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封建，或者是更準確地表達為否定元、明、清――尤其是滿清奴化文化，是我們時代的使命。探討中國歷史，可以清晣地觀察到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路徑。形成于三千年前的周文化，逐步從神的影響中走出來，也從“家”的觀念形成“國”的觀念。這個文化在宋代達到頂峰，其后則是倒行逆施的元、明、清――尤其是滿清奴化文化，形成中國黑暗的中世紀時代，也注定了近代中國的衰落。看來《施瑯大將軍》是滿清奴化文化的再一次表演，希望它只是絕唱。
一、中國的傳統文化：“大道之行天下為公。”
周文化的理性表現為二個基本的方面：
其一：周文化是親情文化，或者說是“家天下”。后來的所謂“天下為公”即家庭親情在社會整體的體現。這一點說明了尋求“天下為公”的自然屬性。
其二、中國的社會是一個宏大的家庭，它的形成是從家庭（氏族、部落）――邦國――中央集權制的國家以至于社會主義中國。這是一個大一統的趨勢。
周文化的二個特點即“文武之道也。”不能不說它的精辟之至，中國的歷史，即使是現代，仍然遵循著這樣的兩條原則。因為如果違反這樣的兩條基本準則，或者是暴政引發國家內部的動亂，或者是茍且偷安引發外部的入侵。讀中國史，或有困惑，但是明白此道則豁然開朗。
孔子對周文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到了晚年感觸到社會的更新，遂提出了以家至于國，以孝至于忠，以善至于義，完成了新國家主義的構建。所謂新，即它遵循周禮而又面對“禮崩樂壞”的現實有所創新。這種創新所希望達到的目的即“大道之行，天下為公”。
天下為公之“大道”即孔孟之道。中華帝國在它的醞釀之初即在一些哲人不斷的探索和透徹的思考中奠定了自身發展的基礎和社會存在的價值標準，后世發展的基本演變就是對于“大道”的偏離與回歸。孔孟之道能夠傳承二十多個世紀，原因即在于此。
后世的儒者柳宗元引用了孔子學派的繼承人荀子的“公天下”理論，以為“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表達的正是孔孟之道關于“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信念。
毛澤東對這一信仰有深刻的理解，他在文革其間有一首“七律·讀《封建論》”中這樣寫到：“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說明的正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之“公天下”的合理性。
二、是誰讓我們成為奴隸？
但是，這一過程在千年之前遭受否定。這種否定同樣符合周文化的基本觀點，即自然法則，或曰社會存在的自然屬性。這是社會發展規模與人類把握社會能力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在西方同樣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實質上是人類社會和大自然之間的矛盾。
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周文化的是元、明、清文化――尤其是滿清奴化文化。在這三個朝代，否定了“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而“小家”對“大眾”的格局再一次形成。尤其是漢民族，其生存狀態嚴重惡化，雖然他們之中有一些人為統治者所收買而成為高級奴隸，如施瑯、洪承疇、吳三桂等，但是絕大多數人民則淪為農奴。
辛亥革命否定了這一罪孽的歷程。尤其是人類社會的民主趨勢不可逆轉地證明了元、明、清文化――尤其是滿清奴化文化已經成為地過去。但是，作為一種影響了中國千年的文化，是不可能瞬間消失的，從康有為、張勛復辟到袁世凱稱帝；從現代中國的經濟學精英對大眾生存狀態的破壞到充斥于影視的辮子戲，就其本質而言都是滿清奴化文化的死灰復燃。
《施瑯大將軍》再次展示了滿清奴化文化的特性。即使在臺灣問題上，同樣存在著不同的統一方式。是現代意義上的統一，還是野蠻時代的征服，兩者的性質根本不同，所產生的后果也必然不同，對于國家命運的影響也完全不同。體現在影視上，就有《康熙皇帝》、《施瑯大將軍》等劇相對于胡、溫時代的《百年滄桑》、《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前者是在中國局部出現封建復辟時期，是與《雍正皇帝》一起誕生的，其間民眾的生活陷入困苦而貪官污吏喧囂于世；后者則是出現在“以人為本”為國策的時期，民眾的生活有了希望。當然，它們的含義有本質的不同，其不同就在于是“權勢橫行”還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或者是滿清奴化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區別。
三、因《施瑯大將軍》引發激烈的爭論
對于《施瑯大將軍》引發激烈的爭論就其實質而言是反動勢力對現代化的頑抗。在這里引述三篇來自《新理學論壇》的文章，從不同的深度評論此事：
壺公評論：可惜了陳明。
我們一直對年青一代的學子抱有一種希望。
我們希望能夠看到當我們的祖國在逐步走向正軌之后，重新確立自己的文化，從西方的陰影中走出來。因為當我們不斷深入對中國經、史的探討，并以之與世界各類文化作比較，發現我們的文化是極其優秀的。
例如，西方經歷過一次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而中國經歷過三次；西方作為社會的基礎至今還是以個人主義為主，而中國在周文化中已經形成整體主義，并且有了構成社會和諧的許多經驗。
可證一，中國文化的優越之處在面臨災害的時候所表現的周密和細致讓美國的救災行動相形見絀。
應該產生新一代的思想家了。可是陳明這一次把自己玩完了，可惜了陳明。
陳明錯在那里？錯在知識的不踏實。這在本人在本壇發表《媽祖女神的呼喚》時引發的爭論，我們就明白了，陳明等人不明白海洋，也不明白中國南部民眾的思想。說明一下，《媽祖女神的呼喚》以后一直為一個海洋大學網所收藏。
之二、陳明不明白中國的傳統文化的真諦。新中國人領袖們基本上是一些極為博學的知識者。在我們的《艦陣出洋》一文中，我們這樣評論毛澤東：
能成就第三種境界“遠其疏張”者，計世界三百年，屈指不過三人。有大視野、大跨度的戰略決策者，唯拿破侖、希特勒、毛澤東。
拿破侖縱橫歐洲，叱咤風云，可謂英雄。但莫斯科一戰敗北，竟然一蹶不起，失之韌性；
希特勒折沖有術，所向無敵，可謂梟雄。但東線未定，西線烽起，以至身敗名裂，失之狂妄；
數風流人物，毛澤東是也。現在閱讀毛澤東的軍事理論和實踐，每每擊節嘆服。看看他歷程中的幾個軌跡點：初起井崗，立足陜北；趁天下大亂，取華北，南出大別山威脅敵腹心，北定東三省建立基礎；過長江成一統雄材大略，止步香港北界、金門西望余味無窮。。。。
與毛澤東比較，今人贊嘆的拉姆斯菲爾德，其才華不過《奇襲白虎團》中志愿軍的某排長而已。
其中的“止步香港北界、金門西望余味無窮。。。。”決非修飾之詞。不僅僅含有許多典故，更主要的是我們反復閱讀毛澤東軍事思想，結合中國古代的兵法，得出的領悟。打下臺灣容易，打下香港和澳門更容易，為什么不打呢？
其中所包含的內容廣博，可以從中國文化發展、中國命運等角度看；可以從世界格局，人類文明演變的角度看，等等。
我們寫了《統一之戰，我們準備好了嗎？》、《艦陣出洋》、《暢想閩東南》以及《媽祖女神的呼喚》，約十來萬字，從文化、政治、經濟、歷史、軍事的角度探討中國的海洋問題，尤其是臺灣問題。
臺灣問題發展的可能有二種。其一即臺獨，則無論中國的能力如何，只有血戰到底；其二即兩岸承認“一中”，兩岸承認彼此都是中國發展的模式，以互助互補的方式求得民族長期處于最佳的發展狀態。
侈談平臺，除了上面說到的臺獨之外，對中華民族百害而無一利。如《施》劇充滿著帝王和征服者、掠奪者的思想，在歷史上是悲劇，和現代社會的理念更是格格不入。
而施瑯者，更不值得在臺灣問題上作為引證。此舉無益傷害了漢民族的大眾。
陳明以蔑視的口吻認定他人的無知和淺薄，我倒建議陳明不妨先將自己定性為無知和淺薄，再尋求對問題的理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陳明對儒學理解尚淺，機會主義特性太濃，“陷”與“罔”不可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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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u：從《施瑯》劇看儒學的墮落
一部歌頌施瑯的電視劇引起人們是“為漢奸張目”還是“統一臺灣”的爭論。這部電視劇的倡議者之一是自譽為“南蔣慶北陳明”的儒生陳明。他所在的儒學聯合論壇和一些所謂的臺灣儒生如皮介行等打得火熱。于是乎討論的問題直指儒學的價值觀，甚至是現代儒生的個人品德。
儒生是否只是一些趨炎附勢的小人？
是否應該把儒學從儒學家手中解放出來 ？
前一時期有一個正統的儒學家鄭家棟因為私運偷渡女而遭到法律懲處，儒生們立馬為自己辯護，說那是偶然現象。這一次問題出在“南蔣慶北陳明”身上，《施瑯》劇的主題不免與孔子的“夷夏之大防論”大唱反調，無論這些“新儒生”使用什么招數都無法為自己的行為作出辯護了，不能不令人生出鄭家棟事件絕非偶然的感慨。
鄭家棟先生儒學研究方面成果斐然，享有一定的聲望，他與儒學關系藕斷絲連。在當今權錢當道的社會中，儒學學者與其他學者一樣，都要在勞動力的市場上給自己賣一個好價錢，找一個好位置。人群中有“左、中、右”一樣，儒生們是良莠不齊，各色人等俱全也不奇怪。對于鄭家棟的行為無須大驚小怪，只是的舉止不當而已。定性為 “販賣婦女的掮客”吧，也為儒學界增加一個行當。
現在來了一個叫陳明的，顯然買賣要大得多了，算是“販賣春秋大義的掮客”，歌頌完了施瑯，大約應該歌頌汪精衛。以陳明輩的理論總能說出許多大道理。大家就等著瞧吧。不過儒學被這些下三濫糟蹋成這樣，也足以令人寒心，大約再三百年也翻不過身來了。
有位朋友說：
“我們甚至都不能把儒學這門美好的學問交到他們手里！儒學是我們民族光輝燦爛的文化瑰寶，也是人類精神文明的重要財富，不能被這幾個吃儒學飯的人所掌握和控制，讓他們以儒學的權威自居，仿佛就把握了我們這個民族當今精神上的命脈。他們是其他也搞儒學研究的儒學家同行們的權威，但不是儒學的權威，也不是我們的權威。需要把儒學從儒學家手中解放出來，變成人民群眾手中的精神財富。用一個現成的比喻來說，就是信“圣經”，不信“教會”。”
是啊，滾開吧，這些“儒學家”。儒學要往哪里去，決定于廣大公民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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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kui：爾曹身與名俱裂，不廢江河萬古流。
毛澤東有句名言：“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近是，關于電視劇《施瑯大將軍》引發激烈的爭論。準確地說，這不是漢、滿之爭，作為曾經存在的一段歷史，誰也無法否認；這不是儒家文化和他類國學之爭，儒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雖然煩雜，出現過秦檜這樣的賣國賊和大量的恬不知恥的文人，但是許許多多品德高尚的人物也是儒者，例如岳飛、文天祥等。
爭論的實質由社科院的一個副研究員陳明在答記者問時道出。這個答記者問有三個典型的特點：
1、否定現行的、已經被證明是成功的、中央政府的對臺政策。為臺灣的藍營使綁，擾亂其陣腳了；
2、混淆漢、滿民族關系和現代社會與滿清封建奴化思想兩類不同性質的爭論，為滿清封建奴化思想張目；
3、侮辱自屈原到黃繼光歷代的愛國志士，說是“一死報君王”的奴才，鼓吹賣國投降主義。
陳明思想的形成并不奇怪，且醞釀已久。陳明是清末儒學康有為的信徒，主張皇權治國，君主立憲。這一學派在孫中山的革命之中已經被摧毀，所謂的文圣康有為、武圣張勛也都成為歷史的殘渣。
但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后，留存于臺灣的、這一流派的殘渣余孽錯誤估計形勢，以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失敗了，國民黨也失敗了，是證明他們政治主張的時候了，紛紛粉墨登場。在鄧公時代，這一流派中的一個臺灣立法委員就匆匆忙忙跑到大陸，以主張統一為名向鄧公獻策。對于歷經中國百年革命的鄧公來說，這一流派自然只有乘興而來，敗興而去。
正如毛澤東所言：“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近年來，又有一個名叫皮介行的臺灣人以記者的名義來大陸宣傳他們的主張。所謂皮介行者，是上世紀30年代反動文人梁實秋的傳人。梁實秋者的觀點，仇視共產黨，仇視共產主義運動，在與魯迅先生的論點中，誣蔑魯迅先生是拿“盧布”的蘇俄走狗。這種反動文人的狼狽相已經刻入文學史。
皮介行來到大陸，到處宣傳社會主義是法西斯專政，攻擊、謾罵毛澤東和魯迅。這樣的惡棍遭到大陸民眾的抵制也是理所當然的。但是，他們仍然利用大陸言論自由的特點，拉起幫派，建立論壇，發表他們的各種政治主張。他們的旗號就是“儒學”，以“儒學”為掩護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
陳明者，即皮介行在大陸招降納叛中的一個角色。建立“儒學聯合論壇”，經營有年，看來成色不大，近來就謀劃了鬧劇《施瑯大將軍》，籍臺灣統一之名，為他們這一流派的政治主張擴大影響。
這一場挑戰，還沒有開幕其主將陳明已經被打得落花流水，其部下已經作鳥獸散。如同年的張勛復辟。
爾曹身與名俱裂，不廢江河萬古流。陳明類的跳梁小丑何去何從，也算是封建復辟勢力在中國的又一次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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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挽歌與殉葬
作為舊世代的主題，滿清文化奴化終究要退出歷史舞臺，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可惜的是，蒙昧、偏見和自私常常蒙蔽了一些可憐的人們，為一個必然垂亡的制度及其文化唱挽歌，甚至為它殉葬。如果說康有為深陷其中是因為過于貼近那個文化，張勛只因為愚昧；楊度已經足以令人惋惜了，胡適則是無奈。。。。
孫中山先生說：“順乎社會潮流，合乎人群需要。”對于現代人來說，不正是一句極為醒人的警語嗎？止步吧，那些正在走向墳墓的人們，太陽在明日升起，陽光依然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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