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讀過《商君書》

韓非子讀過《商君書》　　

韓非子與荀子的關系，見于《史記》的《老子韓非列傳》，只有一句：“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　　

我們在《荀子》的《儒效》篇，見到荀子在秦昭王面前對儒加以辯護和推崇：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于人之國？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愨，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義。叫乎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于窮閭漏屋，人莫不貴，貴道誠存也。　　

荀子對于儒的闡述，不知當時之儒是否能完全認同，但他至少大體上是從正面肯定了儒的。在其《強國》篇中，荀子認為秦國別的都好，缺的就是儒，這與他的學生韓非子列“儒”為“五蠹”之首，真是大相徑庭：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歸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閑，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有其諰矣。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具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荀子考察秦國之后，所夸贊秦國的好，都是以“古之”為標準的，古之民，古之吏，古之士大夫，古之朝，這是儒的最高理想和標準，是道地的儒的語言。　　

其所謂秦的“四世之勝”，是指秦孝公以來四代秦君（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而這四世，正是商鞅之法推行，使秦國移風易俗、走向富強的四世，荀子卻無只言提到商鞅變法對于秦國的作用，只把一切歸結為“古之”。并且，到最后竟認為秦國缺的就是儒，所以秦國的治理不純不“粹”，距離“王者之功名”差得很遠，很難達到“王”的功業，充其量只能做到“霸”的這一步。　　

且不論荀子的話正確與否，總之荀子是一個大儒，他心中高懸的是儒家心目中所謂古代“先王”的“禮治”的美妙境界，他的語言也是這樣環繞著的。　　

但荀子雖沒有提到商鞅，不等于他就不知道秦國四世以來所行何法所施何政，不等于他就不知道商鞅，也許那時秦國有一個不約定而成之俗，即不提商鞅的事。　　

秦孝公死后發生秦惠文王為了報復而車裂商鞅的大事情，至秦昭王這時，才三十多年，人們畏于王法，絕口不談這一是非，是可能的。　　

也許，荀子的可貴之處在于，他沒有否定秦國四世以來已近于“霸”的成就，這實際上肯定了商鞅變法之功，他從儒的角度對秦國得到治理的情況作出肯定性評價，是他的大儒身份所應有的角度和語言，他不便于交談得更深入。　　

從荀子訪秦的言論可見，既然韓非子是大儒荀子的學生，跟著荀子學“帝王之術”，他所學儒家的東西定然不少，而且是主要的課程。至于荀子思想中有多少法家思想成份，并且為韓非子所繼承和發揚，不知可曾有人做過這種“量化”的工作？想來這一“量化”工程，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其間還會發生許多的歧見和爭議，都是可以想象的，我們且不談這個。　　

至此為止，我們拜讀《韓非子》已達三分之一，字里行間沒見到韓非子明確提到或引用到荀子，但明確提到商鞅、頌揚商鞅的至少就有兩處以上：　　

《和氏》篇：　　

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坐告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原注，史記商君傳不言燔詩書），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務，禁游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　　

《劫奸弒臣》篇：　　

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于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眾。民疾怨而眾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后知有罪之必誅，而告奸者眾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　　

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強。此三人者，皆明于霸王之術，察于治強之數，而不以牽于世俗之言。　　

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為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強。　　

特別是《劫奸弒臣》的這些文句，說明了秦的變法前的情況，變法中的情況，與變法后的情況，說出了荀子在秦國答應侯時大約是回避了的話，回答了荀子在秦國看到的令他滿意的甚至是符合“古之”的情況是怎么一步步堅定而艱難地得來的。　　

因此，韓非子在其著作中對于商鞅、吳起這樣的人遇害，一再發出悲嘆之聲：　　

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和氏》）　　

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何怪乎賢圣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于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于楚者也。（《劫奸弒臣》）　　

韓非子這種明確而堅定的態度，相對于他的老師荀子，顯然是很大的突破。也許，荀子是在秦廷對話，韓非是在家中寫書，言論的環境是不一樣的，這導致韓非寫得這樣明白，而荀子那樣只字不提。在韓非子的著作中，甚至提及到商鞅的著作，在《南面》篇：　　

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于民心，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　　

最后一句“說在商君之內外”，疑在《商君書》內，經查《商君書》，果然有《外內》篇，其內容正是韓非子所說的這些，我們看看商鞅的文筆如何：　　

民之外事，莫難于戰。故輕法而不可以使之。奚謂輕法？其賞少而威薄，淫道不塞之謂也。奚謂淫道？為辯知者貴，游宦者任，文學私名顯之謂也。三者不塞，則民不戰，而事失矣。　　

……欲戰其民者，必以重法，賞則必多，威則必嚴，淫道必塞，為辯知者不貴，游宦者不任，文學私名不顯。　　

民之內事，莫苦于農。故輕治不可以使之。奚謂輕治？其農貧而商富，故其食賤者錢重。食賤則農貧，錢重則商富，末事不禁，則技巧之人利而游者食者眾之謂也。　　

故為國者，……邊利盡歸于兵者強，市利盡歸于農者富。故出戰而強，入休而富者，王也。　　

這就是商鞅提出的重農強兵的國策，韓非子完全地接受到自己的著作中，認為是當時最切實有用的國策，而什么“禮”啊，“仁”啊，至少都是不急之務，起碼要暫置一邊兒去為好。因此，我們發現，雖然史載韓非子是荀子的學生，他的言論卻與荀子不同以至相反，而與商君的“私淑”關系，卻是這樣地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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