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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明史講稿第六講司法制度的最后一節(jié)，主旨是講朱元璋在明初四大案即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藍玉案及《大誥四篇》以后，對嚴刑峻法帶來的各種矛盾的反思，那時有一青年以進士授庶吉士的解縉對朱元璋一個時期以來的嚴刑峻法作了深刻的批評，指出當時中央和地方的司法官員皆以“刑名輕重為能事，以問囚多寡為勛勞”，另一方面百姓們，“皆為陛下任喜怒為生殺，而不知臣下之乏忠良”，下面的怨言都集中在朱元璋你皇上一個人身上，實際上許多壞事都是下面地方干部為迎合討好投機而干的，因而造成大量的錯案，冤案、假案。結(jié)果是倫理淪喪，道德敗壞。“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靠殺戮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那些在刑部靠做案子起家的酷吏們，往往也沒有好的結(jié)局，歷史自會給他們定位的。朱元璋從洪武二十年（公元一三八八年）以后，便考慮如何轉(zhuǎn)彎子了，但要到洪武二十八年（公元一三九六年）以后，才慢慢下決心轉(zhuǎn)過來，當然還是在肯定過去成績基礎上，希望繼承他皇位的孫子朱允炆能進入太平時期，刑罰應以寬簡為主，然而這個過程還是曲折的，到永樂年間，重刑反而變本加厲，朱元璋一心保留下來的能直言的解縉，最終還是死在朱棣手下，他所以因言而得罪的兩件事，歷史證明解縉講的還是對的，錯的是永樂大帝，他嘴巴上講“聽言者無所忤”，實際上他還是聽不進直言忠告，最終解縉是在錦衣衛(wèi)獄中活活凍死在雪地里的，慘啊！解縉的事要到英宗正統(tǒng)元年（公元一四三六年）才詔還所籍沒之財產(chǎn)，即今之所謂落實政策發(fā)還抄家所籍沒的私有財產(chǎn)。成化元年（一四六五年）才平反恢復解縉之官職，贈朝儀大夫即給他徹底平反。解縉被故意活活凍死是在永樂十二年（公元一四一四年），那時解縉才四十七歲，開始詔雪是在二十二年以后，徹底平反是在五十一年以后，要皇家認錯，平反，看來也難，太公做的錯事，要到重孫那兒才能糾正，這對永樂大帝說來實在是極不光彩的事，他沒有朱元璋那樣光明磊落，不能保全直言批評自己的年輕人，這可是朱元璋希望留給子孫受用的人才。當然，永樂大帝在明代歷史上，繼朱元璋之后，還是做了幾件大事，成績還是主要的，缺點和問題也確實不少。朱元璋去世了，他的孫子朱允炆掌握不了這個局面，所以朱元璋身后真正的交接班，《皇明祖訓》并沒有起到多少作用，關鍵還是各種力量互相較量的結(jié)果。政策的連續(xù)性，也是如此，隨著力量的變化而作出調(diào)整。
明初洪武時的重刑大獄，其始為洪武十三年（公元一三八一年）胡惟庸案，十五年（公元一三八三年）的空印案，接下來是洪武十八年（公元一三八六年）的郭桓案。從那一年起頒布《大誥》初編、續(xù)編、三編，前后歷時三年，至洪武二十年（公元一三八八年）頒布《大誥武臣》，僅前面的《大誥》三編，所列凌遲、梟令、族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者上萬，累計被誅者有十萬左右，其中大都為官吏。洪武十八年以后又追訴胡惟庸黨案，至二十三年（公元一三九一年）為高潮，接下來在洪武二十六年（公元一三九四年）是藍玉案。胡藍二案株連死者四萬余，由此可見殺戮之重。朱元璋從建國初，強調(diào)用刑要寬與簡，他強調(diào)“用法如用藥，藥本以濟人，不以弊人。服之或誤，必致戕生。法本以衛(wèi)人，不以殺人，用之太過，則必致傷物。百姓自兵亂以來，初離創(chuàng)殘。今歸于我，正當撫綏之，況其間有一時誤犯者，寧可盡法乎！大抵治獄以寬厚為本，少失寬厚則流入苛刻矣。”（《明太祖寶訓·恤刑》）朱元璋這一番話應該說也是真誠的，他是對著百姓，對百姓的過失犯罪要以“寬厚為本”，這是對的。他后來的嚴刑峻法是對官與吏及功臣宿將及其子弟講的。也有他的道理，不如此，不足以抑制官吏們繼起的腐敗之風。但也不是一開始他就如此。故《明史·刑法志》稱：“有明一代刑法大概，太祖開國之初，懲元季貪冒，重繩贓吏。揭諸司犯法者于申明亭以示戒。又命刑部，凡官吏有犯，宥罪復職，書過榜其門，（給他貼大字報在門上）使自省。大悛，論如律，累頒訓諭，戒諭，榜諭，悉象以刑，誥示天下。”我們在三篇《大誥》中，可以看到他不少訓誡的言辭，可見它不僅僅是處罰，亦還有教育改造的意味，直到洪武十八年郭桓案以后，才起狠勁，大開殺戒。然而從洪武二十年起，他就想著如何收縮嚴刑峻法的范圍，但是形勢依然嚴峻。
從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年以后的一些言論中，也可以看到其在觀念上希望刑罰慢慢從嚴刑峻法轉(zhuǎn)向?qū)捄喌陌l(fā)展梗概。如那一年，錦衣衛(wèi)作為詔獄的刑偵機構(gòu)，朱元璋下命令“取錦衣衛(wèi)刑具悉焚之，以系囚仍付刑部審理”，他“詔內(nèi)外獄咸歸三法司，罷錦衣獄”。取消錦衣衛(wèi)的刑訊逼供，反映他在《大誥》三篇頒定以后，想著放寬刑罰的措施。那時有以進士授庶吉士的解縉，在朱元璋身旁，他上萬言書云：“臣聞令數(shù)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嘗聞陛下震怒，鋤根翦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xiāng)，始終如一者也。”“陛下嘗云‘世不絕賢。’又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今陛下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嘆。”比較深刻地揭露朱元璋內(nèi)心世界存在的矛盾。接下來他直接批評朱元璋在這個時期的所作所為。其云：
“近年以來，臺省之建綱，不過以刑名輕重為能事，以問囚多寡為勛勞（即司法部門把辦案作為自己要公的根據(jù)，這勢必擴大案情，制造冤假錯案），而御史糾彈，大都承望風旨（指監(jiān)察部門看上面風色立案檢查），宜陛下之以為虛文塞責也。然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天下皆謂陛下任喜怒為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此言朱元璋任喜怒為生殺，固然是一個大問題，而事態(tài)的擴大化，與臣下乏忠良，更是重要的原因，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這個下，用現(xiàn)在的話講它是與具體執(zhí)行的是干部和相關人員有無投機心理及其個人的私利和好惡的膨脹息息相關，受害的是整個社會，如何改變這種變態(tài)心理，直到現(xiàn)在能認真從這方面去思考的還比較少。）”“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偽書。今之為善者妻子未必蒙榮，而有過者里胥必陷于罪。況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則又何取義夫節(jié)婦哉！”“夫粢盛之潔，衣服之舉，儀文之備，此畏天之末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鉤距之巧，此治民之末也（許多人往往好末而忘其本）。惟陛下垂鑒也！”（《明史·解縉傳》及《明通鑒》）
這份萬言書，送到朱元璋面前，不管這些話幾乎句句是指著朱元璋的鼻子在罵，朱元璋沒有因此而動氣，不僅不處分他，還稱贊其才能，這些和葉伯巨當年幾乎相似的內(nèi)容，二人因言的遭際卻完全不同。這與朱元璋當時的心理狀態(tài)有關，這時朱元璋那股殺勁已逐漸平息下來。雖然朱元璋并未完全采納，但至少也感到解縉言之有理了，而且有膽量直披龍麟，年輕，可以留下為子孫所用。從朱元璋對這件事的態(tài)度，可以看出他內(nèi)心在考慮如何調(diào)整政策了。前面虞部郎中王國用上言為李善長鳴冤的奏疏，朱元璋看了也沒有加罪于他。有人講這份上疏是解縉起草的，當時朱元璋身邊近臣的父輩皆能到京城覲見，解縉的父親解開來京，受朱元璋接見，他對解開說：“大器晚成，若以爾子歸，益令進學，后十年來大用未晚也。”這是洪武二十四年（公元一三九〇年）的事，朱元璋那時還無法停住刑戮之事，怕把他解縉留在身邊，一時憤怒而誤害了他，讓他回去讀書，讓子孫將來啟用這樣難得的人才。在這里附帶說一下，解縉這個人后來的結(jié)局，朱棣奪了建文帝皇位以后，在南京即位，他建立了一個侍讀的班子，一共七個人，解縉是其中之一，朱棣給他們說：“若使進言者無所懼，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共勉之。”朱棣這個話說起來容易，真正讓他自己做起來就難了，解縉是照著朱棣說的做了，要朱棣無所忤就難了，解縉在兩個問題上，因言種下禍根，一個是立太子的問題，《明史·解縉傳》稱：“先是，儲位未定，淇國公邱福言漢王有功，宜立。帝密問縉。縉稱：‘皇長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圣孫。’謂宣宗也。帝頷之。太子遂定。高煦由是深恨縉。會大發(fā)兵討安南，縉諫。不聽。卒平之，置郡縣。”正由于這兩點，高煦以解縉泄漏禁中語，無人臣禮，中傷他，為此被下詔獄，拷掠備至，“永樂十三年（公元一四一五年）錦衣衛(wèi)帥紀綱上囚籍，帝見縉姓名曰：‘縉猶在耶？’綱遂醉縉酒，埋積雪中，立死。年四十七。”洪武帝留下這樣一個敢于直言的解縉是這樣死在明神祖手上，死在直言上。其所言之事的結(jié)果，史稱：“始縉言漢王及安南事得禍。后高煦以叛誅。安南數(shù)反，置吏未久，復棄去。悉如縉言。”從朱元璋到朱棣，可見要保留一個真正能直言的人，何其難，關鍵是忠言逆于耳啊！關鍵是聽言者有沒有耐心傾聽直言者的寬廣胸懷。且安南在皇明祖訓中，明文規(guī)定是不征之國。從這件事可知永樂帝朱棣此人之人品究竟如何了。
現(xiàn)在回過頭來再說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一三九六年）八月，再次頒布《皇明祖訓》，他總結(jié)二十八年來治國的經(jīng)驗教訓，說：“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zhèn)危瑹o不涉歷。其中奸頑習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quán)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后嗣君統(tǒng)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并不許用黥、刺、剿、劓、閹割之刑。”從這段話可以說明前一個時期的幾大獄案是法外用刑，被處置的那些人，他稱之為奸頑刁詐之徒，也就是跟隨他一起起兵之功臣宿將。為什么這樣稱呼他們，這些人實際上是當初起義隊伍中的勇敢分子，功成名就以后，從朱亮祖到藍玉都可以看到這方面不好的跡象。這也許是事物發(fā)展過程中，難以避免的一場殺戮。其次他承認這是法外用刑，下不為例，同時廢除在這個時期曾經(jīng)使用、而被漢唐早已廢除的肉刑。他希望從此以后，以《明律》為依據(jù)，走上正常以法治國的途徑。朱元璋在最終制訂《大明律》時，與其皇位繼承人，他的孫子朱允炆有過一段對話，他強調(diào)律法要把“廣大好生之意，總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會其意也。”強調(diào)執(zhí)法要注意寬簡的一面。朱允炆請曰：“明刑所以弼教，凡與五倫相涉者，宜皆屈法以伸情。”執(zhí)法與倫常相沖突時，強調(diào)的是人情。于是“乃命改定七十三條，復諭之曰：‘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世罰世重世輕也。”（《明史·刑法志》）說明他希望自己身后成為平世輕刑的階段。洪武三十一年（公元一三九九年）五月，朱元璋去世，其孫朱允炆即位，他諭刑官曰：“《大明律》，皇祖所親定，命朕細閱。較前代往往加重，蓋刑亂國之典，非百世通行之道也。朕前所改定，皇祖已命施行。然罪可矜疑者，尚不止此。夫律設大法，禮順人情，齊民以刑，不若以禮。其諭天下有司，務崇禮教，赦疑獄，稱朕嘉與萬方之意。”看來朱允炆是想執(zhí)行朱元璋遺詔之用意的，希望刑罰由重向輕轉(zhuǎn)化。實際情況還是有反復的，靖難之役后，朱棣上臺，搶了侄兒的皇位，他在處理忠于建文帝的朝廷重臣時，又一次濫施刑罰，在壬午殉難中的殺戮，比朱元璋有過之而無不及。朱元璋殺的對象還是貪官污吏，而朱棣殺的卻是堅持氣節(jié)的忠臣，如方孝孺因不屈而滅十族，有史以來，為族誅之冠。到了仁宗宣宗時，情況才有所改變。朱棣在即位的詔令中，便斥建文帝“秉心不孝，改更憲章”，規(guī)定“建文以來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復舊制，刑名一依《大明律》科斷。”（《皇明詔令》）他不僅恢復并加強了錦衣衛(wèi)，而且設置東廠，大搞詔獄。到了永樂十四、五年，胡廣還當面對朱棣說：“郡縣窮治建文時奸黨，株及支親，為民厲。”（《明史·胡廣傳》）到了仁宗洪熙元年（公元一四二五年）正月，下詔云：“朝廷建置文武官，所以統(tǒng)治人民，其間有官非其人，不得軍民之心者，軍民動輒綁縛凌辱，有傷大體。今后凡有害軍害民官吏，許被害之人，赴合該上司陳告。上司不為準理，許訴于朝，不許擅自綁縛，違者治罪。”（《明仁宗實錄》卷六下）這一條法令是保護官僚，抑止民意的。到了宣宗即位時，明令宣布：“諸司所問囚犯，今后一依《大明律》科斷，不許深文，違者治罪。”（《皇明詔令》）這里不再提《大誥》了。為什么？因為《大誥》四篇的矛盾是對著封建官僚的。嘉靖六年（公元一五二七年）霍韜向皇帝上疏，講到《大誥》等祖宗之法早已不在官府行使，說它“惟宣德、正統(tǒng)以后逐漸廢壞，循至邇年，所存無幾。”（《明世宗實錄》卷八三）可見這個輕刑的歷史過程只對官僚們輕刑，百姓們不見得有什么實際益處。
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個奇怪的現(xiàn)象，那些奉命辦案的酷吏們的結(jié)局都不太好，往往不得善終。據(jù)《明史》卷一百三十八，《周禎傳》稱：“終洪武世，為刑部者幾四十人。”我印象中善終者不多，否則為什么那么頻繁地換人呢？《明史》稱在四十人中，以楊靖最為著名，史稱其“承旨研辦，多所平反。帝嘉納之。”后來“拜靖左都御史，靖公忠有智略，善理繁劇，治獄明察而不事深文。寵遇最厚，同列無與比。三十年（公元一三九八年）七月，坐為鄉(xiāng)人代改訴冤狀草，為御史所劾。帝怒，遂賜死。時年三十八。”為什么賜死，因為他超越自己職務范圍了。如李質(zhì)，洪武五年（公元一三七一年）擢刑部侍郎，進尚書，治獄平恕。拜靖江王右相，王因罪廢，質(zhì)竟坐死。黎光，洪武九年（公元一三七五年）擢刑部侍郎，執(zhí)法不阿，為御史大夫陳寧所忌，坐事死貶所。御史大夫陳寧，死于胡惟庸案，史稱“寧有才氣，而性特嚴刻。其在蘇州征賦苛急，嘗燒鐵烙人肌膚，吏民苦之，號為陳烙鐵。及居憲臺，益務威嚴。太祖嘗責之，寧不能改。其子孟麟亦數(shù)諫，寧怒，捶之數(shù)百，竟死。太祖深惡其不情，曰：‘寧于其子如此，奚有于君父耶？’”最終死于胡案。御史中丞涂節(jié)，即使告發(fā)了胡惟庸，廷臣對他審訊的結(jié)論是：“節(jié)本預謀，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可不誅。”所以也被殺。再說審訊藍玉案的詹徽，問藍玉同黨，玉說你詹徽也是，所以被連坐處死。當然不是沒有善終的，《明史》卷一百三十八載：
“吳人嚴德珉，由御史擢左僉都御史，以疾求歸。帝怒，黥其面，謫戍南丹。遇赦放還，布衣徒步，自齒齊民，宣德中猶存。嘗以事為御史所逮，德珉跪堂下，自言曾在臺勾當公事，曉三尺法。御史問何官？答言：‘洪武中臺長，所謂嚴德珉是也。’御史大驚，揖起之。次日往謁，則擔囊徙矣。有教授與飲，見其面黥，戴敝冠，問：‘老人犯何法？’珉述前事，因言‘先時國法甚嚴，仕者不保首領，此敝冠不易戴也。’乃北面拱手，稱‘圣恩，圣恩’云。”
可見洪武時為官之難，那個時候，做老百姓日子還好過一些，朱元璋在位那幾十年是中國歷史上非常特殊而絕無僅有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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