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論“拐子馬”———讀鄧廣銘《有關“拐子馬”的諸問題的考釋》札記

也論“拐子馬”———讀鄧廣銘《有關“拐子馬”的諸問題的考釋》札記

　　大凡看過演義小說《說岳全傳》的人,都會對“岳飛大破拐子馬”的這一段故事記憶深刻。在小說的描述中,拐子馬又叫鐵浮圖,三人三騎為一聯,人馬皆披重鎧。馬頭上佩有利刃,馬上人都端著極鋒利的長槍。每聯馬前還配有一個特制的拒馬刺,上起陣來宛如一層接一層的鐵墻,遇人人死,遇馬馬傷。這個段子來源于南宋高宗紹興十年(1140) ,金兀術大舉南侵,岳飛率軍北上反擊,在郾城一帶與金軍展開激戰的這段史實。

小說中關于“拐子馬”和“鐵浮圖”的描述則大抵是根據岳飛之孫岳珂的著作《鄂王行實編年》中的記載改編的。其書中這樣說道:初,兀術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凡三人為聯, 號“拐子馬”, 又號“鐵浮圖”,堵墻而進,官軍不能當,所至屢勝。

　　然而現在的一些人卻認為岳珂對于岳飛的記載夾雜了不少感情因素,因此不可全信。鄧廣銘先生在其《有關“拐子馬”的諸問題的考釋》一文中,就專門駁斥了岳珂的說法。并對“拐子馬”及一些相關的問題作了他的解釋。據鄧先生考證,南宋一代有關“拐子馬”和“鐵浮圖”的最早記載是楊汝翼的《順昌戰勝破賊錄》① ,稍后還有汪若海記錄順昌之戰的一篇《札子》②也記載了“拐子馬”和“鐵浮圖”。可見,“鐵浮圖”和“拐子馬”在宋金戰爭中最早出現,是在紹興十年五月由劉琦指揮的順昌之戰,并非七月由岳飛指揮的郾城之戰。

　　這里不妨將相關的原文再復述一遍。

　　四太子披白袍,甲馬,往來指呼,以渠自將牙兵三千策應,皆重鎧全裝,虜號鐵浮屠,又號叉千戶。其精銳特甚,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官軍殺傷。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斗志。所可恃者,止是兩拐子馬耳。”以上是《順昌戰勝破賊錄》中的記述。

　　其所將攻城士卒號鐵浮屠,又曰鐵塔兵,被兩重鐵兜牟,周匝皆綴長檐,其下乃有氈枕。三人為伍,以皮索相連。后用拒馬子,人進一步,移馬子一步,示不反顧。以鐵騎為左右翼號拐子馬,皆是女真充之。自用兵以來,所不能攻之城,即勾集此軍。這是汪若海《札子》的記載。

　　顯然,在他們的記載中“鐵浮圖”與“拐子馬”是兩個不相干的名詞。

鄧廣銘先生認為,岳飛是作為叛將被處死的,因此岳飛生前的事跡的記載多被銷毀,而記載郾城之戰的文字也難逃厄運。岳珂編寫《鄂王行實編年》是在岳飛被害后的62 年,他不僅要補充這一空白,還要描述得有聲有色,于是便將上述二人的文章拿來摘抄,并將“拐子馬”、“鐵浮圖”合二為一,杜撰了“岳飛大破拐子馬”的故事。而以后的《宋史》卻將岳珂“拐子馬”、“鐵浮圖”的說法照搬照抄,載入史冊,以至于以訛傳訛了近800年。的確,在南宋一代的重要史籍中,均沒有岳飛在郾城之戰中擊敗“拐子馬”或是“鐵浮圖”的記述。既然“拐子馬”、“鐵浮圖”不是像岳珂所描述的那樣,那它們到底是什么部隊呢?

　　鄧廣銘的論斷是:“拐子馬”就是左右翼騎兵,而“鐵浮圖”則是宋人對金軍中所有裝備精良,望之如鐵塔一般的部隊的稱呼。至于“三人為聯,貫以韋索”,是決不可能的。

　　如鄧廣銘所考證的那樣,“拐子馬”真正最早出現是在有關北宋的史料中。

《續資治通鑒長編》 卷五十六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 七月乙未條載：詔北面部署: 自今與敵斗,陣已成列,除“東西拐子馬”及“無地分馬”外,更募使臣、軍校、拳勇者,量地行遠近,押輕騎以備應援。

　　另有北宋曾公亮等奉宋仁宗的敕令所撰寫的《武經總要》,該書的《提要》曰：“東西拐子馬陣”為大陣之左右翼也。本朝西北面行營,“拐子陣”并選精騎。夷狄用兵,每弓騎暴集,偏攻大陣一面,捍御不及則有奔突之患,因置“拐子馬陣”以為救援。

　　這兩段史料成為鄧廣銘論證“拐子馬就是左右翼騎兵”的重要證據。而后, 鄧廣銘又論證了“拐子”一詞,是宋人所常用的,即指左右兩邊。

　　根據《順昌戰勝破賊錄》, 鄧廣銘指出所謂金軍的“拐子馬”實際上來源于河北簽軍之口,他們說:“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斗志。惟兩拐子馬可殺。”

　　“河北簽軍”是指河北地區被金國強制征調參軍的漢人民戶,所以他們所說的“拐子馬”只能是漢語,而非女真語。“我輩元是左護軍”表明他們中有的人曾在宋軍中服過役。本人猜想,可能是先前宋軍的排兵布陣給他印象深刻,所以順口便將金軍部署在左右翼的騎兵稱作“拐子馬”。

筆者也發現,在南宋史籍中,提及金人的“拐子馬”,往往總和“兩翼”或“左右翼”聯系在一起,除了《三朝北盟會編》所收錄的楊汝翼《順昌戰勝破賊錄》和汪若海《札子》這兩篇以外，《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三六中有“左右翼號‘拐子馬’”;卷一三九中有“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

總之，“拐子馬”是宋人對兩翼騎兵的稱呼,這應當是沒有疑問的。不過鄧廣銘的解釋其實還是停留在字面含義上,而不是如他在文章開頭所說的那樣,對“究竟拐子馬是一種什么樣的部隊,具有何等的裝備”做出正確地解釋。

金軍的“拐子馬”和宋軍“拐子馬”都是指兩翼的騎兵,但兩者顯然是有所不同的。

從上述《武經總要》的記載來看,宋軍的“拐子馬”與其說是左右翼的騎兵,不如說是騎兵部署在左右翼的一種陣型。它是從屬于大陣步兵的,所以宋軍的“拐子馬”只能“以為救援”。

而女真人作為馬背上的民族,騎兵是其在戰場上的中堅。如南宋呂頤浩在其給宋高宗的奏疏中說“虜人遇中國之兵,往往以鐵騎張兩翼前來圍掩”③。可見,金軍的“拐子馬”的任務是“圍掩”。

古代戰爭中,大隊的騎兵往往是被放在兩翼的,這樣才能充分利用其高度的機動性以及集團沖鋒時所產生的巨大沖擊力,對敵人側翼進行突擊。而且兩翼騎兵需要有相當的規模,才能實現其作戰意圖。所以“拐子馬”其實是金軍騎兵的主力。

鄧先生說:“(拐子馬) 這一詞語竟跟隨著中原和華北地區一同淪陷。”我想,很可能是由于南渡后,宋軍的軍馬嚴重不足,騎兵無法形成規模,所以這“東西拐子馬陣”也只好廢除了。呂頤浩在奏疏中也承認:“彼之所長在騎兵,我之所持惟步人。”

　　至于究竟“拐子馬”是一種什么樣的部隊,其實在史料中還是可以有所發現的。

在南宋張棣所作《金虜圖經》④ 中有這樣一段記載:虜人用兵專尚騎,間有步者,乃簽差漢兒,悉非正軍虜人。取勝全不責于簽軍,惟運薪水,掘壕塹,張虛勢,般糧草而已。不以多寡,約五十騎為一隊,相去百步而行。居長以兩騎自隨,戰騎則閑牽之,待敵而后用。。。3;其臨大敵也,必以步軍當先,精騎兩翼之。或進或退,見可而前,弓矢亦不妄發。虜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個回合,何以謂馬軍?”蓋騎先貴沖突,而已,遇敗亦不散去,則逐隊徐徐而退。弓力止七斗,箭極長,刀劍亦不取其快利。甲止半身,護膝微存,馬甲亦甚輕。

　　其中“虜人用兵專尚騎,間有步者,乃簽差漢兒,悉非正軍虜人”一句,與汪若海所說的“拐子馬”“皆是女真充之”一致。“其臨大敵也,必以步軍當先,精騎兩翼之”則是宋人稱其為“拐子馬”的原因。

上述史料基本上可以認為是對所謂金軍“拐子馬”較為詳細的描述,根據這些描述,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南宋時“, 拐子馬”是宋人對金軍主力騎兵的稱呼。他們被放置在兩翼,用以對敵軍迂回包抄而后突擊。他們紀律嚴肅,作戰勇敢頑強,每個騎士一般都備有兩匹馬,以保證作戰時的機動性。其裝備有格斗型冷兵器和弓箭,既能作為騎射進行遠距攻擊,又能作為突擊力量近距搏殺。這種騎兵,馬匹和騎手都有一定的防護裝甲,同時兼顧輕捷靈活的要求。總的來說,他們屬于一種輕型或中型騎兵。

　　現在回過頭來再討論“鐵浮屠”的問題。

南宋最早記載“鐵浮屠”的人也是楊汝翼的《順昌戰勝破賊錄》。文中稱兀術“自將牙兵三千策應,皆重鎧全裝,虜號鐵浮屠,又號叉千戶。”這“ 叉千戶”便是指侍衛親軍,鄧廣銘先生的論文對此也作了考證,此處不再贅述。
　　
　　鄧廣銘認為,“又號‘ 叉千戶’”只是承接上文的“自將牙兵”而言,所以“自將牙兵”和“叉千戶”或“侍衛親軍”,都是指金軍中的一種特定編制,而“鐵浮圖”僅僅是承接“皆重鎧全裝”一句,就是說,是因為他們“重鎧全裝”,所以得到了“鐵浮圖”的稱號,而且“鐵浮圖”也只能是漢人給予的稱呼,決非女真語。故“鐵浮圖”不寓有任何編制的涵義在內,對所有裝備精良的部隊,對所有望之如鐵塔般的部隊,都可以給予這樣的稱呼。這樣,楊汝翼在《順昌戰勝破賊錄》中既把“鐵浮圖”作為女真語,又把“鐵浮圖”與“ 叉千戶”等同起來,“顯而易見,都是錯誤的”。而在汪若海的《札子》中,汪若海將兀術“所將攻城士卒”,一律稱為“鐵浮屠,又曰鐵塔兵。”鄧先生覺得較為可取。可能是考慮到這個論斷所包含的范圍太大了,鄧先生在最后重復他的論斷時,將之修正為:“兀術的侍衛軍固可因其‘重鎧全裝’而被稱為鐵浮圖;兀術的侍衛軍以外的所有‘重鎧全裝’的金軍,也是同樣可以被稱為鐵浮圖的。”

但筆者心中卻產生了一個疑問：如果“重鎧全裝”的金軍全都可以被稱為“鐵浮圖”,那“重鎧全裝”的宋軍是不是也可以被稱為“鐵浮圖”呢? 何況“鐵浮圖”既是漢人的語言,那應該是漢人“重鎧全裝”的士兵先有這類稱號才對呀。難道宋軍之中沒有“重鎧全裝”的士兵嗎?

　　《宋史》中有關于宋代鎧甲的記載, ⑤ 高宗紹興四年(1134) ,南宋的軍器所曾制造過一種鎧甲：甲葉千八百二十五,表里磨锃。內披膊葉五百四,每葉重二錢六分;又甲身葉三百三十二,每葉重四錢七分;又腿裙鶻尾葉六百七十九,每葉重四錢五分;又兜鍪簾葉三百一十,每葉重二錢五分。并兜鍪一,杯子、眉子共二斤一兩,皮線結頭等重五斤十二兩五錢有奇。每一甲重四十有九斤十二兩。

　　這顯然是南宋的一種重型鎧甲。而且宋高宗還下過詔,要求軍器所制甲“勿過五十斤”⑥,所以可能此前還有比這更重的鎧甲。想必裝備這類重鎧的南宋武士一定也是“望之如鐵塔般”吧。然而,見諸南宋史籍,宋軍好像從來沒有什么號稱“鐵浮圖”之類的部隊。所以筆者覺得,“鐵浮圖”應該是有所特指的,而不是如鄧先生所說的是一種泛稱。
　　
　　根據前面所引用的《金虜圖經》,金軍“專尚騎”,所以騎兵是早期金國唯一的正規軍,金軍中所有的步兵都由漢人簽軍充當,他們不是常備的正規軍,其作用“惟運薪水,掘壕塹,張虛勢,般糧草而已”⑦。他們是不可能裝備昂貴的重型鎧甲的。也就是說,穿戴此等重鎧的不會是金軍的步兵,而有資格穿戴重鎧的只能是女真騎兵。

其實,楊汝翼所謂“重鎧全裝”中的“全裝”,就是指戰馬的馬鎧,又稱“具裝”。在北宋有“大全裝”,南宋有“小全裝”,即兩種不同的馬鎧。⑧ 因此可以斷定“鐵浮圖”也是一種騎兵。

在王曾瑜先生所著《金朝軍制》中也認為金軍的“鐵浮圖”是一種重甲騎兵,至于“拐子馬”,王曾瑜先生趨向于認為只是金軍騎兵的一種戰術。就這兩者的關系,筆者以為有必要作一番說明。

首先,金軍騎兵的主力只能是輕型和中型的弓騎兵。這是因為古代重甲十分昂貴,不可能大規模裝備,而由于重騎兵在承受鎧甲重量的同時,還要進行戰斗,這就要求他們必須擁有超人的體魄,所以“鐵浮圖”的人數肯定不會很多,在順昌戰役中只是三千人。可見重騎兵只能是騎兵中的精華,見諸南宋史籍,凡提及“鐵浮圖”,必會稱其“常勝軍”、“精銳特甚”、“所向無前”諸如此類等等,其身份也應當不同于一般的女真騎兵,故楊汝翼將“鐵浮圖”與“ 叉千戶”相聯系,并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其次,人馬皆披重鎧的“鐵浮圖”,其機動性可想而知,而要實施兩翼大范圍的快速迂回穿插,則必須要求騎兵具有很強的機動性,即便“拐子馬”只是一種戰術,顯然符合這種戰術要求的只能是張棣在《金虜圖經》中所描繪的金軍騎兵。如前文所說明的,金軍騎兵的主力是輕型或中型騎兵,除此之外,才是“重鎧全裝”,戰斗力和防御力都極強的重裝騎兵。“拐子馬”可以“或進或退,見可而前”,而“鐵浮圖”去必須“后用拒馬子,人進一步,移馬子一步,示不反顧”。
　　
　　與“拐子馬”兩翼包抄的戰術不同,“鐵浮圖”的任務是正面攻堅,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現代戰爭中的坦克,這也是為什么要以犧牲騎兵的機動性為代價而裝備如此厚重鎧甲的原因。

對于“鐵浮圖”的描述,除汪若海的《札子》所說的:“被兩重鐵兜鍪,周匝皆綴長檐,其下乃有氈枕”以外,還能在其他南宋人的記載中見到一些端倪。如《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中說到:“金賊兜鍪極堅,止露雙目,所以槍箭不能入。”《宋史》卷四O 三《孟宗政傳》也有提到,金軍“披厚鎧、氈衫、鐵面”。實際上這種重裝騎兵并非金軍首創,早在東漢,重鎧全裝的騎兵就已經出現。⑨而在中世紀的西方,重裝騎兵更是大行其道了近一千年,直到火炮、槍械被廣泛使用后,才逐漸式微。金軍的“鐵浮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在某些不利于騎兵作戰的場合,他們經常下馬,作為重裝步兵使用。如汪若海所說“其所將攻城士卒號鐵浮屠”,騎在馬背上顯然是無法攻城的。“鐵浮圖”下馬攻城的事例還見于《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七十四所載的紹興四年仙人關之戰,金軍“人被兩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此外宋人趙彥衛《云麓漫鈔》卷四也提到:“重兵既多,即作圓陣以旋敵人;若敵人復作圓陣外向,即下馬步戰,待其敗走,上馬追之。”

利用重裝騎兵護甲厚重,攻堅能力強的特點,下馬進行步戰的例子在西方戰爭史上也并不罕見(1346 年英法克雷西會戰中,英軍命令重騎兵下馬與法軍戰斗,并取得會戰的勝利) ,只是金軍采用這種戰術的時間比西方要早兩百多年。
　　
　　至于“人為聯,貫以韋索”的問題,這個說法的始作俑者是汪若海,岳珂就是根據其“三人為伍以皮索相連”的記載,從而想象出“拐子馬既相聯合,一馬僨,二馬皆不能行,坐而待斃。官軍奮擊,僵尸如丘”這樣的情節。鄧先生抨擊“三人為聯,貫以韋索”的說法“, 既不近情,也不合理”,純粹是無稽之談。其主要根據是乾隆皇帝親寫的一條御批,錄其文如下:北人使馬,惟以控縱便捷為主。若三馬聯絡,馬力既有參差,勢必此前彼卻;而三人相連,或勇怯不齊,勇者且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拐子馬之說,《金史》本紀、兵志及烏珠等傳皆不載,惟見于《宋史》岳飛、劉　傳,本不足為確據。況烏珠戰陣素嫻,必知得進則進,得退則退之道,豈肯羈絆己馬以受制于人?

　　此或彼時列隊齊進,所向披靡,宋人見其勢不可當,遂從而妄加之名目耳。即所云馬被重鎧,亦徒束縛而不能騁其騰驤之力,尤理所必無。紀事家或狃于兵車駟介之說,強為附會。不足當有識者一哂,千載傳訛耳。食之徒無能究其真偽,皆為史冊無稽之說,所訛不得不明辨之。
　　
　　乾隆對女真人的老祖宗在宋人筆下被描寫得如此難堪,一定覺得十分不忿。乾隆皇帝是滿人,應該是精于騎射之術的,他的御批也確有一些道理。而且汪若海并沒有親身參與順昌戰役,鄧先生以此斷定“, 三人為聯,貫以韋索”是汪若海憑空增加的內容。筆者則比較傾向于認為汪若海的這段文字表達可能和前文《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所說的“鐵鉤相連,魚貫而上”是一個意思,但連環馬之說流傳頗廣,而且并非空穴來風。《晉書》卷一0七,東晉永和七年(351) ,當時前燕的慕容與冉魏的冉閔正大戰于魏昌城“, 恪(慕容恪) 乃以鐵索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斷言其一定不可能,恐怕有些武斷了吧。況且,汪若海沒親身參加順昌戰役,不代表他就沒看見過金軍人馬。當然,即便金軍在宋金戰爭中真使用過連環馬,也決不會如岳珂所描述的那般不濟。歷史上,是否有“連環馬”這種騎兵,如果有,又是如何編排,如何連接的,這些問題都有待考證。至于乾隆皇帝后面所說的,“馬被重鎧”是“尤理所必無”,那顯然就是乾隆無知了。不僅史籍中有許多關于馬鎧或“具裝”的記載,而且從出土文物來看,也可印證。如1957 年河南鄧縣出土的南朝戰馬畫像磚,以及1983 年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縣出土的北周騎馬武士俑,都刻畫了戰馬被重鎧的形象。在西方,人馬皆被重鎧的騎士形象,更是比比皆是。可能也是由于后來火藥火器的大量應用,這種具裝戰馬失去了實際意義,因此逐漸從歷史舞臺上淡出了。
　　
　　實際上,鄧廣銘先生的這篇論文主要是批駁前人,特別是岳珂對于“拐子馬”的諸多謬說,因此沒有對“拐子馬”“鐵浮圖”等作更深入的探討。而在有關宋金戰爭的著作中,對于“拐子馬”“鐵浮圖”也沒有做更進一步的研究。筆者作此札記,希望對于這個問題的一些見解能作為鄧先生這篇論文的有益補充,倉促成文,其中必有不少錯誤,懇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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