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像誰(二）階級斗爭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這是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的核心所在。也是毛澤東，把馬克思的階級斗爭理論的實踐，推向了全人類革命甚至政治經濟生活的最高峰。
在戰爭革命年代，毛澤東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著名口號，在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當中，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一再強調，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可以認為，階級斗爭理論是理解毛澤東思想的一把鑰匙。
毛澤東晚年會見了美國總統尼克松，在回憶錄《領袖們》一書中，尼克松作了這樣的描述：“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革命之火可能不會燃燒起來；如果沒有周恩來，中國的革命則可能會被燒毀，只剩下一堆灰燼”。筆者認為，毛澤東的這把火，就是發動階級斗爭的大火，但尼克松對周恩來作用的評價過高，毛澤東既是個理想主義者，也是個實用主義者，毛澤東實事求是的革命風格，注定了毛澤東是一個很靈活善變的人，即使沒有周恩來，毛澤東也有能力不讓這把火燒毀掉中國革命。尼克松最后還這樣評論：“無論人們對毛澤東有怎樣的看法，誰也否認不了他是一位戰斗到最后一息的戰士”。尼克松評述的語言不多，但他指出了毛澤東精神的一些最重要的特征。的確，毛澤東在生命的最后時間，還希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過一些年，再來一次，呈現革命的歷史周期運動。
階級斗爭理論，是馬克思思想的一個部分，但毛澤東把馬克思的這一思想急劇放大，以致形成了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即毛澤東思想，階級斗爭理論成為了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毛澤東是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是一種空洞的書本式的提問思維，關鍵是要認識毛澤東是如何從馬克思的理論中，找到對中國革命有用的東西。
馬克思的階級斗爭理論，是為消滅資本主義和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而服務的，進一步來說，是為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而服務的。但毛澤東把這一理論拓展開來，廣泛的延伸到所有的被壓迫階級反對統治壓迫階級的斗爭。這就是毛澤東革命理論對馬克思主義實踐性的創造性發揮。毛澤東對馬克思革命理論價值的認識，非常簡單樸素：馬克思的革命理論就是代表窮人的利益，是窮人的真理，是窮人的理想。把馬克思的理論應用到中國革命當中，就是讓窮人翻身當家做主人。這樣的革命思想，旗幟鮮明，通俗易懂，正中中國尖銳社會矛盾的要害，具有極大的革命影響力、煽動力、號召力和鼓舞力。
自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以后，中國的發展出路和政治前途問題，經歷了長時期的曲折的斗爭和探索。先有清王朝自上而下的戊戌變法，后有孫中山的辛亥革命，再后有袁世凱的大總統共和國政治，掛羊頭賣狗肉，直至企圖恢復帝制，帝制失敗后又進入軍閥割據政治。在這二十多年中，中國人民遭受多重壓迫，多災多難，統治階級已經離心離德，分崩離析，被壓迫廣大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社會亂象叢生，社會革命一觸即發。
中國的革命一再遭受挫折，中國傳統的文化面臨全面危機，舊的政治統治力量四分五裂，廣大百姓民不聊生，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風起云涌，資本帝國主義劃分世界，日本帝國主義暴露出侵占中國的狼子野心，一句話，中國社會空前的內憂外患。但歷史的規律無不表現出，當舊的政治文化走投無路時，新的政治文化理想就會展現在希望者的眼前。歷史要求，中國社會必須重新選擇一條路。這條路將會是什么樣的路？歷史需要大思考，大爭論，中國的新文化運動責無旁貸的擔當了這一重大的歷史文化使命。如同中國古代的春秋戰國，思想百家爭鳴，中國近現代史上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中國新舊文化思想價值的大爭論，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又將這場文化革命推向全國，并且演變成全國性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政治文化運動。
“五四”文化運動，主要是西方的新文化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斗爭和批判。這場文化戰役，自始至終西方的新文化思想處于壓倒的形勢。以孔孟之道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以前雖然也受到革新元老康有為和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的尊重和推崇，但是，與革命頑固對抗的舊勢力，總是把孔孟之道作為維持舊政治統治的理論依據，特別是袁世凱復辟帝制，以及后來北洋軍閥的黑暗政治，又重新將尊孔祭孔的傳統文化推向頂禮膜拜的高峰。于是，激進的革命思想，痛定思痛，洗心革面，終于下決心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徹底決裂，他們把孔孟之道視同是中國反動落后封建專制政治的同伙和幫兇，甚至是反動思想文化的基礎和源泉。
和日本的現代化文化改革道路完全不同，成為社會文化新秀的中國激進的新文化力量，拋棄以前中國革命派的做法，不再愿意同母體的傳統政治文化相結合，而且要急于擺脫和傳統文化的聯系，他們認為不破不立，不將舊文化徹底打倒，徹底埋葬，就不會出現一個新的文化世界。而在這場文化斗爭中，中國舊的政治統治力量已搖搖欲墜，自顧不暇，他們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已愛莫能助，而革命陣營也開始思想分化，在這場文化斗爭中，激進的新文化思想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中國的傳統文化成為眾矢之的，成為“落水狗”，成為中國封建政治的代名詞和犧牲品，這是不是一個歷史悲劇，或者說是一個歷史冤案，有待人們評說。
“五四”運動不僅具有重大的文化意義，更重要的這種文化意義直接決定了中國未來的政治前途，“五四”文化不僅宣傳了資產階級的文化價值觀，而且還超越了前者，進一步跳躍的和西方社會主義思想文化結合，“五四”運動大大的增加了中國激進的左派文化的思想力量。
“五四”后不久，中國共產黨就宣告成立。“五四”和中國共產黨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五四”時期，可謂天下大亂，眾說紛紜，但最后的結果很簡單：中國的文化追隨世界大勢有兩種選擇，要么追隨歐美的資本主義文化，要么追隨馬列主義的蘇俄的社會主義文化。中國共產黨就是在后一種馬列主義文化的社會潮流中建立起來的。
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1942年）中這樣說道：“說到革命的準備，一九二一年開始的第一個階段，實際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準備的。特別是五四運動，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眾、青年知識分子都是這時開始的。所以嚴格地講，我們研究黨史，只從一九二一起還不能完全說明問題，恐怕要有前面這部分的材料說明共產黨的前身”，“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沒有徹底”，“五四運動準備了大革命，沒有五四運動就沒有大革命。中國共產黨是產生在‘五四’之后，五四運動又是產生在十月革命之后。中國共產黨是在列寧的號召之下組織起來的，是共產國際派人來幫助組織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就有國際代表到會。”
可以發現，“五四”以后，中國的社會文化呈現十分左傾激進的發展狀態，跨越資本主義而向往社會主義的文化，獲得蓬勃發展。這種人心所向的文化現象，說明了中國社會的矛盾異常深刻和尖銳，不可調和，歷史的規律是，矛盾越尖銳，革命也會越激進、越激烈、越極端、越跳躍。毛澤東1927年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用這樣的語言表述了中國革命的特征：“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毛澤東認為革命就是你死我活，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
毛澤東這種革命思想的原因，除了接受馬克思的思想以外，更重要的是源于他對中國歷史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中國歷史上發生了無數次的農民起義，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規模之大，斗爭之殘酷，頻率之高，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是遠遠看不到的。這就是中國的歷史特點，是中國的國情，而這種歷史特點又是由中國的文化所造成的。
毛澤東中國社會革命的思想，本質上是和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的革命精神是一致的。毛澤東把馬列主義理論中國化，毛澤東用這樣淺顯樸素的語言向中國人民宣傳革命的道理，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毛澤東在精神感情上始終站在受壓迫人民的一邊，因此，他對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一直是高度贊揚。而中國的國情，百分之九十的人民是窮苦大眾，毛澤東站在他們一邊，就能贏得絕大部分中國人民的信任。特別是中國的社會革命在不可避免和一觸即發的歷史情況下，毛澤東站在受壓迫人民的一邊，就必然注定了毛澤東將贏得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支持，將贏得社會政治革命的全面勝利，一句話，中國的歷史必然會選擇毛澤東。
孫中山在生命的最后，曾覺醒要喚起民眾，但是孫中山的繼任者蔣介石沒能贏得民眾，更是不敢喚起民眾，而恰恰是毛澤東創建的革命思想，贏得了民眾，喚起了民眾。
“喚起民眾”，只是認識到了革命成功的真理，但是要做到，卻是要憑借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深刻而又切實的認識。毛澤東天才性的創造性的做到了這一點，孫中山在世沒有能夠做到，而蔣介石更是赤裸裸的站到官僚地主買辦大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來，完全代表了中國極少數特權統治階層的利益。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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