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 話 天 地 人
“與天對話，其樂無窮；與地對話，其樂無窮；與人對話，其樂無窮”。這一段顯然轉化自毛主席名言的話，從狹義而言，就是筆者個人所追求的生活態度，或可視為一種理想化的精神境界；若從廣義而言，人類的一切歷史活動及其文化成果，則無不是“與天地人對話”的結果。至于人們從中取得何種收獲及何等感受，當然是悲喜交集、冷暖自知。
在此，我們首先應該界定一下何謂“天地人”。古往今來，在世界各民族的文明史上，“天”從來都不僅僅是指陰晴不定、行云布雨的“天空”（即自然之天），而主要是指能夠決定人類命運的哲學依據或宗教歸宿（即義理之天），故有“天命”、“天道”、“天理”，以及“天威”、“天神”、“天帝”之謂。
據此，筆者將“天”定義為人類直接經驗范圍之外的“宇宙本體”，此一本體無疑就是決定整個宇宙（包括人類在內）存亡的唯一的、最根本的“總根據”?！兑讉鳌酚性疲骸疤煜峦瑲w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人們大可依照自己的理解，自由地為這個“本體”取個諸如“道”、“上帝”、“安拉”等形形色色的名字。總而言之，普“天”之下，皆為實存。此“天”或彼“天”，名雖異而實則同。對于“宇宙本體”，人類無從直接認識，而只能通過不斷的科學觀察與哲學分析，據以間接體悟（即抽象地概括出本體的性質與作用），以求不斷地接近“宇宙本體”的核心實質，但卻永遠無法真正掌握。換言之，人類永遠不可能破解諸如“宇宙如何起源”、“物質為何存在”之類的根本問題。
其次是“地”。在一般人的認知里，“地”自然是指“陸地”、“大地”，一如古人所說的“天圓地方”，但這顯然是一個非常狹隘且早已過時的認識。眾所周知，地理與數學、物理、化學、天文、生物并列為自然科學的六大領域，但今天的“地學”已經突破了傳統地理學的局限而發展成為“地球科學”，是一門“研究地球總體和各圈層（及鄰近天體）的組成、結構、性質、演化與相互關系的科學”（注一）；舉凡地理學、地質學、地球物理、地球化學、大氣科學、海洋科學等均包括在廣義的地學理論體系之中，太陽、月亮等近地天體都成為地學的考察及研究對象。據此，筆者將“地”界定為人類直接經驗范圍之內的一切自然對象及與之相對應的自然知識（這是一個開放的、變動的范疇，將隨著人類認識能力的不斷拓展而不斷擴大）。
最后是“人”。居于天地之間的“人”應該是最簡單明了的，就是不論種族、不分膚色的“全人類”，以及人類所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人”之所以能夠成為居于其它生物之上的“萬物之靈”，歸根到底還是在于人類擁有一個（相對于其它生物而言）具有無限創造力的大腦。如果一臺電腦每秒計算4億次，那它必須連續工作一百年，才能完成人腦一分鐘內所做的運算；如果將人腦內數量高達一百億以上的神經細胞之間的連接通道全部打通，其數目將比宇宙內所有原子的總數還要大上幾倍。換言之，人腦可說是自然界中最為奇妙而又最具威力的“物體”，它既是人類賴以生存及生活的必要條件，也是全部人類文明成果的主要源泉。我們要“與人對話”，則首須立足于當代腦科學和粒子物理學的研究成果，圍繞人腦的工作原理及其價值意義，重新詮釋與建構“精神—物質關系”，進而反思和調整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
根據上述界定，所謂“對話天地人”無異于進行一項宇宙范圍之內、具有終極意義的科學考察及哲學研究活動。伏羲畫八卦、文王演周易、老子論道德、莊子述逍遙，這是中國古代先哲的“與天對話”。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約公元前6世紀）提出“水為萬物之本原”，還預言了一次日蝕；薩摩斯的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約公元前570~前500年）提出“數為萬物之本原”，還以數學公式演示了事物之間的“和諧”關系；色雷斯的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約公元前460~前370年）則提出原子與虛空為萬物之本原，還指出了事物普遍聯系并受因果必然性的制約。這是西方古代先賢的“與天對話”。
我國東漢的張衡（公元78~139年）著有《靈憲》一書，解釋了天地起源及天體演化的一些問題，還制造了影響深遠的渾天儀和地動儀；唐代的僧一行（683~727）編制《大衍歷》，還在世界上第一次測量子午線；明朝的鄭和（1371~1433）與徐霞客（1586~1641）在海洋遠航及地理考察方面的歷史貢獻，已無須贅述。這是古代中國的“與地對話”。自十五、十六世紀的“地理大發現”始，隨著哥白尼（Copernicus，1473~1543）、伽利略（Galileo，1564~1642）、開普勒（Kepler，1571~1630）、笛卡兒（Descartes，1596~1650）、斯賓諾莎（Spinoza，1632~1677）、牛頓（Newton，1642~1726）、萊布尼茨（Leibniz，1646~1716）等人的不斷努力，近代西方的“與地對話”奠定了近現代世界科技的理論基礎。
至于孔子倡導仁義之儒學，釋迦傳播慈悲之佛說，基督宣揚博愛之耶教，自然屬于“與人對話”；秦始皇統一中國，成吉思汗橫掃亞歐，拿破侖稱霸歐洲，同樣屬于“與人對話”。荷馬吟唱英雄之史詩，屈原抒發千古之離騷，但丁譜出傳世之神曲，自然屬于“與人對話”；蔡倫發明造紙術，畢昇巧制活字版，瓦特改良蒸汽機，同樣屬于“與人對話”。事實上，古今中外的普羅大眾時時刻刻都在自覺或不自覺、主動或被動地進行著“與天地人對話”的各種活動，只不過歷史的筆桿或時代的鏡頭無法將其一一記錄下來。換言之，沒有無數普通民眾的默默勞動，也就沒有帝王將相或名人巨匠的耀眼光芒。歷史既非“英雄締造”，亦非“人民創造”，而是“天地人”相互影響、共同作用的結果。
站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之末，面對這個科技先進、經濟發達、文化繁榮的“全球化新世紀”，當我們仰望天空，看到的是日趨活躍的太陽黑子，日漸變暖的全球氣候，還有日益紊亂的極端天氣；當我們俯瞰大地，看到的是越來越多的地震海嘯，越來越少的森林植被，還有越來越干的江河湖泊；當我們平視人間，看到的是泛濫全球的物欲主義，持續升級的軍備競賽，還有愈加頻密的地區動亂。這一切景象，讓人恍如回到了一戰之前的那個“舊世界”。
正如中國先哲所言的“物極必反”，產生于19世紀的黑格爾體系和馬克思主義將西方古典哲學相繼推上了歷史頂峰，其后西方哲學的發展自然只能反其道而行之。當尼采高喊“上帝已死”，當斯賓格勒哀嘆“西方沒落”，西方哲學即走上了顛覆形而上學、解構傳統權威的現代哲學發展道路。熱衷于“分析哲學”及“解構主義”的20世紀西方哲學家們致力于摧毀黑格爾龐巨的古典哲學體系，并將類似的形而上學一概斥為“哲學的胡說”，乃至將哲學降格為與其它知識并列的學科之一，而不再是一門“研究事物最一般規律的學問”。但隨著人類社會和世界科技的快速發展，正義與利益、環境與發展、倫理與科技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各種生存危機促使人們尋求一套具有全域性指導意義的哲學理論，來指明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方向。而一度缺失了形而上學追問的現代西方哲學顯然無法獨力承擔此一歷史責任及時代任務，因此近年來發出了“復興形而上學”的呼聲，并不得不將求助的目光投向東方，其中更多的是投向中國。
早在十七世紀的明末清初時期，即與西方的歐洲啟蒙運動的同時（甚至更早于十八世紀的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等法國啟蒙思想家），中國思想界就已發生了一場具有近代啟蒙意義的哲學革命運動。以黃宗羲（1610~1695）、顧炎武（1613~1682）、王夫之（1619~1692）、陳確（1604~1677）、傅山（1607~1684）、方以智（1611~1671）等人為代表的一大批進步思想家，一方面在道器、理氣、心物、知行、理欲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堅持唯物論及無神論的哲學闡釋，將中國古代的樸素唯物主義與樸素辯證法思想推上了歷史高峰；另一方面又劃時代地提出了樸素的民主思想及民本主張，強烈批判封建主義君主專制，指斥皇帝“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黃宗羲）”，大聲疾呼“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傅山）”。于此可見，“反封建”與“倡民主”并非西方之專利。自鴉片戰爭以來，由于時間短促及變化急迫，中國思想界既難以抗拒接踵而至的歷史巨變，亦無法消化西方文明的全面沖擊，各種現實因素促使中國社會產生了“全盤西化”或“唯西方是瞻”的主流傾向。尤其在改革開放時期，哲學首先喪失了昔日作為政治意識形態的權威地位，又受到西方科學主義浪潮的強勢壓制，理工取向幾乎壓倒了人文關懷，再加上哲學相對疏離市場經濟與大眾生活的學術特征，中國哲學因此逐步被邊緣化而淪為“弱勢群體”，自然難以對當下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起到應有的指導作用，更遑論為人類文明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說文》有云，“三者，天地人也；參通之者，王也”。有學者指出，21世紀世界哲學新時代的發展趨勢體現為：“以問題為中心，超越國家與流派的分野；以對話為前提，尋求相互交流和理解；以綜合為基點，強調多元化和相對性”（注二）。我們在今天重新提出“與天地人對話”，并非意在重建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哲學話語霸權，而是力圖通過此一探討過程體現“人之所以為人”的人本價值，體現“我思故我在”的生命精神。對于個人而言，這肯定是一項有益身心的終生事業；對于社會而言，這無疑是一項利國利民的系統工程。此一事業并非只有哲人或智者才能參與的小眾學術活動，而是廣大民眾皆應自覺地、主動地投身其中的公共哲學運動。為了我們的當下，為了子孫的未來，請來共同參與“對話天地人”。
注一：見《地學思想史》前言，涂光熾 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
注二：見《當代西方哲學演變史》第638頁，江怡 主編，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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