朝鮮擁有核武器更為可怕。在東北亞核查問題上，美國人最不便直說的就是日本核問題。也就是說，一個已擁有核武器的日本是美國在亞太的絕對敵人，而無核的日本則是可以讓美國放手納入“后院”且死心踏地為美國效命的“盟友”。日本東部地區發生的“311”九級大地震的政治意義在于它瞬間幾乎毀滅了日本幾十年來埋頭發展的核能力，同時也為美國放手接納日本除去了心病。

1076．對于帶研究生，尤其是帶博士研究生且已有名氣的老師來說，如果不是工作需要或學生真的需要，在出版著作，尤其是學術著作時，千萬不要在本人署名后再加上一長串學生的名子，更不要在這些學生名子后再加上“等”字。這樣且不說有著作權不清之嫌，僅“等”一字就“等”沒了學生，突出了自己，這樣對老師的形象真的不好。在目前就業壓力下，學生是“等”不起的。

1077．2010年4月15日，美國總統奧巴馬接受澳大利亞電視臺采訪時說：

如果10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地球資源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美國并不想限制中國的發展，但中國在發展的時候要承擔起國際上的責任。中國人要富裕起來可以，但中國領導人應該想了一個新模式，不要讓地球無法承擔。[72]

這段話的前半部分說明了美國以中國為目標的“重返亞洲”政策的目的，后半段說明了對付中國的手段。也說是說，發展中的中國如果不能為比中國更為發展的西方讓出資源的話，那中國就應當“讓位”：要么被打掉，要么自覺“低碳”。

但是，中國人眼中的中國“低碳”與美國人眼中的“低碳”中國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表達的是一個更為發展的技術概念，后者則是一個“去工業化”或去“工業化發展”的政治概念；前者是一個發展方式問題，后者則是一個發展道路問題。對近現代國家而言，工業力才是發展力的核心，國家間的競爭就是工業力的競爭。因此，剝奪一國的工業力，尤其是重工業能力便成了剝奪這個國家發展能力的關鍵。1944年8月，美國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向羅斯福提出了一個“旨在德國清除納粹余孽的解除其工業化的激進計劃”，羅斯福對此大加肯定。美國國務院還制定了一個計劃要從“使德國依靠自身經濟實力就可以發動戰爭的國家，變成一個必須能和世界經濟協調發展的國家”[73]。《羅斯福傳》的作者康拉德•布萊克說：“實施這個計劃等于把7000萬德國人全都變成牧羊人、蘋果園主和家禽飼養員。”[74]顯然，由“牧羊人、蘋果園主和家禽飼養員”而不是大工業財團組成的國家經濟，自然也就是目前西方人對南方國家要求的“低碳”經濟，也就是奧巴馬要求中國人“應該想”出的“新模式”。狼與羊比，羊比狼“低碳”，西方人要求中國的是前者，而他們自己則可以是后者。這在中國方面看來，顯然是不能接受的，由此必然要與西方展開相應的斗爭。

1078．“鼓勵講真話”[75]的真實含義應該是鼓勵講過腦子的話。前者講的是“實事”，后者講的是“求是”；前者講的是準確的“格物”，后者講的是格物后的“致知”；前者講的是認識的起點，后者講的是認識的方向和歸宿。不經“求是”的“真話”，與不經“真話”的“求是”一樣，在許多時候是要壞事的。說真話是為了成事而不是為了壞事，不用于成事的“真話”就是不著調的空話和胡話。“遠取諸物，近取諸身”[76]，說人事，應將自己的“真話”先在自身試驗；說國事，應將自己的“真話”先在自家試驗。如能用身家性命試驗過的“真話”，大體才可應用于國事。

1079．重慶，再次慶祝。重，形取千里，意及更新；慶，形取廣大，意及祝賀。廣大，人民大眾也，人民喜事，非廣大不能慶。

1080．目前中國學界有人提出“先秦時代的國際關系”[77]的概念，認為戰國時期的“七國”已是主權意義上的“國家”，似乎中國在戰國時期就出現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78]。事實上，那時相互戰爭的諸候或“邦”與周王朝還是臣屬而非“國”際關系，“七國”之上在法理上還有個“周”國家形式存在。秦國的建立，從法權關系上說，只是周王朝宗法主權的繼承和繼續，而不是對七國“主權”的強行兼并。不承認這一點，在法邏輯上就會推導出中國本來就不是一個國家，而是由秦始皇強行將其他“主權國家”兼并后統一起來的國家的結論，由此，中國先秦的歷史——當然還有其他許多經歷過“戰國時代”的國家的歷史——存在的宗法權意義上的主權基礎也就蕩然無存；由此，中國的歷史就被削去了一半，中國歷史只能從公元前221年的秦朝而不是從公元前21世紀的夏朝開始。這在學術上是不對的，在法權邏輯上是混亂的，在政治上更是糊涂和危險的。

1081．“餓死膽小的，撐死膽大的”。如無自然災害，自古餓死的不多，撐死的不少。身家國事，蓋莫能外。

1082．人逢絕地須放膽，人至盈期當收斂。

1083．戰略的主要任務不是打擊和削弱敵人的力量，而是造成使敵人不能使用力量的形勢。敵人被打敗多不是因為無力，而是因為動彈不得。

1084．說棍子在水中是“彎”的，這是真話，但不是真理。因此，講真話，不如講真理。而真理，是需要過腦子的。

1085．“教育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讀清華建校百年新聞有感。

1086．英國學者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表明“西歐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處于最低點。其水平顯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紀時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國、印度以及東亞、西亞的其他地區的水平”；麥迪森同時也認為“11世紀是西歐經濟開始上升的轉折點”[79]。這就是說，中國宋朝經濟已處于世界經濟發展的巔峰，同時也處于世界歷史政治轉換即工業文明取代農業文明的新起點。司馬光（公元1019〜1086）和他的《資治通鑒》就誕生在這個世界文明新舊轉換，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80]的節點上。

遺憾的是，在這個節點上，代表新文明方向的并不是司馬光，而是比他晚出生128年的意大利學者但丁[81]。恩格斯評價說：“封建的中世紀的終結和現代資本主義紀元的開端，是以一位大人物為標志的，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紀的最后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82]同是站在歷史大轉折的節點上，但丁在開辟著世界的未來，司馬光則在挽回世界的過去。盡管如此，司馬光還是用自己的方式為中華民族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與黑格爾的作用相似，黑格爾用維護德皇國家體制的保守形式，在形而上學籠罩的歐洲意識形態中，為即將來臨的無產階級革命時代保存了辯證法的思想火種，它最終催生了馬克思和列寧的學說，他們的學說為世界文明迎來了社會主義前途。司馬光寫作《資治通鑒》的本意在于“補天”，但其中那字字血、聲聲淚的內容體現出的經世致用、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則挽救了整個中華民族。

1087．宋代哲學成就曾達到了很高的水平，與此同時，人的認識離實際卻是漸行漸遠，唯心主義成了意識形態的主流。北宋（960〜1127）末期周敦頤（1017～1073）及其學生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將“太極”之說推高至普世“天理”，認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83]。這時的“理”，類似今天一些人講的所謂高于具體國情的“普世價值”。這導致宋代政學兩界空論風盛：為事者“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84]，為政者則“好同而惡異，疾成而喜敗”[85]。人取仕途功名的路徑與實際經驗嚴重脫節，這使國家許多官員的政治見識多流于“紙上空談耳”[86]。蘇轍（1039〜1112）曾向皇帝痛陳：“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為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群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舍其舊而為士者也。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于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于后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87]這種現實與盛唐時那“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88]的情勢形成鮮明反差，而與目前中國大學生蜂擁直考國家公務員的情勢及其后果卻十分相似。

1088．人的思想及其理論一旦脫離實際，學風也就隨之墮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國家的衰落。與蘇轍同代的司馬光也感受到空談普世價值（即所謂“天理”）給國家帶來的危險。他雖身系朝政，卻仍無力回天，無奈只有將自己對國家前途的憂慮寄托于筆下。在司馬光筆下的《資治通鑒》，“專取關國家興衰，系民生休戚”的歷史事件，其目的是“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89]全書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導致國家分裂、諸候雄起的政策失誤開篇[90]，記載了長達1362年的歷史，一個故事一灘血，沒有口號，絕無大話，更無空話。它猶如暗夜里閃電，晴空中驚雷，與當時那嚴重脫離實際、空論普世理學的學風形成強烈的對比。盡管《資治通鑒》沒有警醒沉緬于詩詞書畫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沒有警醒做秀成癮的明代朝政，但它警醒并挽救了中華民族。明亡后，中國大凡有作為的政治家，案頭首選多為《資治通鑒》[91]。其中那經世致用、不尚空談、實事求是的學風，為后來中國那“一天等于二十年”[92]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認識論基礎。

1089．宋代以文學見長（比如王安石、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等）的政治人物甚多，而有政治建樹的卻極少。毛澤東讀他們的政論文章，評價普遍不高。他在讀馬周給唐太宗的上疏時，想到宋人的策論，批注說：“宋人萬言書，如蘇軾之流所為者，紙上空談耳。”讀歐陽修的《朋黨論》，他批注說：“似是而非”。讀蘇洵的《諫論》，批注說“空話連篇”，“皆書人欺人之談”。對蘇詢所著《六國論》中提出六國如果聯合起來“合力向西”，就不會為秦國所滅的議論，毛澤東批注：“此論未必然”，“凡勢強力聯軍，罕有成功者”。讀曾鞏的《唐論》，毛澤東批注說：“此文什么也沒有說。”[93]毛澤東批評宋太宗“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敵手”[94]；批評亡國之君宗徽宗“既能寫詩，又有繪畫”，但治國無能。結果在宋朝哲學日益發達的同時，國難卻日益逼近；毛澤東感嘆說：“一些老粗能辦大事情，成吉思汗、劉邦、朱元璋。”[95]

1090．赫魯曉夫上臺后的胡來，讓毛澤東在晚年對中國未來國家接班人的治國能力深感擔憂，他擔憂未來的中國會陷入北宋那種靠“誦文書，習程課”就能入仕、或蘇聯那種靠赫魯曉夫式的機會主義就能晉升領導高層的干部制度。值得體會的是，就在赫魯曉夫下臺的1964年，毛澤東將培養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他對黨的事業接班人的條件除了立場可靠外，更加強調政治經驗的成熟。5月15日，毛澤東在北京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96]此前兩個多月，作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澤東總結宋明以來的亡國教訓說“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他要求“教育革命”，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學生不會脫離實際，不會“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97]，其目的就是要防止遠如大宋近如蘇聯的悲劇在中國重演。

1091．美國“擊斃”拉登，就象是在上演只有排練人叫好的大戲，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戲后正反角演員迅速消失，并不讓觀眾上臺與演員“合影留念”。

1092． 美國這么一個大國，用十年時間“擊斃”了一個手無寸鐵的拉登，塔利班卻遍布全國，這樣的成績，奧巴馬還好意思對著全世界說美國“無所不能”[98]。

1093．右，碎嘴。左，少工。“ナ”，不大也。

1094．美國金融問題的源頭不在華爾街而在中東。

1095．2011年5月22日，易中天在其文集首發式上說：“如果誰對茅先生有所不敬，我認為他不是人。”[99]這話若將其中的“茅”改為“毛”會適當些，這就是“如果誰對毛先生有所不敬，我認為他不是人。”這里的“毛先生”，當然是毛澤東。歷史發展到了今天，大凡是人——更不用說歷史學家——都會認識到毛澤東是中華民族的大救星，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獨立于民族之林的精神動力。

1096. 每當面臨新的歷史性難題，大多數中國人都會想到毛澤東。20世紀40年代，周恩來同志曾向全黨發出“學習毛澤東”的號召，他說：“毛主席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具體化在中國土壤上，生長出來成為群眾的力量，所以中國革命得到如此偉大的勝利。到今天，不僅中國共產黨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勝利果實的人民，一定都會逐漸心悅誠服地信服他。”[100] 事實上，半個多世紀后的今天，“學習毛澤東”仍是擺在21世紀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重要的任務。新的歷史任務需要更多政治成熟的領導人和國家公民。

1097. 目前利比亞戰局有向持久戰演變的趨勢。2011年5月3日法國總統薩科齊在接受法國媒體采訪時表示，多國聯軍在利比亞的軍事行動可能在數月后結束。薩科齊還表示，法國有意在數周后發起一次“利比亞之友會議”。該會議將邀請利比亞國內各政治派別代表參加，包括曾經在卡扎菲政府任職的人員，以探討軍事行動后實現政治過渡等事宜。但他強調，與會的前卡扎菲政府成員必須在之前未曾犯下罪行，并已與卡扎菲決裂。[101]薩科齊的講話讓人想起1950年10月15日麥克阿瑟與杜魯門在威克島的那次著名對話。麥氏告訴總統：“我希望能在圣誕節前把第八集團軍撤到日本。那將使重組的第五集團軍由第二師、第三師和聯合國分遣隊組成。我希望聯合國能在新年第一天組織選舉。軍事占領一無所獲。所有的占領都是失敗。（總統點頭稱是。）大選過后，我希望能撤出一切占領軍。”[102]結果，美國在朝鮮一打就是三年，而且被打得焦頭爛額。現在北約在利比亞戰場已耗有三月。6月2日，北約決定將在利比亞的軍事行動再延長90天，以保持對卡扎菲的壓力。這已大大超出薩科齊的樂觀預言。目前北約加大空襲力度并要求卡扎菲“下臺”的高調嗓門，給人一種底氣不足的感覺，這使人想起1938年至1943月間日本對重慶的高密度空襲[103]、高調要求蔣介石“下臺”并最終以失敗告終的結局。

1098. 在世界治理方面，美國人是歐洲人——具體說就是英國人——“均勢”策略學校中的時差時好的學生。美國人用擴大蘇聯在東歐的勢力范圍的方式制衡了西歐并獲得在那里的絕對控制權；在海灣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中美國保留了薩達姆和本·拉登，美國借此獲得了在科威特和阿富汗的石油利益和在那里長期駐軍的借口。與美國有意放東歐于蘇聯是為了制衡歐洲的道理一樣，今天看來，為了迫使伊拉克新政權的屈從，美國也會有意適度放縱伊拉克反對派武裝。目前美國在那里的困境并不源于伊拉克反政府力量的存在，而是源于伊拉克政府與反政府力量間的失衡。如此類推，長期保留利比亞政府軍——而不管它的領導人還是不是卡扎菲——對班加西反對派的軍事壓力，將是歐美的共識。歐盟方面可以由此獲得反對派的忠誠和北約力量進一步在地中海南岸立足，美國方面則可以在其間獲得“離岸平衡戰略”（off shore balancing strategy）[104]帶來的紅利，并在地中海動蕩中保持世界石油價格——如果它還以美元結算的話——的高位運行。歐美雙方的需求為這場戰爭伏埋了兩種結局。一是老布什“海灣戰爭”式的結局，即在保留卡扎菲政府巨大壓力的同時，反政府“政權”也能長期存在，這是對歐盟最好的結局；其次是小布什“伊拉克戰爭”的結局，即由于英法國力不支而使利比亞兩種力量失衡，這既能阻止歐盟進一步向中非——法國已在科特迪瓦打好了前站——擴張并與美國在此爭利，又能保持英法對美國力量的持續依賴，美國由此重新獲得在歐洲的絕對影響力。這是有利于美國的結局。

1099。人之將去，其意亦誠。2011年6月2日，于月底即將卸任的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在專機上對中國《環球時報》隨行記者談到中美關系，他一方面稱“美國不想遏制中國發展”、“中國現在是將來也是全球性力量”；另一方面，他也含蓄地提醒中國“不要學習蘇聯”。[105]蓋茨前半句話的真實性他本人無法保證，但后半句話——不管蓋茨出于何種目的——卻對未來的中國外交是大有俾益的中肯之語。今天看來，雅爾塔體系的解體，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也有相當的責任。當時蘇聯外交將從全球范圍擊敗和逐出雅爾塔體系的另一關鍵支柱國家美國列入外交目標[106]，卡特的忍讓換來的后果卻是“卡特執政期間，蘇聯強權無論在何處都能所向披靡。蘇聯政治局成員們躊躇滿志，認為不需要再出臺什么新方針了”[107]。蘇聯的咄咄逼勢導致美國里根時期的強烈反彈，以至決定單方面放棄雅爾塔體制。這樣才有了美國試圖與歐洲結盟，重建盎格魯-撒克遜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的外交走向。這段周瑜黃蓋假打成真的教訓，是我們中國外交值得認真汲取的重要經驗。

1100.1985年鄧小平同志曾提出“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1992年他又在著名的南方講話中明白地指出：“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鄧小平同志去世后，小平同志所說的“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的”“兩大問題”被替換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主題，是我們對時代特征基本概括。”[108]最后便形成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十六大報告中“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時代的主題”和十七大報告中“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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