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郾城之戰(zhàn)和穎昌之戰(zhàn)考證

岳飛郾城之戰(zhàn)和穎昌之戰(zhàn)考證

紹興十年岳飛北伐系列之二

  唐宋春秋力作

(一). 郾城之戰(zhàn)和穎昌之戰(zhàn)發(fā)生的背景

紹興九年(公元1139年)正月，宋金雙方在秦檜和完顏昌（撻懶）的主持下，正式達成了第一次和議：金國將原來由偽齊統(tǒng)治的北宋淪陷區(qū)歸還給南宋，南宋向金國稱臣, 南宋每年向金國貢納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

當金國歸還河南、陜西地之時，宋高宗和秦檜強令宋軍在原來的駐地駐守，不得北上接管和約劃歸南宋之地。宋高宗和秦檜還宣稱：“大金割還河南故地，信義甚著”。并下令禁止抵斥金國的文字，對反對議和的人又加以罪罰，想以此來束縛臣民的手腳，“使忠義之士，結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將，縮手而不為用”。宋高宗和秦檜為了表示格守和議，對于金國歸還的州郡，規(guī)定“現(xiàn)任文武官，各安職守，并不易置”，不僅偽齊文武官吏的原班人馬絲毫沒有變動，而且后來還“以文臣為新復諸縣令”。這樣，新收復的河南、陜西之地，其實根本就沒有部署邊防。（《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宋史 高宗本紀》）

但是不久,金國統(tǒng)治集團發(fā)生內訌, 金國主戰(zhàn)派右副元帥完顏兀術(漢名宗弼)、領三省事完顏斡本(漢名宗幹)等發(fā)動政變，先后誅殺領三省事完顏蒲魯虎(漢名宗磐)、領三省事完顏訛魯觀(漢名宗雋)以及由左副元帥降任行臺尚書左丞相的完顏撻懶(漢名昌)等主和派。之后，完顏兀術(宗弼)升任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兼掌軍政大權。完顏兀術(宗弼)在給其侄子金熙宗的密奏中，將“誅撻懶”和“復舊疆”聯(lián)成一體，金國統(tǒng)治者決定再次發(fā)起對宋的侵略戰(zhàn)爭。（參見《金史》以及《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完顏宗弼（兀術）在“盟墨未干”、“口血猶在”的情況下，撕毀和約，兵分四路南侵，再次興兵大舉攻宋。完顏宗弼(兀術)親率金兵主力攻入開封，完顏撒離喝(杲)攻陜西，李成攻西京河南府（今洛陽），聶黎孛堇攻宋之京東路。金人打來時，原來偽齊的官吏紛紛迎降，金國女真騎兵勢如疾風驟雨，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占領了原來根據(jù)和議由金歸還給宋的陜西、河南之地，繼而進兵威脅淮河以南。

金軍的這次大舉南侵，對于一向極力宣揚金人“信義甚著”的宋高宗和秦檜來說，無疑是當頭一捧。宋高宗無奈，也只好以“夷狄之人，不知信義”的話來為自己打圓場。同時還發(fā)表文告，陳述兀術的罪狀，并擬定賞格，聲言有能生擒兀術者，封為節(jié)度使，“賜銀帛五萬匹兩，田千頃，第一區(qū)”。（《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紹興十年（1140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將劉锜充分利用暑熱天氣，在順昌府（即潁州，今安徽阜陽），以逸待勞、以少擊眾，大敗金國精銳的騎兵部隊，取得順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勢。

當順昌大戰(zhàn)進行之時，宋高宗確實驚慌異常，他深怕劉锜所部被殲、順昌失守而致金國軍隊長驅直入，故頻催岳飛“多差精銳人馬，火急前去救援”“不得頃刻住滯”。但是宋高宗卻又不想讓岳飛乘機大舉北伐，故命令他“重兵持守，輕兵擇利”，“候到光、蔡，措置有緒，輕騎前來奏事”(參見《金佗稡編》所載宋高宗手詔)。宋高宗還規(guī)定光州(今河南潢川)和蔡州(今河南汝南)為岳飛進軍的極限，不但黃河以北，就是黃河以南的土地，包括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應天府等戰(zhàn)略要地，都準備一概放棄。“窮邊指淮淝，異域視京洛”，奪取一個蔡州，即可為兩年前的屈膝求和遮羞，這是茍且偷安的宋高宗和賣國求榮的奸相秦檜當時的基本戰(zhàn)略方針。

岳飛聞知金軍毀約南侵的消息，一則以憤，二則以喜，他以公文通知各路宋軍，準備大舉反擊。而在此之前，岳家軍在鄂州整整被羈束了三年，枕戈待旦。岳飛以無戰(zhàn)之年，為有戰(zhàn)之時，十分注重對部隊實施嚴格的實戰(zhàn)訓練。岳飛自己擅長左右開弓，也教戰(zhàn)士左右開弓，精習射技。全軍將士都身披重鎧，苦練沖陡坡、跳濠塹等戰(zhàn)斗動作，手腳矯捷，堪稱“無一不當　十”　。（參見《鄂國金佗稡編》卷4《鄂王行實編年》、卷9《遺事》）

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六月初，岳飛正式出兵北上抗金。在接連獲勝的形勢下，岳飛打算聯(lián)合義軍、配合友軍，進而乘勝收復中原。不久, 宋將劉锜所部在順昌(即潁州，今安徽阜陽）大敗金國軍隊主力, 與此同時,進攻陜西、京西、淮東的金軍也分別為宋將吳璘、岳飛、韓世忠所部擊敗，此時，各路宋軍相繼向北挺進，并且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勝利。然而在這個關鍵時刻,原本在戰(zhàn)和問題上舉棋不定的宋高宗趙構和奸相秦檜等人，在看到戰(zhàn)事有轉機、又有了議和的籌碼之后，就又想著如何才能盡快結束戰(zhàn)事、妥協(xié)求和。

紹興十年六月下旬，南宋朝廷派往岳飛軍中議事的司農(nóng)少卿李若虛帶著宋高宗的密旨來到鄂州，此時岳飛已率大軍北上，于是李若虛又趕到德安府(今湖北安陸)，方才見到岳飛。岳飛與岳家軍前任參議官李若虛相見本是一件高興的事，然而李若虛向岳飛傳達的宋高宗密旨，卻是“兵不可輕動，宜且班師”！岳飛斷然不從、據(jù)理力爭，認為北伐的計劃已經(jīng)延擱三年，此時機不可失，豈容一誤再誤。李若虛本來就是違心地執(zhí)行皇命，他激于大義，毅然主動承擔了“矯詔之罪”，在關鍵時刻支持岳飛北伐之舉。關于岳飛違詔北伐之事，《宋史》卷29 《高宗本紀》記載: “(紹興十年夏六月)甲子，遣司農(nóng)少卿李若虛詣岳飛軍諭指班師，飛不聽”，關于岳飛違詔北伐的詳細記載，可以參見《三朝北盟會編》卷202、《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6。

紹興十年(1140年)北伐時，按照以襄陽、鄂州為基地，連結河朔、進搗中原、恢復故疆的既定方針，岳飛將受其節(jié)制的軍隊分成奇兵、正規(guī)軍和后方留守部隊三部分。

奇兵是深入敵后的游擊部隊。早在宋金開戰(zhàn)的前一年，即紹興九年（1139年），李寶和孫彥等人受岳飛派遣潛回山東，在京東路(主要在今山東境內)發(fā)動了不少不愿屈服于女真統(tǒng)治者的漢族民眾，組成忠義農(nóng)民軍，打著岳家軍的旗號，尋找機會，給予金軍以打擊，在《金史》卷84《完顏昂（奔睹）傳》中還留下了這支打著岳家軍旗號的農(nóng)民軍進攻東平和邳州的記錄。到了宋金正式開戰(zhàn)的紹興十年（1140年），李寶和孫彥等人在京東路組織的忠義農(nóng)民軍再次活躍起來，以配合北上的宋軍。

這次北伐，除了李寶和孫彥等人在敵后發(fā)動的忠義農(nóng)民軍，岳飛又委派梁興、趙云、李進以及董榮、牛顯、張峪等分別統(tǒng)領兩小股軍士，北渡黃河，去聯(lián)絡太行山義軍，以加強奇兵力量，配合正面戰(zhàn)場作戰(zhàn)，尋找機會騷擾金軍后方，進而南北呼應，相機收復河東、河北失地。

后方留守部隊主要是全體水軍以及荊湖一帶的地方軍隊。岳飛為穩(wěn)固后方，派岳家軍水軍接管了直到江南西路江州(今九江)和江南東路池州的江防，以拱衛(wèi)湖北、江西和江東三路的安全。

正規(guī)軍就是在正面戰(zhàn)場作戰(zhàn)的岳家軍主力部隊。岳飛開始戰(zhàn)略進攻時，在中原地區(qū)西面，派出武赳、郝義等將帶領輕兵，攻取虢州，與陜州“忠義軍兵”首領吳琦、商州知州邵隆所率諸軍唇齒相依、聯(lián)成一體，以切斷兀術和撒離喝兩支金軍的直接聯(lián)系，進而護衛(wèi)岳飛主力軍的后背。

在中原地區(qū)，岳飛親自統(tǒng)率岳家軍主力部隊，在遼闊的京西路平原地區(qū)向北疾進。岳飛派遣張憲、王貴、牛皋、楊再興、徐慶、傅選、董先、姚政、李山、郝晸、孟邦杰等將領，兵分數(shù)路向蔡州、潁昌（今河南許昌）、淮寧府（即陳州，今河南淮陽）、京西洛陽、汝州、鄭州（今河南鄭州）等地挺進，展開猛烈的攻勢；并分別派兵接應東、西兩面的宋軍,而岳家軍的整個兵力部署則呈兩翼展開、中央突破的戰(zhàn)略態(tài)勢。此時，韓世忠所部自楚州(今江蘇淮安)、張俊所部自廬州(今合肥北)、壽州(今安徽壽春)間也相繼向北推進。

《宋史》卷365《岳飛傳》記載：“（紹興）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锜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杰、李寶等，分布經(jīng)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锜，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闞中原。”

在順昌戰(zhàn)敗之后，完顏宗弼（兀術）率金軍主力退據(jù)開封府（東京汴梁），同時命令韓常守潁昌府(即許州，今許昌)，翟將軍守淮寧府（即陳州，今河南淮陽），完顏阿魯補守應天府（即今商丘，宋朝稱之為南京應天府，金國則稱之為歸德府）。企圖以這三個軍事重鎮(zhèn)為前衛(wèi)據(jù)點，以開封府大軍作后盾，與北上的宋軍對抗。

根據(jù)敵情，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岳家軍北伐的作戰(zhàn)方略是，由南向北逐次推進，先掃蕩東京汴梁(開封府)外圍據(jù)點，再進克開封，渡河收復河北失地，然后直搗黃龍。

紹興十年六月上旬到七月初，岳家軍主力部隊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連戰(zhàn)皆捷、凱歌猛進，席卷京西、兵臨大河，接連擊潰中原地區(qū)的各路金兵，相繼攻占了蔡州（今河南汝南）、潁昌府(即許州，今許昌)、淮寧府（即陳州，今河南淮陽）、鄭州(今河南鄭州)、西京河南府（今洛陽）等一系列戰(zhàn)略要地，收復了從洛陽到陳、蔡之間的許多國土，基本完成了掃清開封府外圍據(jù)點的作戰(zhàn)計劃，形成東西并進，夾擊盤踞汴京之金國軍隊主力的態(tài)勢。在此期間，岳飛所動用的“奇兵”，即敵后忠義農(nóng)民軍武裝也活躍起來。在梁興、董榮、李寶等人的組織下，太行山義軍、山東義軍也四面出擊，配合北上的宋軍，襲擊金軍，騷擾敵后，切斷河北、山東等金國統(tǒng)治區(qū)內的一些道路，甚至攻克了不少州縣。(參見本人所整理的《紹興十年岳飛北伐的前期戰(zhàn)事考證》一文)

在紹興十年的宋金戰(zhàn)爭中，宋軍抗擊金軍的戰(zhàn)場，事實上劃分成東線、中線和西線三條戰(zhàn)線。然而，東線和西線都不是主戰(zhàn)場，對當時戰(zhàn)事的全局不起決定作用。而當時對整個戰(zhàn)局起決定作用的關鍵戰(zhàn)場在中線，一方是金國都元帥完顏宗弼(兀術)所指揮的金國軍隊主力，另一方則是南宋大將岳飛、張俊和劉锜分別統(tǒng)率的三支大軍。當時北上的各路宋軍中，以岳家軍攻占的要地最多，收復的失地最廣。盡管岳家軍接連打了一系列的勝仗，收復失地甚廣，為其他各路宋軍望塵莫及，但是占地甚廣卻造成了兵力分散，又成為嚴重的軍事弱點。

在岳家軍占地甚廣、兵力分散的不利形式下，岳飛期待張俊和劉锜統(tǒng)率的兩路宋軍也能向北挺進，以便與岳家軍配合，進而與完顏宗弼 (兀術)所統(tǒng)率的金軍主力進行戰(zhàn)略決戰(zhàn)。當時東線戰(zhàn)場的韓世忠所部，以及西線戰(zhàn)場的吳璘、楊政和郭浩所部都在努力作戰(zhàn)，但他們與金兵的戰(zhàn)事處于膠著狀態(tài)，不可能直接配合岳家軍作戰(zhàn)；而在后來的戰(zhàn)事過程中，同在中線戰(zhàn)場的張俊和劉锜所部宋軍卻沒有配合岳家軍作戰(zhàn)。

張俊、王德等人所部近乎兵不血刃，就拿下宿州和亳州，然而他們不僅沒有繼續(xù)進攻，反而放棄距離南京應天府（即今商丘，金國稱為歸德府）很近的戰(zhàn)略要地亳州，并于紹興十年閏六月底班師南歸。劉锜自順昌大戰(zhàn)得勝之后，頗為躊躇滿志，無意于進取而收復失地。劉锜所部一部分撤回鎮(zhèn)江府，一部分留守順昌（今安徽阜陽），按兵不動。到了紹興十年七月初，岳家軍的孤軍獨進己成定局， 南宋朝廷卻還要求劉锜所部從順昌府（今安徽阜陽）全部撤回到鎮(zhèn)江府，而順昌府竟然又改命岳飛“分撥兵將，嚴為守備”。

早在紹興四年（1134年）收復襄漢六郡之后，岳飛即提出組編“精兵二十萬”以實現(xiàn)“直搗中原、恢復舊疆”的戰(zhàn)略主張，并曾為此付出艱苦的努力。然而由于宋高宗等當權者對武將做大的擔憂顧忌和阻撓牽制，岳飛組編“精兵二十萬”的計劃一直未能落實。此后，岳家軍的總兵力一直維持在10萬人左右，與20萬的預定數(shù)目相去甚遠，這也成為岳飛紹興十年北伐的制肋因素之一。

紹興十年北伐時，在得不到友軍配合的情況下，隨著光復地區(qū)的日益擴大，岳家軍不僅要繼續(xù)完成戰(zhàn)斗任務，還要奉命“分撥兵將，嚴為守備”廣大新收復地區(qū)，因此，兵力分散、兵員不足的問題也就日益突顯。

岳家軍前鋒在紹興十年閏六月底已突入到開封府附近的中牟縣，并曾夜襲金兵萬戶漫獨化的營寨。然而因孤軍深入、兵力分散，開封府的金兵主力又近在咫尺，岳家軍前鋒不得不中止正面推進。兵力分散、兵員不足的問題也在岳飛給南宋朝廷的奏章中得到體現(xiàn):“本司契勘所管兵馬，已分布調發(fā)前去陜、虢、西京、陳、蔡、潁昌、汝、鄭州一帶，并已有差往河東、河北措置事宜。已兩次申奏，乞將劉锜一軍切令于順昌府屯駐，庶幾緩急可以照應去訖”

面對孤軍深入、兵力分散、得不到友軍配合的不利形勢，岳家軍只有縮短戰(zhàn)線，才能集中兵力御敵。于是參與北伐的岳家軍各部相繼中止正面推進，并盡量集結、相互靠攏。事實上，在收復西京河南府（今洛陽）之后，岳家軍主力就停止了正面推進，并開始在開封府附近集結兵力。當時岳家軍集結的地點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岳飛親駐的郾城縣（今河南郾城），二是王貴增戍的潁昌府(即許州，今河南許昌)。

然而，金軍統(tǒng)帥完顏宗弼（兀術）看到有機可乘，不待岳家軍集結完畢，就抓住戰(zhàn)機，搶先發(fā)起大規(guī)模的反攻，接著就發(fā)生了金國軍隊主力與岳家軍之間的戰(zhàn)略決戰(zhàn)。

(二).郾城大捷和穎昌大捷

在岳家軍收復潁昌府(即許州，今許昌)之后，岳飛本打算以重兵駐守并長期駐扎，將潁昌府作為向北進軍的基地，不料原本在中線戰(zhàn)場東部迎擊金軍的張俊和王德所部卻從毫州、宿州前線撤離南歸，致使中線戰(zhàn)場的岳家軍處于孤軍無援的狀態(tài)。金人探察到這一情況，完顏宗弼（兀術）便決定把原來分作幾路的軍隊調集在一起，集中軍力反攻岳家軍，雙方之間的戰(zhàn)略決戰(zhàn)由此展開。當時金國軍隊主力與岳家軍之間的戰(zhàn)略決戰(zhàn)主要由郾城之戰(zhàn)、潁昌之戰(zhàn)等一系列會戰(zhàn)組成。

郾城之戰(zhàn)發(fā)生在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　七月八日　。紹興十年七月初，金國都元帥完顏宗弼（兀術）探知岳飛孤軍深入并親駐郾城（今河南郾城）且郾城駐軍不多的情況，于是就指揮經(jīng)過休整的金國軍隊主力，并會同由蓋天大王完顏宗賢(賽里)等人所率領的援軍，傾巢而出，直撲郾城，企圖利用岳家軍兵力分散之機來一舉摧毀岳家軍的指揮中樞。

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　七月八日　，岳家軍探事者報告岳飛，完顏宗弼(兀術)會同龍虎大王完顏突合速、蓋天大王完顏宗賢(賽里)、昭武大將軍韓常等，統(tǒng)率精銳馬軍一萬五千多騎，披掛著鮮明的衣甲，自北方趕來，距郾城縣只有二十多宋里路。

當時岳飛麾下只有背嵬軍和一部分游奕軍，而游奕軍的另一部分又隨統(tǒng)制姚政駐守潁昌。須知參加紹興十年北伐的岳家軍總兵力約為十萬人左右，但是至少分成了十二軍，分別攻占中原地區(qū)的眾多要地，此時尚未集結在一起。當然，隨岳飛駐郾城的背嵬軍既是岳飛的親軍，又是岳家軍的精銳。而直接參與郾城之戰(zhàn)的這一個半軍，包括背嵬軍和半數(shù)的游奕軍，大約不過一萬幾千人的兵力，除去守城部隊和火頭軍、輜重兵等非戰(zhàn)斗人員外，岳家軍實際參戰(zhàn)兵力就更少了。然而參戰(zhàn)的金兵僅作為先頭部隊的精銳騎兵就有一萬五千多騎,并且還有十多萬后續(xù)部隊源源不斷地陸續(xù)開來。可見郾城之戰(zhàn)確實是以寡擊眾的硬仗和惡戰(zhàn)。

岳飛深知這將是一場前所未遇的惡戰(zhàn)、以寡敵眾的硬仗，也堅信自己的將士能夠承受嚴酷的考驗。他首先命令岳云率領背嵬軍和游奕軍騎兵精銳，出城迎擊。岳飛神色嚴毅，對其子岳云說：“必勝而后返，如不用命，吾先斬汝矣！”當天下午，岳云舞動兩桿鐵錐槍，率精騎直貫敵陣。雙方的騎兵展開了激烈的鏖戰(zhàn)。

金兵的后續(xù)部隊源源不絕地擁來。岳云率領的馬軍打敗敵騎的一次沖鋒后，又招致更多的敵騎進行第二次沖鋒，如此激戰(zhàn)幾十回合,形勢逐步發(fā)展到與完顏宗弼(兀術)“全軍接戰(zhàn)”的地步，金國的十余萬后續(xù)軍隊也陸續(xù)開進戰(zhàn)場。岳家軍猛將楊再興揚言要活捉完顏宗弼(兀術)，單騎沖入敵陣，殺金軍將士近百人,他自己也身中數(shù)十槍，遍體創(chuàng)傷，仍然戰(zhàn)斗不止。

《宋史》卷368《楊再興傳》記載: “飛敗金人于郾城，兀術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兵逼之。飛遣子云當敵，鏖戰(zhàn)數(shù)十合，敵不支。再興以單騎入其軍，擒兀術不獲，手殺數(shù)百人而還。”

關于郾城之戰(zhàn)中楊再興英勇殺敵的戰(zhàn)況，《三朝北盟會編》卷204記載:“(紹興十年七月)八日己酉，岳飛及金人兀術戰(zhàn)于郾城縣，敗之。楊再興單騎入虜陣，欲直擒兀術，不獲，殺數(shù)十百人而還，身被數(shù)十槍”,《建年以來系年要錄》卷137記載:“(紹興十年七月己酉)是日，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自與越國王宗弼戰(zhàn)于郾城縣，敗之，殺其裨將。是役也，統(tǒng)制官楊再興單騎入敵陣，欲擒宗弼，不獲，身被數(shù)十創(chuàng)，猶殺數(shù)十百人而退。”

在戰(zhàn)斗最激烈的時刻，黃塵蔽天，殺聲動地，岳飛親率四十騎突進到陣前。都訓練霍堅急忙上前挽住戰(zhàn)馬，說：“相公為國重臣，安危所系，奈何輕敵！”岳飛用馬鞭抽了一下霍堅的手，說：“非爾所知！”接著，岳飛躍馬馳突于敵陣之前，左右開弓，箭無虛發(fā)。岳家軍將士看到統(tǒng)帥親自出馬，頓時士氣增倍。

金國女真騎兵擅長使用弓箭，然而宋朝發(fā)達的經(jīng)濟技術條件，使岳家軍配備的弓矢射程更遠、穿透力更強。至于白刃近戰(zhàn)，更是女真騎兵之所短。女真騎兵能堅忍不拔地進行韌性戰(zhàn)斗，而岳家軍持續(xù)激戰(zhàn)了幾十個回合，也毫無倦色和餒意。金軍慣用左、右翼騎兵(即“拐子馬”)，進行迂回側擊。岳飛也指揮岳家軍騎兵，運用巧妙的戰(zhàn)術，來對付敵之兩翼拐子馬，“或角其前，或掎其側，用能使敵人之強，不得逞志于我”。

郾城之戰(zhàn)的另一特點是相當規(guī)模的騎兵會戰(zhàn)。岳家軍主要依靠以往歷次戰(zhàn)爭(尤其是紹興六年的兩次北伐)中繳獲的大量戰(zhàn)馬，才組成相當規(guī)模的騎兵, 并且岳家軍騎兵的數(shù)量和質量都遠勝其他各支宋軍，故能夠與金國女真騎兵進行對抗。而在郾城之戰(zhàn)的次年救援淮西時，岳家軍僅背嵬馬軍即有八千多騎。

完顏宗弼(兀術)眼見騎兵會戰(zhàn)不能取勝，焦躁萬分，于是下令將披掛“重鎧全裝”的“鐵浮圖”軍投入戰(zhàn)斗。“鐵浮圖”軍每三匹馬用皮索相連，他們護甲厚重、攻堅能力強，“堵墻而進”，主要用于正面沖擊。金軍一反以左、右翼“拐子馬”迂回側擊的慣技，改用重裝騎兵“鐵浮圖”軍來進行正面沖擊, 企圖以嚴整密集的重裝騎兵編隊來擊潰對方較為散亂的騎兵。

岳飛當即命令步兵出動，岳家軍步兵將士手持麻扎刀、提刀、大斧等以步擊騎的利器，專劈馬足。只要一匹馬仆地，另外兩匹馬就無法奔馳，“鐵浮圖”軍頓時亂作一團。岳家軍步兵與敵騎“手拽廝劈”，殺得金兵尸橫遍野。天色漸漸昏黑，女真重裝騎兵損失慘重，金軍一敗涂地、狼狽潰逃。岳家軍在此戰(zhàn)中“戕其酋領”，還奪得二百多匹戰(zhàn)馬。至此，岳飛指揮岳家軍將士以少勝多，在平原曠野地區(qū)大敗完顏宗弼(兀術)所統(tǒng)率的金國女真軍隊主力，取得郾城大捷。

現(xiàn)將留存下來的岳飛郾城捷奏摘錄于下:

“武勝、定國軍節(jié)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今月初八日，探得有番賊酋首四太子、龍虎、蓋天大王、韓將軍親領馬軍一萬五千余騎，例各鮮明衣甲，取徑路，離郾城縣北二十余里。尋遣發(fā)背嵬、游奕馬軍，自申時后，與賊戰(zhàn)斗。將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與賊手拽廝劈。鏖戰(zhàn)數(shù)十合，殺死賊兵滿野，不計其數(shù)。至天色昏黑，方始賊兵退，那奪到馬二百余匹，委獲大捷。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注: 岳飛郾城捷奏可以參見《鄂國金佗稡編》卷16，或《宋會要輯稿》兵14之30。而根據(jù)《宋會要輯稿》所載捷奏可知，因為古代交通不便，岳飛于紹興十年七月初八日所作之郾城捷奏其實是在七月十八日才送至南宋朝廷。《宋會要》系宋朝史官根據(jù)當時詔書奏章原文進行分類編排而成，詳細記載宋代典章制度，史料價值很高，但原書已散失。現(xiàn)存《宋會要輯稿》則是清朝學者徐松根據(jù)《永樂大典》中殘存的《宋會要》輯錄而成>>>)

仔細閱讀留存下來的岳飛郾城捷奏，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在郾城大戰(zhàn)中，岳家軍其實是采用步兵和騎兵相互配合，以騎兵為中堅，最終擊敗女真主力騎兵的。根據(jù)岳飛郾城捷奏所載“尋遣發(fā)背嵬、游奕馬軍，自申時后，與賊戰(zhàn)斗”，我們可以推知戰(zhàn)斗開始時岳家軍騎兵首先出擊，與金國女真騎兵鏖戰(zhàn)。再后來,“將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與賊手拽廝劈”，我們根據(jù)麻扎刀、提刀、大斧這些步軍專用兵器可以推知岳家軍步兵后來也紛紛出動，上陣殺敵了。

據(jù)考證，在南宋初年,“拐子馬”是宋人對女真主力騎兵的稱呼。“拐子馬”屬于一種輕型或中型騎兵,被布置在兩翼, 可以充分利用其高度的機動性以及集團沖鋒時所產(chǎn)生的巨大沖擊力, 用以對敵軍迂回包抄而后突擊。“鐵浮圖”軍則是女真重裝騎兵的別稱, 也稱鐵塔兵，“鐵浮圖”形容重甲騎士裝束得如同鐵塔一般。“鐵浮圖”軍每三匹馬用皮索相連，他們護甲厚重、攻堅能力強,“堵墻而進”。 與“拐子馬”兩翼包抄的戰(zhàn)術不同,“鐵浮圖”的任務主要是正面攻堅,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現(xiàn)代戰(zhàn)爭中的坦克,這也是為什么要以犧牲騎兵的機動性為代價而裝備如此厚重的鎧甲并用皮索將戰(zhàn)馬互聯(lián)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金國軍隊主力是女真騎兵，宋軍一般都以步兵為主，但是參與郾城會戰(zhàn)的岳家軍卻有不少騎兵精銳。岳飛在郾城會戰(zhàn)一開始就“遣發(fā)背嵬、游奕馬軍”出擊，同金國引以為驕傲的女真騎兵進行周旋，這是其他各路宋軍所做不到的。在平原曠野上馳突，正是女真騎兵的長技。郾城之戰(zhàn)中，岳家軍不可能依托山險，也沒有憑借城垣，而是在最有利于女真騎兵發(fā)揮威力的平原地區(qū)進行騎兵會戰(zhàn)，這在宋金戰(zhàn)爭中尚屬首次，而這一點既是郾城之戰(zhàn)不同于和尚原、仙人關、順昌等戰(zhàn)的特點，也是郾城之戰(zhàn)意義非凡之處。

岳家軍騎兵將士主要是和女真左、右翼騎兵(即“拐子馬”)對抗，岳家軍步兵將士手持麻扎刀、提刀、大斧等利器，所要對付的其實正是最后上場的女真重裝騎兵“鐵浮圖”。

岳家軍騎兵的素質絲毫不低于女真主力騎兵“拐子馬”,參加郾城之戰(zhàn)的背嵬軍則是岳家軍騎兵中的精華,而帶領背嵬軍精銳打頭陣的又是猛將岳云。故岳家軍與女真騎兵之間的會戰(zhàn)打得難分難解，戰(zhàn)事處于膠著狀態(tài)。

當完顏宗弼(兀術)看到騎兵會戰(zhàn)不能取勝時，這才命令重裝騎兵“鐵浮圖”軍上陣, 企圖以嚴整密集的重裝騎兵編隊發(fā)起的正面沖擊來擊潰對方較為散亂的騎兵，完顏宗弼(兀術)“自謂奇計”。然而,可能是吸取順昌大戰(zhàn)劉锜破敵的經(jīng)驗,岳飛對此早有準備,所以當即讓岳家軍步兵出動，命令“將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與賊手拽廝劈”,來對付裝載厚重鎧甲且以皮索相連、“堵墻而進”的“鐵浮圖”重裝騎兵。金人著作《征蒙記》(收錄在《三朝北盟會編》中)記載:“(兀術自述)吾昔南征，目見宋用軍器，大妙者不過神臂弓，次者重斧，外無所謂”，可見，麻扎刀、提刀、大斧等正是步兵對付騎兵的利器，也是“鐵浮圖”軍的克星。英勇的岳家軍步兵將士用這些以步擊騎的利器來對付女真重裝騎兵“鐵浮圖”軍，從而大獲全勝。

而根據(jù)當代宋史泰斗　王曾瑜　先生的分析，據(jù)南宋朝廷關于郾城大捷的一個省札《郾城獲捷支犒士卒省札》所載“樞密院奏：「勘會岳飛一軍于郾城縣，獨與番寇全軍接戰(zhàn)，大獲勝捷。」”可知，金國的一萬五千多騎兵其實是前鋒，其后尚有大軍繼援。當時完顏宗弼(兀術)所統(tǒng)率的“全軍”其實有十幾萬，而隨岳飛駐守郾城的岳家軍兵力只有一萬幾千人。故郾城之戰(zhàn)中岳家軍將士能夠與完顏宗弼(兀術)所統(tǒng)率的金國軍隊主力“全軍接戰(zhàn)”，并能以寡擊眾、大敗金軍,顯然很不容易。

金國女真人用兵之戰(zhàn)術，常以步兵作正兵，而倚仗左、右翼騎兵（即“拐子馬”）作迂回側擊,用以對敵軍包抄突擊。《歷代名臣奏議》卷90呂頤浩奏：“虜人遇中國之兵，往往以鐵騎張兩翼前來圍掩”，直至南宋寧宗時，葉適在《水心別集》中仍稱“拐子馬，虜之長技”。郾城會戰(zhàn)剛開始時，金國女真騎兵即以兩翼拐子馬“更進迭卻”，作迂回側擊,岳飛隨即“遣發(fā)背嵬、游奕馬軍”出擊。岳家軍騎兵(背嵬、游奕馬軍)同金國主力騎兵(即“拐子馬”)周旋，故“鏖戰(zhàn)數(shù)十合，方?jīng)Q勝負”。岳飛郾城捷奏說雙方“鏖戰(zhàn)數(shù)十合”，就是指女真騎兵進行數(shù)十次“更進迭卻”的戰(zhàn)斗。針對金國女真騎兵的作戰(zhàn)特點，岳飛巧妙地指揮部屬，“或角其前，或掎其側，用能使敵人之強，不得逞志于我”。這場惡戰(zhàn)大約從下午二三點鐘打到七八點鐘，金軍才最后敗退。

《三朝北盟會編》中記載了南宋大將吳磷的一段話“磷與先兄束發(fā)從軍，屢戰(zhàn)西戎，不過一進卻之間，勝負決矣。至金人則勝不追，敗不亂，整軍在后，更進迭卻，堅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zhàn)非累日不決，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勝之之道，非屢與之角者，莫能盡知，然其要在用所長，去所短而已”，關于金國女真騎兵作戰(zhàn)特點的類似描述還可見于《宋史》卷366《吳玠傳》《吳璘傳》。金國與西夏皆以騎兵為主，然而據(jù)吳階和吳磷的經(jīng)驗之談，與西夏騎兵作戰(zhàn)時在二進卻之間即可定勝負，而金國女真騎兵則極富堅忍性，“至金人則勝不追，敗不亂，整軍在后，更進迭卻，堅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zhàn)非累日不決，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善乎往來沖突，更進迭卻”，《三朝北盟會編》還記載“虜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個回合，何以謂馬軍”。

顯然，當時金國女真兵作戰(zhàn)的最大特點，在于“堅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zhàn)非累日不決”每次必“更進迭卻”，作“數(shù)十合之鏖戰(zhàn)”，而根據(jù)岳飛的奏折，也充分反應出金國騎兵的這種作戰(zhàn)特點。

可想而知，這種情況下的戰(zhàn)斗必然是慘烈異常的，岳家軍能擋得住敵方精銳的攻擊，而且能迫使敵軍敗退，并進而繳獲許多戰(zhàn)馬，顯然已經(jīng)對女真騎兵造成了重大殺傷。值得注意的是，參與郾城會戰(zhàn)的金兵都是金國的精銳騎兵，損失以后極難補充。所以岳家軍能在郾城之戰(zhàn)中以少擊眾并取得勝利，委實是大捷，而且已經(jīng)重重地傷了金國的元氣了。

關于郾城戰(zhàn)事，《宋史》卷29《高宗本紀》記載:“（紹興十年秋七月）己酉，岳飛及兀術戰(zhàn)于郾城縣，敗之”，南宋史學家徐夢莘所著《三朝北盟會編》卷204記載:“(紹興十年七月)八日己酉，岳飛及金人兀術戰(zhàn)于郾城縣，敗之” ， 南宋史學家李心傳所著《建年以來系年要錄》卷137記載:“(紹興十年七月己酉)是日，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自與越國王宗弼戰(zhàn)于郾城縣，敗之，殺其裨將”，宋人李植所著《皇宋十朝綱要》卷23記載:“(紹興十年七月)飛駐兵郾城縣，丙午，金人來攻，飛出，與戰(zhàn)，破之。己酉，兀術、龍虎大王復舉兵來攻，戰(zhàn)于縣北二十余里，又敗之。” 相比其他史書，《皇宋十朝綱要》關于岳飛郾城戰(zhàn)事的記載還提到　七月五日　之戰(zhàn)。

宋高宗看過岳飛從前線發(fā)來的　七月五日　奏章以及　七月八日　郾城捷奏之后，在回復岳飛的第一份手詔(參見《鄂國金佗稡編》卷2《高宗皇帝辰翰六十七》)中說:“覽卿　七月五日　及八日兩奏，聞虜并兵東京，及賊酋率眾侵犯，已獲勝捷。卿以忠義之氣，獨當強敵，志在殄滅賊眾，朕心深所傾屬。”

得以留存下來的岳飛郾城捷奏其實是在紹興十年七月八日晚所作，也就是在戰(zhàn)斗剛結束之時立即上報的，故敘事簡略，由于“天色昏暗”，當時連戰(zhàn)場也尚未清點，戰(zhàn)果也來不及全面統(tǒng)計，所以沒有提及殺死敵兵的具體數(shù)目，只說“殺死賊兵滿野，不計其數(shù)”。故后來又有一份更詳盡的補充捷奏來上報郾城大捷的全面戰(zhàn)果。

郾城大捷的那份后續(xù)補充捷奏雖然已經(jīng)佚失而不得見，但是在宋高宗回復岳飛郾城大捷補充捷奏的第二份手詔(參見《鄂國金佗稡編》卷2《高宗皇帝辰翰六十八》)中仍有反映，高宗在手詔中說:“覽卿奏，八日之戰(zhàn)，虜以精騎沖堅，自謂奇計。卿遣背嵬、游奕迎破賊鋒，戕其酋領，實為雋功。然大敵在近，卿以一軍，獨與決戰(zhàn)，忠義所奮，神明助之，再三嘉嘆，不忘于懷”，值得強調的是，其中還轉述岳飛郾城之戰(zhàn)的補充捷奏，提到“虜以精騎沖堅，自謂奇計。卿遣背嵬、游奕迎破賊鋒，戕其酋領”等關于郾城戰(zhàn)況的重要信息。

宋高宗看過岳飛于　七月八日晚　發(fā)出的首份郾城捷奏之后，對郾城之戰(zhàn)的結論是“已獲勝捷”，而當他看到岳飛關于郾城戰(zhàn)事的那份后續(xù)補充捷奏(已佚失)之后,對郾城之戰(zhàn)的評價就提升為“實為雋功”。可見那份已經(jīng)佚失的后續(xù)補充捷奏中所反映的郾城大捷詳盡戰(zhàn)果自當非同一般。

岳家軍郾城大捷的勝利是空前的，當時的南宋朝廷還曾在獎諭詔中對郾城大捷的意義作出了極高的評價。(參見《鄂國金佗稡編》卷4、或《新安文獻志》卷2)

現(xiàn)將南宋朝廷關于郾城大捷的獎諭詔摘錄如下:

《獎諭武勝定國軍節(jié)度使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郾城勝捷仍降犒賞詔》“敕岳飛：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guī)熍R陣，何啻百戰(zhàn)，曾未聞遠以孤軍，當茲巨孽，抗犬羊并集之眾，于平原曠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蓋卿忠義貫于神明，威惠孚于士卒，暨爾在行之旅，咸懷克敵之心，陷陣摧堅，計不反顧，鏖斗屢合，丑類敗奔。念茲鋒鏑之交，重有傷夷之苦。俾爾至此，時予之辜！惟虜勢之已窮，而吾軍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聞殄滅之期。載想忠勤，彌深嘉嘆。降關子錢二十萬貫，犒賞戰(zhàn)士。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在郾城大戰(zhàn)中，參戰(zhàn)的岳家軍將士奮勇殺敵，其中有許多人立功。根據(jù)與岳飛同時代的宋人張嵲所著《紫微集》卷12收錄的梁吉等人轉官制、韓之美轉官制，卷13收錄的楊光凝、吳師中轉官制可知，在郾城之戰(zhàn)中，梁吉等一大批武將，以及宣撫司干辦公事韓之美、準備差遣楊光凝、吳師中等岳家軍幕僚，都立有戰(zhàn)功。但是梁吉等人當時僅升一官，而根據(jù)《宋會要》記載，立下戰(zhàn)功的人可以遷“兩官”以上，故梁吉等人尚屬于戰(zhàn)功較小者，而戰(zhàn)功較大者(如楊再興、岳云等人)的轉官制卻已佚失而不得見。

紹興十年七月八日的郾城會戰(zhàn)結束后，完顏宗弼（兀術）不肯甘休。　七月十日下午　，又有一千多女真騎兵來到郾城縣北五里店窺探軍情。岳飛親自率軍出城，命部將王剛帶領五十多名背嵬使臣組成的精銳騎兵隊伍，前往偵察。他們同金兵相遇后，立即閃擊敵軍，沖入敵陣,一擁而上地搶先把金兵統(tǒng)帥阿李朵孛堇砍死，于是一千多女真騎兵驚慌失措、作鳥獸散。王剛等人以五十多騎殺退金兵一千多騎后，還乘勝追趕了二十多宋里，然后凱旋而歸。

關于岳家軍郾城再戰(zhàn)破敵之事，《三朝北盟會編》卷204記載:“(紹興十年七月)十日辛亥，岳飛敗金人于郾城縣。是日，殺金人將阿李朵孛堇”, 《三朝北盟會編》卷208《林泉野記》也提到:“飛再破兀術于郾城縣，殺其將阿李朵孛堇”，《鄂國金陀粹編》卷28《吳拯編鄂王事》記載:“候與兀術戰(zhàn)郾城縣，敗之，再戰(zhàn)，又敗之”，《皇宋十朝綱要》卷23記載:“辛亥，金人再犯郾城，諸軍戰(zhàn)少卻，岳飛遣其子云率兵進戰(zhàn)，破之。”

郾城之戰(zhàn)結束后，金國女真主力部隊雖然損失慘重，但是尚未被殲滅。完顏宗弼（兀術）慘敗之余，雖不敢再窺伺郾城，卻仍想作一番掙扎。為扭轉戰(zhàn)局，他再次調集大軍，率軍進占郾城與潁昌之間的臨潁縣，企圖切斷岳飛與其副手中軍統(tǒng)制王貴兩軍之間的聯(lián)系，然后實施各個擊破。

當時駐扎在郾城的兵力不多，岳飛尚不能帶兵立即向臨潁縣的金軍發(fā)起進攻，但是岳飛卻識破了完顏宗弼（兀術）圖謀，料到金軍可能會調轉兵鋒，去轉攻潁昌府。岳飛于是重新調整部署，派遣其子岳云率部分背嵬軍騎兵繞道急馳，趕往潁昌，前去增援駐守潁昌府的王貴。《鄂國金佗稡編》卷8《鄂王行實編年》記載：“郾城方再捷，先臣（岳飛）謂臣云（岳云）曰：‘賊犯郾城，屢失利，必回鋒以攻潁昌，汝宜速以背嵬援王貴。’”

張憲等岳家軍統(tǒng)制得知消息后，也率部先后從淮寧府等地趕往郾城會師。岳飛一方面加速調集兵力，同時命令其得力助手張憲等人率大隊人馬向臨潁進發(fā)，尋求與金軍主力決戰(zhàn)。另一方面還給順昌府(今安徽阜陽)的劉锜寫信，要求他派軍隊北上，參加會戰(zhàn)。

　七月十三日　，張憲奉命率領背嵬軍、游奕軍、前軍等岳家軍“諸軍人馬”，還有其他一些軍組成的雄厚兵力，向臨潁縣挺進，尋求和完顏宗弼（兀術）所統(tǒng)率的金軍進行主力決戰(zhàn)。

岳家軍將官楊再興和王蘭、高林、羅彥、姚侑、李德等以三百騎為前哨，巡綽到小商橋，與金國軍隊主力猝然遭遇，數(shù)萬金軍對他們實施包抄圍掩。盡管眾寡懸殊，楊再興等人卻毫無懼色，他們率三百騎士奮不顧身地進行殊死戰(zhàn)。經(jīng)過一場眾寡懸殊的激戰(zhàn)，楊再興和高林、王蘭、羅彥、姚侑、李德等三百將士全部英勇戰(zhàn)死，而金國軍隊則付出了更慘重的代價，僅被殺的金軍將士即有二千多人。當時和楊再興三百騎交手的金國騎兵中有很多高級軍官，其中被殺的金將包括萬夫長（忒母孛堇）撒八、千夫長（猛安孛堇）、百夫長（謀克孛堇）、五十夫長（蒲輦孛堇）等百余人。

關于小商橋遭遇戰(zhàn)，《宋史》卷368《楊再興傳》記載:“兀術憤甚，并力復來，頓兵十二萬于臨潁。再興以三百騎遇敵于小商橋，驟與之戰(zhàn)，殺二千余人，及萬戶撒八孛堇、千戶百人。再興戰(zhàn)死，后獲其尸，焚之，得箭鏃　二升　”，《宋史》卷29《高宗本紀》記載:“（紹興十年秋七月）甲寅，岳飛遣統(tǒng)制楊再興、王蘭等擊金人于小商橋，皆戰(zhàn)死。

小商橋遭遇戰(zhàn)結束后，完顏宗弼（兀術）或因怯于同張憲率領的岳家軍大隊人馬對陣、或因為自身戰(zhàn)術需要，隨即將各路金軍集結一起，僅留下部分金兵守臨潁，自己則親率主力去轉攻潁昌。

　七月十四日　天明，張憲指揮的大部隊直逼臨潁縣，以摧枯拉朽之勢來掃蕩金兵，一直追過縣城三十多宋里，接著輕而易舉地重占臨潁。殘存的金兵或往潁昌府方向，或往開封府尉氏縣(今河南尉氏縣)方向逃跑。岳家軍獲得楊再興的尸體，焚化以后，竟得箭鏃　兩升　，足見當日戰(zhàn)事之慘烈，楊再興等人捐軀之英勇。岳飛和將士們后來都悲痛不已，對三百勇士深致敬意。岳飛還特地上奏，要求南宋朝廷為楊再興、高林、王蘭等將追贈七官或六官。

關于小商橋、臨潁一帶的戰(zhàn)事，《宋史》卷368《張憲傳》記載:“兀術頓兵十二萬于臨潁縣，楊再興與戰(zhàn)，死之。憲繼至，破其潰兵八千，兀術夜遁。憲將徐慶、李山復捷于臨潁東北，破其眾六千，獲馬百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三朝北盟會編》卷208《林泉野記》也提到:“張憲敗之（指金兵）臨潁縣”

關于小商橋、臨潁一帶的戰(zhàn)事，留存有這份捷奏：“武勝、定國軍節(jié)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今月十四日，本司前軍統(tǒng)制、同提舉一行事務張憲申：“今月十三日，統(tǒng)率背嵬、游奕并諸軍人馬，起發(fā)前來小商橋北一帶，至臨穎縣，措置掩殺金賊。于今月十四日天明，據(jù)綽路馬報，臨穎縣南逢金賊，綽路馬遂追趕過縣三十余里，殺死賊兵不知數(shù)目，其賊望潁昌府、尉氏縣路前去。委獲勝捷。”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在張憲重占臨潁的同一天(即　七月十四日　), 潁昌府(即許州，今許昌)也發(fā)生了大規(guī)模的激戰(zhàn)。

紹興十年七月十四日上午，完顏宗弼（兀術）、鎮(zhèn)國大王、韓常，另有四個萬夫長，帶領女真騎兵三萬多騎，在潁昌府城西門外、舞陽橋以南列陣，此外還有很多后續(xù)部隊陸續(xù)開進戰(zhàn)場。金軍在那里擺開陣勢，橫亙十多宋里，金鼓震天。

當時岳家軍戍守潁昌府的部隊共有五個軍，然而除踏白軍外，中軍統(tǒng)領蘇堅在西京河南府，選鋒軍統(tǒng)制李道在外地，背嵬軍和游奕軍的一部分又在郾城縣和臨潁縣，都不是全軍，總兵力不到三萬人。潁昌之戰(zhàn)開始前，王貴命令統(tǒng)制董先率踏白軍，副統(tǒng)制胡清率選鋒軍守城，自己和姚政等率中軍、游奕軍，會同岳云帶來的部分背嵬軍出城迎敵。首先出城作戰(zhàn)的岳家軍的這三個軍，兵力也不過只有一萬幾千人，而據(jù)《鄂國金陀粹編》卷8《鄂王行實編年》的記載，參與潁昌會戰(zhàn)的金軍兵力，除“三萬余騎”外，尚有“兵十萬”。顯然，這又是一場以少擊眾的硬仗與惡戰(zhàn)。

二十二歲的虎將岳云掄槍縱馬，率領八百名背嵬騎士居中，首先出動，馳擊金軍。岳家軍步兵也展開嚴整的隊列分左右翼繼進，以翼蔽馬軍，與敵軍廝殺。金國軍隊倚仗兵多勢大，岳家軍將士則憑借士氣勇銳，雙方苦戰(zhàn)了整整幾十個回合，依然難分高低勝負。岳云前后十多次出入敵陣，身受百余處創(chuàng)傷，岳家軍許多將士也殺得“人為血人，馬為血馬”。在戰(zhàn)事最艱難的時刻，連宿將王貴也不免有些氣餒怯戰(zhàn)，然而岳云以自己的堅定，制止了王貴的動搖，終于使全軍“無一人肯回顧者”。

潁昌府的戰(zhàn)斗進行了整整一上午，到了正午，戰(zhàn)事仍然十分激烈，雙方相持不下。守城的董先和胡清見狀，立即率領踏白軍和選鋒軍出城增援。多了兩支生力軍以后，岳家軍將士頓時士氣倍增，董先、胡清與王貴、岳云合兵奮擊，戰(zhàn)局迅速得到扭轉，金兵很快就支撐不住。完顏宗弼（兀術）全軍潰散，大敗而逃。至此，岳家軍將士經(jīng)過浴血奮戰(zhàn)，終于大獲全勝，取得了潁昌大捷。

潁昌之戰(zhàn)的戰(zhàn)果是輝煌的,岳家軍將士當陣殺死金軍統(tǒng)軍使、夏姓金吾衛(wèi)上將軍（兀術的女婿），還先后殺死金軍千夫長5人，殺死金兵五千多人，擒獲金兵大小首領78人，俘獲金兵兩千多人，繳獲戰(zhàn)馬三千多匹，繳獲的金、鼓、旗、槍、器甲等器物更是多得不計其數(shù)。金軍副統(tǒng)軍粘汗孛堇身受重傷，抬回開封府后死去。

關于潁昌之戰(zhàn)，《宋史》卷29《高宗本紀》記載：“(紹興十年秋七月)乙卯，金人攻潁昌，岳飛遣將王貴、姚政合兵力戰(zhàn)，敗之”，《三朝北盟會編》卷204記載:“(紹興十年七月)十四日乙卯，岳飛統(tǒng)制王貴、姚政敗兀術于潁昌府”，卷208《林泉野記》提到:“王貴、姚政敗兀術于潁昌”，《建年以來系年要錄》卷137記載:“(紹興十年七月乙卯)湖北、京西宣撫司都統(tǒng)制王貴、統(tǒng)制官姚政及金人戰(zhàn)于潁昌府，敗之”，《鄂國金陀粹編》卷28《吳拯編鄂王事》記載:“王貴、姚政與兀術戰(zhàn)于潁昌府，敗之”，《呻吟語》也提到：“兀術猶驕橫，所向無敵。自韓世忠敗之黃天蕩，吳璘敗之和尚原，岳少保敗之潁昌，銳氣漸消。”

《鄂國金陀粹編》卷9《諸子遺事》記載：“潁昌之役，大戰(zhàn)無慮十數(shù)合，（岳云）出入虜陣，甲裳為赤，體被百余創(chuàng)”，《鄂國金陀粹編》卷8《鄂王行實編年》記載：“王貴嘗以潁昌怯戰(zhàn)之故，為臣云所折責。比其凱旋，先臣猶怒不止，欲斬之，以諸將肯請，獲免”， 《鄂國金陀粹編》卷27《黃元振編岳飛事跡》記載：“潁昌之戰(zhàn)，人為血人，馬為血馬，無一人肯回顧者，復中原有日矣”

《鄂國金佗稡編》卷8《鄂王行實編年》對潁昌戰(zhàn)事的記載較為詳細：“郾城方再捷，先臣（岳飛）謂臣云（岳云）曰：‘賊犯郾城，屢失利，必回鋒以攻潁昌，汝宜速以背嵬援王貴。’既而兀術果以以兵十萬、騎三萬來。于是，貴將游奕，云將背嵬，戰(zhàn)于城西。虜陣自舞陽橋以南，橫亙十余里，金鼓振天，城堞為搖。臣云令諸軍勿牽馬執(zhí)俘，視梆而發(fā)，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zhàn)，步軍張左右翼繼進。自辰至午，戰(zhàn)方酣，董先、胡清繼之。虜大敗，死者五千余人。殺其統(tǒng)軍、上將軍夏金吾（失其名），并千戶五人，擒渤海、漢兒都提點、千戶王松壽，女真、漢兒都提點、千戶張來孫，千戶阿黎不，左班祗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余人，獲馬三千余匹及雪護闌馬一匹，金印七枚以獻。兀術狼狽遁去，副統(tǒng)軍粘汗孛堇重創(chuàng)，輿至京師而死。”

《鄂王行實編年》所載“殺其統(tǒng)軍、上將軍夏金吾(失其名)”絕非虛言，關于這一點，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早就明確指出。據(jù)《金史》卷55《百官志》記載：“正三品，上曰龍虎衛(wèi)上將軍，中曰金吾衛(wèi)上將軍，下曰驃騎衛(wèi)上將軍”，而在南宋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也即金熙宗天眷三年之時，金國已經(jīng)頒行此“漢官之制”。當時隨兀術侵宋的漢奸李成的官階是從三品的奉國上將軍，韓常的官階為正四品的昭武大將軍，上將軍夏金吾就是姓夏的正三品金吾衛(wèi)上將軍。而據(jù)《金史》卷 57《百官志》記載：“統(tǒng)軍司(河南、山西、陜西、益都):使一員，正三品，督領軍馬，鎮(zhèn)懾封陲，分營衛(wèi)，視察奸”，由此可知，夏姓的正三品金吾衛(wèi)上將軍之實職正是統(tǒng)軍使，而他的虛階也和實職之官品一致。　王曾瑜　先生還指出，姓夏的金吾衛(wèi)上將軍即是兀術女婿，然而今存文獻中沒有女真人使用夏姓的例證，故此人可能不是女真人，而留存下來的王貴潁昌捷奏所載“當陣殺死萬戶一人”，估計即為此人。

潁昌之戰(zhàn)的捷奏本來有前后兩份，而現(xiàn)存的那份穎昌捷奏（即《鄂國金佗稡編》卷16收錄的《王貴穎昌捷奏》）僅為在戰(zhàn)斗結束不久的初步統(tǒng)計，故比較粗略，況且捷奏中明確提到將“續(xù)具數(shù)目供申次”，——也即要進行全面統(tǒng)計后再提供補充戰(zhàn)果。據(jù)此，王貴當將“續(xù)具”捷奏上報，但那份詳盡反映潁昌之戰(zhàn)戰(zhàn)果的后續(xù)補充捷奏卻已佚失。

而《鄂國金佗稡編》卷8《鄂王行實編年》敘述潁昌之戰(zhàn)的戰(zhàn)績，甚為具體，當另有所據(jù)，其中所列出的戰(zhàn)果應來源于潁昌之戰(zhàn)的那份已佚失的后續(xù)補充捷奏，這一點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早就指出了。——因為留存下來的紹興十年岳飛北伐捷奏都收錄在《鄂國金佗稡編》卷10～卷19《家集》之中，現(xiàn)代人沒有見到潁昌之戰(zhàn)的那份后續(xù)補充捷奏，不代表《鄂國金佗稡編》的編者宋人岳珂也沒見到！須知在南宋滅亡之后，《鄂國金佗稡編》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元人重刻《鄂國金佗稡編》，時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刻書已有一百多年，《鄂國金佗稡編》的宋刻本殘存甚少，元朝末年重刻的《鄂國金佗稡編》其實主要是將一些宋刻殘本拼湊成書，故刻印時已經(jīng)有不少缺頁和缺字，此后各個版本基本都是以元朝末年重刻的那個版本為依據(jù)，所以都有殘缺。

根據(jù)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的考證，《三朝北盟會編》、《建年以來系年要錄》兩書關于潁昌戰(zhàn)事的具體描述其實錯訛甚多。據(jù)《宋史》卷368《楊再興傳》以及《宋史》卷29《高宗本紀》的記載，再結合現(xiàn)存張憲小商橋捷奏和王貴潁昌捷奏原文所述可知，楊再興和王蘭、高林等人戰(zhàn)死的地點確實是小商橋，而非潁昌，《三朝北盟會編》、《建年以來系年要錄》兩書將楊再興和王蘭、高林等人的戰(zhàn)死地點寫成潁昌，系誤。今存潁昌捷奏表明，潁昌之戰(zhàn)中并沒有出現(xiàn) “天大雨，溪澗皆滿溢，虜騎不得進，官軍乃得還”的狼狽景象，而是“自辰時至午時，血戰(zhàn)數(shù)十合”，“賊兵橫尸滿野”，“大獲全勝”。《三朝北盟會編》卷204所載“十四日乙卯，岳飛統(tǒng)制王貴、姚政敗兀術于潁昌府。楊再興、王蘭、高林歿于陣。楊再興、王蘭以五百騎直入虜陣，殺數(shù)千人，再興與蘭皆陣歿，高林亦死，聞者惜之。獲再興之尸，焚之，得箭頭　二升　。天大雨，溪澗皆滿溢，虜騎不得進，官軍乃得還”，其實是來源于趙甡之《中興遺史》，這段記述其實顛倒錯亂，顯然是誤將紹興十年七月十四日發(fā)生的潁昌之戰(zhàn)與　七月十三日　發(fā)生的小商橋遭遇戰(zhàn)混為一談，進而誤將王貴、姚政、岳云率軍在潁昌擊敗兀術的金軍主力之事同楊再興等三百勇士與數(shù)萬金兵在小商橋發(fā)生遭遇戰(zhàn)之事混在一起。事實上潁昌之戰(zhàn)中并沒有“天大雨，溪澗皆滿溢”的記錄，而楊再興的戰(zhàn)死地點顯然也不在潁昌。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和《三朝北盟會編》兩書都是關于南宋高宗朝歷史的重要史籍，其作者分別是南宋史學家徐夢莘和李心傳。從總體上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和《三朝北盟會編》兩書及其作者雖然都肯定岳飛，但是兩書之中關于岳飛的許多記述，卻是殘缺不全、甚至有不少錯訛之處的，這其實是在相當程度上承受了秦檜專權期間大興文字獄，大肆篡改官史、嚴禁私史的惡果。關于這些，宋史研究泰斗　鄧廣銘　先生　和王曾瑜　先生都曾多次強調。故我們可以理解為何這兩書關于潁昌戰(zhàn)事的描述會出現(xiàn)明顯的錯訛之處。

還有一點需要澄清，即郾城之戰(zhàn)結束后，金國女真主力部隊雖然損失慘重，但是尚未被殲滅。完顏宗弼（兀術）慘敗之余，雖不敢再窺伺郾城，卻仍想作一番掙扎。為扭轉戰(zhàn)局，他再次調集大軍，率軍進占郾城與潁昌之間的臨潁縣，企圖切斷岳飛與王貴兩軍之間的聯(lián)系，然后實施各個擊破。當時駐扎在郾城的兵力不多，岳飛尚不能帶兵立即向臨潁縣的金軍發(fā)起進攻，但是岳飛卻識破了完顏宗弼（兀術）圖謀，料到金軍可能會轉攻潁昌府。岳飛于是重新調整部署，派遣其子岳云率部分背嵬軍騎兵繞道急馳，趕往潁昌，前去增援駐守潁昌府的王貴。張憲等岳家軍統(tǒng)制得知消息后，也率部先后從淮寧府等地趕往郾城會師。岳飛一方面加速調集兵力，同時命令其得力助手張憲等人率大隊人馬向臨潁進發(fā)，尋求與金軍主力決戰(zhàn)。另一方面還給順昌府(今安徽阜陽)的劉锜寫信，要求他的軍隊北上，參加會戰(zhàn)。

劉锜的左右軍當時早已南撤至鎮(zhèn)江府，留在順昌府的只有一萬幾千人，其能出動的兵力當然比較少。在收到岳飛來信之后，劉锜的援軍出發(fā)了，可惜并非全軍，只是由雷仲、柳倪率領的約幾千步兵的偏師，且僅有“騎數(shù)百”，故其行軍不快。這支偏師按照劉锜的指令，沒有直接奔赴戰(zhàn)場，而是開往開封府南部的太康縣，想作圍魏救趙之謀。然而由于劉锜偏師多為步兵，行動緩慢，等到他們到達太康縣的時候，岳家軍已經(jīng)在潁昌府擊潰了金軍主力。故劉锜偏師見不到金軍的蹤影，他們在沒有和金軍交戰(zhàn)的情況下，平安無事地撤回。

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還一針見血地指出:《三朝北盟會編》卷205《淮西從軍記》和《宋朝南渡十將傳》卷1《劉锜傳》，兩書所載因夸張劉锜戰(zhàn)功而失實，這兩書關于潁昌之戰(zhàn)的具體描述都有明顯錯誤，如聲稱岳飛屯潁昌，楊再興戰(zhàn)死在潁昌之類。但謬誤最嚴重的，則是因夸張劉锜戰(zhàn)績而失實。楊再興戰(zhàn)死的次日，在根本就沒有得到劉锜一兵一卒支援的情況下，岳家軍照樣能夠在臨潁和潁昌同時獲勝，擊敗金軍主力，進而迫使完顏宗弼（兀術）退遁開封。

岳家軍兵力自　七月八日　郾城之戰(zhàn)至　七月十四日　潁昌之戰(zhàn)，為時僅七日。劉锜從接岳飛書信，到發(fā)兵幾千至太康縣，為時已晚，不可能起到援助岳家軍的作用。事實上，雷仲和柳倪所率領的偏師既沒有遇到金兵，也根本沒有和金軍交戰(zhàn)。而依岳飛使者南下和劉锜大約幾千步兵北上的日程估計，雷仲和柳倪的偏師抵達太康，卻未遇一個金兵，其實正是享受了岳家軍的勝果。

　王曾瑜　先生還指出: 潁昌之戰(zhàn)發(fā)生之前，岳飛要求劉锜派兵增援之事，反映了郾城之戰(zhàn)后、潁昌之戰(zhàn)前，岳家軍孤軍深入、兵力分散、獨擋強敵的嚴峻形勢。然而，在楊再興戰(zhàn)死的翌日，張憲率大軍收復臨潁縣，王貴、岳云等率軍又在潁昌府擊敗金國軍隊主力，取得潁昌大捷的勝利，迫使完顏宗弼（兀術）逃回開封。在敵眾我寡、孤軍無援的嚴峻形勢下，岳家軍將士仍能獨當一面，并擊敗金軍主力的大舉反撲，其意義非凡。

(附注: 太康縣在順昌府以北約二百公里左右，在潁昌府以東約一百公里左右，在小商橋東北約一百公里左右，在開封東南約一百公里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潁昌之戰(zhàn)中，岳云所起的作用極為重要。在戰(zhàn)事一開始，岳云即率領“騎兵八百，挺前決戰(zhàn)”，前后十多次出入敵陣，殺死了很多金兵，自己也身受百余處創(chuàng)傷。在戰(zhàn)事最艱難的時刻，岳云更是以自己的堅定，制止了主將王貴的動搖，終于使全軍“無一人肯回顧者”。《鄂國金陀粹編》卷9《諸子遺事》記載：“潁昌之役，大戰(zhàn)無慮十數(shù)合，（岳云）出入虜陣，甲裳為赤，體被百余創(chuàng)。然每有戰(zhàn)捷，先臣(岳飛)獨不上，故其（岳云）功多不聞。”

與岳飛同時代的宋人張嵲,在其所著《紫薇集》卷16中收錄了南宋朝廷嘉獎岳云潁昌之戰(zhàn)立功的升官制《岳云為與番人接戰(zhàn)大獲勝捷，除左武大夫遙郡防御使制》: “敕：‘師以勝歸，策動于廟，禮也。若夫成功行封，猶有遺者，何以為勞臣之戰(zhàn)哉！具官某，大帥之子，能以勇聞。比從偏師，親與敵角，刈旗斬敵，厥攻為多。顯賞未行，殊非國典，其升庸于橫列，且遙領于捍防。益務忠勤，無墮乃力。’可”。《鄂國金陀粹編》卷15收錄的岳飛關于此事的奏章《辭男云特轉恩命剳子》：“臣于今月二十六日準告，授臣男云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臣　聞　君之馭臣，固不吝于厚賞，父之教子，豈可責以近功。臣昨恭依睿算，與虜賊決戰(zhàn)于陳、潁之間，云隨行迎敵，雖有薄效，殊未曾立到大功。遽超橫列，仍領郡防，賞典過優(yōu)，義不遑處。”

由此可知，南宋朝廷后來通過其他途徑了解到岳云在潁昌大戰(zhàn)中戰(zhàn)功卓著，于是就授予岳云左武大夫遙郡防御使這一官銜，岳飛一向不報岳云的戰(zhàn)功，這次他也謙遜地推辭南宋朝廷給岳云的封賞。

(三). 郾城之戰(zhàn)和潁昌之戰(zhàn)小結:

郾城之戰(zhàn)和潁昌之戰(zhàn)，是岳家軍和金國女真主力部隊之間發(fā)生的大規(guī)模步騎混合戰(zhàn)。這兩戰(zhàn)都是在紹興十年閏六月后的七月發(fā)生，又是在平原地區(qū)進行，最有利于發(fā)揮女真騎兵馳突的長技，在這種形勢下，岳家軍能夠以寡擊眾而取勝，就更為不易。潁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勝利，其意義非凡。

在這兩戰(zhàn)中，岳家軍統(tǒng)帥能夠臨危不亂，正確判斷形勢，及時采取因應措施。岳家軍將士則身負國恥家仇，同仇敵愾，以忠義許國，故士氣旺盛，即使面對敵眾我寡的嚴峻形勢，也奮不顧身地英勇殺敵。同時他們經(jīng)受了歷次戰(zhàn)爭的嚴峻考驗和鍛煉，加之平時的嚴格要求、訓練有素，故岳家軍將士戰(zhàn)斗力強，個個英勇善戰(zhàn)，堪稱無不“以一當十”。加之，岳飛重視騎兵建設，岳家軍以過去歷次戰(zhàn)爭(尤其是紹興六年的兩次北伐)中繳獲的戰(zhàn)馬為基礎，組建了一支強大的高素質騎兵部隊，也就有了和女真騎兵爭雄較長的資本。同時宋朝發(fā)達的經(jīng)濟技術條件，使岳家軍配備的弓矢射程更遠、穿透力更強。所以，有了以上這些必要的條件，加上統(tǒng)帥的杰出軍事才能，在敵眾我寡的嚴峻形勢下，岳家軍將士還能夠接連擊敗完顏宗弼（兀術）所率領的金國軍隊主力，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郾城之戰(zhàn)中，岳飛針對金軍作戰(zhàn)特點，運用靈活機動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使岳家軍步兵和騎兵密切配合，揚長避短，破敵所長，擊敵所短，故能克敵制勝。在戰(zhàn)爭一開始，岳飛就“遣發(fā)背嵬、游奕馬軍”出擊，同金國引以為驕傲的女真騎兵進行周旋，運用巧妙的戰(zhàn)術，來對付女真騎兵，“或角其前，或掎其側，用能使敵人之強，不得逞志于我”，同時通過騎兵沖殺，來分割打亂金軍陣勢，讓步兵殿后，以強弓勁弩御敵。當女真人的重裝騎兵(“鐵浮圖”)上陣以后, 岳飛當即讓岳家軍步兵出動，命令“將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與賊手拽廝劈”,來對付裝載厚重鎧甲且以皮索相連、“堵墻而進”的女真重裝騎兵“鐵浮圖”，破其精銳。

在潁昌之戰(zhàn)中，岳飛正確判明金軍必攻潁昌的企圖，適時調整部署，及時增援潁昌駐軍，為岳家軍與金軍主力展開決戰(zhàn)作好了必要的準備。在戰(zhàn)斗中，面對金軍的陣勢，岳云率領八百名背嵬騎士居中，正面猛沖金軍大陣，而步兵也展開嚴整的隊列分左右翼繼進，以翼蔽馬軍，與敵軍廝殺。同時岳家軍將士英勇執(zhí)著，奮不顧身地堅持與強敵浴血奮戰(zhàn)，既不畏縮，更不退縮。而在戰(zhàn)斗的最關鍵時期，城中守軍及時增援，合兵奮擊，終以強勁勇銳之師，大破金軍。

(四).關于“拐子馬”與“鐵浮圖”

在南宋初年,“拐子馬”是宋人對金軍主力兩翼騎兵的稱呼。“拐子馬”屬于一種輕型或中型騎兵,被布置在兩翼, 可以充分利用其高度的機動性以及集團沖鋒時所產(chǎn)生的巨大沖擊力, 用以對敵軍迂回包抄而后突擊。

“鐵浮圖”軍則是女真重裝騎兵的別稱, 也稱鐵塔兵，“鐵浮圖”形容重甲騎士裝束得如同鐵塔一般。“鐵浮圖”軍每三匹馬用皮索相連，他們護甲厚重、攻堅能力強,“堵墻而進”,與“拐子馬”兩翼包抄的戰(zhàn)術不同,“鐵浮圖”的任務主要是正面攻堅,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現(xiàn)代戰(zhàn)爭中的坦克,這也是為什么要以犧牲騎兵的機動性為代價而裝備如此厚重的鎧甲并用皮索將戰(zhàn)馬互聯(lián)的原因。

“拐子馬”與“鐵浮圖”確實都存在過，但兩者并非是同一事物。《鄂王行實編年》的編者岳珂將“拐子馬”與“鐵浮圖”混為一談,系誤。關于這些，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早已指出。

以下摘錄部分學者的考證結果:

南宋時期,“拐子馬”是宋人對女真人的兩翼騎兵的稱呼。“拐子馬”被布置在兩翼,用以對敵軍實施迂回包抄而后突擊。他們紀律嚴肅,作戰(zhàn)勇敢頑強,每個騎士一般都備有兩匹馬,以保證作戰(zhàn)時的機動性。其裝備有格斗型冷兵器和弓箭,既能作為騎射進行遠距攻擊,又能作為突擊力量近距搏殺。這種騎兵,馬匹和騎手都有一定的防護裝甲,同時兼顧輕捷靈活的要求。

總的來說, “拐子馬”屬于一種輕型或中型騎兵。汪若海記錄順昌之戰(zhàn)的一篇《剳子》中記載: “以鐵騎為左右翼號拐子馬,皆是女真充之”。女真人作為馬背上的民族,騎兵是其在戰(zhàn)場上的中堅,如南宋呂頤浩在奏疏中談到“虜人遇中國之兵,往往以鐵騎張兩翼前來圍掩”,可見金軍的“拐子馬”的任務是包抄“圍掩”。

在南宋張棣所著《金虜圖經(jīng)》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虜人用兵專尚騎,間有步者,乃簽差漢兒,悉非正軍虜人。取勝全不責于簽軍,惟運薪水,掘壕塹,張?zhí)搫?般糧草而已。不以多寡,約五十騎為一隊,相去百步而行。居長以兩騎自隨,戰(zhàn)騎則閑牽之,待敵而后用……;其臨大敵也,必以步軍當先,精騎兩翼之。或進或退,見可而前,弓矢亦不妄發(fā)。虜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個回合,何以謂馬軍?”蓋騎先貴沖突,而已,遇敗亦不散去,則逐隊徐徐而退。弓力止七斗,箭極長,刀劍亦不取其快利。甲止半身,護膝微存,馬甲亦甚輕。”《金虜圖經(jīng)》“虜人用兵專尚騎,間有步者,乃簽差漢兒,悉非正軍虜人”的記載,與汪若海所說的“(拐子馬)皆是女真充之”一致。而“其臨大敵也,必以步軍當先,精騎兩翼之”的記載則是宋人稱其為“拐子馬”的原因。

古代戰(zhàn)爭中,大隊的騎兵往往是被放在兩翼的,這樣才能充分利用其高度的機動性及集團沖鋒時所產(chǎn)生的巨大沖擊力,對敵人側翼進行突擊。而且兩翼騎兵需要有相當?shù)囊?guī)模,才能實現(xiàn)其作戰(zhàn)意圖。所以“拐子馬”其實是金軍騎兵的主力。金國女真人用兵之戰(zhàn)術，常以步兵作正兵，而倚仗左、右翼騎兵（即“拐子馬”）作迂回側擊,用以對敵軍包抄突擊。《歷代名臣奏議》卷90呂頤浩奏：“虜人遇中國之兵，往往以鐵騎張兩翼前來圍掩”，直至南宋寧宗時，葉適在《水心別集》中仍稱“拐子馬，虜之長技”。

郾城會戰(zhàn)剛開始時，金國女真騎兵即以兩翼拐子馬“更進迭卻”，作迂回側擊,岳飛隨即“遣發(fā)背嵬、游奕馬軍”出擊(參見《鄂國金佗稡編》卷16，或《宋會要輯稿》兵14中收錄的岳飛郾城捷奏)。岳家軍騎兵(背嵬、游奕馬軍)同金國主力騎兵(即“拐子馬”)周旋，故“鏖戰(zhàn)數(shù)十合，方?jīng)Q勝負”。岳飛郾城捷奏說雙方“鏖戰(zhàn)數(shù)十合”，就是指女真騎兵進行數(shù)十次“更進迭卻”的戰(zhàn)斗。針對金國女真騎兵的作戰(zhàn)特點，岳飛巧妙地指揮部屬，“或角其前，或掎其側，用能使敵人之強，不得逞志于我”(參見《紫微集》卷12收錄的梁吉等人郾城之戰(zhàn)立功轉官制)。

 “鐵浮圖”是女真重裝騎兵的別稱,他們護甲厚重,攻堅能力強。南宋楊汝翼的《順昌戰(zhàn)勝破賊錄》最早記載“鐵浮屠”(“鐵浮圖”)。文中稱兀術“自將牙兵三千策應,皆重鎧全裝,虜號鐵浮屠,又號叉千戶”, 這“叉千戶”便是指侍衛(wèi)親軍。《金虜圖經(jīng)》記載金軍“專尚騎”,騎兵是早期金國唯一的正規(guī)軍,金軍中所有的步兵都由漢人簽軍充當,他們不是常備的正規(guī)軍,其作用“惟運薪水,掘壕塹,張?zhí)搫?般糧草而已”。他們是不可能裝備造價昂貴的重型鎧甲的。也就是說,穿戴此等重鎧的不會是金軍的步兵,而有資格穿戴重鎧的只能是女真騎兵。

金軍騎兵的主力只能是輕型和中型的左右翼騎兵“拐子馬”, 而非重裝騎兵“鐵浮圖”。這是因為古代重甲十分昂貴,不可能大規(guī)模裝備,而由于重騎兵在承受鎧甲重量的同時,還要進行戰(zhàn)斗,這就要求他們必須擁有超人的體魄,所以“鐵浮圖”的人數(shù)肯定不會很多,在順昌戰(zhàn)役中只有三千人。可見重騎兵只能是騎兵中的精華,見諸南宋史籍,凡提及“鐵浮圖”,必會稱其“常勝軍”、“精銳特甚”、“所向無前”諸如此類等等,其身份也應當不同于一般的女真騎兵。

金軍騎兵的主力是輕型或中型騎兵,除此之外,才是“重鎧全裝”,戰(zhàn)斗力和防御力都極強的重裝騎兵。“拐子馬”可以“或進或退,見可而前”,而“鐵浮圖”去必須“后用拒馬子,人進一步,移馬子一步,示不反顧”。與“拐子馬”兩翼包抄的戰(zhàn)術不同,“鐵浮圖”的任務是正面攻堅,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現(xiàn)代戰(zhàn)爭中的坦克,這也是為什么要以犧牲騎兵的機動性為代價而裝備如此厚重鎧甲的原因。

金軍的“鐵浮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在某些不利于重裝騎兵作戰(zhàn)的場合,他們經(jīng)常下馬,作為重裝步兵使用。如汪若海所說“其所將攻城士卒號鐵浮屠”,騎在馬背上顯然是無法攻城的。“鐵浮圖”重裝騎兵下馬攻城的事例還見于《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七十四所載的紹興四年仙人關之戰(zhàn),金軍“人被兩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此外宋人趙彥衛(wèi)《云麓漫鈔》卷四也提到:“虜用兵多用銳陣,一陣退,復一陣來,每一陣重如一陣。重兵既多,即作圓陣以旋敵人;若敵人復作圓陣外向,即下馬步戰(zhàn),待其敗走,上馬追之。自用兵以來如此。”《三朝北盟會編》卷202汪若海札子載順昌之戰(zhàn)時，金軍“三人為伍，以皮索相連”，乃“鐵浮圖”用于“攻城”之時舍馬步戰(zhàn)。《金佗稡編》卷8《鄂王行實編年》所載“貫以韋索，凡三人為聯(lián)”,其實正是“鐵浮圖”作為重裝騎兵進行正面攻堅的記述。然而,岳珂編寫《鄂王行實編年》時將“拐子馬”與“鐵浮圖”混為一談，系誤。

郾城之戰(zhàn)的另一特點是相當規(guī)模的騎兵會戰(zhàn)。女真騎兵能堅忍不拔地進行韌性戰(zhàn)斗，而岳家軍騎兵持續(xù)激戰(zhàn)了幾十個回合，也毫無倦色和餒意。完顏宗弼(兀術)眼見騎兵會戰(zhàn)不能取勝，焦躁萬分，于是下令將披掛“重鎧全裝”的“鐵浮圖”軍投入戰(zhàn)斗，企圖以嚴整密集的重裝騎兵編隊來擊潰對方較為散亂的騎兵。

可能是吸取順昌大戰(zhàn)劉锜破敵的經(jīng)驗,岳飛對此早有準備,所以當即讓岳家軍步兵出動，命令“將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與賊手拽廝劈”,來對付裝載厚重鎧甲且以皮索相連、“堵墻而進”的“鐵浮圖”重裝騎兵。

金人著作《征蒙記》(收錄在《三朝北盟會編》中)記載:“(兀術自述)吾昔南征，目見宋用軍器，大妙者不過神臂弓，次者重斧，外無所謂”，可見，神臂弓、麻扎刀、提刀、大斧等確實是步兵對付騎兵的利器，也是“鐵浮圖”軍的克星，而這些以步擊騎的利器也確實曾重創(chuàng)金國女真騎兵,否則金軍統(tǒng)帥兀術就不會說宋人所用兵器“大妙者不過神臂弓，次者重斧”了。而英勇的岳家軍步兵將士正是使用這些以步擊騎的利器來對付女真重裝騎兵“鐵浮圖”軍，從而大獲全勝的。

根據(jù)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的研究，據(jù)《晉書》卷107《石季龍載記》的記載(還可見于《資治通鑒》卷99)前燕的鮮卑統(tǒng)帥慕容恪與冉魏的漢人梟雄冉閔大戰(zhàn)于魏昌城時，“恪(慕容恪)乃以鐵索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慕容恪的戰(zhàn)術明顯與金軍重裝騎兵“鐵浮圖”相似。

既然早在兩晉南北朝時期，入侵中原的游牧民族鮮卑的騎兵部隊就曾“以鐵索連馬”布陣來擊敗冉魏梟雄冉閔所部，那么到了兩宋時期，自北方入侵的金國女真人偶爾采用“三人為聯(lián)”“ 貫以韋索”的戰(zhàn)術，并非是絕無可能。而宋高宗在回復岳飛的第二份手詔中轉述岳飛郾城大捷補充捷奏(今已佚失)中的記述 ,稱郾城之戰(zhàn)時“虜以精騎沖堅，自謂奇計”(參見《鄂國金佗稡編》卷2《高宗皇帝辰翰六十八》)，應即是指女真重裝騎兵采用三馬相聯(lián)的戰(zhàn)術，——若僅用左、右翼拐子馬，此乃慣技，不可謂“奇計”。

(五).紹興十年岳飛北伐前岳家軍的兵力狀況

南宋初年，岳飛一手帶出的岳家軍經(jīng)受了歷次戰(zhàn)爭的嚴峻考驗，在頻繁的戰(zhàn)事中逐步成長壯大起來。

岳飛早年曾隨東京留守宗澤守衛(wèi)開封。宗澤死后，杜充接任東京留守，原本為宗澤部將的岳飛也就成了杜充的部屬。后來杜充要放棄開封南下，岳飛進言說中原之地不可放棄，然而杜充不聽，于是岳飛被迫隨主將杜充南下，來到建康(今南京)。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金國大將完顏宗弼(兀術)率軍南下侵宋，在南宋諸將皆潰的不利形勢下，岳飛仍然奮力作戰(zhàn)。不久，時任建康行營留守的杜充向金人投降。面對主將投敵、士卒潰散、百姓惶惶呼救的亂局，岳飛招集東京留守司軍的散兵，慷慨陳詞，激勵眾人說：“我輩當以忠義報國，立功名，書竹帛，死且不朽。”士卒為他的愛國精神所感動，紛紛表示愿意追隨他抗戰(zhàn)到底。

隨后，岳飛指揮這支為數(shù)不過幾千人的部隊轉戰(zhàn)江南的許多地方，所部秋毫無犯，在與金國女真兵及各地流寇的作戰(zhàn)中，接連獲勝，并于建炎四年收復建康(今南京)。不久，南宋朝廷任命岳飛為通州、泰州鎮(zhèn)撫使兼知泰州，此時的岳飛已經(jīng)成為可以獨當一面的將領，而岳家軍也在這時開始形成。

建炎四年（1130年），岳飛獨立成軍之初，只有正兵不到一萬人。此后又經(jīng)過一些列的征戰(zhàn)和收編，到紹興四年（ 1134 年）岳飛收復襄漢六郡時，岳家軍兵力已增至三萬五千多人。

紹興五年（1135年），岳飛率部平定楊么之亂之后，在收編湖湘農(nóng)民起義軍的同時，又合并了一些地方軍隊，使岳家軍的兵力大增。

在紹興五年（1135年）的南宋軍隊整編中，原湖湘農(nóng)民起義軍中的壯丁五、六萬人大都編入岳家軍，再加上此后撥隸岳飛統(tǒng)轄的荊湖南路安撫司統(tǒng)制任士安、郝晸、王俊、統(tǒng)領焦元、丘赟等部約一萬二千人，以及杜湛所部調歸岳飛統(tǒng)轄時帶來的八千多蔡州兵，此外還有江南西路安撫司統(tǒng)制祁超、統(tǒng)領高道等部約八千五百多人，這樣實際受岳飛節(jié)制的總兵力已經(jīng)達到十幾萬之多，而以后岳家軍的兵員也大體維持在十萬人左右這個數(shù)量，直到岳飛被宋高宗和秦檜所害。

到紹興九年(1139年)，岳家軍總兵力已經(jīng)增至十萬多人，有統(tǒng)制官 22 人、將官252人，其中正將、副將和準備將各84人，在岳家軍諸將中，王貴任中軍統(tǒng)制，張憲任前軍統(tǒng)制，這二人是岳飛的重要副手。當岳飛不在軍中時，王貴和張憲可以代替岳飛指揮其他統(tǒng)制，主持岳家軍全軍的事務；徐慶、牛皋和董先三人最為善戰(zhàn)；以上五人都是岳家軍的中堅將領。而在同一時期，淮西張俊所部統(tǒng)制官只有10人，淮東韓世忠統(tǒng)所部統(tǒng)制官只有11人。

在紹興十年（1140年）北伐前，以長江邊的鄂州為基地，岳家軍軍一級的編制至少有十二軍，計有：一、背嵬軍；二、前軍；三、右軍；四、中軍；五、左軍；六、后軍；七、游奕軍；八、踏白軍；九、選鋒軍；十、勝捷軍；十一、破敵軍；十二、水軍。其中踏白軍和游奕軍都是馬軍番號，而作為岳飛親軍的背嵬軍，也基本上以騎兵為主。而根據(jù)當代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的考證，當時岳家軍全軍約有十萬多人，平均每軍約八千余人。故踏白、游奕和背嵬三軍相加，大概有兩萬多人的馬軍，也就是說，岳家軍當時有兩萬多人的兵力是騎兵。此時的岳家軍已經(jīng)成為步兵、騎兵、水兵各兵種齊全的強大軍事集團，規(guī)模居南宋諸軍之首，且實力最強。

但如此以來，問題就來了。宋朝一向馬匹缺乏，南宋尤其如此，岳飛是從哪里弄到那么多戰(zhàn)馬來組建騎兵的？據(jù)考證，這么多戰(zhàn)馬既不是南宋朝廷給的，也不是買的，而是岳家軍在與金國以及金國所扶植的偽齊政權作戰(zhàn)時繳獲的。

早在紹興六年（1136年）八月，岳飛第二次北伐，兵進伊洛，其麾下猛將楊再興率軍攻克西京長水縣時，奪取了偽齊政權的一個馬監(jiān)，繳獲戰(zhàn)馬一萬多匹。在同年十一月進行的第三次北伐的過程中，岳家軍又從偽齊那里俘獲戰(zhàn)馬四、五千匹、騎兵千余人。就當時情勢而言，偽齊政權得到金國的全力援助，馬匹得來甚易，加上北宋時也曾在西京洛陽設置洛陽馬監(jiān)（《宋會要輯稿》），而且洛陽地處偽齊境內腹部，在此畜養(yǎng)大批馬匹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只是敵人萬萬想不到，岳家軍進軍竟如此迅速。而繳獲的這約一萬五千匹戰(zhàn)馬，加上以前歷次戰(zhàn)役所繳獲的戰(zhàn)馬以及南宋朝廷曾撥給岳家軍的少量戰(zhàn)馬，則為岳家軍組建一支強大的騎兵部隊奠定了基礎。

岳珂在《鄂國金佗稡編》卷22《吁天辨誣卷之二淮西辨》中提到“而況背嵬之士，先臣之親軍也，穎昌、朱仙，皆以是軍取勝，而八千余騎亦不可謂寡矣”，——也就是說，在經(jīng)歷紹興十年的穎昌大戰(zhàn)和朱仙鎮(zhèn)之戰(zhàn)之后的次年，岳飛率部救援淮西的時候，僅出征的背嵬馬軍就有八千多騎，這也是后來岳家軍能夠在野戰(zhàn)中同女真騎兵爭雄較長的重要原因。

南宋軍事家華岳在其所著的兵書《翠微先生北征錄》卷八中寫道：“臣聞呈試有四門馬槍，揀指有馬上單槍。岳飛教荊襄之兵，有稽槍射。李顯忠教關西之兵，令弓手帶槍，槍手帶弓。馬軍之有槍，尚矣。自近代，善馬射者不善馬槍，所以海隊只選馬槍一十八條、正副旗頭六名，其余皆系弓箭。立為定制，不容增減。蓋新刺馬軍、新補馬校不練教習，不熟弓馬，兩手挾弓猶恐不能施放，更責以馬槍兼人之能，則彼安能獨辦？要之，一隊皆系老舊馬軍，則令各稽小槍，而不拘以十八人之數(shù)；皆系新招生疏之人，則令專事弓箭，而不拘以正副旗頭之額。庶不強人以短，而反害其所長。是謂槍制。”

顯然，馬上用槍并非易事，而岳飛能“教荊襄之兵，有稽槍射”，顯然對岳家軍騎兵的要求甚高。須知岳飛本人就善于騎射，素有“勇冠軍”之名，有他教導，讓將士熟練掌握射技槍法，此等精兵，自然非同小可。

此外，根據(jù)《鄂國金佗稡編》卷九《遺事》記載：“臣云（岳云）嘗以重鎧習注坡，馬躓而踣，先臣（岳飛）以其不素習，怒曰：”前驅大敵，亦如此耶？“遽命斬之，諸將叩頭祈免，猶杖之百，乃釋之”，由此可見,岳飛平時要求岳家軍騎兵必須身披重鎧，苦練沖陡坡、跳壕溝等戰(zhàn)斗動作，非常注重實戰(zhàn)效果。也只有經(jīng)過如此嚴格訓練的岳家騎兵，才能在中原大地上和金兵爭鋒。而建成這么一支總數(shù)兩萬左右的強大騎兵部隊，為岳飛成為南宋諸將中唯一敢于主動向金國發(fā)起進攻的稀世名將提供了重要條件。

縱觀岳飛組建岳家軍的過程，有以下幾點特別引人注目。一是貴精不貴多的組軍原則。二是組建一支高效率的幕僚機構。三是重視騎兵建設，在當時僅背嵬軍（岳飛的親軍）中的騎兵，就有8000余騎。

此外，岳飛治軍，以嚴明軍紀而著稱于史，“凍死不拆屋，餓死不虜掠”，南宋學者周密在其著述《齊東野語》中稱岳飛軍紀為“中興第一”。岳家軍有著中國古代軍隊最嚴格的訓練體系與戰(zhàn)斗紀律，賞罰分明、紀律嚴整，對百姓秋毫無犯，對敵人則如虎狼一樣兇猛。嚴明的軍紀，是岳家軍保持強大戰(zhàn)斗力和維持良好軍民關系的保證。更與宋朝其他軍隊不同的是，岳家軍還是一支富有信仰的軍隊，他們牢記國恥家仇，以忠義許國、同仇敵愾，為雪國恥、抗擊外侮、恢復舊山河而戰(zhàn)，故士氣旺盛。

岳飛還認為，管理軍隊，仁、信、智、勇、嚴五者缺一不可。岳飛平時與將士同甘共苦，在戰(zhàn)場上則以身作則，沖鋒陷陣，“每戰(zhàn)嘗自為旗頭，身先士卒”。岳飛還有一句名言：“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由于恩威并施，使岳家軍內部和睦，關系融洽，表現(xiàn)出強大的內聚力和戰(zhàn)斗力。用今天的話來說，以上這些都是岳家軍強大的軟實力。

南宋東州愛國人士王自中在淳熙十五年(1188年)九月所撰的《郢州忠烈行祠記》中曾提到岳飛治軍的以下品行:“一曰忠:臨戎誓眾,言及國家之祝,仰天橫泗,士皆欷歟而聽命。聞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二曰虛心:食客所至常滿,商論古今,相究詰,切直無違忤。三曰整:兵所經(jīng),夜宿民戶外,民開門納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葦無亂者。四曰廉:一錢不私藏。五曰公:小善必賞、小過必罰,待數(shù)千萬人如待一人。六曰定:猝遇敵,不為搖動,敵以為‘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七曰選能:背嵬所向,一皆當百。八曰不貪功:功率推與其下。”顯然，具有這些杰出治軍品行和軍事才能的愛國將領岳飛所帶出的軍隊確實是一支具有強大凝聚力和戰(zhàn)斗力的勁旅，同時他們經(jīng)受了歷次戰(zhàn)爭的嚴峻考驗和鍛煉，加之平時要求嚴格、訓練有素，故這支軍隊戰(zhàn)斗力強，將士個個英勇善戰(zhàn)，堪稱無不“以一當十”。

正如當代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所指出的，南宋初年的各支宋軍中，只有岳家軍是進攻型的軍隊，而當時具備“直搗黃龍”、光復故土的決心和能力的宋朝統(tǒng)帥，只有岳飛。

(六).紹興十年岳飛北伐捷奏考辨

(1).岳飛北伐捷奏佚失的例子

得以留存下來的關于北伐戰(zhàn)事的岳飛奏章以及南宋朝廷答復岳飛奏章的詔書無疑是研究岳家軍北伐戰(zhàn)績戰(zhàn)況的第一手原始資料。

紹興十年(1140年）岳飛北伐共留存捷奏13份，記載17個相關戰(zhàn)事。但是與其他史料對照，可以發(fā)現(xiàn)這些捷奏遠不能涵括當年的全部戰(zhàn)況。事實上，紹興十年岳飛的第四次北伐也同前三次一樣，得以流傳后世的捷奏決非完整無損，而是殘缺不全的。有些戰(zhàn)役的捷奏已經(jīng)佚失，又有些戰(zhàn)役，雖有捷奏傳世，但反映詳細戰(zhàn)果的后續(xù)補充捷奏卻已佚失。

例如，《宋史 高宗本紀》中記載的“（紹興十年六月）岳飛領兵援劉锜，與金人戰(zhàn)于蔡州，敗之，復蔡州”，此戰(zhàn)的捷奏就已佚失；《三朝北盟會編》卷202記載：“（紹興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丙寅，岳飛軍統(tǒng)領孫顯大破金人排蠻千戶于陳、蔡州界”，排蠻即裴滿，是女真人的姓，孫顯敗女真裴滿千戶之戰(zhàn)的捷奏也已佚失；《建年以來系年要錄》卷136記載：“（紹興十年六月丙辰）是日，湖北、京西宣撫司統(tǒng)制官牛皋及金人戰(zhàn)于京西，敗之”，《宋史》卷29《高宗紀》的記事提到：“　六月十三日　丙辰，牛皋在京西敗金兵”，京西即京西路。牛皋在京西路敗金兵的捷奏同樣已佚失；《宋史 牛皋傳》有“金人渝盟，飛命皋出師，戰(zhàn)汴、許間，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成德軍承宣使”，但牛皋“戰(zhàn)汴、許間”雖然“功最”，卻無一份捷奏傳世。

除此之外，岳家軍在郾城和穎昌取得的兩次關鍵大捷的補充戰(zhàn)報捷奏也沒能留存于世。

總的說來，得以留存于世的這13份捷奏，只是當年戰(zhàn)爭記載中的殘章斷簡，無法準確地反映戰(zhàn)事全貌。甚至，這些捷奏本身（尤其是與戰(zhàn)果直接相關的具體數(shù)據(jù)）還存在明顯的被篡改的痕跡。

(2).岳飛北伐捷奏遭篡改的例子

郾城和穎昌兩次關鍵大捷的戰(zhàn)報都有佚失。以留存下來的岳飛部將王貴穎昌捷奏為例，捷奏中說:“今月十四日辰時以來，有番賊四太子、鎮(zhèn)國大王、并昭武大將軍韓常及番賊萬戶四人，親領番兵馬軍三萬余騎，直抵潁昌府西門外擺列。貴遂令踏白軍統(tǒng)制董先、選鋒軍副統(tǒng)制胡清守城。貴親統(tǒng)中軍、游奕軍人馬，并機宜岳云將帶到背嵬軍出城迎戰(zhàn)。自辰時至午時，血戰(zhàn)數(shù)十合，當陣殺死萬戶一人，千戶五人。賊兵橫尸滿野，約五百余人，重傷番賊不知數(shù)目。其奪到戰(zhàn)馬、金、鼓、旗、槍、器甲等不計其數(shù)，見行根刷，續(xù)具數(shù)目供申次。委是大獲勝捷。”

潁昌之戰(zhàn)的捷奏本來有前后兩份，而現(xiàn)存的那份穎昌捷奏（即《鄂國金佗稡編》卷16收錄的《王貴穎昌捷奏》）僅為在戰(zhàn)斗結束不久的初步統(tǒng)計，故比較粗略，況且捷奏中明確提到將“續(xù)具數(shù)目供申次”，也即要進行全面統(tǒng)計后再提供補充戰(zhàn)果。據(jù)此，王貴當將“續(xù)具”捷奏上報，但那份詳盡反映潁昌之戰(zhàn)戰(zhàn)果的后續(xù)補充捷奏卻已佚失。此外，須知在古代戰(zhàn)場上，限于戰(zhàn)局和其他各項條件，先行統(tǒng)計部分戰(zhàn)果后上報，再進行補充的頗為常見。如果僅據(jù)留存下來的首份穎昌捷奏中的統(tǒng)計來判斷穎昌之戰(zhàn)的全部戰(zhàn)果，顯然遠非嚴謹客觀。例如宋與吐蕃的三都谷之戰(zhàn)，首份戰(zhàn)報說斬首一千，最后的統(tǒng)計結果卻是斬獲一萬。

金國與西夏皆以騎兵為主，然而據(jù)與岳飛同時代的宋將吳階和吳磷的經(jīng)驗，宋軍與西夏騎兵作戰(zhàn)時在二進卻之間即可定勝負，而金國女真騎兵則極富堅忍性，“至金人則勝不追，敗不亂，整軍在后，更進迭卻，堅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zhàn)非累日不決，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善乎往來沖突，更進迭卻”(參見《三朝北盟會編》或《宋史》卷366《吳玠傳》《吳璘傳》)。顯然，當時金國女真兵作戰(zhàn)的最大特點，在于“堅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zhàn)非累日不決”每次必“更進迭卻”，作“數(shù)十合之鏖戰(zhàn)”。

可想而知，這種情況下的戰(zhàn)斗必然是慘烈異常的，更何況郾城之戰(zhàn)和潁昌之戰(zhàn)，是岳家軍和金國女真主力部隊之間發(fā)生的大規(guī)模步騎混合戰(zhàn)。并且這兩戰(zhàn)都是在紹興十年閏六月后的七月發(fā)生，又是在平原地區(qū)進行，最有利于發(fā)揮女真騎兵馳突的長技，在這種形勢下，岳家軍能夠以寡擊眾而取勝，就更為不易。岳家軍能擋得住敵方精銳的攻擊，并能擊敗金國女真主力部隊，進而繳獲包括戰(zhàn)馬、金、鼓、旗、槍、器甲在內的眾多武器裝備，這顯然已經(jīng)對女真騎兵造成了重大殺傷。

試想，在穎昌之戰(zhàn)中,金兵參戰(zhàn)人數(shù)為“三萬余騎”(且還有很多后續(xù)部隊),岳家軍參戰(zhàn)人數(shù)在兩萬多，雙方自“自辰時至午時”,“血戰(zhàn)數(shù)十合”,激戰(zhàn)約4-6個小時，結果是岳家軍在這樣慘烈持久的主力會戰(zhàn)中擊敗完顏宗弼（兀術）所率領的金國軍隊主力，并“大獲勝捷”。顯而易見，除非是金國女真主力部隊損失慘重，否則金兵是不會敗逃的，而岳家軍的殺敵數(shù)目則肯定是很多的，否則就談不上什么“大獲勝捷”了。

然而根據(jù)現(xiàn)存穎昌捷奏所提供的數(shù)據(jù)，“賊兵橫尸滿野”才“約五百余人”，——也即五六萬大軍激戰(zhàn)5小時，岳家軍“大獲勝捷”的結果僅僅是金兵被殺500，也即每500人對戰(zhàn)一小時，金國軍隊僅僅才損失1人。這個數(shù)字顯然已經(jīng)超越了玩笑，一邊倒的勝利都不至于贏到如此輕松，更不必說金國軍隊還“賊尸遍野”，大敗而逃了。

事實上,雙方本是性命相搏，主將又是王貴、岳云、兀術、韓常等悍將，又都帶領著各自最精銳部隊、在一個相對明確且較小的地區(qū)內對決，哪怕是赤手空拳的掐架，每500人一小時內打死10個以上總不成問題吧。就這份初步的穎昌大捷戰(zhàn)果統(tǒng)計來說，陣斬萬戶一人、千戶五人已經(jīng)是出色的戰(zhàn)績。萬戶被斬，意味著他所統(tǒng)領的一萬人建制的金兵部隊已遭重創(chuàng)，而且，這是兀術最為精銳的親軍。再者，殺敵500人中即統(tǒng)計到有萬戶，如后續(xù)無法統(tǒng)計出相應的殺敵數(shù)目，則很容易被朝廷質疑戰(zhàn)報有假。作為老于行伍的宿將，王貴還不至于犯此低級錯誤。事實上，南宋朝廷也從未曾以任何方式質疑過穎昌大捷的戰(zhàn)果。穎昌大捷的全面戰(zhàn)果，自當更為驚人。

關于岳家軍潁昌大捷的戰(zhàn)果，《鄂國金佗稡編》卷8《鄂王行實編年》記載“虜大敗，死者五千余人。殺其統(tǒng)軍、上將軍夏金吾（失其名），并千戶五人，擒渤海、漢兒都提點、千戶王松壽，女真、漢兒都提點、千戶張來孫，千戶阿黎不，左班祗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余人，獲馬三千余匹及雪護闌馬一匹，金印七枚以獻。兀術狼狽遁去，副統(tǒng)軍粘汗孛堇重創(chuàng)，輿至京師而死。”

《鄂國金佗稡編》卷8《鄂王行實編年》記載潁昌之戰(zhàn)的戰(zhàn)績，甚為具體，當另有所據(jù)，其中所列出的戰(zhàn)果應來源于潁昌之戰(zhàn)的那份已佚失的后續(xù)補充捷奏，這一點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早就指出了。——因為留存下來的紹興十年岳飛北伐捷奏都收錄在《鄂國金佗稡編》卷10～卷19《家集》之中，現(xiàn)代人沒有見到潁昌之戰(zhàn)的那份后續(xù)補充捷奏，不代表《鄂國金佗稡編》的編者岳珂也沒見到！

須知在南宋滅亡之后，《鄂國金佗稡編》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元人重刻《鄂國金佗稡編》，時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刻書已有一百多年，《鄂國金佗稡編》的宋刻本殘存甚少，元朝末年重刻的《鄂國金佗稡編》其實主要是將一些宋刻殘本拼湊成書，故刻印時已經(jīng)有不少缺頁和缺字，此后各個版本基本都是以元朝末年重刻的那個版本為依據(jù)，所以都有殘缺。

《鄂王行實編年》所載“殺其統(tǒng)軍、上將軍夏金吾(失其名)”絕非虛言，關于這一點，宋史研究泰斗　王曾瑜　先生曾明確指出。據(jù)《金史》卷55《百官志》記載：“正三品，上曰龍虎衛(wèi)上將軍，中曰金吾衛(wèi)上將軍，下曰驃騎衛(wèi)上將軍。從三品，上曰奉國上將軍，中曰輔國上將軍，下曰鎮(zhèn)國上將軍。正四品，上曰昭武大將軍，中曰昭毅大將軍，下曰昭勇大將軍”，而在南宋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也即金熙宗天眷三年之時，金國已經(jīng)頒行此“漢官之制”。當時隨兀術侵宋的漢奸李成的官階是從三品的奉國上將軍，韓常的官階為正四品的昭武大將軍，上將軍夏金吾就是姓夏的正三品金吾衛(wèi)上將軍。而據(jù)《金史》卷 57《百官志》記載：“統(tǒng)軍司(河南、山西、陜西、益都):使一員，正三品，督領軍馬，鎮(zhèn)懾封陲，分營衛(wèi)，視察奸。副統(tǒng)軍一員，正四品”，由此可知，夏姓的正三品金吾衛(wèi)上將軍之實職正是統(tǒng)軍使，而他的虛階也和實職之官品一致。　王曾瑜　先生還指出，姓夏的金吾衛(wèi)上將軍即是兀術女婿，然而今存文獻中沒有女真人使用夏姓的例證，故此人可能不是女真人，而留存下來的王貴潁昌捷奏所言“當陣殺死萬戶一人”，估計即為此人。

值得一提的是，紹興十年岳飛北伐留存于世的13份捷奏中，含大捷4份，勝捷9份。除了穎昌大捷捷奏中令人難以置信的五百，其他三次大捷捷奏的殲敵數(shù)目都未能留存下來；而在9份勝捷中，復南城軍捷奏提到了具體殲敵數(shù)目，有“殺死賊兵三千余人”的記錄,卻只說是“委獲勝捷”。這從另一方面說明，殲敵三千余人在紹興十年岳飛北伐戰(zhàn)事中，只算勝捷，尚不能算大捷。

大捷較之勝捷，顯然戰(zhàn)果更大，意義更重要。殲敵數(shù)目雖只是衡量戰(zhàn)果的指標之一，但一般來說，大捷的殲敵數(shù)目應超出勝捷。很顯然，留存下來的穎昌捷奏中的殺敵“五百余人”的數(shù)據(jù)明顯與王貴在捷奏中稱穎昌之戰(zhàn)“大獲勝捷”的事實不符。故留存下來的那份穎昌捷奏中的“賊兵橫尸滿野，約五百余人”的殺敵數(shù)目是很令人懷疑的，這個數(shù)據(jù)存在明顯的被篡改過的痕跡，——可能原本記錄的是五千，但是卻被某些奸佞之徒(比如秦檜及其黨羽)改成了五百，以致欺弄后人八百年，讓不少人困惑不已。

事實上，只要仔細研究一下就會發(fā)現(xiàn)一個關鍵問題，即留存下來的岳飛北伐捷奏中的殲敵數(shù)目要么不翼而飛，要么不合情理。下面再舉幾個例子。

在《河北穎昌諸捷奏》中，殲敵數(shù)目的關鍵問題再次顯示出來。只是，這次的方式明顯不同。該捷奏寫到：“興等躬親統(tǒng)押人馬，分頭前去迎敵，虞賊血戰(zhàn)，自辰時至午時，其賊大敗。殺死金賊，一十余里橫尸遍野，并奪到器械……”

其中“殺死金賊”之后明顯應接數(shù)目字，如果不是殲敵具體數(shù)目，則應是殲敵比例，然而，這個數(shù)字卻硬生生地不見了。《河北穎昌諸捷奏》中很明顯有數(shù)據(jù)方面的統(tǒng)計，例如“賊馬一萬余人騎”，“剿殺金賊步軍八分以上”等等，最后唯獨殲敵總數(shù)這一最重要的數(shù)據(jù)卻影無蹤！

而在留存下來的《陳州潁昌捷奏》中，與戰(zhàn)果直接相關的具體殺敵數(shù)目以及岳家軍奪得的戰(zhàn)馬數(shù)目也很明顯地被刪削了！

現(xiàn)將《陳州潁昌捷奏》全文抄錄如下：

“武勝、定國軍節(jié)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

「今據(jù)諸軍申到收復下項：據(jù)前軍統(tǒng)制張憲申：『將帶諸統(tǒng)制、將官前去措置陳州。閏　六月二十四日　午時，離陳州十五里，逢賊馬軍三千余騎見陣掩殺，其眾望城奔走。遂分諸頭項并進，離城數(shù)里，有番賊翟將軍等，并添到東京一帶差來賊馬，擺布大陣。憲遂鼓率將士，分頭入陣掩擊，其賊敗走，已收復陳州了當。除殺死外，生擒到番賊王太保等，并奪到鞍馬等，委獲勝捷。』

據(jù)踏白軍統(tǒng)制董先、游奕軍統(tǒng)制姚政等申：『統(tǒng)率軍馬，在潁昌府駐札。閏　六月二十五日　辰時，有番賊取長葛縣路前來。先即時同姚政等統(tǒng)率軍馬，出城迎敵。到城北七里店，逢鎮(zhèn)國大王并韓將軍、邪也孛堇賊馬六千余騎，擺布成陣。先與姚政等分頭項徑入賊陣，戰(zhàn)斗及一時辰，其賊敗走，追殺三十余里。除殺死外，擒到人并奪到鞍馬等，委獲勝捷。』 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很明顯，《陳州潁昌捷奏》中“除殺死外，生擒到番賊王太保等，并奪到鞍馬等，委獲勝捷”一句中的“殺死”后面顯然本應有具體的人數(shù)，“奪到鞍馬”后面顯然也應有具體數(shù)目，但是這些反映具體戰(zhàn)果的重要數(shù)字卻硬生生地不見了！而“除殺死外，擒到人并奪到鞍馬等，委獲勝捷”一句中的“擒到人”、“奪到鞍馬”后面顯然應該有具體的數(shù)字，但是這些與戰(zhàn)果直接相關的重要數(shù)字也硬生生地不見了！

在《河北穎昌諸捷奏》以及《陳州潁昌捷奏》之外的其他一些岳飛北伐捷奏中，也能找到一些因原文遭刪削改動而不通順的例子，這些都令人懷疑留存下來的捷奏的完整性和準確性。

經(jīng)過以上分析考辨之后，我們很自然地會想起以下這些事實：

南宋紹興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由于宋高宗趙構和奸相秦檜等當權者的暗算和陷害，愛國將領岳飛竟慘遭橫死；十四年后（公元1155年），秦檜方才壽終正寢，這期間秦檜獨攬大權。在秦檜長達十四年的專權期間，秦檜始終以宰相兼領“監(jiān)修國史”、“專元宰之位而董筆削之柄”，并指派其養(yǎng)子秦熺主編南宋國史編年體的日歷和實錄，極盡篡改史實之能事。秦檜還在史館中大力安插親信，秉記事之職者“非其子弟即其黨羽”，“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宋史》)

岳飛自從戎之日起，即以“光復失地，驅逐胡虜”為己任，而這與一味茍且偷安的宋高宗趙構以及不惜賣國求榮的奸相秦檜之流是不能兼容的。雖然岳飛屢建奇勛，戰(zhàn)功累累，但是秦檜及其黨羽又怎么可能將岳飛的功績戰(zhàn)果歸檔入他們編修的南宋“國史”呢？

經(jīng)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記錄，莫非其黨奸諛諂佞之詞，不足以傳信天下后世”，紹興三十三年史宮張震上奏：“自建炎元年至紹興十二年，日歷已成將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誤。”（《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九八，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丙戌）。后來有個叫徐度的官員看了以后，也唯有“太息而已”（《揮塵后錄》卷一）。

南宋的一個史官還一針見血地指出：“自（紹興）八年冬，檜接既監(jiān)修國史，岳飛每有捷奏，檜輒欲沒其實，至形于色。其間如潤略其姓名，隱匿其功狀考，殆不可一、二數(shù)。” ——在岳飛生前，秦檜尚且如此不遺余力地隱毀岳飛的戰(zhàn)功戰(zhàn)績，在岳飛慘遭殺害之后，秦檜獨攬大權十四年，秦檜及其同黨刪削檔案、篡改史實的活動就更加明目張膽、肆無忌憚。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記載：“檜專政以來，所書圣語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訓。乃奏刪之。”《宋史 秦檜傳》記載：“檜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書少監(jiān)領國史，進建炎元年至紹興十二年《日歷》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還，自頌檜功德凡二千余言，使著作郎王揚英、周執(zhí)羔上之，皆遷秩。自檜再相，凡前罷相以來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日歷、時政亡失已多，是后記錄皆熺筆，無復有公是非矣。”

以上這些記載表明：自紹興八年（1138年）秦檜再相之后，南宋國史由其子秦熺主持修訂，并且秦檜禁止私人修史，自此“無復有公是非”，而秦熺對南宋國史的篡改，也遠不止于紹興八年之后，此前相關的史料也未逃其手。從建炎元年到紹興十二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戰(zhàn)，南宋抗戰(zhàn)派和投降派激烈斗爭的盛典時期，包括岳飛從投身抗金戰(zhàn)爭直到被害所經(jīng)歷的歲月，秦熺在紹興十三年前就將這部分日歷編撰完成（參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48，或《宋史》卷473《秦檜傳》）

岳飛冤案平反后，岳飛三子岳霖開始收集整理與父親相關的各種文獻資料，未成而卒，岳霖臨終時囑咐其子岳珂：“先公之忠未顯，冤未白，事實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沒。余初罹大禍，漂泊囚螺。及至仕途，而考于見聞，訪于遺卒，掇拾而未及上，余罪也。茍能卒父志，雪爾祖之冤，吾死瞑目矣！”岳珂承繼父業(yè)，將收集到的岳飛表奏、戰(zhàn)報、詩文舊事、被誣始末資料，以及高宗給岳飛的御札、手詔，加上為岳飛辨冤的考證，以及時人關于岳飛的著述舊聞和部分傳記匯集在一起，編成《鄂國金陀粹編》和《鄂國金陀續(xù)編》,保存了不少關于岳飛的原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學價值。

紹興十年岳飛北伐留存于世的捷奏都收錄在《金佗稡編<家集>》中，編者岳珂在序中寫道：“得于故吏之所錄，或傳于遺藁之所存，或備于堂剳之文移”……總之，主要是“搜訪舊聞”。岳珂寫序時，已距紹興十年六十余載。家集中僅有少數(shù)文件曾找到了原件，如出師一奏，和岳飛的親筆參校之下我們發(fā)現(xiàn)：錄稿和原件間的文字歧異頗多。

尤其需要后人注意的是，紹興十一年正月（1142年1月）岳飛被冤殺之后，岳飛家被抄，岳飛生前的大部分奏折被秦檜同黨收去。在岳飛冤案平反之后的淳熙五年（即1178年），宋孝宗詔見岳飛三子岳霖,岳霖上疏請求歸還宋高宗當年賜岳飛的御札、手詔以及岳飛的奏折，宋孝宗詔令:準左藏南庫還之。岳霖之子岳珂所著《鄂國金陀粹編》和《鄂國金陀續(xù)編》中收錄的岳飛捷奏（包括上文所提到那些捷奏），其實大部分來源于岳霖向宋孝宗要回的那些文件檔案，而這些文件檔案當初曾被秦檜同黨從岳飛家收走。

考慮到在秦檜專權期間，秦檜及其黨羽毀掉了許多對秦檜不利的奏章詔書及其它文獻，對有利于岳飛的文件檔案也盡力地刪削隱毀，以壓低岳飛的功勞，故我們不能排除秦檜及其黨羽銷毀了許多反映岳飛戰(zhàn)功的捷奏，也不能確定留存下來的反映岳家軍北伐戰(zhàn)果的岳飛捷奏之原文是否已經(jīng)遭到秦檜及其黨羽的刪削篡改。故那些留存于世的捷奏中的某些記載，尤其是其中涉及戰(zhàn)果的具體數(shù)據(jù)，顯然也需要旁證分析和考證推斷。

宋史研究泰斗　鄧廣銘　先生　和王曾瑜　先生都曾指出，由于秦檜專權期間對史實的刪削、隱毀、篡改達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足以歪曲事實、混淆視聽，故對于當時留存下來的資料，不應盲從，而應綜合分析其來源，并結合其他史料加以考證，將秦檜刪削篡改史實的影響加以考量，這樣才能盡量客觀如實地還原歷史。

另外，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需要指出。即現(xiàn)在我們所能見到的岳飛表奏、戰(zhàn)報、詩文舊事、被誣始末資料，以及宋高宗給岳飛的御札、手詔等原始史料其實都被收錄在《鄂國金陀粹編》中并通過《鄂國金陀粹編》的刻印而得以留存后世的。

而現(xiàn)存的《鄂國金陀粹編》(以下簡稱《金陀粹編》)其實有三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是元朝至正二十三年刻板的明印本，簡稱“至正本”，現(xiàn)在北京圖書館有藏書。岳珂所編輯的《金佗稡編》成書之后曾經(jīng)在南宋嘉興府和江南西路刻印，南宋滅亡之后，《金佗稡編》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江浙行省中書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樞密事吳陵張公，命斷事官經(jīng)歷吳郡朱元佑重刻之”，此即元朝“至正本”。時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三次刻書已有一百多年，《金佗稡編》的宋刻本殘存甚少，元朝“至正本”其實主要是將一些宋刻殘本拼湊成書，故刻印時已經(jīng)有不少缺頁和缺字。

第二個版本是明朝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刻本，到了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黃日敬進行了一次校補，此即明朝“嘉靖本”，現(xiàn)在北京圖書館和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都有藏書。由于明朝“嘉靖本”來源于元朝“至正本”，故其因襲了元朝“至正本”中所存在的缺頁和缺字等問題。到了清朝時期，滿清統(tǒng)治者又大興文字獄，收繳全國的藏書，當滿清御用文人們編撰《四庫全書》時，又對所收錄的明朝“嘉靖本”《金佗稡編》作了不少篡改。

第三個版本是清朝光緒七年（1881年）浙江書局刻本，簡稱“浙本”。“浙本”來源于遭篡改的明朝“嘉靖本”，是現(xiàn)在通行的版本，也是錯訛最多的版本。

由此可見，《金陀粹編》最早的刻本，即岳珂的宋刻本早已散佚，而元朝“至正本”和明朝“嘉靖本”不僅留存甚少，而且還有不少缺頁和缺字。最可惜的是現(xiàn)在廣為流傳的“浙本”《金陀粹編》其實又是因襲滿清編《四庫全書》時篡改過的“嘉靖本”。這些也對包括岳飛北伐捷奏在內的原始史料的完整性和準確性造成了不容低估的消極影響。

綜上可知留存于世的岳飛北伐捷奏中的某些記載，尤其是其中涉及戰(zhàn)果的具體數(shù)據(jù)，顯然需要旁證分析和考證推斷。如果僅憑殘存于世的部分捷奏的記載而否定岳飛紹興十年北伐所取得的戰(zhàn)績和意義，顯然是斷章取義、以偏概全，也是不合情理且十分不公的。

(七). 岳飛紹興十年北伐的影響

(1).岳飛抗旨繼續(xù)北進

宋高宗在紹興十年七月十日左右，即收到岳飛收復西京的捷報前后，下詔書班師(因古代交通條件限制，此時岳飛郾城捷奏還在路途中，尚未送至南宋朝廷)。　七月十八日　，岳飛才收到這份班師詔，而在同一天，張憲戰(zhàn)于臨穎并再次取得大捷，金兵敗逃，張憲率部“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岳飛于當天發(fā)出一份奏章，“言辭激切”地反對班師。最能說明岳飛態(tài)度的是，他的大軍繼續(xù)向北挺進。

《金史》卷82《仆散渾坦傳》記載“與宋岳飛相據(jù)，渾坦領六十騎深入覘伺，至鄢陵”，金國將領仆散渾坦在鄢陵一帶與岳家軍的運糧隊遭遇。事實上，鄢陵在臨穎之北，也在潁昌府的東北方，而這一地帶已經(jīng)被《金史》確認成岳飛軍的背后。對于輕騎兵來說，　40公里　也許說不上是“深入”，而朱仙鎮(zhèn)就在鄢陵以北約　40公里　，則岳飛大軍已經(jīng)抵達朱仙鎮(zhèn)一帶，絕非虛言。

(2). 河北、河東、京東路的義軍

經(jīng)營敵后抗金武裝是岳飛北上作戰(zhàn)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紹興七年后尤其如此。金國受限于自己的野蠻落后，不僅無法有效經(jīng)營所奪取的北宋領土，而且還強行推行奴隸制等落后制度，造成治所內民不聊生、怨聲載道。當?shù)匕傩詹坏貌黄鸨纯梗度氲焦鈴蛧吝@樣正義的事業(yè)中來。

金國不止野蠻落后，也受限于人口稀少、兵源不足的問題。紹興十年，為了和岳飛軍作戰(zhàn)，兀術從各地抽調人馬，如河北路的主簽軍完顏賽里就被招至前線，各路鎮(zhèn)守的兵力更加薄弱。

這時候各地義軍揭竿而起，形成燎原之勢。

在京東、京西路，岳家軍的忠義統(tǒng)制都取得重要勝利，并攻克占領了如永安軍、南城軍等地；

在河東路，忠義軍收復了十一州軍；

在河北路，眾多州縣的民眾起義，雖然《宋史》中僅記載了收復慶源府，但據(jù)《金史》記載可知，當時河北路的重鎮(zhèn)大名府也已經(jīng)被忠義軍攻占。

在東京衰落后，大名府已成為北方第一大城，金兵的重要后勤基地。連這樣的基地都丟了，充分說明金兵喪失屬地的控制權，已漸漸日暮途窮的事實和義軍出色的作戰(zhàn)能力。

金國自燕山以南，“號令不復行”。后院不僅起火，且火勢熊熊。

而“河北忠義四十余萬，皆以岳字號旗幟，愿公早渡河。”——義軍英勇奮戰(zhàn)，等待著配合岳飛大軍北進。

(3).金兀術和黃龍府

雖然南宋有秦檜刪削篡改史料的鄙行，而《金史》一向以避重就輕、諱敗揚勝聞名。但是要印證岳飛軍在紹興十年北伐戰(zhàn)果的輝煌程度，最有說服力的直接證據(jù)卻是金兀術(即完顏宗弼)在岳飛撤軍這一關鍵時刻的表現(xiàn)。

金兀術(即完顏宗弼)率增援軍隊趕赴順昌，“自東京往復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除去輕騎到順昌求救的時間，從東京到順昌的距離是五百多宋里，兀術的主力騎兵趕到的時間應在四五天左右。

岳飛自朱仙鎮(zhèn)后撤，曾“留軍五日”以保護和協(xié)助當?shù)匕傩障蚰铣吠恕６谝获R平川的河南平原上，被敵軍騎兵追上，顯然是死路一條。

在岳飛撤退之時，兀術(即完顏宗弼)在做什么呢？

須知當時宋金雙方正處于交戰(zhàn)狀態(tài)。岳飛在班師南歸之前曾“留軍五日”再加上攜帶數(shù)萬百姓后的行軍速度必然大為減慢，只要兀術想追岳飛軍，他的時間是足夠充裕的。

而老于軍旅的兀術，在什么情況下才會不得不放棄這樣巨大的勝機呢？

事實上，不管是無力再戰(zhàn)還是不敢再戰(zhàn)，都說明了兀術所統(tǒng)率的金國軍隊主力嚴重受損的狀況。

另外一種可能則是兀術向北逃得太遠了，趕不上殺個回馬槍。

根據(jù)《金史》卷77《宗弼傳》的記載可知，在紹興十年，和岳飛、韓世忠大軍對峙之后，“宗弼遣孔彥舟下汴、鄭兩州”，須知早在岳飛北伐之前的五月中旬，兀術就已親自帶領人馬占領汴京，——在戰(zhàn)事尾聲，再遣將去占領幾個月之前就已經(jīng)占了的地方，《金史》如此記載，事實上已經(jīng)承認了兀術全軍撤出開封一事。

而如果是從開封北逃，跑得太快太遠，同樣說明了兀術的大敗。

郾城和穎昌兩戰(zhàn)之后，岳家軍和兀術所統(tǒng)率的金國軍隊主力之間的強弱顯然已判。

宋使洪皓被女真人扣留在冷山，“距金主所都僅百里”，他在《使金上母書》中寫道：“順昌之敗，岳帥之來，此間震恐”。假如“直搗黃龍”中的黃龍府指的是金兵的巢穴，那么，這個地方已經(jīng)提前感受到了震驚和恐慌。

在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金國內憂外困：高層經(jīng)歷了2次血腥的內訌殘殺；由于貪狡無信，不僅連續(xù)失去昔日的盟友，還先后和黃頭女真、蒙古部落等開戰(zhàn)，本來就少的兵力，更加捉襟見肘。

金國早期試圖通過把契丹人納入猛安謀克來加強自己的力量。而他們在遼國的殘暴統(tǒng)治和掠奪，導致契丹人叛亂、逃亡不斷。當時金國這個窮兵黷武的國家，正在受害于自己的政策：除了蠻力，再沒有任何憑恃。而這些蠻力所剩的最后主力——金兀術和賽里，已經(jīng)被岳飛扁得滿地找牙都找不到。黃龍府感到的震恐，其來有自。

金國女真貴族最畏服岳飛，平日往往不直呼其名，而稱其為“岳爺爺”。當他們得知岳飛死耗，個個歡天喜地，酌酒相慶。被扣押在金國的宋使洪皓，目擊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聲抽泣，在密信中言：“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

當南宋使臣洪皓從金國回歸南宋之時岳飛已經(jīng)遇害，“忠宣（洪皓的謚）還，因奏事，論至公（岳飛）死，不覺為慟”，談到岳飛之死時，洪皓竟然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以致當著宋高宗趙構的面為岳飛遇害而失聲痛哭，可見洪皓對岳飛的深厚感情。事實上，洪皓長期被金國扣留，終其一生都沒有機會見到岳飛，他對岳飛的感情，無疑是來自于金人對岳飛的高度敬畏。正因為這一段屈辱的經(jīng)歷，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敵人敬畏的愛國將領對于國家的重要意義。

岳飛身后20年，南宋永嘉學派的著名學者薛季宣曾提到：胡人自為“岳飛不死，大金滅矣”（原文“胡人自為‘岳飛不死，大金滅矣’之語”，相關記載可參見《浪語集》卷22《與汪參政明遠論岳侯恩數(shù)》）。

薛季宣幼孤，被伯父撫養(yǎng)成人。他的伯父薛弼，曾是岳飛的重要幕僚。岳飛之孫岳珂曾經(jīng)指責薛弼奴事秦檜，并向秦檜暗報岳飛行止，“動息以報”。岳飛的幕僚們后來非死即被貶至荒遠，薛弼卻是唯一的幸免者，且被秦檜所提拔，官職屢升，宋史也說，“世以此少之”。薛季宣顯然有所聽聞：金人自己說，如果岳飛不死，大金就滅亡了。

在岳飛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國皇帝在詔書中則直接承認了岳飛戰(zhàn)功卓著、威名遠播。

金國泰和六年（南宋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誘南宋大將吳曦叛變的詔書中寫到：“且卿自視翼贊之功孰與岳飛？飛之威名戰(zhàn)功，暴于南北，一旦見忌，遂被參夷之誅，可不畏哉！”相關記載可見于《金史》卷98《完顏綱傳》，意思是說，況且你<指吳曦>自己評價一下自己的功勞能否比得上岳飛？岳飛戰(zhàn)功卓著、威名遠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曉；結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誅殺且連累親族，難道這還不可怕么？！

(4).宋高宗趙構態(tài)度的變化

事實上，還有一個最強有力的證據(jù)，能反映岳飛郾城大捷和穎昌大捷的影響。這就是宋高宗趙構態(tài)度的轉變。

在收到郾城大捷的奏章之前，趙構表現(xiàn)得十分焦慮。并不斷地以相對隱晦的方式要求岳飛不得北進。如“蔡穎舊隸京西，今專付卿措置。分兵將屯守防捍”，“事畢”即回朝。

然而，在收到郾城捷奏之后，趙構原本保守的態(tài)度卻大為動搖，他連寫了兩份手詔，允許岳飛“擇利進退”、“不妨圖賊”；并且，他下令讓楊沂中“全軍起發(fā)”，到宿州、亳州一帶進行牽制。而在半個多月前，張俊正是按趙構的旨意從這兩地撤出，造成“岳飛軍孤”的。再有，趙構此前已經(jīng)連發(fā)手詔，嚴令岳飛班師，此時卻懦弱地說“屢已喻卿，不從中制”，想推卸發(fā)出班師詔的責任。

而在收到穎昌大捷的捷奏后，趙構的態(tài)度徹底轉變。一方面，他甜言蜜語道：“卻敵興邦，唯卿是賴”，不再限制岳飛行動；最令人驚奇的是，趙構竟然“已令張俊自淮西，韓世忠自京東，擇利并進”！加上未撤軍的劉錡，郾城后派出的楊沂中全軍，這就是說，趙構下決心把所以能動用的兵力，除了四川的部隊，全部都投入到北伐之中。

南宋的國策至此發(fā)生了180度的大轉彎。紹興八年以來，宋高宗趙構這個“違天逆人”地堅持屈膝求　和的昏　君，這個“朕雖百拜亦不復問矣”——只要有機會和金國妥協(xié)求和，哪怕磕一百個頭哀求也無所謂的懦夫，不知需要怎樣驚人的大勝才能使他鼓起勇氣？！

宋高宗趙構和他亡　國之　君的父兄一樣，非常怯懦，在戰(zhàn)和問題上，有投機傾向。一場大勝可以刺激他一時，但不會改變他那愚弱的本性。從他對前面提到的岳飛捷奏的態(tài)度可以說明當時他并沒有在猜忌岳飛，但是奸相秦檜會及時提醒他的。

幾天后，南宋朝廷收到了岳飛反對班師的奏章，宋高宗趙構的態(tài)度再次變化：只字不提命令張俊、韓世忠出師，這道命令顯然已經(jīng)自食其言了；反而強調要岳飛和楊沂中、劉锜同進退——這兩位還遠在戰(zhàn)線的百里千里之外，楊沂中更是剛剛出發(fā)。實際上，趙構又已經(jīng)轉為限制岳飛行動。那些“朕不中制”的承諾，早就他拋在了爪哇國，此時趙構一門心思的惦念著的，恐怕已是他那防范武將的祖宗家法了。

等岳飛的班師奏章送至南宋朝廷以后，趙構更是了無一絲遺憾之意，只全心全意的算計著怎樣全軍回退，怎樣讓岳飛照應其他宋軍。

紹興七年時，宋高宗趙構已經(jīng)戲劇性的變卦過，他曾信誓旦旦地宣稱要把全國大部分的兵力交給岳飛，然后又在短短三天內取消成命。這次他在短期內決定北伐并再次改變主意停止北伐，大概不會令人感到十分意外。宋高宗趙構的行為，完全是一個政治上的羊癲瘋。

我們卻能根據(jù)宋高宗趙構在和戰(zhàn)問題上的動搖，來略窺已遭篡毀、已經(jīng)佚失了的穎昌大捷捷奏的份量——足以動搖一個最懦弱的懦夫皇帝，這一戰(zhàn)的戰(zhàn)果必然十分輝煌！

(5).岳飛為什么要班師？

這要從岳飛違詔出師說起。自紹興八年底始，宋高宗趙構和奸相秦檜不顧朝野上下的強烈反對，一意孤行地向金國稱臣求和，以至“舉朝無人從之”，有的大臣甚至警告趙構，再這么倒行逆施下去，老百姓就要造反了。“萬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敵，意外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

紹興十年，這個以巨大屈辱換來的和議在短時間內被金國主戰(zhàn)派兀術撕毀。趙構和秦檜兩人已顏面喪盡，人心喪盡，為了保命，他們不得不派出軍隊迎敵，趙構手忙腳亂，發(fā)了好些詔書。在鄂州大營里積極籌備北伐多年的岳飛終于得到機會出兵，于是他揮師北上。

閏六月下旬，岳家軍前鋒已經(jīng)和金兵交手，朝廷派來的官員李若虛卻輾轉追上岳飛，傳達了宋高宗趙構的真實意圖：

面得上旨：“兵不可輕動，宜且班師”！

這就是宋高宗趙構的“忍棄中原”。他寧可白白跪拜金國、曲膝稱臣，除了再次遭到侵略以外一無所得。對于南宋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極為關鍵的時刻。南宋全國的主戰(zhàn)情緒達到了頂點；而敵人金國女真人也在北宋故地上立足未穩(wěn)。

從政治和軍事上來講，這是北宋亡國以來多年才出現(xiàn)的、不容錯失的機會；一旦放棄這樣的機會，南宋“忠憤之氣沮矣”，民心士氣必然遭受重大打擊；如果等待金兵在河南地從容經(jīng)營，不要說之后再進攻必然會事半功倍；如此一味挨打投降的小朝廷是否能自保還是個問題……

岳飛拒絕了這一倒行逆施的“上意”。北方那廣袤的國土、數(shù)以千萬計的百姓，不是某一個獨夫民賊的私產(chǎn)，不是這個獨夫民賊要放棄就可以放棄的。所以，岳飛出兵伊始，就已經(jīng)抗旨不遵。

那么如果他再拒絕班師，豈不是藐視朝廷的權威、甚至是準備公然和朝廷決裂？

岳飛必須考慮可能出現(xiàn)的最壞情況。此時岳家軍的后勤供給應該主要還是來自后方；而趙構在秦檜等奸佞的教唆挑撥下，很可能會做出極端愚弱的選擇。趙家皇帝一貫猜忌武將，而且在這一點上趙構長期被秦檜所利用。違詔出師、違詔不班師，很容易落下背叛朝廷的口實。當時兩軍對壘，兀術雖大敗，但南宋內部一旦起了變亂，得利的是最終將是金國女真人。岳飛一向以國事為重，絕無可能做出親痛仇快的事情來。

從宋金雙方的形勢分析，岳飛北伐顯然是有勝機的。這也是他在紹興十年七月十八日接到班師詔之后卻繼續(xù)向北推進的原因。但是在接到“累降”的措辭嚴厲的“御筆”后，來自岳飛身后的小朝廷出現(xiàn)了重大變數(shù)。這些變數(shù)使得岳飛被迫撤軍。

這無疑是場悲劇，不僅屬于岳飛個人，也屬于整個南宋。紹興十年以及其后發(fā)生的所有怪事，比如，戰(zhàn)勝而跪地稱臣、政治上和經(jīng)濟上都完敗的紹興和議，完全是在極端條件下發(fā)生的極端事件。

討論這件事不能忘記趙構和秦檜這一對史上最著名的昏君奸相搭檔。宋高宗趙構為了解除大將兵權而急于向金國求和，而奸相秦檜則“欲堅和議而必解諸將之兵”，兩人交相為用而曲相成。

敵國間維持不戰(zhàn)的狀態(tài)，絕不會是一方跪拜而得。一紙“臣構”的“子孫世代，謹守臣節(jié)”的所謂和議，恬墮猥懦，不足為天下哂；北伐志士的鮮血雖大多空灑，卻仍是南宋這個國家得以繼續(xù)維持的真正原因。

題外話:

南宋初年的特定歷史條件使武將權力增重，與宋朝以文制武的傳統(tǒng)國策發(fā)生了沖突。南宋朝廷中的文人士大夫集團，不論是主戰(zhàn)派還是主和派，盡管在對金朝“和戰(zhàn)”問題上紛爭不已，相互傾軋排擠，但在限制武將事權和右文抑武問題上則是一致的。他們處處防止武將勢力膨脹，只要有適當時機，便想方設法削弱武將事權，把他們納入文人控制之下。這一政策從宋高宗、張浚、趙鼎、王庶到秦檜，一脈相承。

宋朝以文制武的傳統(tǒng)國策與武將權力增重之間的矛盾，始終存在于南宋初年統(tǒng)治集團的上層權力斗爭之中。這個矛盾隨著抗金形勢的變化而升降。宋廷為壓制武將，不惜放棄收復失地，偏安江南，與金朝議和息兵。和議成，抗金形勢隨即緩和，武將與文人士大夫集團的矛盾即上升，岳飛建立的岳家軍實力最強，立即成為心腹之患，加之岳飛深得軍心民心，平生大志昭著，更成為南宋朝廷疑忌的對象。盡管岳飛素以忠君愛國著稱，岳家軍將領、幕僚為宋高宗趙構在江南建國立下了汗馬功勞，仍不免成為宋朝抑武政策的犧牲品。岳飛之死，并不僅僅是因為反對議和而與宋高宗趙構發(fā)生矛盾，也不單純是因為堅持抗金而與奸相秦檜發(fā)生矛盾，而是南宋士大夫集團要恢復宋朝傳統(tǒng)的以文制武立國體制，打擊岳家軍的必然結果。

(附注:<第六部分 紹興十年岳飛北伐捷奏考辨>及<第七部分岳飛紹興十年北伐的影響>系以岳飛資料網(wǎng)網(wǎng)友帖子的分析為底本,由唐宋春秋整理而成。關于紹興十年岳飛北伐的前期戰(zhàn)事，請參見唐宋春秋的力作《紹興十年岳飛北伐系列之一，——紹興十年岳飛北伐的前期戰(zhàn)事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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