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化建設要“與國際接軌”；
市場經濟建設要“與國際接軌”；
政治制度建設要“與國際接軌”；
國家醫療體制要“與國際接軌”；
中醫科學化要“與國際接軌”；
技術標準制定要“與國際接軌”；
中國千萬年以來所建立的生態文明在十九世紀以后就像人類現在所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一樣被西方物質文明幾乎破壞殆盡，文明差異導致的亡國滅種的危機使得中華民族從此走向了向西方看齊的現代化，于是“與國際接軌”就成為了中國現代化的標準，而中國人（尤其是那些知識精英們）也就從此集體無意識地生活在了“與國際接軌”的心理陰影之中。
西方社會先是通過強大的物質文明對東方社會強制性地推行文化殖民，而后東方社會為了生存也就自發地拋棄了自己的文化傳統，主動地接受了來自西方社會的文化殖民。中國在各個領域主動去“與國際接軌”的行為，本身就是一種對西方文化殖民的承認，它把有著五千年悠久文化的中華民族淪為一種被西方文化殖民的對象，而且是集體無意識地接受。因此，“與國際接軌”標志著一個文化大國的淪喪，這也是一個文化大國的自我貶低。
毋庸置疑，如今主導世界的是西方理性主義文化及其衍生出來的資本主義文明。只要中國還處在被動地“與國際接軌”的狀態，那么我們永遠不會實現對西方的超越，只能做跟在西方屁股后面奔命的學生。然而，這種集體無意識地自我改造也是一個民族喪失理智的表現，一個智慧的民族需要有批判性地反思和前瞻的智慧，需要對自己正在進行的行動不斷地做出反思和批判，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維護自己的生存。當人類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當危及人類生存的全球氣候變化暖的引爆點正在離我們越來越近的時候，這已經預示著人類要么走向一起滅亡，要么一起進行文明轉型，走向一個不再持續地破壞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的生態文明。這個生態文明注定要從東方社會開始，因為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國古典文化的內核，它天然地是一個生態的文化，而中國在神州這塊土地上靜靜地文明地生活了五千年就是鐵的明證。
集體無意識地“與國際接軌”讓我們忘記了中國對整個人類所肩負的開創新文化新文明的責任。我們有責任去推動人類文化和文明的變革，使其走向一個更加和諧的國際新秩序和更加適合人類可持續性生存的文明。我們已經集體性地忘記了中國有著近于五千年的連續的文明史，這是一種無與倫比的生存智慧。我們有義務在中國無數先人所創造出來的生存智慧的基礎上去推動或領導整個人類實現文明轉型。
我們已經處在這個人類文明轉型的十字路口，我們必須從一種集體無意識的被改造狀態轉向一個自主的創造狀態。這個轉變首先應該從文化開始，也就是從中國學者的心理開始。我們的學者必須改變“與國際接軌”的心理自卑狀態，一方面要大力發掘和宣揚中國古典文化內涵的生存智慧，一方面要批判西方理性主義文化難以克服的缺陷和文明弊端。在這同時，還要批判那些學舌西方的鸚鵡對中國民族健康的文化心理的毒化，避免其進一步強化中國人的文化自卑心理，繼而使得中國人永遠處在去“與國際接軌”的狀態。
中國不能繼續無意識地去跟隨西方文化及其文明的走向，繼而與西方社會一起掉進自毀的陷阱。人類的可持續性生存需要中國去領導世界實現文化和文明的轉型，而不是去“與國際接軌”，繼續強化西方文化中心論的統治地位，繼續去推動導致人類走向毀滅的西方文明。
中國需要創造一個新國際，繼而帶領人類走向一個可持續性生存的新文明，這是中國的智者以及中華民族所應肩負的世界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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