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種文化在當代中國的碰撞與契合

   三種文化在當代中國的碰撞與契合　　

（文化——什么是我們的旗幟之十四）    么 貴 彩　　

無論什么人、什么組織或媒體，都無法否認中華文化、馬列主義文化、西方“普世價值”三種文化現象在中國的存在及三者間日益更加激烈的沖突與契合。目前的中國幾乎是“亂象”叢生。有人說這是中國孕育文化大師和政治偉人的時代。筆者亦有同感。中國和中華民族若不能在二十一世紀大膽地而聰明的兼取三種文化之長而摒棄三種文化之短，不是崛起便是“斷枝蓄芳無來年”！筆者是力主中國人應該以中華文化為旗幟的，并認為在今天的世界上也只有中國人有這樣的雄厚文化底蘊。在這個問題上，如同筆者在其他小文中的表達，下面也仍是一點管見?！　?/p>

老子的“道”，多講哲學，多講大自然的有與無、實與虛、物質與非物質之混沌存在與變幻。而以馬克思為代表的歐洲唯物主義，則大講自然界的物質唯一性，甚至連人類社會和人類歷史也給“唯”了進去。有趣的是，只一個愛因斯坦（他的同族群后生）質能方程便將其連根兒否定了去。現代科學在愛因斯坦之后又有了新的進步，提出了“宇宙弦”的概念。但即使這“弦”理論，在哲學上也仍未超出老子之“道”哲學的概括。佛學界有句話說：“科學家千辛萬苦爬到山頂時，佛學大師已經在此等候多時了”！而我們的道學家則可以說：“當科學家與佛學大師在山頂會面時，他們才發現老子正在更高處自樂哪”！　　

孔子的“道”，多講社會學，多講人際關系與人類社會。若把孔子儒學劃分為政治儒學、經濟（義利）儒學和道德儒學三大部分，則政治儒學為其最核心的東西。這就是孔子所說的“人道，政為大”。自從有了人類，一個一個的自然人就被人際關系“因緣”為原始群、氏族、部落、家庭、國家與黨派、還有國際聯盟等各種不同的群體，有群體就要有秩序與公共事務管理，這就是公權政治。以公權政治統率經濟、法律與人文道德的社會學，就是孔子為代表的、中華文化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社會學。同西方的自由民主與馬列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稍做對比人們就會發現，孔子儒學的社會學，就像老子的“道”哲學一樣，古今中外的社會學家與政治家們無論繞了多少彎彎，人類社會最后還是要回到和走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正確軌道?！　?/p>

孟子認為人性本善，荀子認為人性本惡。孟子的人性本善著眼于人類的人性本能、強調的是人類的人文化部分，荀子的人性本惡著眼與人類的獸性本能、強調的是人類的狼文化表現，二者各執其一端，都有其正確的方面，又都有其對另一面的忽視。綜合孟子的本善論與荀子的本惡論，我們不難產生如下看法：　　

一、文化是人類超脫其他動物的全部創造，人類超出動物的一切創造也都叫文化。有關人類文化的其他定義或解釋，都沒有這樣的說法更根本、更概括、更準確。　　

二、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是大腦思維的創造性功能。吃飯、穿衣、武器、工具等，都是人類的文化創造。文化就是人類社會的一切，人類社會的一切都是人類文化的結果。　　

三、凡人類文化，都由兩大部分構成：表現為人類人性本能的文化，叫做人文化；表現為人類獸性本能的文化，叫做狼文化。我們講人類社會的歷史與進步，主要是在講人類人文化與狼文化的博弈及人文化對狼文化的不斷戰勝；我們講時代的黑暗，主要是在講那里的狼文化猖獗占了上風。這是人們在考察和認識各種不同特點的文化現象時，必須具有的起碼是非底數與思想方法?！　?/p>

    世界上再沒有一種別的文化，能把這一切概括與剖析得如此高廣而清晰。西方的許多“大”思想家、“大”理論家，抓住一些似是而非的東西，就指手畫腳、“遑論”不已；其實稍一細想或聯系實際，便知其在哲理人文方面多是很膚淺的?！　?/p>

基于此，筆者是怎樣從政治與經濟兩個方面，分析與認識中華文化、西方文化和馬列社會主義三種文化的優劣及其在當代中國的碰撞與契合的呢？就成了筆者今天要談的主要話題。　　

首先，中華文化的最高表述與總體概念是天下為公——這是一個基于人人生兒平等的人文化概念，它在實踐中同狼文化對立之表現主要是：政治上“大道之行也”的“選賢與能”大同式人民民主與“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式小康專制主義；經濟上“見利思義”、“交相利”等的良性理念與行為和“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極端個人主義。它的特點是：大同的民主向被封殺與埋沒，小康的專制最為典型、成熟而漫長；“交相利”的經濟理念是中國勞動人民的傳統美德，而剝削性的專制政策始終猖狂。　　

其次，西方文化的最高表述是自由與民主。也就是說，西方的民主政治同我們的“選賢與能”原則一樣主要顯示為人文化，而民主前面那個“自由”則總體上表現為人類的個性放縱。近現代以來的西方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一好一壞，正以浩浩蕩蕩不可阻擋之勢風靡全世界。其民主政治，花樣百出，為中華文化的“選賢與能”理論提供了豐富的實踐經驗；而其自由放縱，則主要主要表現為經濟上的資本主義罪惡及其對民主政治公正性的干擾與破壞。也許，包括許多西方人在內也還沒有真正覺悟到，自由從來就不是民主的合理基石，而只能是真正民主的一種逆向破壞力量！因為，當資本家和人民群眾一起以“自由”為口號推翻傳統專制統治之后，富有者就開始學著罪惡的專制主義者的樣子瘋狂的搞起了自己的強勢自由！無論是過去的政治專制主義還是后來的經濟資本主義，都同樣表現為少數強人的狼文化自由而非強者的人文化的合理約束！狼文化的自由，從經濟到政治、從理念到行為正愈來愈給人類帶來更多和更可怕的災難，恐怖主義及少數地方法西斯主義的抬頭也在其例?！　?/p>

一個人生活在社會中，每一意念與行為幾乎無不涉及到別人、家庭、國家與全社會。每個人的自由都必須以別人的同等自由為條件，這就使得每個人的自我主動合理修身與約束變得比總是在追求個人自由更重要。如果每個人都在想方設法謀求個人的自由，家庭、國家與社會就不會有公平、和諧與安寧，總是強者的開心與弱者的苦痛。許多情況下呼喚自由的是上當的弱者，而真正獲得更多自由的卻永遠是強者。我們中國人對自由的呼喚一向特別慎重。這不是中國人的愚昧，而是中國人具有更強烈的人文德性。一句話：人類對自身的要求，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西方文化、馬列主義和東方文化最后的統一與歸一，只能是中華文化的主動修身而不可能是西方文化的放縱性自由！美國人標榜的“自由世界”，決不會是社會財富的直接創造者——廣大勞動群眾的樂園！馬列主義者只準自己有反對別人的自由，而從不準別人有反對自己的自由，其結果只能是敵人越來越多、自己走不動路。　　

第三，對多數中國人心目的馬列社會主義的最好概括是為了實現共產或公有制而進行革命與專政。這種寄希望于以人們從事集體生產與生活的辦法，去避免出現人與人之間的巨大物質生活差別與差距，是一種人文化的、社會應盡力提倡之的經濟制度設想與經濟制度構思；其用暴力革命的辦法推翻對工農勞苦大眾的壓迫與剝削，則多數情況下是一種堅決而果斷的不得已之正確選擇，充分體現了馬列主義的共產黨人對廣大勞動人民的無私奉獻精神與深切人文關懷；但其用“以黨治國”、少數人長期專政的辦法去全面、徹底推行“大鍋飯”式的假性公有制，則在實際上構成了一種現代奴隸制式的惡果與經濟制度倒退。試想，每個人都各有其特殊境況的人與人之間，在生產與生活上豈可能是不該有所差別的？共產黨人就不是高矮胖瘦不一的生命個體、黨旗下宣個誓就沒了千差萬別的“七情六欲”？一代一代的共產黨怎會總像一代又一代的“老八路”？而且，“專政”只是“專制政治”的縮寫，任何以毒攻毒的人文化專政之長期延續都不可能不迅速演變、異化與回歸為瘋狂的狼文化兇殘。中國長期專制史中之朝代頻繁更替，與上世紀蘇、東那樣社會主義陣營的曇花一現，不正好明明白白地說明了這一切嗎？歷史上哪一個靠人民革命起家的朝代開國元勛不渴望自己的政權能夠永遠善待百姓、“江山永固”呢？從馬列主義的產生、輝煌一時至今，其一黨專政經歷數代之后便難于再得人心。這種不得人心在蘇東，已使那里的革命勝利前功盡棄！目前的中國馬列主義留給中國人民的真正好感，已幾乎只剩下了一點理念上的不遺余力為社會上的弱勢群體爭取利益。之所以如此，也是因為馬列主義的這一特征，在中國，得到了中華天下為公文化的最有力支撐。有人稱此為“懷舊”，我看不甚恰當；那些把中國社會拖回到慈禧辦洋務、四大家族投靠美國的做法才不僅是“懷舊”、而且是“復舊”。友好與投靠不是一回事，因為友好不包括放棄公平、正義與勞動人民利益?！　?/p>

一百多年來，隨著西學東漸與馬列主義的突然獨霸中國大陸，三種文化中各自的人文化與狼文化內容，在中國社會的各種細胞與多數中國人的頭腦中，始終進行著各自的契合于沖突，到目前，已漸進入一個新的時段與時期?！　?/p>

孫中山熟知中華文化，又深入地考察了歐美各國，開始提出了以中華文化的天下為公原則為前提的三民主義，啟動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這是中華文化的“選賢與能”民主理論精華同西方民主理念及其先進實踐的第一次成功性契合。但這種契合很快同袁世凱為代表的中國傳統小康專制主義發生了激烈的矛盾與沖突，結果導致了袁世凱復辟帝制、袁世凱死后的軍閥混戰與中華民國的名存實亡。此后，孫中山和蔣介石學習蘇俄的“以黨治國”，改組了國民黨、建立了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一黨專政獨裁統治。這是蘇東那樣的一黨專政同中國小康專制主義的第一次契合。從此，中國歷史在實質上進入了“新瓶裝舊酒”式、以政黨為工具的小康專制新時期?！　?/p>

民族革命中抗日戰爭的勝利，既是中國人民的勝利也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勝利；民主革命中推翻蔣介石國民黨專制統治的勝利，既是中華天下為公文化的勝利、馬列主義反壓迫反剝削理論的勝利，也是西方民主觀念的勝利。但可惜的是，這樣的勝利并沒有能夠結出相應的碩果，而是導致了蔣介石那樣一黨專制的長期延續?！　?/p>

本來，在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時期，在十月革命的影響與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建立了馬列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成了領導中國革命的中堅；西方的民主觀念，大大啟發和促進了中國人民對中華“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人文化的覺醒；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民主革命”綱領為總旗幟打倒了國民黨、蔣介石。中國本應順理成章的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天下為公的人民民主共和國，但由于斯大林式的馬列專政同中國傳統性小康專制的新契合，竟使我們國家又重新走上了新的、我們黨的一黨專政錯誤道路?！　?/p>

民主革命時期的毛澤東同志，以“大同，吾人之鵠也”一語，表達了他首先是一位中華天下為公文化的忠貞承續者；其次他又接受了馬列主義，誓為解放全國人民和解放全人類奮斗；盡管他在“理論”上宣傳西方民主之不適合中國，但在實踐上還是以民主為旗幟領導了推翻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偉大革命。他何等激烈的反對國民黨一黨專制又何等激烈的提倡“毫無拘束”的的人民民主，他曾語重心長地警示全黨和他身邊的戰友，“決不做李自成”、要走民主“新路”！但不知道為什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為什么沒有走上人民民主路？是毛主席自己不愿意還是在我們黨的高級干部那里行不通？是隨風倒的、錯誤的模仿了蘇東還是源于馬列主義政黨的秉性？　　

總之，不可否認的是，模仿蘇東和繼續蔣介石那樣的一黨專政主義，是革命勝利后的毛主席在政治上方向性最大失誤！因為，建國六十年至今，越是更真實而徹底的人民民主，執政權越是更合法化的屬于我們黨和我們黨的領袖，其他政黨根本不具備同我們黨爭權、抗衡的功勞、威望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品格。同時，我們黨也能在人民群眾的有效監督與各種關懷關心中得到更好的壯大與成長。當然，毛主席的專政同蔣介石的專政在個人品格上有著根本的不同，那就是他老人家的屁股幾乎始終同中國和世界上的勞苦大眾坐在一條板凳上。在他的領導下，以焦裕祿、王鐵人、陳永貴、雷鋒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繼承老紅軍、老八路為國為民的忘我創業精神，為中國的官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筆者猜：毛主席是總想通過自己的獨裁，首先使中國勞苦大眾的境況能有一個根本的改變。他的“反右”與思想專制，傷害了大批正直的知識分子、泛濫了馬列專政主義、遏制了中華天下為公文化的復蘇與西方民主觀念在中國的傳播；他的“三面紅旗”，為了群眾也委屈了群眾；他的文革，為了專制也沖擊了專制、發泄了許多民怨卻過多的得罪了社會的上層，他不搞西式民主又總流露出想在中國搞出更切實的、中國“選賢與能”式、“巴黎公社”式勞動群眾民主。毛主席時代不僅社會經濟有了基礎性發展，而且人文科技也多有改觀。毛主席的一生是轟轟烈烈的一生，他的一生對中國與世界的影響讓中國人難忘、使全世界為之驚詫。三種文化的契合與沖突，在毛主席時代、在毛主席個人身上是一個特別的縮影。　　

在近現代的中國，誰第一個創立了真正的人民民主政治，誰就是中國有文字記載史中的第一偉人！一百多年來，哪一個中國百姓的心目中不是這樣的期盼？近現代中國的革命家、政治家，無論沿著小康路走多長時間，也搞不出什么稀奇，超得了秦皇漢武嗎？只有開辟出一條中華民族由專制的政治野蠻走向人民民主的政治文明“新路”，才具有“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劃時代意義。可惜的是，偉大的毛澤東和他所領導的偉大的黨，竟同這樣的天賜良機擦肩而過、失之交臂。否則，毛主席將既是一位偉大的天下為公主義者，也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一位偉大的民主主義者。他將結束中國五千年來的專制政治邪路而使之復歸“大道之行也”之正道，其開天辟地之宏圖偉業舍炎黃二帝而誰能比？然時過而今，一切都變了。中國人何處去尋那樣一個領袖、那樣一個黨？那樣的品格、那樣的威望？那樣的同心同德和那樣的情勢如乘風破浪？　　

毛主席逝世后，xx同志過關斬將、堅持毛主席時代的專制政體、實行“補課”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改革開放，便構成了我們所面對的、今天中國之政治、經濟、人文現狀。這樣的現狀，不可能不促使中國人對這三種文化進行重新審視與定位，不可能不導致三種文化在全國上下的各種新契合與新碰撞?！　?/p>

xx同志真正獨掌大權時已年逾八十，也許是他本身不具偉大政治家的胸懷、眼光與品格，也許是情況迫使他不得不“不爭論”而“貓論”、“硬道理”地搞一些急功近利。而這樣的“急功近利”政策如果拖得過長，則勢必產生過多、過重的負面。這些，大家已經都看到了。xx同志的一生，主要是晚年，也取得了他個人的偉大成功；但對于我們黨、我們國家和我們民族來說，無疑也不可估計過高。  　　

毛澤東時代已經“蓋棺論定”了，xx同志的時代還在繼續……　　

在xx同志時代的三十年里，人們習慣用“封閉”、“僵化”、“動亂”、“浩劫”等詞語總結毛主席時代的三十年；不知將來的時代又會怎樣總結xx同志時代的三十年？得勢與失勢的評價大相徑庭，甚至一轉眼便黑白相反，這是專制輿論的通病，反映出的是專制制度的趨炎附勢與重壓下人性的被扭曲。我們講一百多年來三種文化在中國的沖突與契合，不“豁出去”也要搞一點實話實說，是弄不出一點真道兒道兒來的?！　?/p>

目前，全國、全黨上下都在輿論政治改革，愚以為我們再不能學著經濟的樣子從頭重復西方那樣的民主進程老路了！記得網上有篇文章說：中國的革命與改革繞了一百多年的大圈子，至今還沒有回到慈禧太后改革的原點。對此，筆者是非常不贊成的！再繼續去搞專制、壓迫、剝削、革命、反復、漸進那一長串政治“補課”，中國人民的苦難、犧牲什么時候是個頭呀？還需要子孫多少代？而且，在我們“回頭走”、“補課”的當兒，人家西方必定又向前進了，我們的國家與民族什么時候才能趕到時代的前頭呀？中央和主流媒體一再講“與國際社會接軌”，看來，過去的我們著實是跟國際社會脫軌了——走錯了路。但如何接呢？從前頭接還是在后頭接？在后頭接則必須沿著人家走過的軌道往前攆——豈非總要“跑”在別人的后面？從前頭接我們會由后進變先進——“千里躍進”或“抄近路”到別人的前頭——但豈非我們的許多既得利益者也要付出許多“跨越式”犧牲？如何連自己的子孫也品嘗一遍西方壓迫者與剝削者曾經享受過的“資本家”式幸福呢？無疑，如何“接軌”既是人與人的一場激烈斗爭，又事關我們國家與民族的根本前途。　　

二十一世紀必定是個大動蕩、大改組、大變革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各種先進與落后、強盛與衰落的此起彼伏，將表現為非常規的爆發性、突發性與急劇性，這是長時間潛能積聚的結果，就像歷史上反復發生過和將來還會發生的情況一樣。我們中國人爭論過往與眼前的對錯是必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目的。我們必須在弄清是非、綜合三大文化全部先進內容的基礎上，實現政治與經濟最先進理念與制度的捷足先登、“繞道”與“跨越”式搶占先機！非此我們就會再失良機，非此就對不住中華民族的偉大與光榮，非此就對不住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與源遠流長，非此我們就還是在重復過去一些人的老路，非此就對不住老紅軍、老八路還有那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千百萬烈士們的英勇奮斗與忘我犧牲！　　

建國六十年來的激情與實驗告訴我們，在現時代的中國，政治上的小康路、馬列專政路走不通！經濟上的“大鍋飯”路與西方的資本主義“小灶”路也走不通！因為這些都不適合中國的目前國情與中華民族的目前民族情！都是正在和已被進步人類淘汰的東西！剩下的便成了什么不很明顯嗎？“左”只知馬列、“右”一味投靠西方的心態都屬奴性與可憐，為什么我們不能以目前的狀況為基礎，創建出我們自己更先進的社會制度與國民行為規則來呢？中華民族真的缺乏這樣的智慧與力量嗎？他們的智慧與力量都跑到哪里去了呢？只有這樣——基于三種文化全部先進部分的科學契合與跨越式創新，才能真正實現我們文化的復興與振興，才能真正實現我們國家與民族的復興與振興，才能使我們的國家與民族真正走向全人類繼續進步的最前列！這還有什么疑問嗎？　　

世界上決不是只有一黨的長期專政才是好政治，也決不是只有有了“橄欖型”的中間富人為支撐的民主才是好民主！適合人民群眾生產生活的私有制不是資本主義，專制官僚把持下的集體經濟也不叫公有制！今天的中國和今天的全人類最需要的東西依然是：天下為公的“選賢與能”人民民主政治與“交相利”的人本、良性經濟，并契合以西方的民主進步實踐、馬列主義的勞動群眾路線、集體經濟與個體經濟合理并存、計劃與市場科學調控、有差別分配與平等的福利待遇互相補充等。對上述三種文化，采取A、B、C三選其一的辦法，是非常幼稚的、迂腐的或別有用心的?！　?/p>

這不是時代性的狂躁、狂熱與精神病，而是目前的歷史時段提供給每個國家與民族的平等機遇。哪些國家與民族有個好的準備與努力，哪些國家與民族在這時代大變動的“機遇期”中，就能在某些方面走到前面。時代正以“亂像”呼喚我們國家與民族中真正的智者與勇者，擔當起整合三種文化與收拾中國亂局的重任。那種“埋下頭去推小車”或蒙住眼睛死拉磨的辦法，是不止救不了中國，而且還會貽誤中國、斷送中國的！　　

人們議論一點三大文化或在網上發一點小文章，我想，最好不要動不動就是擁護或反對中華文化、擁護或反對馬列主義、擁護或反對西方價值觀。應該具體一點，表明自己到底推崇什么文化中的什么具體內容；因為三種文化中各有其自身的對錯與優劣，這是大家的共識；大家群策群力去尋找與發現那里面的各種精華、識別與剔除出其中的糟粕，才是目前我們的國家與民族之亟需，才有益于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的“大帽子滿天飛”式爭論惡習，事實證明對我們國家與民族的進步多有害而少有益。筆者碰到一些同志，不是罵馬列就是罵西化，要不就是罵儒學與國學，問他為什么？他又道不出個合乎實情的所以然，真枉費了那一腔愛民、愛國的激情執意！說一句粗話就是：一種政治、經濟、法律、道德等，只要它是有利于我們的國家與國民的，便都是好的，管它是來自什么人、什么主義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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