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是我虛擬的一個情景，別說我是東施效顰模仿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的開頭，佘家在北京城里為袁崇煥將軍孤獨守墓，經歷已遠不止百年了，從1630年袁崇煥被多疑成性的崇禎帝下令處以凌遲致死，迄今已歷十七代、375年。佘幼芝在回憶中說：“我的先祖是袁大將軍的一個謀士。我小時候常聽我大伯說‘謀士’，我以為是磨刀的石頭，我想我先祖怎么是石頭呢，后來我媽給我寫出來，我才知道是‘謀士’，所以對這事印象特別的深。”如今讓她更加記憶深刻的是，她不得不搬離代代廝守的袁崇煥墓。
8月10日上午，我在央視暑假節目里看到這個專題片，看到了文物管理官員勸導佘幼芝的侃侃道理，看到了佘幼芝被迫離開袁祠的潸然淚下。保護袁崇煥墓祠這一文物、遺產沒有錯，然而，為什么不想想佘家歷十七代為袁崇煥將軍守墓，這370多年所沉淀出來的，不正是寶貴的文化、稀見的遺產嗎？
袁崇煥的經歷是曲折的。這位明末杰出的抗清名將，因為崇禎聽信讒言，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將其凌遲處死。袁崇煥被稱為“像一個古希臘的悲劇英雄”，他的愛國精神是寶貴的。梁啟超耿耿于袁崇煥的冤死，憤而作《袁崇煥傳》；金庸禮贊袁崇煥做文官不愛財、做武官不怕死的人杰本色，也寫下了《袁崇煥評傳》；今年，北京京劇院匯聚精英，排演了新編歷史劇《袁崇煥》，以弘揚袁崇煥的精神遺產。
佘家為袁崇煥守墓的經歷也是曲折的。他們的先祖冒著滿門抄斬的危險，黑夜里從菜市口的旗桿上盜下袁將軍的頭，偷偷埋在自家后院。臨終時立下遺愿：輩輩守墓，代代相傳。袁崇煥墓祠那一帶園子，原本都屬于佘家，舊稱“佘家館”，解放后才“充公”；當時京城墳墓要外遷，還因柳亞子、葉公綽、章士釗、李濟深他們“給毛主席上的書”，袁崇煥墓才得到毛的批示而保存；到“文革”自然又遭受劫難。佘家十七代為袁崇煥守墓，不僅守住了使命，而且守出了精神，守成了文化——本身就化作了一種遺產。佘家歷十七代、370多年為袁崇煥將軍守墓，是最好的“保護遺產”的遺產，盡管它是非物質形態的，盡管它是屬于精神層面的。這一文化是歷十七代、370多年而沉淀出來的，這一遺產是歷370多年、十七代而升華出來的。這樣的文化遺產，是活的文化、活的遺產，它更加稀見、更可寶貴。
文化是生命的表達方式，遺產是精神的存在形式。“文化多樣性”，就是人類文明歷程中一種寶貴的文化形態。在四種世界遺產中，除了世界文化遺產、世界自然遺產和世界地質公園，還有“世界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這最后一類我們往往不太明白、不見重視。遺產的多樣性，正是文化多樣性的一種表現。今年5月，筆者老家浙江省青田縣的“稻魚共生系統”，被聯合國糧農組織評為世界農業遺產，這個事情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沒想到那千百年來都在勞作中的“稻田養魚”怎么也是“遺產”。按照糧農組織的解釋，“世界農業遺產屬于世界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在概念上等同于世界文化遺產”（見7月28日《南方周末》）。如今，我們確實不能再狹義地理解“遺產”了！
然而很遺憾，只見物、不見人，只見形、不見魂，是國人眼光的普遍特點，“人”之文化、“魂”之遺產，往往不被所見，不獲重視，這大抵成了一種集體無意識。正是因為這樣的“文化”、這樣的“遺產”太罕見了，管理文化遺產的官員壓根兒就沒有想到這樣的遺產更要保護，更應努力讓其延續下去。活的文化被阻斷了，被弄死了，袁崇煥墓、袁崇煥祠、袁崇煥博物館紀念館之類，也就失去了活著的靈魂。說得難聽點，讓歷370多年、十七代的守墓人搬離袁崇煥墓，是一次無形的不見血的現代“凌遲”！
文化遺產無論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都需要“零傷亡”、“零事故”，因為稀缺的文化遺產是不可再生的；破壞文化遺產，就是破壞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就是破壞人類文明的見證。忘了是哪位哲人說的了：“人類有個可笑的習慣，越是迷路，跑得越快。”對于非物質形態的文化遺產的忽視甚至破壞，就是一條顯見的迷路歧途，在這樣的路途上，我們確實傻呵呵地越走越遠、越跑越快了！把活的文化被弄死了，那么，“死”的文化生機何在？
我若去袁崇煥祠墓參觀，僅僅看“袁”肯定是不夠的，我肯定還要看“佘”，而且要仔仔細細地看，看佘家經歷的十七代，看今日的佘家守墓人。失去了佘家守墓人的袁墓，已非本來的袁墓。墓地之草不是文化，墓旁守墓人才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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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銀湖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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