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的不錯與偏頗
小序
對于韓非子，我們似乎容易覺得須站在“他是對的”與“他是不對的”這樣兩個極端之間做選擇，而又不免覺得都難以做到，于是在思想上擱置起來。這種思維的“定勢”或“慣性”，且不論來自哪里、如何形成，掙破此一絕對主義，確實是一種需要。
其掙破的方法，別無它途，只有直接閱讀韓非子，自己來弄清楚。好比面對湯湯洪水，你有了自己一塊站腳之地，哪怕它很小，你也會覺得踏實了些，然后才能再考慮其它。
如果我們自己閱讀韓非子，我們就能從那字里行間，進入“時間隧道”，一定程度上感受到韓非子的時代和他的國家，我們多少也就“親近”到了這個歷史人物，從他的心情，到他的理論，這樣，也就能面對較為活生生的客觀的情況做出自己的判斷。這判斷不管怎樣，總是我們自己得出來的，至于寫下來能有幾多“學術價值、文學價值”之類的，就只能抱無所謂態(tài)度，甚至也可以“精神勝利”地說，這本來就只是一種“消遣”以至“扯淡”，因為我們所討論的，只是古代人們討論了無數(shù)次的“帝王之術”罷了。
一
《史記》說，“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呼，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
秦始皇說這話的時間，大致可定在公元前235年左右。
東漢哲學家王充，在《論衡》里寫下了《非韓》篇，這個寫作時間，假設在王充五十歲，則是公元77年，距離秦始皇說那句話，有三百年以上。王充在其文章中，對于韓非子把儒士列為“蠹”，表示不能同意。
韓非子這篇《五蠹》，到底是個什么主張？怎么就把圣人之徒列為社會國家之一種“蠹”蟲的？過份了吧？
我們這就不得不拜讀韓非子的《五蠹》。
粗讀下來，韓非子這篇文章，大致有三層意思。
一層意思，主張：
“圣人不期修古，論世之事，因為之備”。
也就是執(zhí)政要與時俱進，不能泥古不化。他認為：
“上古競于道德，中古競于智謀，當今競于氣力”。
他對遠古時代政治情況的這一認識與概括，有多正確且不論，其作為重點與實質(zhì)落筆的最后一句話：“當今爭于氣力”，是說出了一種事實。也就是說，他認為，在他所處的時代，華夏大小許多諸侯國已經(jīng)兼并為秦楚韓魏趙燕齊七大國，這七大國仍在激烈的兼并之中，并且秦國有吞并東方六國之勢。在這種情況下，要能生存以至發(fā)展，全憑實力，反過來說，憑“仁義、道德”是沒有用的。
他舉了兩個例子，說，周文王當初只有五百里之地，行仁義而懷西戎，并且就這樣行仁義而得了天下。這是以仁義取得成功的例子。另一例是行仁義而亡國，說，漢江之東曾經(jīng)有個徐偃王，也有地方五百里，他行仁義，來向他靠攏并且獻出土地的國家有三十六個，這似乎也是成功的了，但是，荊文王感到這對荊國是個威脅，就舉兵前來討伐，一舉滅了徐偃王。韓非子得出結論說：
“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
文王是不是僅僅憑著行仁義取得天下的，這在論述中已經(jīng)不重要，因為無論如何畢竟要有一定實力，周朝才能滅了商朝，不是有武王伐紂、牧野大戰(zhàn)嗎？但歷史上總是說周文王是行仁義而得到生存和發(fā)展的，商紂王是不行仁義而弄得國敗家亡的，韓非子是利用了這一現(xiàn)成的說法，這一般也是儒士們最提倡的說法，所以韓非子這樣以周文王舉例，是可以的，也是很有份量的。
另一面，荊國即楚國，它是以并吞了江漢之間許多小國最后形成了楚地之廣的。這所謂徐偃國，不管是真實有過，還是杜撰，總之可以舉例代表著那許多曾經(jīng)存在過的江漢小國，它們總之是因為實力很小而被楚國并吞了，不管它們哪怕很是行仁義的。所以，韓非子的這個論述，從邏輯上，從歷史的事實上，是立得住腳的。
對此，王充卻有不同看法：
治國之道，所養(yǎng)有二：一曰養(yǎng)德，二曰養(yǎng)力。養(yǎng)德者，養(yǎng)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yǎng)力者，養(yǎng)氣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nèi)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zhàn)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徐偃王修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六國，強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韓子之術不養(yǎng)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駁，各有不足。以偃王有無力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
我們倒也不能說王充說得不對，但他只是認為韓非子有片面性，他說要把行仁義與講實力結合起來，既有“德守”，又有“力備”，各有其用，相得益彰，這才算全面。
王充之說，讀來很好，但我們也不能說韓非子錯了。王充是東漢初年人，面對西漢興衰的得失，他是在試著總結和提出治理國家的完備的理論，因此面面俱到兼顧儒法。韓非子是戰(zhàn)國末期的人，天下都在為了國家生存而空前地“爭于氣力”，而且韓非子的國家韓國更是已經(jīng)到了危急存亡關頭，尤其不能靠著“行仁義”而求生存，可是國內(nèi)偏偏仍然有著這樣很嚴重的情況，使他不能不大聲疾呼而提出匡正的國策。
我們打開《史記》的《六國年表》，以韓非子在秦國遇害之時往前推，四十年間，是韓非子最主要的生命時光，他作為貴族公子的韓國的情況是很糟糕的，不斷遭受著秦國的蠶食吞并，韓非死后的第三年，韓國也就滅亡于秦國，在齊楚燕趙韓魏六國之中是第一個被秦國滅掉的。
因此，我們該對韓非子“當今爭于氣力”之說，有充分的了解，而不能說他是錯的，甚至都不能以所謂片面性去指責他。這也好比面前本來陳列諸多工具，我們臨事只能選取最適用的，而不管其它的在其它方面多么有用，在這里是沒有用的，乃至要把它丟得遠遠的以免礙事。當然，假仁假義難免要用一些，人與人之間最起碼的“禮”之類也還是要的，但若真的要以“行仁義”作為國策來救國家，是“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對韓非子來說，這簡直就是要讓他的國家坐以待斃以至立即滅亡的胡鬧，該算是“皇帝的新衣”里面最可怕最可笑的一種，萬萬使不得的。
王充卻不這么認為，他說：
“六國之亡，皆滅於秦兵。六國之兵非不銳，士眾之力非不勁也，然而不勝，至於破亡者，強弱不敵，眾寡不同，雖明法度，其何益哉？”
這是說，強弱本來已經(jīng)懸殊，你在國內(nèi)再怎么走“明法度”的路線以強國，也沒有用。
王充就這樣從強弱的角度重新提出了問題。如其說來，弱國反正不勝強國，弱國怎么要讓自己強起來也沒用，結果都一樣。
這情況之下，除了等死之外，別的還有什么好辦法沒有？王充認為，有，那就是采用“行仁義”那一套。他舉童子面對無敵大力士孟賁的例子說：
“使童子變孟賁之意，孟賁怒之，童子操刃與孟賁戰(zhàn)，童子必不勝，力不如也。孟賁怒，而童子修禮盡敬，孟賁不忍犯也。”
童子這樣或許會讓孟賁放過他，從而死里逃生，似乎算得一種“迷敵之術”。
王充舉魏文侯時代的一件事，來說明他以上說法有歷史依據(jù)：
“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閭，秦軍聞之，卒不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
他對此分析說：
“秦之與魏，孟賁之與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猶童子操刃，孟賁不避也。其尊士、式賢者之閭，非徒童子修禮盡敬也。夫力少則修德，兵強則奮威。秦以兵強，威無不勝，卻軍還眾，不犯魏境者，賢干木之操，高魏文之禮也。”
他的結論是：“敬賢，弱國之法度，力少之強助也。”
從邏輯上說，王充之說是言之成理站得住腳的，他說的是“雞蛋不跟石頭碰”，以及僥幸能迷惑了敵人而茍活幾天以至再圖發(fā)展的可能，但從實際上說，與束手等死仍然并無多大不同。以當時岌岌可危的韓國的情況，效法近二百年前的魏文侯而在全國大行尊賢有禮，就能感動以至感化秦軍，避免亡國的滅頂之災么？
如果說弱國明法度以圖強，是作生的努力而不怕死得悲壯，那么，王充的主張，則是作死的準備而不怕死得可笑。
王充認為弱國應當“行仁義”而不是“爭氣力”，放在韓非子的歷史條件下，是無力而且滑稽的。但王充確實揭示出弱者的一種丑陋的思維方式或者說是“文化”。
如果說道家陰柔是內(nèi)懷剛強暗懷殺機，那么王充主張的這種陰柔，乃是真正的無能，只是任人宰割以至伸著脖子挨刀而己。
二
韓非子《五蠹》篇的第二層意思，是要擺正弄對賞與罰的對象。首先，要認識到當今明君應該：
“峭其法而嚴其刑”。
為什么呢？在于人性，在于國情。
從人性來說，比如有個不學好的人，父母之怒，鄰人之勸，師長之教，都不聽，等到他觸法，被當作壞人捉起來，他就曉得怕了，也許就能“變其節(jié)，易其行”了。這就說明：
“民固驕于愛，聽于威”。
韓非子可以說是荀子的“研究生”，跟著荀子研究“帝王之術”，他的同學有李斯，就是后來執(zhí)掌秦國相印而謀害了他的。他們的老師荀子認為，人之本性是：
“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逸”。
這樣原本的人，經(jīng)過后天人為的改造，也就是經(jīng)過“偽”，才可能變得好一些。
“無偽則性不能自美”。
所以：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這個“天人之分”的理論，韓非子繼承過來，從人性上說明其“峭法嚴刑”的必要。
韓非說，會有這樣一種現(xiàn)象：拿到普通布帛，一般人也不會丟手，但見到百鎰黃金，大盜卻可能不會伸手。個中原因，正是刑法的作用：
“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
他由此得出結論說：
“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
并且，要做到：
“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力矣。”
韓非子所說這一套，王充大約也不能不同意。王充所不滿于韓非子的，是韓非子一味的只重視這種法治的作用。王充認為：
“治國猶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疏絕，恥辱至身。推治身以況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
但王充對韓非子是理解的：
“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為善哉？以為世衰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於刑也。”
但是，王充打比喻說：
“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天地不為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
他們的分歧如此而已，并非截然對立。
不過，韓非子進一步要說明的問題，在于國情，提出從“當今爭于氣力”的總體要求出發(fā)，把刑賞勸罰的對象擺正弄對，矛頭所指，涉及到了儒士。
他指出當時有這樣一些問題：
“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
“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yè)也。”
“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
“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
結論是：
“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
怎樣壞與亂？比如：
“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zhàn)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悅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
其中最主要的問題在于：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
“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yǎng)。故法之所非，而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yǎng)。”“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
“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
“國平養(yǎng)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
“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
對于韓非子這些話，王充很不同意，他認為儒術儒士于國有用而不是無用，說：
“儒生，禮義也；耕戰(zhàn)，飲食也。貴耕戰(zhàn)而賤儒生，是棄禮義求飲食也。使禮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繆，水旱失時，五谷不登，萬民饑死，農(nóng)不得耕，士不得戰(zhàn)也。”
“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禮愛義，┅┅人民為善，愛其主上，此亦有益也。”
其實，王充說的“禮義”，韓非子就不懂得么？韓非子只是強調(diào)在“當今爭于氣力”的情況下，如何擺正弄對賞罰勸懲的對象，在《五蠹》一開篇，早就表達過“事因于世而備適于時”的總原則，不能“美堯舜湯武之道于當今之世”。
但王充所說的一套，之所以那么重要，是因為事關“綱紀”，事關要求人民“愛其主上”，也就是“君君臣臣”的總體秩序的存在，這對于“君主”及其團隊來說，確實是須臾離開不得的。不管是幫忙也罷，幫閑也罷，“儒者之操”的主要作用在此。王充堅決反對將儒者列為“蠹”，就是站在這樣一種“大局”上“高屋建瓴”看問題的，一片忠心也是可掬可嘆。
然而韓非子也并沒有反對或企圖離開王充所強調(diào)的這個總體秩序，他的呼吁恰恰是向著“明主”說的，要求在“當今爭于氣力”的情況下,“明主”能將國策大力度地從“行仁義”轉(zhuǎn)為“明法度”，以挽救危亡、保國保種。所以，韓非子所提出的主張，也是為了那同一個“大局”，也是一片忠心可掬可嘆，不能算錯，而且很對。
這樣看來，儒與法，本來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并無根本的利害沖突，“人主”之慮之責，在于如何使用好這兩輪與雙翼。
王充的主張講的是一般性，韓非子的主張講的是針對性，如果王充與韓非子同在韓國為臣，則政策取向仍當以韓非子為主，而以王充所說作為補充和完善。
王充站在他的角度，給韓非子一個譏笑，說：
“使韓子賜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肯為之乎？夫拜謁，禮義之效，非益身之實也，然而韓子終不失者，不廢禮義以茍益也。”
他是說，一定的“禮義”無論如何仍是需要的。這就說明，王充對于他的主張與韓非子的主張之間的關系很明白，他只是要對韓非子作出他認為極有必要不可或缺的彌補而已，我們也不能說王充不對。
三
《五蠹》的第三層意思，重點在抨擊“言談縱橫”。
為了有力陳述“言談縱橫”的危害，韓非子劍指儒士標榜的“賢、智”這兩大優(yōu)勢來說明那是無用而有害的。
先說所標榜的“智”的不可靠與不實用：
“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所難知也。┅┅民無從識之。┅┅慕上知之論，則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
再說所標榜的“賢”的不可靠與不實用：
“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可欺之術也！┅┅人主處制人之勢，┅┅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內(nèi)之官以百數(shù)。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群官無奸詐矣。”
此番論述，渾化無痕貫徹老子“無為”思想，只有“一法、固術”，才可以真正有為而不至于亂。老子早就說過：
“為無為，則無不治”。
韓非子這里的離賢去智，正相當于老子的“絕圣棄智”，這種“一法固術”的明主，才真是老子所稱贊的“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
無論何年何代，儒士們見了韓非子這種言論，是不會高興的。于是歷來儒者的“批韓”也就在所難免。
韓非子堅決認為，凡事一定要致實效而去空言。他用“歸謬法”而引出正確結論，說：
“今境內(nèi)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眾，執(zhí)耒者寡也。”
“境內(nèi)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zhàn)者多，被甲者少也。”
不過，韓非子由此又向前推進了一步，就更是要遭到后世儒者們的痛罵的了：
“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眾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
否則：
“士民縱恣于內(nèi)，言談者為勢于外，外內(nèi)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
看來，韓非子的主張，因為產(chǎn)生于當時戰(zhàn)國的嚴峻環(huán)境，有一種很強的戰(zhàn)時路線和政策的特點，這就是它的特殊性，但其中包括了法家學說的一般性，王充這樣較能全面考慮的人，則不會否定這一般性的合理性，而其特殊性戰(zhàn)時性，就難以合乎一般的太平時光而能為人理解了。什么“無書簡之文”，這不是要滅絕文化么？什么“以吏為師”，如此整齊劃一呆板服從，人們就不需要有性情，社會就不需要有別方面的知識么？真乃荒誕不經(jīng)啊！
儒者們一萬次地指出，秦朝就是因為用了法家的這一套，才二世而亡的。
確實，儒者們的此一說，不無道理。秦國沒有及時調(diào)整戰(zhàn)時路線政策向著不戰(zhàn)時轉(zhuǎn)化，而是“其道不易，其政不改”（賈誼《過秦論》），于是令人驚訝那樣迅速而僵硬地倒了下去。
然而，當人們（比如北宋末年的蘇東坡、明末清初的王船山）這樣痛罵韓非子時，他們實在就缺乏了歷史的態(tài)度，而當某種嚴峻的戰(zhàn)時又來到面前，國家社會仍然會向著韓非子的戰(zhàn)時主張有所靠攏的，而人們也將會是有所理解和服從的。
所以，即使是韓非子“偏頗”之處，也仍然有其“合理內(nèi)核”，而不可簡單地罵倒他。
在以上這樣摒棄了所謂“賢、智”，弄清了“士民”（即儒士）的面目與危害之后，韓非子就進入《五蠹》篇的最后一擊，揭露“言談者”，也就是以“言談縱橫”為事業(yè)的人們。
當時的“縱橫”，如韓非所說：
“縱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
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合縱連橫”策略。戰(zhàn)國時代最有名的說客是蘇秦、張儀。說客蘇秦，最后能配帶六國相印，憑他三寸不爛之舌，說動六國賦予他協(xié)調(diào)六國（齊楚燕趙韓魏）行動的權力，以共同對抗秦國。說客張儀，以與蘇秦正好相反相克的策略“連橫”取得秦王信任，做了秦相，他的任務就是分化瓦解六國聯(lián)盟，讓他們一一屈從于秦國，他最有名的事情是讓楚王上當，把楚國害得不輕，他是楚國的愛國者屈原最痛恨的一個人。
這“合縱連橫”的事情，看來是當時戰(zhàn)國七雄之間的一場曠日持久的外交戰(zhàn)，其中充滿欺詐與陰謀，也充滿天真與上當。韓國自然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一不小心就會被卷進去。在這樣的外交攻守之中，大大小小的蘇秦張儀，坐著戰(zhàn)國時代的輕便馬車，行進在“周道如矢”的平坦大道上，昂昂然穿梭往來于各國之間，而各國的執(zhí)政權臣都必然要隆重接待，于是，紛紜的戰(zhàn)國外交成了一種特殊的名利場，策略失誤與里通外國，犧牲國家與謀取私利，這樣的事情層出不窮。
韓非子站出來，大聲疾呼讓國家堅決從這種無益有害的外交之中脫身出來，“縱”也罷，“橫”也罷，都不要理它。他說：
“人臣之言衡者，┅┅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縱者，┅┅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事強則以外權士官于內(nèi)，救小則以內(nèi)重求利于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
這種“人臣”，其實就成了內(nèi)奸。
韓非子指出，最重要的，是把國內(nèi)的事情辦好。他說：
“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于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于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
他舉眼前“周滅于縱，衛(wèi)亡于衡”的慘痛事例，說：
“使周衛(wèi)緩其縱衡之計，而嚴其境內(nèi)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于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
韓非子的這一見解是對的。這似乎也就預答了三百年后王充的疑問：弱小的童子能對付無敵大力士孟賁嗎？童子一定要示弱、裝文明，方有可能幸免孟賁的打擊嗎？
至此，“儒”，“俠”，“言談”，是三大蠹，已經(jīng)言明。
還有二蠹，是“商工游食之民”與“患御”。
“商工游食之民”，在重耕戰(zhàn)的戰(zhàn)國年代，不受國家歡迎，地位不高，但到韓非子的時候，出現(xiàn)了這樣的情況：
“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致尊過耕戰(zhàn)之士，耿介之士寡而高介之民多矣。”
這樣“亂國之俗”的情況，對于處在戰(zhàn)國之中的國家，是不利的。因此，韓非子把“商工游食之民”列為一“蠹”。
至于“患御”這樣一“蠹”，是指什么？韓非子這樣描其行為：
“積于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
“患御”指“近習”，也就是君主或權臣身邊的人，他們接受賄賂，為人謀取地位，而使有汗馬功勞的人反而不能得到重用。這種角色，列為國家之“蠹”，也不算過份。
至此，《五蠹》篇粗讀并議論一通，此次“消遣”或“扯淡”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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