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立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與核心價值觀，需要重新梳理中國文化
文化是一個民族國家得以立身于世的基礎，一個國家文化的核心價值與核心價值觀，能夠體現一種文明的特色，也是與其它文明的特征標識。文化力量的強弱還是一個國家文明水平的重要標志。有些外國人認為，民族文化的輸出與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是成正比的。但是，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的經濟實力迅速提高，而文化卻淪為西方櫥窗，黯然失色，找不到自己的核心價值和核心價值觀。德報文章《迷惘在北京》說，在與西方思想的對比中，中國文化特征的缺失“令人驚訝”，令人迷惘。
作為一個擁有5000年文明歷史和世界上唯一沒有間斷過的文明，這不是一個應該接受的結果。在中國經濟實力迅速提高、地位迅速崛起，世界各種文明相互融合、中華文明大踏步走向世界的今天，重塑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和核心價值觀，已是迫在眉睫的問題。
那么，我們如何確立自己的核心價值和核心價值觀，凸顯中國文化的特征？下面是筆者的一點思考，希望與感興趣的同仁切磋，歡迎轉載。內容有三部分：
1、催熟民族心理，擺脫悲情主義和回避主義，正視民族歷史
2、增設紀念日，定格中國文化
3、整頓提高民族文化水準，以更高檔次與世界交流
1、催熟民族心理，擺脫悲情主義和回避主義，正視民族歷史
一個國家民族文化核心價值和核心價值觀的確立，都是在成熟的民族國家的基礎上進行的，民族國家則是在近代資本主義時期形成的。由于各種原因，中國文化歷史雖然悠久，但資本主義沒有得到充分發展，民族的發展未能達到充分成熟的階段，民族心理沒有發育成熟。要確立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和核心價值觀，就需要促進中國民族心理的成熟，正視民族文化歷史。這首先需要擺脫民族悲情主義和回避主義思想。
由于近代中華民族歷遭侵略和掠奪，文物冠裳被洗劫一空，金銀財寶被搶劫殆盡，大量的割地、賠款、喪失主權，使中華民族的尊嚴和財富被剝奪得幾乎一干二凈，人民也受盡屈辱和恣意蹂躪，成了“亡國奴”。 這段歷史對中國人的打擊太大了，中國人心理上無法承受。每當想起這段歷史，悲情油然而生。結果產生悲情主義，情緒化，喪失自信。
現在有許多中國人被悲情纏繞，并因而崇洋媚外。特別是一些移居海外的人，悲情更為嚴重，甚至由此放棄維護自己權益。據說，有一個中國人初去美國，四個老鄉帶他到酒店接風。可是一個美國人毫無緣由地過來就對著其中的一個老鄉打了一拳。這個新去的中國人無法忍受，立即要去評理。可是幾個老鄉態度一致地壓服他，不要追究。他受不了，說你們怎么如此窩囊。可這幾個老鄉大罵中國人的劣根性，什么中國人臟、亂、差，不守規矩。這就是悲情主義的表現。認為中國人毛病多，低人一等，受欺壓受侮辱是合情合理的，不能反抗。
悲情主義的另一個表現是不相信中國人的能力。由于多年來中國科技水平低下，中國人已經相信：“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因此，雖然中國在一些行業培養出的人才才華出眾，也只能從事不需要能力的簡單工作。比如，汽車、服裝鞋帽設計是難度較大的工作，中國制造商就只走“仿造”之路，才華橫溢的中國設計師就沒有用武之地。2009年12月1日,首個中國形象廣告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國際公司（ＣＮＮ）開播，“中國制造，世界合作”的理念貫穿整個廣告。但是，針對晚禮服的一個特寫鏡頭宣稱“法國設計師設計，中國制造”，引發一位網民的評論是：“在‘告訴世界中國沒有設計師、只有苦力’一事上，他們真是思考良久。”旅美資深媒體人黃天波在接受采訪時說：“廣告的歐美中心主義色彩太濃，片子里主角全是歐美人士，……這反映出中國人心目中的外部世界實際上還是歐美世界，其他地方可以忽略不計，得到歐美的承認心里才踏實。”
由于近年來中國有大量大學生失業，許多人說是因為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的擴招造成的。但媒體說，即使擴招后，中國也只有不到8%的人口受過高等教育，而美國每4個人中就有一個大學生。結果呢，連美國中學的學生都有能夠掙來學業所需費用的工作可做，大學生更是供不應求。可中國的大學生卻“過剩”了。
英國《金融時報》2009年1月9日文章《北京怎樣才能增加其人力資本》給中國提出建議，利用4萬億刺激方案中的部分款項雇傭大學生到農村當老師。中國4月份出臺的《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就規定在未來兩年內向1.1億人提供職業培訓。同樣的建議如果由中國人提出，中國的知識精英們就會嗤之以鼻，甚至根本就沒有報刊刊登。這是許多中國人海外“鍍金”的原因，也是許多中國頂尖人才只能海外就業的原因。“橘生淮南則為橘”，中國人只有到國外才能有建樹。多么讓人痛心！俄羅斯著名政治學家尼古拉·茲洛賓說，“在美國，來自中國的精英發明了幾乎所有東西，但這是美國產品。”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2007年發布的第四份評估報告預計，從1900年到2010年，全球氣溫將不斷上升，氣候趨勢圖大致類似于曲棍球桿的形狀。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研究員趙宗慈2009年在一篇論文中寫道，在所有四份評估報告中，IPCC對未來做出預測時僅考慮人為原因，幾乎完全忽視了太陽活動、地球磁場和火山爆發等自然因素。趙估計，從2020年到2030年，自然因素可能使中國氣溫下降達0.8度，而人類活動可能使氣溫上升0.5度。這意味著不久的將來中國的氣溫實際上可能下降。北京大學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教授承繼成說,如果公民和政府把IPCC的估計當真，并以此作出決定或決策，國家會陷入一片混亂。然而中國農業科學院專家孫忠富說，地方政府已經開始這樣做了，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農業損失是人們過于相信氣候變暖造成的，廣東、福建、廣西和云南等省鼓勵農民種植熱帶水果和花卉，結果大部分植物被凍死，給農民造成嚴重損失。
由于悲情，還產生爬行主義。中國在科研上只研究探討外國人已經研究探討過的東西，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中國如果有人想創造什么理論則有可能被認為“瘋了”，在沒有成功之前就可能被周圍的輿論“淹死”，打入地獄，永世不得翻身。這種“邯鄲學步”行為，不但浪費了中國的人力財力物力，也限制了中國科學技術的超越性發展，是中國不能產生重大科研成果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中國淪為外國科技文化櫥窗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的政策也因爬行主義產生被動性，該調整的政策無法調整，任其害國害民。2009年11月下旬，清華大學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在《經濟參考》上發表《“一對夫婦生一個孩兒”該結束了》的文章。12月4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田雪原的一篇文章。田提出了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允許夫婦雙方為獨生子女的家庭生育兩個孩子等方案。媒體推測，“中國的人口政策正迎來一個轉折點。”但在目前的情況下，如果沒有美歐政客撰文支持，中國人口政策就不可能迎來轉折。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說，目前“不僅關于世界的命題幾乎完全由西方提出，而且關于中國的命題也由外國人提出，再由中國人接過來討論吸收的局面應該被打破。中國發展的大多數命題應該由中國人自己提出，并且受到中國人自己的重視。”這個說法對，但要做到還是有一定難度的。媒體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一直呼吁中國增加社會支出，這樣人們就不需要為未雨綢繆而過多地儲蓄，而是可以更多地消費。2010年初，經合組織更是直言不諱地給中國提建議，但都沒有任何作用。“中國本可以大幅增加福利和醫療方面的投入，然而它實際上連一點皮毛也沒有做到。”為什么？歐美的政客沒有撰文支持。實際上，這些道理任何有社會常識的人都知道，但中國的精英們就是不敢知道，因為他們只奉行“爬行主義”。很明顯，如果中國人對世界形勢或者外國事務發表自己的看法，不論對錯就都是“大逆不道”，精英們封殺之快將會超出人們的想象。但精英們就是不知道，這是全球化形勢下作為世界公民的一份正常責任。
由于悲情，又產生回避主義。由于近代中國慘遭蹂躪，新中國又一直追求與其他國家和平相處，并聲稱“從未侵略過別國”，便像魯迅筆下的阿Q一樣“不敢姓趙”——對中國歷史上的有些事件，不能客觀看待，甚至進行歪曲；對今天的社會現實，避而不談。比如，在論述元朝歷史時就不敢全面、正確地敘述，原因是：元朝疆域是那么廣大，中國不是“侵略”又是什么？但是悲情主義者就是不知道，中國也是蒙古大軍的獵物。是“侵略”也是蒙古大軍的“侵略”，與中國“從未侵略過別國”又有何干？承認蒙古大軍的“侵略”，不妨害中國“從未侵略過別國”的觀點，相反，它只能說明中國和中亞歐洲其他國家一樣受到了蒙古大軍的“侵略”。況且，即使“侵略過別國”的國家，比如德國，只要認罪態度好，也不是不能取得被“侵略”國家的諒解。但中國的歷史教材中，總是刻意避開這一點，于是《中國歷史》講元朝時對“四大汗國”一筆帶過，《世界歷史》教材更是對蒙古帝國避而不談。由于中國學生的知識幾乎被局限在學校教材中，結果他們就對這段歷史形成了空白。這對他們形成全面正確的世界觀和歷史觀是不利的，也影響他們將來在世界事務上的判斷力和行動。
對于中國是否“侵略”過別的國家，我們不僅自己要心里有數，也可以通過外國人的言論來評判。由于近代俄羅斯侵占了大量中國領土，一直擔心中國會把這些領土追回。因為占領地區俄羅斯人口稀少，更增加了這種擔憂。另一方面，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卻無力對這些地區進行開發。由于中國經濟大發展，俄羅斯2009年計劃與中國進行合作。許多俄羅斯政客怕合作地區的俄羅斯人被漢化，“西伯利亞和遠東的經濟將是中國經濟的一部分”，中國將侵占西伯利亞的說法也很流行。但是在中國生活過一段時間的俄羅斯人都沒有這種擔憂。一位在中國生活了16年的俄羅斯人認為，中國人永遠不會進攻俄羅斯。至于俄羅斯報紙的相關論點，一位在中國生活過5年的俄羅斯人說，那是“政客們的胡言亂語”。他說，縱觀中國歷史，中國人從未主動挑起戰爭；外來入侵者漸漸被同化，慢慢地變成中國人。（實際上，對中國歷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明白，中國文化就是“仁者”文化。“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仁者”文化崇尚安穩，和諧，平等相處，崇尚仁義禮智信，是內陸國家的特征；“智者”文化崇尚變化，追求機遇，善于把握全局，實行控制，為此爾虞我詐，相互欺騙，甚至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是海洋國家的特征。）
再如，近年來由于倡導“和諧世界”價值觀，為了“和諧”，就刻意避開與少數民族地區和其他國家的歷史沖突。例如，歷史劇《貞觀長歌》對突厥進軍長安的描寫：626年，頡利進軍至渭水便橋，李世民率高士廉、房玄齡與頡利隔河相對，頡利跨河與李世民對話。但事實是，當李世民率眾至渭水時，“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作者似乎覺得，抬高了邊疆少數族裔的地位，就能夠與他們更為“和諧”。實際上，是恩威并施的內外政策才鑄就了大唐偉業。再如，在國家重點出版規劃中出版的《列國志》中，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沖突也大多回避或者一筆帶過。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中蘇戰爭、中印戰爭，在《列國志》中都略去了。這就是回避主義的表現。
在對外關系上，鄧小平說過，我們的態度是“結束過去，開辟未來”。這是對歷史問題一種目光遠大的戰略態度。但我們回避歷史就能“結束過去”嗎？要“結束過去”，必須先有對歷史的正確了解，正確認識，放眼未來，采取正確的態度，正確的措施，才能“開辟未來”。矛盾總是存在的，分歧總是存在的，即使同一個人，對同一件事，觀點也會變化，更何況國與國之間，歷史都有那么久長。關鍵的問題是，如何正確對待，正確處理。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講的一段話就是正確的原則：“不回避分歧，不糾纏舊帳，尋求共同點，著眼于未來，探討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建立新型睦鄰友好關系”。 這才是正確的態度。
鄧小平正是這么做的。1990年會見外賓時，他說：“我是個中國人，懂得外國侵略中國的歷史，當我聽到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決定制裁中國，馬上就聯想到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歷史。七國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國再加上沙俄和奧地利，就是當年組織聯軍的八個國家。要懂得這些歷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
不能回避歷史，要讓孩子們知道自己的根，國家民族歷史上的任何重大事件，都會形成民族基因，國家和民族受辱的基因是抹不掉的，什么時候都難以拋棄，別人心里有數。如果自己自欺欺人地假裝沒有，蒙羞的時刻隨時都會到來。
由于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擔憂，《雜文報》2010年元旦刊登了一篇署名中微子的短文《對話》。全文如下：
“爸爸，我們欺負小羊的媽媽，并把小羊的爸爸吃掉，小羊長大后會仇恨我們嗎？”
“不會的，孩子。你看見河對岸那個圍起來的園子了嗎？那是一所學校。所有的小羊都要被送到那里面接受教育。從那里出來的小羊，基本上對往事不會留下什么記憶了。”
“可是，萬一有一只羊的記憶特別好，沒有忘記呢？”
“這也很好辦，孩子。我們每天總要吃一些羊的，我們就先把那些還殘留有記憶的羊吃掉。剩下的羊就很好對付了。你聽孩子，學校里的羊在唱什么？”
“今天是個好日子。”
“對沒有記憶的生物，每天都是好日子。知道嗎孩子，只有他們每天都唱好日子，我們才會有好日子。”
這篇文章雖小，卻意義深長。它對今天主流媒體體現的輿論一律、提倡遺忘的愚民政策是一個警醒。
美報文章《奧運會的成功大大增強中國信心》說，“19世紀的中國曾經在歐洲和美國的鐵蹄下飽受屈辱。一百多年來，中國領導人的目標之一就是要恢復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尊重。”
法報文章《俄羅斯和中國：針對西方的“對立軸心”》說，“中國早就渴望報仇雪恨：要為19世紀遭受的殖民屈辱、為毛澤東時代的貧窮和孤立雪恥。”
美刊文章《中國世紀》里，美國前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主任李侃如說：“在經歷了近200年的外族羞辱、入侵、國內戰爭、革命以及難以名狀的可怕事件后，中國正在準備和命中注定的一刻相逢。”
德國作家揚·羅斯的新書《我們剩下什么？——西方世界統治地位的終結》說，“中國……代表著一個曾經遭受屈辱、而現在卻讓其以前的壓迫者感到害怕的國家。”
可見，它們都沒有忘記強加給中國恥辱的過去。“知人則智，自知則明”。西方國家今天為什么總是對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國還說“威脅”了它呢？中國歷史上從未侵略過別國，而且對外關系中一直重申和平共處，甚至采取“韜光養晦”、“永不當頭”的措施，他們還是喋喋不休，動輒“制裁”，冷箭亂發。這是因為，它們知道自己對中國所犯的罪惡太大，中國從來沒有給它清算，惟恐中國強大了后會給它們“算帳”、“復仇”、“報復”它們，這正是做賊心虛。雖然中國不會這么做，但它們怎么會相信呢？因為這些事情如果發生在它們自己身上，它們是不可能不報復的，這就是以自己之心度他人之腹。
魯迅先生在《論睜了眼看》中說：“必須敢于正視，這才有望敢想、敢說、敢做、敢當。倘若并正視而不敢，此外還能成什么氣候。”只有敢于正視自己歷史的民族，才能算得上成熟的民族，也才能贏得其他民族的尊重，并在全球一體化的時代和進程中發揮更大的積極作用。民族的成熟還可以增強民族和國家凝聚力，這是中國必須補上的一課，這不是民族主義，也不是排外主義，這是一個民族成熟的標志。
中國要確立自己文化的核心價值和核心價值觀，首先要求中華民族要成熟起來，這就必須擺脫民族悲情主義和回避主義、爬行主義，正視歷史，直面未來，堅定信心，勇往直前。
2、增設紀念日，定格中國文化
一個國家文化的核心價值和核心價值觀，需要在正視歷史的基礎上進行定格才能凸顯。中國要確立自己文化的核心價值和核心價值觀，必須對民族文化骨架進行合理定格。由于中國資本主義沒有得到充分發展，民族文化的定格工作也未能及時進行。中國要確立自己的核心價值和核心價值觀，必須定格自己的民族文化框架，創造自己的特色文化，凸出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征。
設立紀念日是民族國家定格文化特征的一種必要方式。通過審定自己的民族節日，彰顯自己的民族特性，對國家歷史發展進程中起過決定性作用的人物和事件設立紀念日，是構建民族文化骨架極其重要的方面。
近代以來，每個國家都要設立一些節日對自己國家和民族文化的特性進行定格。成熟的民族國家，會及時對自己歷史上的標志性事件設立紀念日進行紀念。例如，1979年11月4日，伊朗學生占領美國駐伊朗大使館，并將52名美國人作為人質扣留了400多天。此后，兩國都對這一天進行紀念。伊朗人年年慶祝這一事件，舉行大型集會，稱之為反對“全球傲慢”的國家日。人們手舉標語，表達他們對欺凌弱小的傲慢大國，尤其是美國的憎恨，高呼反對美國和以色列的口號。美國則稱其為“伊朗人質危機”，年年紀念。在日本，有一個節日叫“北方領土日”，每年的2月7日都會集會，紀念1855年2月7日締結《日俄通好條約》，該條約確認目前俄羅斯占領的4個島嶼為日本領土。
新中國建立后，國家也設立了一些紀念日，如國慶節、五一節、春節等，全國放假慶祝；近年來又增加了傳統的清明節、端午節和中秋節等。但整體上來說，對節日的定立并不充分和及時，也不能充分彰顯中華民族的文化特性，不能凸顯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和核心價值觀。
元旦、圣誕節和瓦倫丁情人節都是西方基督教節日。中國不是基督教國家，信奉基督教的人也不多，但近年來許多人隆重慶賀這些基督教節日，中國的七夕情人節卻被遺忘。由于感覺到用圣誕老人裝點節日偏離了自己的傳統，中國近年來興起了在各種廟會上進行大型祭祀的活動。北京一個中年人的說法很有代表性：“外來的影響越來越大，中國文化的影響可能看上去就有些弱，所以這是慶祝我們自己傳統的方式。”
這說明，在全球化浪潮中，外國節日對中國傳統節日產生了巨大沖擊，也暴露了中華民族文化骨架沒有架設起來，經不起沖擊。中國民協主席馮驥才認為，“洋節”不可怕，可怕的是遺忘自己。當務之急是重新認識和建設我們的節日，研究我們的節日文化，通過多種形式凸現出來。
由于中國在定格自己文化節日方面的滯后，還導致了因端午節被外民族在聯合國搶注而引起兩國關系摩擦的問題。2009年年初，為慶祝西藏人民獲得自由人權50周年，并遏制國內外反動勢力重新奴役西藏人民的企圖，西藏人民將達賴喇嘛出逃的3月10日定為“百萬農奴解放日”。 在北京中央政府工作的一個藏族學者說，“我們在半個世紀前推行民主改革時就該做出這項決定。現在有些晚了。”
“亡羊補牢，猶未為晚。”不過中國人充分認識自己、清楚自己是誰的時候到了。2008年8月的北京奧運會上，一位游客說中國會“通過舉辦奧運會而走向成熟”。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在與世界文化的交往中，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想逐漸升溫，特征逐漸表現出來。2009年3月出版的《中國不高興》一書體現了中國人的集體焦慮，這是一個民族走向成熟的表現之一。近年來對祖先的祭拜加重了，尊老敬老、飲水思源是中國傳統文化特征的一個方面。
中國需要合理設置民族節日來定格文化骨架。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有5000年悠久的文明歷史，為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這個歷史長河中，有許多人物和事件，哪些最能體現中國的民族文化特征？必須大浪淘沙，把合適的、最能體現中華民族特征的人物和事件找出來，設定為民族節日。
筆者認為，這些節日應包括：紀念中華民族始祖黃帝的民族始祖節（軒轅節）、紀念中國主流文化儒家文化創始人孔子的儒學節（孔圣節），紀念中華民族智慧代表諸葛亮的智慧節（諸葛節）、紀念中華民族忠義精神代表關羽的忠義節（關羽節）、紀念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節（中山節）、紀念中華民族勤勞務實和剛正不阿的代表魯迅的中華剛正節（魯迅節、硬骨頭節），紀念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偉大領袖毛澤東的紅太陽節（毛澤東節），紀念洗雪百年恥辱收回香港和澳門的回歸節（香港回歸節和澳門回歸節），國家統一時再設立祖國統一節。
此外，還要設立紀念中華民族慘遭欺侮的節日，屈辱的歷史也是民族的標記。為了讓中華民族的后代子孫銘記自己的歷史，以免將來無端受辱，重蹈覆轍，也為了表明中國不準備對曾經欺負、劫掠、屠戮、蹂躪過中國、對中國犯下滔天暴行的“仇人”算“舊帳”、進行“復仇”和“報復”，以消除它們對中國進步和發展的疑慮，少與中國制造摩擦，相互損耗國家資源，中國應該設立標志性的紀念節日：以“狗與華人不準入內”辱華事件為標志設立“華羞節”（中國人權節），以《瑗琿條約》、《辛丑條約》和《馬關條約》為標志設“大劫難節”，以南京大屠殺為標志設“大災難節”，沉重紀念。
這些事件是中華民族不情愿提起的，因為它們對中國人的打擊太大了，中國人心理上無法承受。但是，中國人畢竟無法抹去這段屈辱的歷史，而且一些國家正在享用從這段歷史中得到的實惠，還有一些人則因對中國施行過如此暴行卻未被懲處而暗感自豪僥幸，逃避責任。中國雖不準備“報復”他們，但也絕不能讓它們逃避責任，逃脫懲罰。侵略和強盜行為必須受到合理適當的懲處，才能彰顯正義的力量。2008年8月30日，意大利承諾向利比亞投資50億美元以補償利比亞“在意大利殖民期間受到的掠奪和損失”。如果侵略者能夠主動承擔補償責任，我們將以禮還禮，歡迎合作。但如果它們企圖逃脫罪責，我們必須讓它們受到應有的懲處。
附1：設立紀念中華民族始祖黃帝的民族始祖節（軒轅節）
黃帝是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初為黃河流域姬姓部落首領，后成為中原各部落的共同領袖。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號有熊，生于山東壽丘。先居住于陜西北部的姬水，后沿北洛水南下，東渡黃河，定居涿鹿（今屬河北）。那時候，隨著私有制的發展，各部落間互相爭奪土地、財富的戰爭十分頻繁。黃帝先后戰勝了東方的蚩尤和西方的炎帝（炎帝亦為少典之子），后來炎帝接受黃帝領導，黃帝成為中原各部落的共同領袖。此后部落聯盟一直占據著中原地區發展、繁衍，構成華夏民族的主干。所以我們現在自稱炎黃子孫，就來源于這里。
相傳，黃帝制作宮室以避寒暑，造舟車以發展交通，用堅石作兵器，制弓箭進行戰斗，染絲布作衣裳。其妻嫘祖發明養蠶，史官蒼頡創造文字，大臣大撓制作干支，伶倫制樂器。黃帝有子二十五人，古代唐、虞、夏、商、周各代，都是他的后裔。
黃帝逝世于河南荊山，在陜西、甘肅、河北、河南各有墓葬一處，但歷代祭奠都在陜西省黃帝陵舉行。陜西黃帝陵在黃陵縣黃帝陵山，山下有古樸莊嚴的黃帝廟。廟的正殿懸掛著一塊醒目的匾額，上書“人文初祖”四字，意思是：黃帝是中華民族文明的始祖。如今每逢清明節，全國民眾和海外赤子都懷著景仰和懷念之情，不辭萬里，到此祭奠為中華后世創造出燦爛文明的這位祖先。
1937年清明節，毛澤東為祭拜中華民族始祖黃帝陵撰寫了祭文，派代表送到黃帝陵。祭文內容如下：
維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人民抗日紅軍總司令朱德恭遣代表林祖涵，以鮮花束帛之儀致祭于我中華民族始祖軒轅黃帝之陵：
赫赫始祖 吾華肇造 胄衍祀綿 岳峨河浩 聰明睿智 光披遐荒 建此偉業 雄立東方
世變滄桑 中更蹉跌 越數千載 強鄰蔑德 琉臺不守 三韓為墟 遼海燕冀 漢奸何多
以地事敵 敵欲豈足 人執笞繩 我為奴辱 懿維我祖 命世之英 涿鹿奮戰 區宇以守
豈其苗裔 不武如斯 泱泱大國 讓其淪胥 東等不才 劍屨俱奮 萬里崎嶇 為國效命
頻年苦斗 備歷險夷 匈奴未滅 何以為家 各黨各界 團結堅固 不論軍民 不分貧富
民族陣線 救國良方 四萬萬眾 堅決抵抗 民主共和 改革內政 億兆一心 戰則必勝
還我河山 衛我國權 此物此志 永矢勿諼 經武整軍 昭告列祖 實鑒臨之 皇天后土
尚饗
在全球文化水乳交融的時代，設立紀念中華民族始祖黃帝的民族始祖節（軒轅節），宣傳黃帝對創立中華民族的豐功偉績，將黃帝定格在民族文化突出位置，有利于彰顯華夏文化，提升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有利于團結各族人民和海外華人團結一致，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源動力。
附2：設立紀念孔子的儒學節（孔子節）
孔子是中國主流文化儒家文化創始人，周朝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政治上主張“克己復禮”，即遵守周朝的傳統貴族等級制度。注意緩和社會矛盾，反對一味刑殺，強調以“德”“禮”治國，并提出“見利思義”、重義輕利的義利觀和“富而后教”的富民政策。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遵儒術”以后，在中國兩千余年的封建社會中，孔子一直被看作圣人。其儒家學說成為封建文化的正宗，影響深遠。
孔子倡立的儒家思想是現代中國的文化基礎，而且遠遠超出中國的地理范圍，在東南亞、東亞都有巨大影響，不是宗教勝似宗教，不少國家和地區設立有對孔子的紀念節日。例如，新加坡華人有一些人信仰孔教，把孔子視為圣人，并設孔廟來紀念。韓國、中國臺北都對孔子誕辰進行祭典。
在全球一體化時代，孔子創立的儒家思想符合全球化的需要方向：和諧、包容、誠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等。中國近年來在海外不少國家設立了孔子學院，用以傳播中華文化。截至2008年底，已建孔子學院近300家。孔子在海外已成為中華文化的代表，中華民族5000年文明的軸心，儒家文化成為中國文化的品牌。設立孔子的誕生日9月22日為儒學節（孔子節）以紀念孔子，能夠彰顯孔子對中華文明的貢獻，定格中華民族文化的主要特征，促進和諧世界的建立。
附3：設立以諸葛亮為標志的智慧節（諸葛節）
諸葛亮，字孔明，三國時期蜀漢政治家和軍事家。足智多謀，精通兵法。布兵設局，神出鬼沒，對手防不勝防，往往落入陷阱。戰略戰術精妙，以少勝多，以弱勝強，以攻為守，以退為進，以有作無，以無作有，聲東而擊西，奔南而勝北，留下了一串串軍事政治史上的絕妙神話。如八卦陣、空城計、三氣周瑜、七擒孟獲等。諸葛亮對周圍人物心理把握深刻，不僅在世時能利用各人特性相互制衡，死后尚能以遺留下來的計策消除隱患。治軍嚴明，多有發明創造。如創制木牛流馬，便于山地運輸；革新連弩，能同時發射10箭。這大大地彌補了蜀漢政權因人力、物力不足而造成的整體力量弱小的狀況，延長了政權的存在時間。雖然所扶持的政權未能最終統一中國，但不影響他成為中華民族勤勞與智慧的象征，測算世事的神仙：“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工作精神，“前推五百年，后知五百月”的預測能力，早已使“諸葛”一詞成為中華民族文化中勤勞與智慧的化身。
設立以諸葛亮為標志的智慧節（諸葛節），能彰顯和激發中華民族勤勞智慧的高貴品質，促進中華民族智慧發展。
附4：設立以關羽為代表的忠義節（關羽節）
關羽是中華民族忠義品德的代表人物，字云長，三國蜀漢大將。河東解縣（今山西臨猗）人，東漢末亡命涿郡（今河北涿縣），與張飛、劉備三人結義，情同手足。后從劉備起兵，封平原相。200年，曹操破劉備，取下邳（今江蘇睢寧西北），他被俘，極受禮遇，為偏將軍。因陣斬袁紹大將顏良，解白馬（今河南滑縣舊縣城東）之圍，封漢壽亭候。但他“身在曹營心在漢”，歸心似箭，最終謝絕曹操挽留，“過五關斬六將”，沖破重重圍追堵截而歸劉備。208年赤壁之戰中，曹操大敗而返，關羽率伏兵扼守曹操敗退必經之路華容小道，曹操陷入絕境。但他令大軍放曹操一條生路，以謝曹操此前俘而不殺之恩。后任襄陽太守、蕩寇將軍，駐守江北。211年，劉備入益州，他鎮守荊州。219年，率部圍攻曹操部將曹仁于樊城（今湖北襄樊），利用漢水泛濫，大敗于禁七軍。因后備空虛，孫權乘機襲取荊州，兵敗被殺，謚壯繆侯。
設立以關羽為代表的忠義節，能宏揚中華民族忠貞愛國、堅守忠義和氣節的歷史傳統。
附5：設立民主革命節（中山節）
孫中山是中國偉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中華民國的締造者。1905年在日本領導興中會與華興會、光復會聯合組織中國同盟會，被推舉為總理；確立“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綱領和“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學說，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面提出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綱領，奠定了民主主義思想基礎。在以孫中山為首的同盟會領導和推動下，1911年10月10日爆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帝制，成立了民主共和國。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政府宣告成立，他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從這一天起，中國改用公歷。1919年，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1924年1月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將舊三民主義發展為反帝獨立、民族平等、政治民主、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的新三民主義，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遺囑主張“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孫中山設計了中國的國服“中山裝”。
元旦是中華民國宣告成立日，把元旦改為民主革命節（中山節），可以紀念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和封建帝制終結，彰顯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有利于促進國家統一。
附6：設立紀念以魯迅為代表的中華剛正節（魯迅節、樹人節）
魯迅是中國現代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中國新文學的奠基人，是中華民族勤勞務實、剛正不阿、錚錚鐵骨的突出代表，是中華民族在反帝、反殖、反封建斗爭中不畏強暴、奮不顧身、勇往直前的偉大旗手，是中國志士仁人為了中國革命事業不怕拋頭顱、灑熱血、堅強不屈、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楷模，正如他自己所說，“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毛澤東說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是“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澤東高度贊賞魯迅的硬骨頭精神，他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中國的無數志士仁人，正是擁有以魯迅為代表的這種“硬骨頭”精神，才把中華民族于水深火熱之中拯救出來。如果沒有這種精神，中國就不可能推翻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封建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不可能建立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更不可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使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偉大民族之列。
設立以魯迅為代表的中華剛正節，可以讓中華民族的子孫萬代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硬骨頭”精神，永遠保持堅強不屈的個性。
附7：設立毛澤東節（紅太陽節）
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導師，人類平等和社會正義事業的旗手。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后預言中國共產黨將在三五十年內掌握中國政權。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門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建國后，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多次成功粉碎國內外敵對勢力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干涉，堅決地捍衛了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同時大力支援亞非拉地區的反帝、反殖、反霸民族解放運動，并進行了一系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的探索。1974年，提出劃分三個世界的偉大戰略和中國永不稱霸的重要思想。
毛澤東的一生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一生，他打破了兩個世界性國家的戰爭紀錄：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戰無不敗的紀錄和美國自1775年獨立戰爭以來戰無不勝的紀錄。他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功績是巨大的，他為世界上這一最古老又最龐大的國家恢復了獨立，贏得了地位。他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
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取得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功。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系統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建設的理論，這就是毛澤東思想。它是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具體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1945年5月，黨的第七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確認毛澤東思想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寶貴精神財富，它將長期指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指導中國將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全世界。它的影響已經超越中國本土，廣泛傳播于第三世界國家，甚至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也有積極影響。在中國建設和諧世界的過程中，其影響將進一步擴大。
毛澤東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解放后，雖然中國人民還十分貧窮，物質匱乏，還是發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無償援助了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57個不發達國家，幫助許多殖民地、附屬國獲得了民族獨立，團結了第三世界絕大多數的窮朋友。他和他領導的紅色中國被全世界的人民歌頌，他的精神銳氣以不可抵御之勢注入世界意識之中，奠定了社會主義事業在全世界勝利的根基。在許多國家，“毛主席”成為跨文化的救世主、如來佛，這個詞語已經成為大多數國家家喻戶曉的用語。巴基斯坦總理布托說，毛澤東是“一座奧林匹斯山”，他“使歷史為之萎縮”，他是“世界為之震驚的光輝新秩序的最杰出的建筑師。”“像毛澤東這樣的人物百年不遇，也許是千年不遇。……（他）以神的啟示來書寫歷史”。甚至保守的英國人蒙哥馬利勛爵也認為，毛澤東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偉人，是凡人時代最不平凡的人。” 被稱為世界最大藝術殿堂的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在20世紀藝術展的人物肖像中，僅有的一幅領袖巨幅像就是毛澤東。 全世界最著名的毛澤東傳記的作者羅思·特里爾說：“如果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毛澤東將被視為一個新的黃金時代的奠基人。”
美國軍事作家兼評論家拉瑞斯約本海默先生撰寫的被美國列為禁書的文章說：“毛澤東同志一生憂國憂民,他憎恨壓迫憎恨剝削憎恨貪腐,同情弱小和勞苦大眾，始終與廣大勞動人民心連心。面對兇殘的帝國列強貪官污吏和帝國列強的走狗以及寄生蟲，毛澤東同志的確是一位‘暴君’；但面對人民面對真正的同志，他完全是一位仁慈多情的兄長或父親。”
從這個角度上說，有人罵他是對的，因為這些人高高在上欺壓人民的特權被他無情地剝奪了；有人歌頌他更加正確，因為這些人因為他們身上的欺壓者被推翻，他們因此得到解放，得到他們需要的陽光和雨露。從一定程度上說，偉人之所以成為偉人，就是因為他們能夠在社會中大幅度地調整各階級或階層利益集團的關系，而調整利益關系必然會使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利益受到損害，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則得到加強或補償，而這種調整又能夠大大地解放社會生產力，促進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這樣，利益受損的那些人要咒罵偉人是正常現象，利益得到加強或補償的人歌頌偉人也是正常現象。關鍵的是偉人對社會各階級或階層利益的調整是損害少數人的利益補償多數人，不是損害多數人的利益補償少數人；是促進了社會進步和發展，不是給社會進步和發展帶來阻力和危機。
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傳到聯合國時，正在進行全體成員國的總統、總理、首相或政府代表參加的年度大會，大會主席卻立即宣布中斷會議，為毛主席的逝世默哀。這是自1945年聯合國成立以來31年中的唯一一次。世界各國，包括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家，都發表了對毛主席的高度評價。日本副首相福田糾夫說：“無論對毛主席做多么高的評價，都是不過分的。”日本藏相大平正芳說：“毛主席對中國人民和全世界產生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菲律賓總統馬科斯說：“毛主席是人類的領袖，他是歷史的推動者。”菲律賓作家巴洛西亞說：“世界歷史上沒有哪個人能真正地說他留下比毛更大的業績。”
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傳開后，許多國家，如：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埃及、坦桑尼亞、塞拉利昂、朝鮮等國，都規定七到十天，為全國哀悼日；朝鮮政府決定：全國單位和居民家庭懸掛半旗；在北京舉行追悼大會時，全國除不能停止工作的以外，城鄉居民一律就地默哀三分鐘。日本神戶、大阪、京都等十個大城市舉行了追悼大會。一位日本朋友，從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十年堅持收聽北京廣播；每年回到家鄉采摘、炮制新茶寄給毛主席，當他聽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時，竟一下子癱倒在了地上。剛果政府決定：以后每年九月九日由國家舉行對毛主席的紀念活動。在我國駐坦桑尼亞大使館，一支有400名大學生的隊伍，集體在毛主席的遺像前宣讀悼詞，還沒有讀完，已經哭聲一片。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的政府發來唁電，一百多個國家的領導人和政府代表，到我國大使館吊唁，五十多個國家全國降半旗，十幾個國家的工人和青年學生抬著毛主席的遺像，舉行了盛大的游行。在埃及，全國致哀7天，中國大使館前哀聲如潮，排成長龍的吊唁隊伍中，嘆息聲、哭泣聲和哀樂聲交織著。著名教授卡德爾寫道：“這是整個世界的巨大損失，特別是我們渴望進步和正義的被壓迫人民的巨大損失。”
在毛澤東“對立統一”、“抓主要矛盾”的理論指導下，中國發動了一系列革命運動。在國外反動勢力還很強大的環境中，堅定中國人的社會主義信念，確保社會主義旗幟在中國永不倒下是他的戰略目標，也是當時的主要矛盾。可以預見，當中國的發展能夠主導整個世界的時候，社會主義也一定會主宰整個人類的命運。這不僅是毛澤東的勝利，也不僅是中國革命的勝利，還將是馬克思主義偉大思想的勝利，是全世界的勝利，全人類的勝利。
設立對毛澤東的紀念日，對定格中國當代文明，確立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觀，促進中華民族的強盛和發展，促進人類文明的發展和進步具有重大意義。“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毛主席是中國人民和世界被壓迫各族人民心中最紅的紅太陽。因此也可以把紀念毛澤東的節日叫“紅太陽節”。
由于毛澤東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可以預言，將來如果會產生一種全世界人信仰的宗教，也將是紅太陽教——毛澤東教。
附8：設立回歸節（香港回歸節和澳門回歸節）
中國需要設立紀念洗雪百年恥辱收回香港和澳門的回歸節（香港回歸節和澳門回歸節）。
香港和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1840年鴉片戰爭后，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中英北京條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等三個不平等條約，“永久割讓”香港、九龍，并將新界，包括深圳河以南以及附近的230多個島嶼（約1000平方公里土地）租給英國，期限99年。中國人民一直認為這些條約是非法的。清朝被推翻后，中國歷屆政府都沒有承認過它。
澳門位于香港西部，由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島組成，總面積15.51平方公里。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越過重洋來到中國。他們以晾曬貨物為名，請求進入澳門。1840年鴉片戰爭后，葡萄牙人趁中國戰敗，又先后強占氹仔島和路環島。1887年葡萄牙人強迫清政府簽訂《中葡北京條約》，強行對澳門進行殖民統治。
在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戰略設想指導下，香港和澳門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9月20日回歸祖國，步入新紀元。港報文章《60周年國慶 香港貢獻過去未來》說：“由于中國自1842年后的100多年外侮不斷，中國人飽受列強欺凌。列強在中國土地上的租界直到1949年才正式結束。到1982年中國剛改革開放，國力雖弱但仍足以和英國叫板，在民族自尊的大原則下堅持收回香港。所以，1997年香港回歸是中國人的大事，因為這象征了中國百年恥辱的結束。”澳門問題的圓滿解決，實現了中國人民收回澳門的共同愿望，結束了中國及亞洲最后一處殖民統治，洗雪了民族恥辱，使得中國在實現祖國統一的道路上又邁進了一步。
設立香港和澳門回歸節，能讓中國人民永遠記取國家落后就要挨打、就要遭受侵略、掠奪和恥辱的教訓，增強中國民族的凝聚力，激發中國民族團結合作、共同建立強大國家的愛國熱情，為臺灣的統一獻計獻策，加速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附9：設立華羞節（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節、中國人權節）
近代中國，慘遭侵略蹂躪，中華民族受盡羞辱摧殘，國權、人權喪失殆盡，甚至被驅進到禽獸行列。偉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1894年在《興中會宣言》中說：“近之辱國喪師，剪藩壓境，堂堂華廈，不齒于鄰邦，文物冠裳，被輕于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 （最近以來我們國家受到了極大的屈辱，軍隊在作戰中大批地喪失卻抵御不了敵人，帝國主義列強爭相侵略，已深入我們國家內部，以至于我們堂堂華廈民族，連我們的鄰邦都極端看不起；民族國家的精華寶貝都被外國人看得一文不值。每一個有志氣的中國人看到這種情況，怎能不捶胸頓足、義憤填膺！）為把她拯救出來，許多志士仁人拋頭顱、灑熱血，赴湯蹈火、前赴后繼。為了讓子孫后代永遠記住這段悲慘歷史，以免重蹈覆轍，需要設立紀念慘遭侮辱的節日。
孫中山先生經常用生動易懂的故事激發同胞的愛國熱忱和民族精神。他曾經講過一個叫《富翁和妓女》的故事。說在南洋爪哇，有一位財產超過一千萬的華僑富翁。一天下午，他到一位朋友家去聊天。兩人談得高興，忘了時間。直到深夜，富翁忽然想到該回家了。但他離家時卻忘了帶夜照（夜間通行證）和夜燈。按照當地法令規定，華人外出，身邊如果沒有夜照和夜燈，給荷蘭巡捕查獲，輕則罰款，重則坐牢。這位富翁自然不愿冒這個險，但他當夜還必須趕回家去。
富翁和他的朋友左思右想，總找不到好的辦法，只得偷偷站在門口了望。這時富翁發現不遠處有一間日本娼寮（小妓院），他計上心來，便對朋友說：“我有辦法回家了。”他的朋友還沒弄明白，富翁已向這娼寮走去。
富翁到了娼寮后，給一塊錢叫了一個日本妓女，讓她陪伴自己散步，妓女得了一塊錢，也自然很愿意。他們挽著手散步，一直走到富翁的家門口，富翁才讓妓女轉回娼寮，他自己也達到了回家的目的。
孫中山先生接著給聽眾分析：假如不是那個日本妓女，這位中國富翁那夜便不能回家去。因為他有一個日本妓女同行，荷蘭巡捕以為他是日本妓女的客人，便不敢過問，所以他能夠安全回家。由此可見，擁有一千萬元的中國富豪，竟還不如日本一個窮妓女。
他啟發同胞說：“日本妓女雖然很窮，但她的祖國卻很強盛，所以她的國際地位高，行動也就自由。這位中國人雖很富有，但他的祖國卻不強盛，所以他連走路也沒有自由，地位不如日本的一個妓女。如果國家滅亡了，我們到處都要受氣，不單自己受氣，子子孫孫都要受氣啊！”
即使是當官，如果國家不強大，也免不了受人欺侮。中國清朝外交官譚錦鏞在1903年美國舊金山受辱致死的經歷說明，如果國家不強大，國際法對你也不起保護作用。故事發生在這年8月13日，中國駐美公使館陸軍武官譚錦鏞，從華盛頓來舊金山處理外交事務。辦完公務，天已近黃昏。他走在一座大橋上，這時一個美國警察與他擦身而過，卻出言不遜，開口罵他：“中國人，黃豬！”并抬手掀掉譚錦鏞的帽子以示侮辱：“哈哈！長辮子豬尾巴！”譚錦鏞強壓怒火，拾起帽子，用英語說：“請先生自重，中國人也是人！”這家伙聽這么說，更肆意猖狂，口里反問著：“中國人也是人？”嚎叫著打了譚錦鏞一記耳光。譚錦鏞忍無可忍，當即回敬了這個家伙幾拳。不料這家伙吹響警笛，召來幾個巡警，將譚錦鏞按倒在地，一陣毒打。打完后，拖到橋下，將他的辮子拴在籬笆上示眾。
美國警察對譚錦鏞百般戲弄侮辱，然后將他扣上手銬，押進了舊金山的警察局。按照國際法規定，外交人員享有外交特權和外交豁免權。豁免權包括五項：其中第一項就是人身、住所、辦公處和公文檔案不可侵犯。譚錦鏞是使館武官，是正式外交官員，他出示了使館武官證件。但是出示證件后，美國警察卻置國際法于不顧，狂叫道：“凡是中國人都得挨打，誰也破不了例！”結果折騰到深夜，還是由一位當地華僑商人花錢疏通，譚錦鏞才被釋放。
但是，平白無故遭此侮辱，還有什么面目見江東父老？面對口口聲聲地宣稱崇尚“自由”、“平等”、“人權”，卻驕橫跋扈、如狼似虎的美國警察，享有外交特權和國際法賦予豁免權的外交官譚錦鏞，不但無力捍衛自己國家的尊嚴，民族的尊嚴，連自己個人的尊嚴也捍衛不了。他的心碎了。譚錦鏞越想越頹喪，終于走上高橋，投水自盡，在中國近代外交史上記下了沉重的一頁。
在“凡是中國人都得挨打”的叫囂之后，堂堂的中國外交官也只能投水自盡。在強盜的手里，有什么公理和正義呢？西方國家所標榜的“自由”和“人權”在哪里？近年來美國還提出了“人權高于主權”。誰的“人權”高于誰的“主權”？主權都沒有了還談什么人權？說白了，那都是為了找個侵略干涉別國的借口罷了。
近代史上，對中華民族侮辱最甚者，當數“狗與華人不準入內”辱華案。20世紀初，上海租界內僅有四座公園，即兆豐公園、虹口公園、外灘公園和顧家宅公園。一位懂外文的知識分子在走到外灘公園時忽然發現一個牌子，上面用兩種文字（英文和華文）寫著“狗與華人不準入內”的字，非常氣憤，一經傳出，引起許多中國人的抗議。這個牌子是什么時候掛上的呢？已經無從考究，當時牌子英文在上，華文在下，稍不注意，容易忽略，一般人只知道中國人不準進園，并不知道里面還對中國人如此侮辱，所以多年無事。經這位知識分子一發現，知道的人就多了，由于對中國人侮辱太甚，所以一呼百應，幾乎釀成排外風波。
我們想想，在我們的國土上，外國人連我們自由走動的權利都剝奪了，公共場所都禁止我們出入；這還不說，還把中國人與狗放在一起侮辱，把中國人驅進禽獸行列，中國人哪還有“人權”？哪一個民族能容忍呢？但是由于我們國家不強大，我們卻無可奈何它。抗議終歸抗議，并起不了太大作用。而這時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西方正鼓吹真理戰勝強權，標榜自由、平等、博愛，引起國際關注，租界當局因此無以自圓其說，迫不得已，偷偷地收起這張暴露殖民者嘴臉的牌子，同時把入園門票猛然提高以限制華人入園——因為多數華人收入微薄，沒有那么多錢買門票！
這些故事對于美國和西方國家要“為中國人主持公道”、“保護中國人權”是一個恰如其分的注腳。我們想想，今天，當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推翻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掠奪、蹂躪和壓迫，取得國家獨立、擁有自己的“人權”后，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竟然要“為中國人主持公道”、“保護中國人權”，多么荒唐！多么恬不知恥！他們什么時候從中國“人權”大規模的踐踏者、剝奪者和蹂躪者變成了今天正氣凜然的中國“人權”衛道士的？他們哪有資格奢談中國“人權”、指責中國“人權”狀況？他們的險惡目的是什么？還是要重新剝奪中國的“人權”、踐踏和蹂躪中國的“人權”、把中國變成它們的殖民地、把中國人驅進禽獸的行列！
幾年前，中國出現了兩個《討伐中宣部》，一個是北大教師焦國標寫的，另一個是東北一位下崗的殘疾工人寫的。但兩個同樣寫《討伐中宣部》的作者遭遇完全不同：前者文章由美國之音連續廣播三天，隨后被貴賓般地接到了美國哈佛大學；后者卻沒有任何西方國家或者團體過問過。為什么？比較一下兩個《討伐中宣部》的內容就會看到：北大的《討伐中宣部》，討伐的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的是國際資本和精英集團的利益；下崗工人的《討伐中宣部》，討伐的是精英集團，主張的是廣大工人和勞動群眾的利益。所以前者受到美國的保護，后者沒有進入美國的視野。張宏良教授揭露說，“美國所謂對中國人權的關注和保護，僅限于反華反人民的文化精英集團，不過是他們顛覆中國的一個工具而已。”
但是，我們僅僅知道它們的險惡目的是不夠的。為了阻止和預防中國人權遭受新的踐踏、剝奪和災難，我們需要對外國列強對中國人權的侵犯進行清算。如果美國再對中國奢談人權問題，指責中國人權狀況，中國就對美國進行人權清算，讓美國先對中國的人權踐踏、剝奪和蹂躪道歉，并且做出足夠賠償，不然中國就要懲罰它！
為了讓子孫后代永遠記住這段悲慘遭遇和羞辱的歷史，以免重蹈覆轍，更好地建設強大的中國，和諧的世界，維護中國人民的尊嚴和“人權”，中國應以“狗與華人不得入內”辱華事件為標志設立“華羞節”（中國人權節）。
附10：大劫難節（辛丑條約紀念節、馬關條約紀念節和領土丟失紀念節）
現在許多人都有一種迷惑，因為他們學習中國歷史時只知道祖國在古代一直比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先進、強大、富有，可現實是它們比中國富有、強大和先進那么多。怎么回事？這里，除了資本主義與封建社會相比具有較高的生產率外，與資本主義國家對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侵略和掠奪是分不開的。而且它們資本的原始積累也來源于被侵略和掠奪的國家。在它們用殖民地搜刮的資本發展生產的同時，這些殖民地卻因此而陷入窮困境地。但是中國歷史對此沒有足夠的講解。
根據一些資料，1820年以前，中國的ＧＤＰ占全世界總量的32-40%，到1949年，僅占世界0.5%。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外國侵略者接踵而至，以后歷經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中法戰爭（1884-1885）、甲午中日戰爭（1894-1895）、八國聯軍侵華戰爭（1900-1901）、日本帝國主義吞并中國的戰爭（1931-1945），國民黨撤離大陸去臺灣時又將僅存的民脂民膏搜括卷走。古老而富庶的中國大陸遭到了慘無人道的大洗劫，變得“一窮二白”。下面算一算被侵略者掠奪的帳目（很抱歉，由于缺乏具體資料，這里只能大概計算）。
從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賠款2100萬元（當時一元錢約合7錢白銀）折合白銀1470萬兩開始算，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僅軍費英法各800萬兩，另有商務損失和撫恤金近300萬兩，共1900萬兩；甲午戰爭賠償日本白銀2.3億兩（其中3000萬兩“贖遼費”），由于一年要付清，清政府大借外債，加上利息合白銀7億多兩（相當于清政府近10年的財政收入）；八國聯軍侵略中國后簽訂的《辛丑條約》勒索中國白銀本息達9.8億兩，其它小型賠款不算已達近18億兩白銀。而清政府不吃不用一年全部搜刮人民的血汗加在一起才0.7到0.8億兩白銀，扎著脖子也得20多年才能賠完這些款項。清政府的錢從哪里來？從老百姓那里搜刮。而當時的中國，人口不到4億，每人平均向外國賠款白銀5兩！一家幾口人，得賠款幾十兩白銀。一斤白銀現價約合1600元，一家就合幾千上萬元。這些錢從那時存入銀行到現在又該是多少？解放初如果中國有那么多錢，中國還至于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搞建設嗎？
下面再算一下搶劫北京和火燒圓明園的損失。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時，一路燒殺淫掠，為所欲為。位于北京西郊的圓明園，是清朝從康熙48年（1709年）開始建筑，歷經康熙、乾隆、嘉慶、道光、咸豐（1851-1861）幾朝，逐年擴建而成的壯麗宮殿和園林，規模宏大，富麗堂皇。它綜合了中外建筑精華，藏有各種無價珍寶、稀世典籍和珍貴的歷史文物。園林建有樓臺殿閣、亭榭軒館建筑物145處，并鑿湖造山，搜羅名貴花石，種植奇花異木，羅列國外名勝40景，匯集有江南無數名苑勝景，除了具有民族風格的宮殿廷園建筑外，長春園里還有一組仿瑞士、法國、意大利等宮殿園林建筑的歐式宮殿，俗稱“西洋樓”。圓明園建筑在清朝強盛時期，每年都要消耗幾千萬兩白銀去建筑，歷時150多年，是世界上最大最宏麗的建筑，僅其建筑費用何止三五十億兩白銀可計？而里面藏的中華文明古國幾千年的無價珍寶、稀世典籍和珍貴歷史文物又何只值一百億兩白銀的價值？然而，這個宏偉瑰麗的大園林和珍藏寶庫竟被英法強盜洗劫一空，之后又放火燒毀，化為焦土。這對中華文明文化造成的損失又是多么慘重！
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后，聯軍頭子瓦德西公開準許侵略軍在城內搶劫三天。侵略者到處燒殺擄掠，奸淫婦女，無惡不作。洋兵進城不到10天，幾乎十室九空，尸積如山，血流成河。據英國人記載，聯軍占領北京后，北京成了真正的墳場，到處是死人，無人掩埋他們，任憑野狗去啃食躺著的尸體。意大利侵略軍的一個軍官在日記中供認：“在我們進攻北京的三四天功夫里，中國皇宮里大部分可以搬動的珍奇陳設、貴重物件和名聞全世界的藝術品，都被搶光了。”俄國侵略軍將領季列威茲，在當時打給沙皇的電報里說：“各種各樣世界罕見的新奇絲織的衣飾，堆得像山一樣高；珍貴的皮貨和無價的氈子，以及皇宮中一切華麗的擺設，都被英國人搶去，堆滿了幾十間大房子。”就是這個季列威茲，搶去了北京皇宮里和民間收藏的無數翡翠、珍珠和瑪瑙，之后指揮俄軍把搬不動和運不走的東西毀掉、砸掉。日軍從戶部搶去300萬兩庫存的銀子之后 ，放火把衙署燒掉。聯軍總司令瓦德西從欽天監里把17世紀設制的古天文儀器掠送柏林。大量珍貴的歷史文物典籍，慘遭破壞。北京是當時的國都，是中華民族5000年文物精華聚集地，薈萃了全國各地的國寶奇珍，圖書文物，皇宮又是最高權力所在地，更是薈萃了整個國家的各種寶物精華。這一洗劫，十億兩白銀可計？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大舉侵入中國，采取“殺光、燒光、搶光”等極其殘暴的手段，使中國軍民在這場戰爭中傷亡達3500多萬，直接財產損失和戰爭消耗達1000多億美元，間接財產損失達5000多億美元。
按照保守的估計，統共外國掠奪中國的錢財物會達200多億兩白銀左右，多么可怕的數字。即使在今天的中國，人均合十幾兩白銀，按目前（2009年）每斤1500元人民幣價格算，人均被掠2000多元。但有人估計被掠走的財物價值超過1000億兩白銀，是這里估計的5倍。5倍是多少？1萬多元。按當時人口（不到4億）算，中國每個人被掠走近4萬元，超過今天的人均GDP。解放初中國人均GDP還不到100元人民幣。這些財富需要多少年創造？
其它就不用算了，僅這幾項，就足以使一個自豪驕傲的文明古國元氣喪盡。知道了這些，也就無怪乎一個古老富庶的文明之邦會如此一窮二白了。
搞建設資金是個大問題。例如，僅在1894-1895年發生的中日甲午戰爭之后，日本就得到賠款2.3億兩白銀，相當于3.64億日元，而當時日本中央政府的一般會計歲出為0.7億到0.8億日元，從中國一次勒索的賠款夠它5年的開支！勒索巨額戰爭賠款，特別是中國的戰爭賠款，對日本實現工業化具有決定意義，這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特點。另外，從日本勒索賠款的數目上可以看出日本有多么狠毒，西方列強自鴉片戰爭以來向中國勒索的賠款中，沒有日本參與的最多的是《南京條約》賠款2100萬元（當時一元錢約合7錢白銀）折合白銀1470萬兩。而它一次就勒索中國2.3億兩，相當于最多的十幾倍！由于一年要付清，清政府大借外債，加上利息合白銀7億多兩，相當于最多的五十倍！它參與勒索的庚子賠款本息合計則達近10億兩!日本人多么兇狠貪毒可見一斑。可以說日本的富強，是建立在對中國的野蠻掠奪的基礎上的。這筆帳，我們要保留清算的權力。
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除勒索了中國大量賠款外，還讓中國損失了30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俄羅斯乘中國鴉片戰爭戰敗之機，掠奪了中國大量領土。從1858年的《中俄璦琿條約》（中國損失60多萬平方公里領土），1860年的《中俄北京條約》（中國失去４０多萬平方公里領土），到1864年的《中俄塔城條約》（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中國損失44萬多平方公里領土），短短六年間，沙俄幾乎不費一槍一彈，僅僅以威逼利誘，就使中國先后喪失了15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1945年2月，就在中國人民即將迎來抗日戰爭勝利的前夕，美、英、蘇在蘇聯克里米亞半島的雅爾塔召開三國首腦會議，簽署了《雅爾塔協定》，美英兩國接受了斯大林提出的承認外蒙古從中國分離并獨立等條件，又將156.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從中國分裂出去。
為了讓中國后人對中國歷史和現實之間的聯系有更明確的了解，應設立大劫難節，包括辛丑條約紀念節、馬關條約紀念節和領土丟失紀念節等。
附11：設立大災難節（南京屠殺紀念節）
中國近代史上，由于外國侵略而遭受殺戮侮辱的災難不勝枚舉，其中最為窮兇極惡的是日本。對于殘害和掠奪中國，日本無所不用其極，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人造成了罄竹難書的災難。
現代史上日本侵吞中國的過程中，中國國民黨軍隊片面抗戰，一敗再敗，損兵折將，使祖國半壁河山淪入敵手。而日寇在侵華戰爭中采取極其殘暴的“三光”（殺光、燒光、搶光）政策，鐵蹄所至，燒殺奸淫，無惡不作，中國的老百姓都要“跑老日”。跑不掉的，就慘遭毒手。中國軍民在這場戰爭中傷亡達3500多萬。2009年7月，89歲的日本二戰老兵藤田松吉在接受采訪時，張開沒牙的嘴吼道：“我們只能殺人，殺人，殺人。我們殺死了中國小孩，殺死了他們的媽媽，殺死所有人。我們接到了命令，只要他們是中國人，不管好壞，全部要殺光。”“這是天皇的命令，如果我們不執行，自己就沒命了。”
日軍占領南京后，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就是這種政策的一個經典結果。1937年12月13日，日軍占領南京城，將馬路上的難民當作戰斗目標進行掃射。13日，在中山碼頭、下關車站等地對準備逃亡的難民野蠻射擊。難民死亡數以萬計。15日，中國戰俘和平民約9000人被殺。殺戮、強奸、搶劫等慘劇愈演愈烈。一個月內，有三分之一的房屋被燒毀，30多萬居民被屠殺，南京市尸骨縱橫，血流成河，瓦礫成山，成了血雨腥風的人間地獄，慘絕人寰。南京的同胞有的是被機槍集體掃射，有的是被活埋，有的被刀砍。婦女則被奸淫后殘酷處死。滅絕人性的日寇還進行“殺人比賽”，不論男女老幼，見人就殺。美軍截獲日軍1938年1月17日電報，當時的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電報中稱：“對外傳日本軍隊在南京和其他地方的暴行，我作為調查，并訪問目擊者求證。根據調查，逾30萬中國人遭到屠殺。”
日本侵略者還對中國許多地區實施狂轟濫炸，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和無以數計的財產損失。隨著日軍侵華的推進，空襲范圍幾乎遍及全中國。中國因空襲而傷亡的人數高達70多萬。
此外，日本還用中國的活人進行細菌研究，對中國發動細菌戰。據載，可恥的“七三一”部隊是在中國哈爾濱進行細菌戰的專門部隊，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細菌部隊，由日本天皇裕仁親自批準建立，專門從事鼠疫、霍亂、炭疽熱、傷寒等細菌的研究和生產工作。這支部隊在日本軍醫石井四郎指揮下，研制細菌、毒氣武器，進行慘絕人寰的活人試驗，還在中國一些地區進行野外試驗。日軍通過投放細菌炸彈、飛機噴霧、人工散布等方式在中國許多地區實施細菌戰。
“七三一”部隊用來做試驗的活人被稱為“馬路大”，日文意為“木頭”。石井四郎使用的第一批活人，是三名抗日志士。此后，用于做試驗的活人數以千計。“馬路大”的年齡大多在20到30歲之間 。滅絕人性的石井四郎及其助手把含有病菌的溶液注入人的靜脈，或令“馬路大”飲用污染水，吃染菌食物，觀察病變全過程。據統計，死于日軍細菌武器研究及試驗的中國民眾至少在20萬人以上。
侵華戰爭期間，日軍還開發和研制了化學武器，并用于戰爭。日本投降后，將大量化學武器就地掩埋或遺棄。據有關方面統計，在中國境內約有200萬枚侵華日軍遺棄的化學炮彈。截至2008年，中國已發生多起日本遺棄毒劑傷害公民事件，造成2000多人受害，大部分受害者生活不能自理。
目前仍有部分被日軍秘密埋藏和丟棄的化學武器尚未發現和處置，這對當地人民生命財產和生態環境構成了隱患。2003年8月4日，在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北疆花園工地，工人們挖掘出五個金屬桶，其中一個已經破損，桶內的液體濺到工人身上，滲入到土里。幾天以后，共有幾十人出現中毒癥狀。專家認定：五個金屬桶是侵華日軍遺棄的化學武器，里面裝的是芥子氣。
芥子氣號稱“毒氣之王”，直接損傷組織細胞，并能通過皮膚、眼、呼吸道黏膜導致全身中毒，引起皮膚起皰，嚴重時會出現糜爛性水腫，甚至死亡。
然而，當日本在遭到原子彈襲擊后被迫宣布投降時，卻拒絕向中國投降，理由是他們不是被中國打敗的。可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慘遭如此殘暴地殺戮、蹂躪、作賤的中國人卻向剛剛陷入困境中的這些施暴者提供親人一般無微不至的關懷。多么可憐啊！多么可悲啊！每當看到這樣的記錄，或者電影上的這種鏡頭，西方國家所謂的“賤民”二字就躍入眼簾，魯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情感也油然而生。我想這也是日本為什么不斷挑起教科書事件、美化其侵略歷史的一個原因吧——強盜的邏輯是：如果我們真的對你們如此殘暴，你們為什么還會如此優待我們？——在強盜的字典里，從來沒有以德報惡的概念，他們只知道弱肉強食、甚至不惜恩將仇報！而且，這也不符合國際關系原則，民族關系原則。試想，如果中華民族不是一個人數如此眾多的民族，在如此殘暴的屠戮政策下，不早就種族滅絕了嗎？這樣，西方國家稱其為“賤民”的理由就有了，而且會繼續作賤和屠戮中國人，隨時重新燃起屠殺中國人的欲念。如果有誰不信，可以看看2009年以來海外華人的遭遇。要知道，這是大規模屠殺的前奏、演習和刺探，他們要看看中國人如何反應。
為了紀念慘遭殺戮的祖輩們，提醒后人銘記災難屈辱的過去，避免再次慘遭不幸，更好地復興中華，中國應該以南京大屠殺為標志設立大災難節（南京屠殺紀念節）。
3、整頓提高民族文化水準，以更高檔次與世界交流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中國文化的最大特點就是包容性強，適應性強。但由于缺乏資本主義時期的充分發展和定格，隨著西方列強對中國的野蠻侵略和蹂躪，中國文化遭到重創，喪失了自己的特性。在中國融入世界的今天，有必要對自己的文化進行修整，以便更好地與其他文化進行交流和融合。
整頓民族文化，首先要提升社會文化中的邏輯性。目前中國文化中的邏輯性較差。比如，中學課本中有關歷史的問題。課本有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但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關系常常是混亂的：世界歷史中根本不講中國歷史。當然，大家一般會認為這是慣例，中國歷史已單講了，世界歷史可以忽略。
這樣一來就出現了兩個問題：一是中國歷史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份量和作用無法充分顯示，學生難以理解；二是可能給學生造成一種誤解，中國是獨立于世界之外的，與世界無關。這就難以讓學生對中國和外國進行縱向和橫向比較，難以確認其中的許多關系，當然也就缺乏對歷史進行客觀評判的能力了。這應該是一個問題。
再如，一些書籍、報紙雜志和報刊上對一些概念的使用。許多時候，總是把中國與中國大陸混淆不清，這會讓人產生歧義。
例如，某一文章中這樣寫道：“美國一份主流報紙日前指出，‘臺灣對中國的出口驟減，使得臺灣人民對當地加強和中國關系的策略深表懷疑’，‘愈來愈多臺灣人不再相信增強和中國關系會強化臺灣經濟’。”——為什么允許這種句子存在？在中國后加上帶個括號的“大陸”或“內地”二字不行嗎？
在統計一些數據和發表總結性言論的時候，“中國”是否包括了港澳或港澳臺？讀者無法確定。
還有，一些圖書里面“現在”、“目前”、“迄今”、“近來”、“前一段”等（即時性）時間詞語使用太多。讓人讀來，似乎是演講或報告，而不是圖書。圖書具有永久性價值，需要用定時性詞語才好。
雖然這些做法造成的直接影響可能很小，但已經能夠充分暴露中國文化在走進世界文化的過程中邏輯性和嚴謹性差，品味不高。而邏輯性和嚴謹性正是現代科學研究所必須的基本要求。這會造成中國科學研究的檔次難以提升和價值大打折扣，也是中國圖書、論文和研究成果難以被外國人翻譯引用的原因。據媒體報道，中國2008年出版27.5萬種圖書，“只有幾十本可能被譯成外文。”
整頓民族文化，需要清除學術腐敗。新報對我們的發展一直十分關注，談到中國的學術腐敗，說“中國高校中的抄襲之風”已經成為“家常便飯”，“各種著作水份含量甚多，學術價值幾乎等于零”。這種情況需要改變。
整頓民族文化，需要宏揚中華戲曲、對聯文化。京劇、越劇、豫劇、黃梅戲等都是中國的“國粹”， 對聯文化是漢文化特有的文學形式。
2009年3月16日，京劇《赤壁》走上美國紐約時報廣場大屏幕，這說明中國文化的影響隨著國家影響在擴大。但由于近年來中華戲劇缺乏創新和發展，已經失去了年輕人觀眾。其實戲劇形式并沒有過時，任何一種藝術形式都不會過時，只是內容需要跟上形勢。怎樣振興中華戲曲？改革、創新、發展。社會在變化，形勢在發展，不把社會變化發展的新時代精神納入戲曲形式之中，怎能吸引年輕人？一潭死水，肯定沒有吸引力。革命樣板戲還能獲得全國熱愛，成為世界藝術經典。為什么？它反映了時代精神，有高超的藝術造詣。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的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朝鮮戰爭等戰爭題材，維新變法運動、洋務運動、改革開放等題材，中美建交、中日建交、中蘇關系等重大外交題材，中華學子海外艱辛求學、探索救國救民道路、學成后熱情回國建設祖國的題材，都可以寫。只有融入時代精神的作品才有強大的生命力，中華戲曲也需要“與時俱進”。
對聯文化是漢文化特有的文學現象。內容精妙、措辭嚴謹的對聯讓人回味無窮，能給人啟迪和樂趣。今天，漢文化區域過年過節或婚喪嫁娶喜慶等特殊場合，門窗物件上都可以貼上對聯標志，這是其他文化難以做到的。在世界文化融合發展的過程中，中國文化的特征要凸顯出來，對聯文化不能不凸出加以宏揚。
整頓民族文化，需要加強歷史教育，反對修正主義。中國近代史是一部極度悲慘和災難深重的血淚史，無論今后中國發展得多么強大，每一個中國人都不能忘記。但目前中國的年輕一代卻很難說對國家的歷史有足夠的了解。香港《明報》2008年9月19日文章《深化改革開放的歷史觀感和主觀意志》說得很實在。作者是香港特區政府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他說幾年前在莫斯科碰到幾個大陸留學生，卻沒有人認識中國的“糧票”，他在英國買到了“了解中國在百多年前落后挨打的苦況，以至一百年來中國的轉折和變化”的極好教材《列強的條約》，提出了中國進行近現代史教育的重要性。
中國的新生代沒有對自己歷史的基本了解，這個問題在教育。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前副院長、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名譽會長李際均在《國家的安全和統一是人民的最高利益》中說：
在全球化時代，保衛國家主權的意義已經多元化，上層建筑領域是沒有硝煙的戰場。時代精神與人民的歷史地位不容許被虛化，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不容受到挑戰，愛國主義傳統不可以割斷。某些學者公開發表崇洋媚外的言論，已經到了寡廉鮮恥的地步。某大城市的小學教材竟把《狼牙山五壯士》一課刪除。世界各國的英雄紀念碑都是銅鑄石雕，就是賦予她永恒的意義。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國需要強化自己的社會主義體制、國家精神和主體文化，發揚革命戰爭年代的光榮傳統，守望好自己的政治文化領域，才能在融入世界中不迷失自己。愛國主義不僅僅是宣傳工作，而且是要上升為國家意志和需要等方面協調一致的行動。
加強歷史教育，是教育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反對修正主義的一項重要內容。
整頓民族文化，需要建立農村免費圖書館，提高農村科技文化水平。西方國家早在一二百年前大多都已建立了國家免費圖書館，以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如美國在18世紀早期、俄羅斯在18世紀末就建立了各級政府辦的免費圖書館。中國在改革開放30年后，應該已有能力這么做。這是提升國家和民族文化檔次的最好辦法。
整頓民族文化，需要補貼理論性、重要且有紀念意義的書籍出版，提高理論書籍創作的積極性。改革開放后，一切以經濟效益為中心，經濟效益又以單位為中心，單位又以個人創收為中心，結果基礎研究和高技術研究因種種原因無法取得立竿見影的經濟效益而被放棄。“你會制造原子彈，不如回家去賣茶雞蛋”，是當時人們的口頭禪。人不是神，生存畢竟是人的基礎需要。
理論性強的書籍可能讀者較少，但它對科學研究特別是未來科學研究極為重要。如果國家不重視和給予優惠，這種研究就無法深入進行，終究要影響一個國家的長遠發展。重要且有紀念意義的書籍可能并不一定特別有吸引力，但它能提升國家和民族文化的檔次，使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聳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如果國家不對這樣的作品進行保護，就有可能影響國家和民族的文化發展。
在俄羅斯，為防止圖書市場完全市場化和被出版商壟斷，1995年葉利欽總統簽署了關于制定聯邦出版綱要的行政命令，明確規定國家對各類教科書、兒童讀物、經典作品、重要且有紀念意義的書籍等的出版實行財政補貼。凡經國家財政補貼出版的圖書及雜志均印有“聯邦出版綱要”的標志，其印數不多，但價格便宜。1996年聯邦出版綱要國家預算撥款約500億盧布（約800萬美元）。由于政府的扶持和引導，圖書市場上高品位的出版物逐漸增多。1996年圖書市場上古典作品的比重比1995年增長好幾培。諸如《俄羅斯古典散文和詩歌》、《莎士比亞戲劇集》以及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羅斯著名作家和世界文豪的多卷本文集重新受到讀者青睞。各種百科全書、手冊指南、經濟類圖書以及歷史、宗教和哲學類圖書擁有越來越多的讀者。在中國文化大踏步走向世界的過程中，中國在這些方面也有必要進行扶持。
整頓民族文化，需要高規格輸入外國文化經典。全球文化正在融合。新型文化必定在高度融合的基礎上產生。要占領新型文化的制高點，必須對全球文化的精典作品進行全方位的譯介。目前中國翻譯出版的外國作品不論是量還是質上都無法適應提高中國文化以達到占領全球新型文化制高點的需要。當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清華大學著名教授王奇翻譯的著作中把蔣介石譯為“常凱申”時，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凸出顯示了出來。中國需要建立高規格的翻譯隊伍，制定翻譯計劃，對古今中外文化中優秀的部分進行有計劃性地譯介。
整頓民族文化，需要讓人民大眾公開對圖書雜志等信息工具的使用進行控制。文化信息是人的精神食糧，毫無疑問，就像食物一樣，有些是對人的健康產生負面影響的，甚至可能有毒害作用。比如涉及自殺、吸毒、青少年性行為方面的信息。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把資本主義電影稱為“毒藥，……教唆我們的孩子去吸毒、去犯罪的片子”。他2010年初在古巴看到了社會主義內容的電視劇，立即要求在委拍攝“社會主義肥皂劇，而不是資本主義肥皂劇”，并提出對采納他的建議的制片人提供政府幫助。
對于抵抗力不足的人（比如青少年）來說，控制他們接觸這類信息是必要的，國外甚至資本主義國家也進行控制。比如美國，美國圖書館協會維護自由辦公室2009年9月說，至少美國15個州的個人和團體就《相親相愛的坦戈一家》向各個圖書館提出抗議，要求給這本書貼上標簽以告誡讀者警惕其內容，并轉放到圖書館的其他區域，或全部下架。為什么呢？這本書講述了一個兩只雄企鵝撫養一只小企鵝的故事。布朗大學的教育學教授辛西婭·科樂說：“對于孩子，教育不僅是價值觀問題——它是部分的價值觀問題，但是我們還擁有一些數據，它會告訴我們什么對孩子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們需要注意。”她認為，應該將公眾的標準和教育科學相結合來決定什么是適合孩子閱讀的書籍。
對于我們，這就更重要了。因為歷史的原因，我們的人民一直缺乏閱讀，辨別能力也不高。改革開放后，在全球化形勢下，各種信息蜂涌而來，泥沙俱下。加上這些信息多半來自敵對我們的國家，就更加不可避免地夾帶有毒信息，甚至有些是刻意藏有毒素的東西。近年來國家之所以出現頹廢的社會狀況，各種丑惡現象充斥社會，應該與這種情況有關系。但是通過這些年的實踐，我們的人民也獲得了這方面的經驗，特別是與建國后的前30年進行對比，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提高了辨別能力。因此讓廣大人民對各種信息進行評價控制，已經是可能的了。當然，現在不能讓我們的精英們做這類事情，因為他們在接觸國外信息時首當其沖，毒素吸入太多，已經中毒太深，喪失了辨別能力，我們首先要拯救的也是他們。在他們眼里，美國的一切都是完美無暇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美國放了一個臭屁，也是神圣的屁，不可侵犯的屁，非常誘人的香，令人憧憬的好，當然不能說是臭的，不能進行批評。這里有一個最近的例子，是說在2009年秋天廣州一個金融投資類會議上，一些美國人自己批評了美國制度，說美國的經濟政策考慮不周，導致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美國消費者已經囊空如洗，并把美國與沒落的大英帝國相提并論。一位中國聽眾竟然拿起麥克風委婉地要求:“不要總說美國不好。”
2000年，有好事者在中國和歐洲國家小學三年級學生中做了一個對比實驗：在正規考試環境條件下出了一道題——題目是：“河里有一條船，船上有25只鴨子，15只鵝。請問：劃船的人多大歲數？”歐洲孩子的答案，毫無例外是“不知道”。中國孩子回答不知道的占20%，有80%的回答是“40歲”或“10歲”。有評論指出，運用加減法把鴨子和鵝的只數變成劃船人的歲數，顯然是邏輯不通的。但犯下邏輯錯誤的孩子絕對不是邏輯思維能力低下，而是他們的思維習慣出了問題。在問到孩子們如此回答的原因時，回答是：老師不會出錯題，或老師出題總有自己的道理。評論說，相信老師而不相信自己，甚至相信老師到了不顧邏輯的地步，已經成為學生的一種思維定勢。那么，我們學校中教育學生“鄭人買履”就是為了讓學生“寧信度，不自信”嗎？這不是我們教育的失敗嗎？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結果呢？評論說，近年來我們社會中奉行“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政策是罪魁。而這種政策，正是我們的精英們強迫我們的人民執行的，我們的人民和各級管理機構也是在執行精英們的命令時不顧邏輯的，這也是導致目前國內多數人對國家政策感到迷惘的原因，教育界也無力置身事外。因此，在整頓民族文化方面，要讓我們的廣大人民對各種信息進行評價控制，而不是再讓我們的精英們指手劃腳。
整頓民族文化，需要確定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和核心價值觀，重新肯定毛澤東、毛澤東時代和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和人類文明的集大成者，立足中國傳統文化和現實，利用人類文明中最先進和最優秀的成果，為中華民族和全世界所有被壓迫民族和人民著想，高瞻遠矚，心胸豁達，德才兼備，智勇雙全，抑強扶弱，正氣浩然，是“具有中華民族典型特色的中國第一偉男子”, 他偉大的人格魅力和他所建立的豐功偉績，不僅令全世界人民所熱愛所敬仰，也令他的對手甚至敵人贊嘆折服。一篇文章中說：毛主席“最全面、最集中、最杰出、最典型的繼承了我們偉大民族的不朽精神與優良傳統。他是我們偉大民族的完美象征；是我們中華各族兒女團結的紐帶；是我們自強不息，奮發圖強，豪邁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光輝代表；是我們萬世不更的民族之魂！”這個評價是中肯的。
否定民族傳統中優秀和核心的價值，就會喪失民族文化的靈魂，在人類文明交匯和爭鳴的時代喪失發言權，只能任由外來文化對我們進行屠戮。美媒說，中國文化正“急速下滑”，“精神空白”已經伴隨著中國經濟的“成功”而跟進來，“中國已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自身的文化”。這也是近年來我們的精英們面對西方所謂的“自由”、“民主”、“人權”等核心價值和各種“主義”（價值觀）的進攻，拿不出自己的核心價值和價值觀，最后不得不以儒家古舊的“仁義禮智信”來倉惶應戰、一敗涂地的原因。忠信愛國、民族平等、公平正義、和平共處、勤儉向上、勇敢堅強、反殖反霸、國際主義，這就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和普世價值，它集中體現在毛澤東思想（主義）里，毛澤東則集中華民族的這些核心價值于一身，是中華文化核心價值的代表。否定了中國文化中優秀和核心的東西，否定了中華民族文化的核心價值和價值觀，就會“找不到北”。這一點毫不奇怪。
實事求是地肯定毛澤東時代也是確立中國核心價值的必須。《人民網》文章《各國政界人士及精英對毛澤東的評價》上顯示，大部分世界政要認為，毛澤東時代“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 “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后起之秀的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越到如今，中國的底層人們就越愛聊起毛澤東時代的社會風氣——那時物質生活雖然苦一些，但人的精神充實，理想光彩，社會公平，正氣浩然。人人學好向上，‘三老’、‘四嚴’是做官做人做事的基本自覺。不象現在的中國社會利欲熏心見錢眼開，逮著機會賴錢、撈錢、搶錢、貪錢！有錢就是人上人，非法暴富被姑息，嫌貧愛富成時尚。”否定了我們一切美好的東西，我們還能怎么確定自己的核心價值？
重新肯定毛澤東思想（主義）是確立中國文化核心價值觀和普世價值的必須，或者說，中國現代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和普世價值就是毛澤東思想（主義），它比目前西方所有的所謂普世價值水平都高，等級都高。關于毛澤東思想（主義），在設立毛澤東節（紅太陽節）中已有論述，這里不再重述。
現代西方的核心價值觀（各種“主義”）都是在資本主義時期形成的。這不是偶然的，任何一種文明的核心價值觀都隨著時代前進，逐漸形成和成熟。中華文明的現代核心價值觀也應該在資本主義時期形成。但是，由于中國封建時期過長，資本主義沒有得到充分發展，核心價值觀的形成就滯后到社會主義階段了。也就是說，目前中國還沒有形成成熟的核心價值觀。不過可以預言，如果形成了，毫無疑問，第一個或者最重要的就是毛（澤東）主義。
整頓民族文化，需要設立不管部。國外有許多國家對于一些處于邊際的問題，比如兩個部門有爭議或現有部門未涉及、或由于出現特殊情況主管部門無力處理的領域發生的問題，規定由不管部來管理。這不是沒有用途的。中國的法制化過程開始比較晚，更有必要設立不管部。它會促進社會問題的解決，進而促進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比如，目前一些單位申報科研項目都需要層層上報，因為腐敗的官僚主義作風，誰不花錢誰的項目就報不上去，而花錢“買項目”又為真正有才能的人所不齒。這會嚴重影響國家的重大科研進展。如果設立不管部，就可以順利解決這個問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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