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言柳敬亭祖籍

漫言柳敬亭之“祖籍”　　

隨手打開《史記》，是《管晏列傳》，頭一句話是：“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我們當然只有相信司馬遷，并且知道了管仲是潁上人。這一說法，至今沒看到有人來糾正司馬遷，所以我們對管仲是哪里人的認識，也只能停止在這個地方，這就是這個問題上的定論。　　

又比如，《樂毅列傳》說，“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又說，“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于靈壽，其后子孫因家焉。”至于樂羊之前是哪里人，如果遍查古籍也無說，那么樂毅祖先的事也就只能追溯到樂羊為止，再多說就是瞎說。　　

這樣就要說到柳敬亭。我的認識是，“柳敬亭，泰州人也。”有沒有“其先”的問題？我的看法是，柳敬亭大約活到九十歲，這么大歲數的人，為何從來沒有說過“我的老家呀，其實不在泰州，而在哪里哪里”這句話？　　

可以肯定的是，柳敬亭性情十分活躍而通達，樂于請名人詩人給他寫詩，而名人詩人們也樂于與他交往，并且還有大詩人吳偉業大學者黃宗羲這樣的人，給他作了《傳》。這些，對于后人，就成了歷史資料和研究柳敬亭的依據。所以，在這些寶貴資料中，既然沒看到柳敬亭說過“我的老家呀，其實不在泰州，而在哪里哪里”，我們為何要來給他按上泰州之外的一個所謂“祖籍”呢？　　

柳敬亭因官司離開泰州出走時，是十六歲左右，而且是一個有主見很剛強的少年，一般說來，當時他的父母俱在，如果父母俱不在了，至少，父輩的親戚或鄰人是有的，如若他的父輩是從外地遷徙到泰州來，而他只是在泰州出生而已，他不會一點也沒聽到父輩或鄰人談起過“老家”，就是說，如果他家是從外地遷徙至泰的，少年柳敬亭應該是知道一些的，既然如此，他后來活到九十歲左右，并且是那樣的大名人，卻從來沒有對人談起過自己的“老家”不在泰州，這就有悖常情常理。并且，也從來沒有人問起過“你老家一直在泰州嗎”，更不曾有人跟他套近說“聽說你老家是我們馀西那里的呀”，這些，在史料中都不見只言片語，應當說，是正常的，因為在柳敬亭當時，本來就沒有這個問題。　　

泰州已故老學者周志陶曾經統計說：“四十三位與柳敬亭同時的作者，在六十三篇作品中，無一人提到柳敬亭是南通人，也無人稱其為宋代曹彬之后和原名永昌字葵宇者。”　　

這些與柳敬亭同時，并且很多是與柳有密切交往的四十三人，及其六十三篇作品，就是討論柳敬亭“祖籍”以及他的一切問題的最可信依據。這些最可信依據，真是非同小可，撼泰山易，撼這“四十三人，六十三篇作品”的依據，難。　　

但不等于說，學者們就再也不可以對這一問題提出不同意見，“爭搶名人”的風氣，其所由來久矣，這樣的事情過去有，今后也仍會層出不窮。　　

那么，目前的“不同意見”的“祖籍南通”之說，是否有道理呢？我認為，其理由不充分。因此，“祖籍南通說”，不能成立。在不能成立的情況下，我們也不能“糊稀泥”說：“柳敬亭是泰州人，與認為他的祖籍是南通人，并不矛盾”。　　

我也跟我敬重的學者一位先生交換過意見，他為弄清柳敬亭之來龍去脈，做了大量考證，但我認為，所提供的其中最重要一條，就是范國祿詩《聽居生平話》，而那仍不能作為“祖籍南通說”的充分依據，不足以動搖“四十三人，六十三篇作品”。他對我的意見，也表示同意。　　

因為，說書人居輔臣（居生）當時名氣已經不小，他以自己是柳敬亭的門徒高足為榮，也許還是言必稱柳的，可見柳敬亭雖已辭世，名氣依然很大，乃至比生前還大。既然這樣成了海內名人，而且是那樣高齡辭世的，就會引起一種特別的關注，這時，或許范國祿（小柳敬亭四十六歲），或別的某個文人，偶然發現馀西曹氏家譜，其中有百年前曹氏二弟兄于某時遷徙至泰的記載，時間推算，恰與柳敬亭之生年對得上，而柳敬亭本姓曹是已知的，則可以“斷然”聲稱柳敬亭就是所遷徙的曹家之后，把其中“曹永昌，字葵宇”者說成就是他。這樣“臆測”而搶名人，有沒有可能呢？應當說，是有的。然后，又在“臆測”獲得的“基礎”之上，吟詩作賦，一切就越來越像是真的了。我此一說，說的也只是一種“可能性”，但是這就足以置疑于范國祿。　　

往往一個人成大名之后，人們就喜歡給他找上一個歷史顯赫的先人，強按到他頭上，不這樣就不足以說明這個人為何會成就了一番事業，也不足以陶醉和慰籍自己敬仰的內心，而如果一個人成了帝王將相，那他的先人或他的發跡，一定更是不尋常的了，這出于一種不正常的歷史文化心理，司馬遷早就在《史記》中寫下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一精辟見解，但人們還是視而不見，到時就全忘記了。　　

與柳敬亭同時代的人從來沒有說過柳敬亭原名“永昌，字葵宇”。覽閱之下，這方面的說法只有：　　

“名遇春，號敬亭，本姓曹”（《柳生歌并序》，顧開雍，小柳敬亭約十歲），　　

“揚之泰州人，蓋姓曹。”（《柳敬亭傳》，作者吳偉業，明末江左三大家之一，小柳敬亭二十二歲。）　　

“名遇春，號敬亭，年八十，揚州人。”（《柳麻子小說行》，明末江左三大家之一，閻爾梅，小柳敬亭十六歲。）　　

“揚之泰州人，本姓曹。”（《柳敬亭傳》，黃宗羲，明末大學者，小柳敬亭二十三歲。）　　

“柳逢春，字敬亭，本姓曹，泰之曹家莊人也。”（《柳逢春列傳》，宮偉鏐，泰州人，小柳敬亭二十四歲。他這句話為泰州《道光志》采用，因為他是泰州本地的學者。）　　

“柳敬亭，泰州人，本姓曹。”（《板橋雜記》，余懷，小柳敬亭二十九歲。）　　

所以，那個“名永昌，字葵宇”，是多年以后的“橫空而出”。　　

范國祿詩較長，其中與柳敬亭最有關詩句是“我嘗掩淚望馀西，柳家巷口夕陽低”，這被當作柳敬亭原籍的一個依據。殊不知，柳敬亭當時，南通馀西有“柳家巷”么？既然說是馀西曹家，怎么又來了一個“柳家巷”？此“柳家巷”，原《曹氏家譜》中有么？是之前一百年、曹家當時，那里就正好叫做柳家巷？還是因為出了柳敬亭才改叫柳家巷？還是范國祿靈感所至的“神來之筆”？這“柳家巷”多少有點“從天而降”，很難視為“學術”依據。所以，詩中另一句“五狼發跡”之語，都可視為鑿空之言。好比如果要拉一個名人來，說他“祖籍”是南京，那就把南京的歷史地理風物都堆到他頭上去，這就越說越像了。這樣行嗎？　　

真實的曹氏家譜，對于我們，關鍵的只有一點，就是家譜與柳敬亭的關系是不是很“鐵”？是不是有“鐵證”能說明柳敬亭就是那曹氏弟兄的后代？是不是有鐵證說柳敬亭就是“名永昌，字葵宇”的那一位？這一條聯系，如果不能有力建立起來，就會有“臆測”之嫌。而這一條“鐵”的聯系，到目前為止，并沒有建立起來。　　

周志陶先生說得好：“避而不言曹永昌就是柳敬亭的依據”是不行的。　　

打個比方，我姓劉，我把劉邦世家說得頭頭是道，然后就說我是劉邦之后裔，人家只要問我一句，你的依據呢？我拿不出鐵的證據來，前面的天花亂墜，都沒用。　　

所以，柳敬亭“祖籍南通說”，仍然只是一種“假說”，這樣的“假說”，容許有一千種，但負責任地，我們現在還只能說，“柳敬亭，泰州人也。”別的無法多說。　　

俞揚先生勾稽了柳敬亭“祖籍南通說”的由來，簡引如下：　　

1927年《小說世界》載錢嘯秋《柳敬亭之世系》文，是他根據通州曹氏家譜，首次提出柳敬亭是宋代曹彬之后，曹彬籍真定府靈壽，其九世孫移常熟，其十二世孫移通州余西場，而柳敬亭即其十三世，名永昌，字葵宇。　　

1956年，洪式良《柳敬亭評傳》不同意錢嘯秋這種“值得考慮”的說法。與柳敬亭是朋友關系的吳偉業作《柳敬亭傳》，也不記柳是宋代曹彬之后，以及敬亭之父由通州移泰州之說，　　

1963年，《江海學刊》載管勁丞《柳敬亭通州人考》文，據曹氏族譜與范國祿詩《聽居生平話》，認為柳敬亭之父移居泰州，因而柳敬亭出生于泰州，其本通州人也。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之《南通縣志》說柳敬亭“本姓曹，流落泰州后，改姓柳”（多么草草），而《南通市志》說，柳敬亭“本名曹永昌，……幼時隨父遷居泰州，因受陷害成緝捕對象，休息于柳樹下指柳為姓。”（亦為草草）。南通之舊志沒有柳敬亭傳。　　

2003年第八期《文史知識》載陳遼《平話奇才柳敬亭》文，其中介依據管勁丞之說，強調柳敬亭是通州人。　　

有關情況就這么多。可見，說柳敬亭是“曹永昌”之說，是從一九二七年開始的。時間出得早與晚，雖然也很重要，但還不是論定真假的關鍵，關鍵只在于“曹永昌就是柳敬亭”的鐵證。這樣的“鐵證”，現在是沒有的，也可以說，永遠是沒有的。僅憑以上所列可做為“依據”的材料，是不足信的。　　

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才出的南通二《志》，比起《泰州道光志》中就言之鑿鑿，相距何遠！而這南通二《志》，又如何面對周志陶先生的這句話呢：“四十三位與柳敬亭同時的作者，在六十三篇作品中，無一人提到柳敬亭是南通人，也無人稱其為宋代曹彬之后和原名永昌字葵宇者。”　　

因此，1981年9月上海辭書出版社《中國戲曲曲藝詞典》的說法，“柳敬亭，本姓曹，原名永昌，字葵宇，……通州（今江蘇南通）人，一說泰州人。”就是很不負責的。　　

2003年10月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江蘇名人錄》的說法，“柳敬亭，祖籍南通余西場，生于泰州，原姓曹，名永昌，字葵宇。”也是有錯的。　　

總之，柳敬亭“祖籍”，既然提出來了，但在沒有充分證據前，是不能定下來的，只能是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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