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華嚴》與盛唐氣象
余畫洋
初稿寫于2010年9月2日
一 滇池與北海
二 長安及邛都
三 西域之楚聲
四 武周革命
五 澄觀
一 滇池與北海
《莊子》第一篇《逍遙游》中說，“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楚頃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前后，楚將莊蹻率軍由黔中至滇池，使滇屬楚，后黔中被秦攻占，滇、楚交通斷絕，莊蹻就“變服，從其俗”，在滇稱王。（轉引自《漢武帝傳》，楊生民 著，人民出版社，2001年，252頁）滇國就是天池之國，因為滇、顛二字音同，而顛（頭頂的意思）、天二字音近義通。南宋《會稽志》說，“莊氏，楚莊王之后，以謚為姓。六國有莊周。”《史記.西南夷列傳》云：“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所以莊蹻也是這個家族的成員，當他南來云貴高原，遠望天邊的大湖，就用《逍遙游》里的“天池（音轉而為滇池）”命名，其地就稱之為滇國。又拈出“北冥有魚，其名為鯤……南冥者，天池也”一段文字中的“鯤”與“冥”，將滇國附近的今大理一帶稱之為昆明。這應該就是昆明和滇池這兩個名字的來歷。
川、滇相鄰，《漢書.地理志》云：“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為郡”，“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于世，鄉黨慕循其跡。后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說，在漢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在位）時期，“君平（就是嚴遵）……依老子、嚴周（即莊周，避明帝劉莊諱）之旨，著書十余萬言”。自此以后，莊子的文章開始流傳。
《漢書.李廣蘇建傳》中說，天漢元年（公元前100年），漢武帝“遣武（蘇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這便是膾炙人口的蘇武牧羊的故事。匈奴人把蘇武遷到北海荒無人煙的地方，叫他養公羊，只有公羊產了奶才能返回漢朝。北海就是今天的貝加爾湖，貝加爾應是北海的音變。我認為北海之名來自《逍遙游》里的“北冥”。蘇武在《史記》中無傳，班固寫《漢書》是在公元1世紀后期，到這個時候《莊子》大概已經廣為人知。班固追記蘇武事跡之時，北海應該已是今貝加爾湖的習稱。
二 長安及邛都
秦漢時期，關中沃野千里，南面是富饒的巴蜀。夜郎、僰中等在巴蜀之南，被稱為“南夷”；邛、莋等在巴蜀之西，被稱為“西夷”。“邛、莋、冉、駹者近蜀，道易通，異時嘗通為郡縣矣，至漢興而罷”。（《漢書.司馬相如傳》）為了復通西夷，漢武帝“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用巴蜀的出產來作禮物，“邛、莋、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臣妾”。于是“通靈山道，橋孫水（在安寧河上架橋），以通邛、莋”。邛就是邛都，在今四川西昌。
元狩元年（前122年），張騫出使大夏（在阿富汗北部）歸來。在大夏他見到了蜀地的布和邛地的竹杖，并聽當地人說是從東南的身毒（印度）買來的，因此他判斷從西南夷地區可通身毒，從身毒又可到大夏。（《漢武帝傳》，254~256頁）
圣堅所譯《羅摩伽經》（此經是《華嚴經.入法界品》的單品別譯）中說，“爾時，善財童子從東方界求善知識，漸漸游行，至南方界，轉至西方，遙見善勝長者在屈頭摩城。”我認為東方界即關中地區，南方界即為巴蜀，而所謂西方的“屈頭摩”只不過是邛都一名的異譯。撰經者在印度，邛杖作為暢銷的商品運至印度，那么竹杖的產地邛都必為當時的印度人所知，并以“屈頭摩”名之。
根據《入法界品》，善財童子從福城出發參訪善知識。這“福城”應是當時的世界名城長安。而善財童子身上似乎隱約有司馬相如的影子。司馬相如受命前往西夷，西夷得到漢朝的賞賜一定很多，此事震動一時，輾轉傳到印度，印度人羨慕之余，在佛教文學里出現了善財童子的形象。
《入法界品》提到了福城的大塔。既然“福城”是長安，那么“大塔”指的是什么呢？史載漢武帝好神仙，他聽說“仙人好樓居”，就在長安修建了蜚廉桂觀，在甘泉宮建了延壽觀，又在甘泉宮建起通天臺，以等候神人；還在建章宮旁建起了神明臺，等等。（《史記.封禪書》）這些建筑物無疑是勞民傷財，可是在世人眼中，也不禁會驚嘆其堂皇富麗。《入法界品》里福城的大塔是不是那高峻的通天臺或神明臺呢？
三 西域之楚聲
漢景帝不喜歡詞賦，詞賦名家莊忌（會稽吳人，時稱莊夫子）不被看重。而武帝“早慕詞賦”，愛好楚辭，曾經叫淮南王劉安為《離騷》寫注解。莊忌的兒子（“或云族家子”）莊助作為文學之士，受到了武帝的賞識。（《漢文學史綱要》，魯迅，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年，53、62、63頁）
《離騷》中說，“朝發軔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漢武帝就以“西極”來為烏孫國送來的良馬定名。元封六年（前105年）秋，武帝以宗室女細君嫁烏孫。細君在烏孫作詩：“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居常土思兮心內傷，愿為黃鵠兮歸故鄉！”這大約是西域楚聲之始。《離騷》或于此時傳至西域，即公元前100年前后。
漢光武帝劉秀（公元前6~57年）以光大漢武帝的事業為職志，他的年號就叫做“建武”。劉秀的兒子明帝劉莊（公元57~75年在位）時期，佛教逐漸在貴族中間傳播。《后漢書.楚王英傳》里說，“英晚節……學為浮屠（佛陀），齋戒祭祀”。公元65年，明帝派人赴西域求佛經。此舉不僅出于重建統治階層意識形態的需要，也是為了了解西域的軍事、政治實情。
公元73年，班超奉明帝命，出使西域各國。班超在于闐“殺親附匈奴的巫者與相國，于闐降漢”。（《大風起兮云飛揚：兩漢人物》，戚文 著，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7年，381頁）班超的英雄壯舉，使西域與中原復通。班超是史學家班固的弟弟，他“涉獵書傳”，曾任蘭臺令史，在他們身處的時代，《莊子》等中原流行的文籍很可能傳到了西極之地。
以下是戚本禹（即戚文）書中有關班超的幾條重要歷史記錄：
公元90年，大月氏王求尚公主被拒，怒攻班超，為超所敗。大月氏驚懼，歲奉貢獻。
公元97年，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條支，至安息西界而還。
公元100年，班超上書和帝，請求返回中原。
公元101年，安息遣使與中國通好，贈獅子與大鳥。
公元102年，班超還洛陽，不久去世。
由此可見，當公元100年左右，漢朝在西域的聲威達至極盛。《華嚴經.入法界品》有可能就產生于這個時候。我推測，西域的無名作者傾心于璀璨的漢文明，他喜愛中原的《莊子》和《離騷》——這兩部書的文字所傳達的形象有著奇麗靈變的特點，于是因《莊子》52篇（今存33篇）和《離騷》1篇，利用印度《羅摩伽經》里的素材，撰成了善財童子53參的故事。因為《莊子.逍遙游》中引用了鯤化為鵬，而大鵬南飛的傳說，于是就將善財童子的行路方向一律改為南向。因為《離騷》開頭祖述“帝高陽”與“伯庸（祝融）”，于是就尊奉含義為“光明普照”的“盧舍那”。從歷史與地理來看，佛教的發源地印度正在西域的南邊，而新疆保存至今的日月巖畫告訴我們，西域早就有太陽崇拜的信仰。
因此，《華嚴經》的思想主要是楚文化、印度文化和西域文化交融的產物，它浸染的時代精神是兩漢的雄放與通脫。《入法界品》“宣揚的平等無差別看待一切的主張”（《中國華嚴宗通史》，魏道儒 著，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37頁），使人很自然地聯想到《莊子》里 “不遣是非，而與世俗處”的論調；它“遍歷各處參訪求學的號召”（同上），也使人不禁想起《離騷》中“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名句。所不同者，是《華嚴經》特有的法界觀念。這個概念“是對全部世間和出世間、全部凡圣境界的總概括”。（同上，35頁）
四 武周革命
兩漢之末的王莽和曹操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思想的原教旨主義者。王莽依《周禮》而設百官，曹操據《禹貢》而劃九州。雖然魏武“氣雄力堅”，發抒情感卻襲用了《詩經》的清婉格調，如“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等等。他改編黃巾起義軍，乘勢而起，統一北方，推廣屯田，他的功績勝似了春秋時期管仲的“尊王攘夷”。曹操之后，思想界最燦爛的明星是正始年間（公元240~248年）的少年天才王弼（226~249年）。王弼以《老》解《易》，并認為“乾”不一定表示“天”，“坤”不一定表示“地”。這在今天，依然算是極新鮮的見解。
《入法界品》在王弼的時代還沒有傳入中原。佛馱跋陀羅（359~429年，意譯覺賢）翻譯《華嚴經》始于東晉義熙十四年（418年），劉宋永初二年（421年）譯完。因為晉譯華嚴不完備，兩百多年后，武則天遣使往于闐求取梵本。證圣元年（695）始譯于洛陽大遍空寺，圣歷二年（699）于佛授記寺譯畢。（《中國華嚴宗通史》，134頁）洛陽這兩座寺的名字“大遍空”與“佛授記”暗含了《金剛經》里須菩提（傳為解空第一）在如來佛座前聽講以及燃燈佛為如來授記之事。看來武則天當日是以《金剛經》來會通《華嚴經》的。唐譯《華嚴經》八十卷，若加上《金剛經》一卷，正合《老子》81章之數，說明武則天把李唐和道教作為自己的對立面。
天授元年（690），武則天易唐為周，定都洛陽。而在這以前，武則天早已在洛陽龍門西山興建盧舍那佛雕像。在洛陽建都表明武則天繼承了周公、孔子的“東周”理想，而龍門盧舍那佛像則表明武則天的精神支柱是華嚴思想。武則天政權的社會基礎是地主階級的中下層，她打擊權貴，重用賢能，促進了統治階層內部的新陳代謝。盧舍那佛像的端凝明靜和周圍群雕的俊邁超逸，是武周革命在文化上的形象預言。不仔細研究武周革命，就無法理解后來的開元盛世。武則天在歷史上的作為可比漢武帝。漢武帝的精神是《離騷》的精神，而以《老子》觀物；武則天的精神是《華嚴經》的精神，而以《金剛經》觀心。
五 澄觀
郭沫若說過，李白和杜甫“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雙子星座一樣，永遠并列著發出不滅的光輝。”盛唐的詩歌，代表著時代的新氣象。尤其是李白的詩，飽含了清新振拔的少年精神，所以杜甫才那樣真誠地欣賞他。是不是受了《入法界品》善財童子故事的強烈暗示，李白才寫出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這樣的詩句？
天寶年間（742~755），唐王朝盛極而衰。“從安史之亂到唐武宗滅佛的九十年間，……推動華嚴學發生實質性進展的代表人物，是澄觀和宗密。”（《中國華嚴宗通史》，184頁）澄觀繼承法藏的學說，而宗密發揮神會的理論。在我看來，澄觀和宗密之間的差別，很有些像朱熹和王陽明這兩者的關系。王陽明的心學來源于禪宗的觀點，而朱熹的理學則借鑒了華嚴宗的見地。
澄觀是華嚴宗經院哲學的集大成者。在澄觀以后，華嚴宗與禪宗在義理上的融合是以禪宗為其主干的。就這樣，佛教的中國化接近完成，在近世西學東漸以前，中國沒有再能產生思想上的根本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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