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情社會非病態 只怪遇"資本邏輯"
孫亮
（北京師范大學價值與文化研究中心，100875）
建立在血緣、地緣等自然共同性基礎上的“人情”介入公共領域，使得一些權力形成對于某些個體的“疊加”或者“挪用”，這樣一條社會分析方案一般來講，對于傳統中國社會中的“社會事件”的分析——我們稱之為“人情社會分析法”——是行之有效的。
但是，現代中國社會與傳統社會存在著“斷裂”與“承續”的雙重特征。拋開在價值乃至對于儒家文化中的“中國傳統”的秉承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與“現代化”的“世界歷史”敘事構架中，展現的“斷裂”。這一點尤其在資本邏輯深入的中國當今社會之中，顯現出十分重要的特征。
因而上述的“人情社會分析法”需要進入一種深層次的轉型思考。
在一些平常的私人生活中，我們總是面對這樣的事情，一些本來看似根本不可能辦成，通過“后門”，這個違規乃至違法的事情，都能夠順理成章“搞定”。一旦這些搞定的荒唐事情被曝光進入公共視野之后，很多的評論者往往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我們社會中發生的很多問題，不單是來源于自上而下的權力，而且來自于一些人樂此不疲編織的人情“關系”，于是很自然地進一步推論出“這種現象的產生，與我們傳統文化中一些糟粕的東西有關。”
那么如何解決這樣一種“病態”呢？“要摒棄傳統文化中的一些不良因素，樹立新的良好社會風氣，歸根結底還是要靠現代法治社會的制度建設。”
顯然在這樣的主流評論話語中，我們看到的是“人情社會分析法”的凸現，并將整個中國傳統社會中的“人情化社會”的特征視為“糟粕”，這種看似深刻的文化分析，卻易限于一種“淺表化”的理解，并沒有真實地分析出這種現象產生的深層機制。
社會關系是人的一種存在方式，本身并無所謂的“病態”屬性，“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社會關系的總和”。正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才構成所謂的社會，離開了“社會關系”的人是難以想象的。
那么，既然是一種“中性”的“關系網”，怎么就變成了一種社會病呢？這個問題非常有意思。一直以來，有一種說法，就是認為中國是一個“人情化的社會”。的確，在具有典型傳統的農本社會的中國，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呈現出以“家庭本位”為核心的人情化的生存圖式。
但是，當下，資本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冷靜地看中國目前的轉型時期的社會關系，卻出現了一種“關系冷漠”，如兄弟之情、朋友之情的“以錢衡量”。其實，這已經不再是一種真正的“人情化社會”傳統文化意義上的“關系”，因為，他們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其實是表現為一種物與物之間的“關系”而已。
為什么這么講呢？當今的社會，資本的自私自利性形成了自己的邏輯形態，與社會的一切形成共謀，徹底使原先的社會中的一切“扭曲”與“異化”。資本如“普照的光”在現代社會中滲透并統治人們生活的一切方面。它至大無外─沒有什么還能逃避于資本力量掌握而存在；它至小無內─沒有什么幸免于資本力量的侵蝕。正是資本的貪婪本性及其利潤至上的原則導致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成了背后的“物”與“物”的交換關系。這在表象上就展現為所說的“人情化社會成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糟粕”。
既然資本邏輯是理解整個社會事件的最深層原因，那么，如何破除這樣一種社會幕后的操縱者呢？當然祈求人人的自律是不足的，依靠法律的完善確實是目前最好的辦法。但是，如果不跌入歷史發展的短視癥的話，我們還得進一步尋找方案，向往一種至善的生活。這樣的一種邏輯形態的徹底破除，必須建立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徹底改變上，而這一切又得在發展資本的基礎上消滅資本。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得利用資本，但是一定得懂得，資本的存在是一種歷史性的過程。
如果僅僅將問題放置在由于中國傳統文化導致的整個事件發生上，就容易忽視了真正的病根。以最深層的資本邏輯透視這樣一個事件，是一種國家與歷史的高度應有的視角，便于國家從政策措施上調整“生產資料所有制”等一系列問題的制度。但是利用資本，必然帶來對傳統文化的侵蝕，如何能夠保持兩者之間的良性運行，或者消除資本邏輯，已是非本文所能及了。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價值與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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