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為何紛紛對國人自認為“封建專制”的儒家思想贊嘆不已呢？回顧歷史，美國學者顧立雅(1905-1994)總結道：“在歐洲，在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的民主思想的發展中，孔子哲學起了重要的作用。通過法國思想，它又間接地影響了美國民主的發展。”
通過與西方思想的對比，我們發現原因就在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之中：
（一）儒家思想肯定現實價值、尊重個體生命的人本主義精神。
在近代人文社會科學出現之前，只有中國文化對人的現實價值是持完全肯定的態度。儒家充分地肯定了人生存在現實世界的意義，認為在天、地、人三者之中，人是中心，處于最重要的位置， “天生萬物，唯人為貴”。 儒家思想中雖然也有“天命論”，但同時也指出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在基督教統治歐洲前的古希臘和古羅馬，哲學家們的思想是為泯滅人性的奴隸制度服務的。基督教統治歐洲后，奴隸制經濟雖然崩潰了，但奴隸制的殘余——農奴制仍牢牢地被教會維護著，農奴們在法律上不具備獨立的人格，人的精神則完全為神的意志所控制。
（二）與自然和諧的人欲觀。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食、色，性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儒家認為人的基本欲望應該得到合理的滿足。在儒家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中，人的欲望必須與自然(即天)相和諧，凡符合自然之欲即是善，凡違背自然之欲即是惡。
西方則缺乏天人合一的思想，他們要么認為追求感覺欲望的滿足是人生的基本目的，如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利特的觀點——快樂和幸福的首要要求是承認人對物質生活的享受；要么墜入基督教的原罪之中，認為人欲就是人的原罪本身，主張遏制人欲。
（三）人格獨立的自由精神。
儒家思想特別推崇獨立人格，“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士可殺，不可辱”，“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齊景公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孔子稱贊虞人“非其招不往也”。子產不毀鄉校，孔子聽到后說：“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神權統治下的歐洲，人的思想禁錮在圣經之中，自由意志的下場就是火刑。在中國多宗教和諧共存的同時，歐洲卻宗教戰爭和思想迫害不斷。
（四）“仁者愛人”的博愛精神。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基礎，如“泛愛眾” 、“仁者愛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推恩足以保四海”、“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等，無不體現了儒家無階級的博愛思想。
西方基督教也有著一種博愛精神，但與儒家的仁不同，基督教的博愛是基于對神的同一認知，否則一律視為魔鬼。在對中東的十字軍圣戰和對美洲人的屠殺中，基督教的博愛思想就蕩然無存。
（五）“性相近”的平等思想。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堯舜是儒家最為推崇的道德圣人和偉大帝王，然而孟子卻說：“何以異于人哉？堯舜與人同耳。”有人問孟子：“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 孟子說：“然。”
古希臘的思想中沒有一絲平等價值觀，基督教雖宣揚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然而卻發生了對印地安人到底是不是人的爭論。教會宣稱平等屬于天上的國，人世間的農奴制度是上帝的美妙安排。
（六）君權民賦和主權在民的民主思想。
儒家強調人民是國家的根本，“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統治者的權力不屬于個人，是“受命于天”，而“天何言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是一切以人民的意志為轉移的。“百神享之，是天受之”，“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故孟子認為“天與之”實為“人與之”。
基督教的思想則明確指出君權神授。《新約全書?羅馬人書》就這樣告誡教徒:任何權柄皆系神所命定。教會宣稱：因性而墮落的人類，需要上帝設立的政治權威來加以統治和懲罰，因此，國家政權也是宗教機構的一部分，給予君主這個“職位”以尊嚴與權威的是上帝。
（七）造反有理的革命思想。
《易?革?彖辭》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儒家對迫害人民的苛政是深惡痛絕，孔子告誡學生說“苛政猛于虎”。孟子號召人民將獨夫民賊予以誅之，“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 對于有錯不改的君主，孟子認為應當予以更換，“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孟子還進一步指出：君臣的權利與義務應該是統一的，“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對于不能正確履行義務的君主，人們不僅不需要服從和忠于他，而且可以把他趕下臺去。
原始儒家宣傳的革命思想，曾深深的刺痛過封建專制帝王，朱元璋就是一例。 明太祖朱元璋“刪孟”，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意味深長的歷史事件。
作為亞圣，孟子的火氣很旺，思想中也頗有一些原始民主主義的原素，他并非無原則地強調臣民對君王的服從，相反還認為，惡法非法，暴君非君，面對惡法和暴君，人民有反抗的權利。“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這些都是中國思想史上光彩奪目的名言。
歷代的帝王，面對這些話不可能多么舒坦，不過他們更愿意裝聾作啞，因為你孟子宣揚的是暴君非君，而我是明君圣主啊，何必和這些話過不去？然而，朱元璋卻不干了。他讀《孟子》，到“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那一段的時候，不禁暴怒：這哪里是臣民能夠說的話？皇帝一發怒后果就嚴重了，居然要罷免孟子千百年來在孔廟里和列位大儒們吃冷豬肉的資格，而且特地下令，不準臣下對此發表反對意見，否則就要處以“大不敬”的罪名，殺頭。
可偏偏也有不怕死的讀書人，一個叫錢唐的士子還是毅然上疏，反對皇帝把亞圣打入冷宮，且公開聲明說：“我為亞圣而死，雖死猶榮”。
朱元璋這個時候總算冷靜了一些，沒有處罰錢唐，不久也恢復了孟子配享孔廟的資格，不過終究余恨未消，于是命令臣下“刪孟”，將上述那些光彩奪目的名言盡皆刪去，共砍掉孟子原文85條，只剩下100多條，編就了一本《孟子節文》，又專門規定，科舉考試不得以被刪的條文命題。朱元璋為什么“刪孟”？“刪孟”背后的心理是什么？
在我看來，朱元璋對孟子強烈不滿，和其“刪孟”的舉動，正是他竭力建立一種“新道統”的標志。讀中國歷史，當代人常會奇怪，傳統社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君王淫威之下，那時的人們肯定是極度缺乏尊嚴，天天垂頭喪氣的，特別是在自尊方面比較敏感的文人，但事實是，舊時代的士子們似乎并不覺得自己活得有多么窩囊，哪怕要直接面對高高在上的君王，他們也并非總是那么一副謙卑可憐的賤相，自認為該爭的也還是要爭個不亦樂乎，甚至常常至死方休。
更令人詫異的是，這些“渺視”君權的狂人，雖然難免結局凄涼，有的要被打屁股，有的會被殺戮，甚至遭遇滅門滅族之禍，但民間的清議，也就是今日所說的“社會輿論”，還是公然站在他們的一邊。被君權打壓甚至消滅了其肉體的，雖敗猶榮，雖死猶榮。即便是要啥有啥的皇帝，對這樣一種狀況，也好像沒有什么太好的辦法。之所以有這樣一種奇怪的現象，就是因為，中國的讀書人死扭著“一根筋”：他們倔強地認為，代表世俗權力的“治統”在皇帝那兒，而代表意識形態的“道統”卻在我們手里。這種“治統”和“道統”分割的現狀讓朱元璋憤怒，他雄心勃勃，要將“治統”和“道統”合二為一。
朱元璋“刪孟”所暴露的，正是一個因背靠國家機器、手握生殺大權而膨脹者的狂妄，他極欲按照他個人對君王與臣民關系的理解，建立一種“新道統”。這種“新道統”的要害唯在于，哪怕惡法，也是法，即使暴君，也是君，“法”和“君”的絕對權威不容絲毫置疑，更不允許反抗。不僅不準反抗，連消極躲避做一個隱士的自由也是沒有的，孔子認為讀書人在天下無道時可以做隱士，而朱元璋則執行“不合作則死”，連這種消極自由也蠻橫取消了。
從此，朱元璋不再滿足于做一個世俗政權里的國王，而且還要做“教主”。他對臣民思想的鉗制是無孔不入的，他的發號施令不僅局限于政治、經濟、軍事領域，連臣民的生活方式，包括服飾、器皿、居處、往來稱謂、婚喪嫁娶的禮俗等，都要過問和監管。比如他特制一種束頭發的網巾，取“萬發皆齊”“萬法皆齊”相諧，正與其專制心理相合，遂頒行天下，全國百姓都要服用；又如他因為對戰國時期的縱橫家不滿，便下令學校里不得誦讀《戰國策》；……和儒者爭奪道統的話語權，朱元璋們肯定是會成功的，不是別的而是因為他們握有權力。
到了清朝的康熙，就更牛了，他徑直宣告：“道統在是，治統亦在是”。從此只有皇帝才是最大的理論家、思想家，只有圣旨才是判斷一切是非曲直的標準，傳統儒家在君權之上的道統被徹底顛覆。“國王即教主”、“權力即真理”的格局正式形成了。
而事實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不管歷代君王如何蔑視孔孟，抵觸孔孟，他們最終都會一個個的死去。而孟子卻僅憑幾萬字的小冊子，而名垂青史，萬古流芳，永垂不朽。青史浩浩，民心可鑒，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的創造者！
在這一點上，基督教的思想則完全與儒家背道而馳，它宣揚君權神授，要人們服從神授的政權，要奴隸服從主人。基督教的理論還宣稱，暴戾苛刻的君主是上帝給予人類的懲罰，仁慈博愛的君主則是上帝賜予人類的恩惠；即便君主的*暴可憎，其神性卻不會因其暴戾而喪失。
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發現，儒家的核心價值作為一個完整體系是真正的民主思想之源，他們立即用這種思想武裝起來，并迅速投身到了法國大革命的實踐當中。
然而，許多人卻困惑不已：既然儒家思想是真正的民主思想，為什么是西方實現了近現代民主，而不是它的發源地——中國呢？
回答這個問題應該從民主實現的條件說起。我在前面說過，民主具有兩種基本的表現形態：民主術和民主思想。術和思想是形式與內容的關系。沒有民主思想的民主術，只是統治階級的統治術而已，它的價值目標不是民主思想的價值目標；沒有民主術的民主思想，則缺乏實現其價值目標的現實手段。只有當民主術與民主思想結合在一起時，民主才有真正實現的可能。在文藝復興運動中，歐洲人找回了古希臘的雅典民主術；在啟蒙運動中，歐洲人又接受了儒家思想的洗禮。這二者的完美結合使歐洲人迅速摧毀了千年的封建專制。而有著數千年民主思想傳統的中國，由于特殊歷史地理環境的原因，沒有產生類似于雅典的民主術，更談不上這二者的結合，因此近現代的民主未出現在中國也就是再正常不過的了。
當今世界，民主潮流已不可阻擋。中華民族的復興也必須建立在真正的民主基石之上。而在中國實現民主，一方面要重新拾回我們丟失的傳統——儒家信仰，構建我們自己的民主思想體系；另一方面則要大膽地向西方學習，全面借鑒西方的先進民主術。
如今的中國，人們普遍地期待民主，但又普遍地缺乏信仰、思想混亂。在儒學復興剛剛萌發的今日，許多人不能擺脫百年來對儒家思想的歷史偏見，仍視之為“封建專制”之物，這不啻于以真珠為魚目。滿清覆亡幾近一百年了，中國的民主化似乎仍舊在不辨東西的密林中穿行。如果今天的我們還不能正確看待我們的傳統價值——儒家思想，還要盲目地“言必稱希臘”，那穿出密林之日也許就非我輩所能目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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