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偉大政治家的政治技藝個案展示

隋唐兩朝伐遼，成為中古盛事。伐遼即指伐高麗,高麗位于今天朝鮮半島及遼東部分地區。千古一帝唐太宗伐遼失利，更為知名學者矚目。

太宗伐遼的原因：貞觀十六年，太宗問侍臣：“當今國家何事最急？各為我言之。”有的說養百姓最急，有的說撫四夷急，有的說禮義最急，都不中意。只有褚遂良說：“即日四方養德，不敢為非，但太子、諸王需有定分，陛下宜為萬代法、以遺子孫，此最當今之急。”世民說：“此言是也。朕將五十，已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諸弟及庶子數將四十，心常憂慮在此耳。”①可見唐太宗貞觀晚年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解決太子帝位繼承問題。貞觀十七年，太子承乾謀反事件，更促使他要下決心將解決此問題放到頭等大事來抓，這一年立李治為太子，太宗要解決政權平穩地移交，伐遼成為解決這一主要矛盾的切入點，這是伐遼的最主要內因。國家利益，是任何成熟的政治家都要放到正義德行前面的，因為帝國事業本身與正義德行無關。

唐太宗伐遼戰略目標

其一，貞觀十七年，李治被冊封為太子時才十七歲，沒有從政經驗，需要太宗給他創造機會，積累治國經驗。

其二，太子在軍政兩大系統中沒有親信力量，能威脅新君地位的勢力，需提前鏟除，并要扶持他搭建新的領導班子。貞觀時期，先后任兵部尚書有四位重臣：杜如晦、李靖、侯君集、李勣。太宗初登帝位，杜如晦以文臣領兵部尚書銜，為太宗牢固掌控軍權提供很好的“杜斷”，他去世較早。貞觀三年，為消滅突厥，太宗任命李靖為兵部尚書。貞觀十七年李治被冊封為太子時，李靖已經七十三歲。到貞觀二十三年太子登基，他和太宗同年去世。他與杜如晦對新君已經構不成威脅了。侯君集，是玄武門事變重要策劃人之一，他繼李靖之后任兵部尚書。貞觀十七年，他伙同漢王李元昌、洋州刺史趙節（長平公主子）、駙馬都尉杜荷（杜如晦次子）、左屯衛中郎將李安儼（原李建成部屬）等支持太子承乾謀反。后陰謀泄露，政變流產，侯君集被鏟除。但他和太子承乾多年經營的舊部，在軍政兩大系統里還有一定勢力。李勣，山東豪杰的核心代表人物，是太宗最不放心的一位軍事重臣。還有魏王泰，也是一位很有政治野心的皇子，李治被封為太子時，他被封為東萊郡王，被調離京師，但他預謀爭權時拉攏的勢力還在，重要人物如駙馬都尉柴令武、房遺愛（房玄齡子）、葉挺、杜楚客等二十多人，他們在朝中還很有能量。另外，軍隊內的其他老將是否支持未來新君也是個大問題。

其三，國家安全保障要素——府兵，經過幾十年發展，已經不堪攻戰，需要整頓，同時給繼任者要培訓一批可靠的優秀年輕將領，提升國家軍隊戰斗力。關于府兵制下的府兵問題，兵農分離、兵農合一是府兵制戰斗力轉化的分水嶺，唐承隋制，從武德六年起，唐恢復了兵農合一的府兵制，貞觀四年以后的十幾年間，國家沒有大的戰事，士兵長期過著驕奢安逸的寄生生活，部隊的戰斗力已經大不如前，每年還要耗費大量軍費，這是隋唐兩朝都曾面臨的問題。隋煬帝以百萬之府兵而不能征服高麗，同時還要發展雇傭兵。尾大不掉的府兵是國家內部的定時炸彈，這個問題其實也是亡隋的關鍵。太宗也面臨同樣的問題，近年結集出版的唐代墓志⑤顯示，大批官僚子弟加入府兵，強化了這一特殊階層的陣營，而普通百姓當兵有田產后，就不再進思兵事，這都使本來就不堪攻占的府兵更加腐敗。

其四，新君登基后，國家可能面臨的不穩定周邊因素，也要提前替他排除。一般在王朝新舊君主政權交接之際，周邊較強民族，常常為自己利益，借機進行侵略活動。這個問題處理不好，太宗百年后，就會出現四夷交侵狀況。如果再有內外勢力勾結，政局就會危機四伏。在太宗去世的前七年里，除了面對東北高麗、契丹，還要面對北面薛延佗、鐵勒諸部、西北的焉耆、龜茲、西南的吐蕃、四川南蠻等。

其五，還需要給沒有威信的新君提供收攬天下民心的機會,并為他留下一份豐厚經濟遺產。

唐太宗將上述看似不相關的問題，放到同一個系統里來解決，而他解決此系統問題的切入點就是伐遼，伐遼針對內部問題的子目標全了。針對遼東問題的外在目標呢？

貞觀十七年新羅使者懇請唐進攻高麗，當時太宗針對新羅的求救是想以“圍魏救趙”之策，用微小代價實現新羅的穩定。同時利用新羅與百濟的矛盾，撫慰百濟、新羅雙方，并力圖瓦解高麗與百濟的聯盟，這樣即保證朝鮮半島三國各自為政，又臣屬唐中央。鑒于大唐以長安為中心的內重外輕軍事格局，對東北最好的邊疆穩定措施，就是保證百濟、新羅、高麗三國繼續保持鼎立局面，讓他們互相牽制，這樣唐也可以減少在東北的軍費開支。太宗征遼，根本目標不是徹底消滅高麗。

百濟作為弱國，一方面它想茍安，就只好討好強鄰。針對新羅威脅，它結盟高麗，針對新羅、大唐雙面壓力，它就即討好高麗也討好大唐，面對高麗壓力，它也利用大唐牽制高麗，它也只能如此。而高麗三國中最強，但又受制于大唐及其與新羅、百濟的聯盟。（而百濟的兩面討好，也是它在高宗朝滅亡的主因，因為它喪失結盟者的信任。）因此半島三國如果彼此相安無事，定期朝拜大唐，本來是可以繼續保持下去的，但三國之間的利益又促使彼此矛盾激化，而作為東亞霸主的大唐當然在周邊國之間充當裁判的地位。有不順服的必然引來帝國君主的烈怒發威。伐高麗是有這樣的背景的。因此發兵高麗，其基本出發點還是維持半島三國鼎立局面出發的。這是事實的一個方面。

太宗第一次伐遼，高麗投入十五萬大軍抵抗唐軍時，本來按照李道宗的建議，發一支奇兵偷襲平壤，回頭夾擊高麗主力，可以短期就擊潰高麗。但太宗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內部問題上，目標不在于此。后來他問李勣伐遼不成功原因時，李勣巧妙地把話題傳給李道宗，道宗重提舊事，頭腦清醒的太宗裝糊涂說不記得了。在消滅高麗四萬有生力量后，基本瓦解了高百聯軍，解除了新羅危機。也可算是事實結果證明。太宗從遼東撤軍，其實他的目的已經實現。太宗伐遼諸多的子目標也存在伐遼進程中得以實現，而這些子目標是關乎大唐江山的百年基業的。

唐太宗伐遼背后的系統運作

就太宗如何利用伐遼解決圍繞太子帝位繼承問題系統解決子目標的作如下

（一）、關于軍政官員的調整

關于李勣，太宗曾想借伐遼機會除掉他。伐遼期間有一次，太宗曾派李勣越過安市，攻打建安城，李勣以糧草被斷必敗為理由，不愿意冒險，太宗目的才沒有達到。太宗發覺李勣已經知道自己的用心，才解釋說“我用你為將，怎能不用你的策略呢？”其實倆人都心知肚明彼此的用意。自從李勣窺透太宗殺他之心后，處處小心。在太宗臨終前，還曾遺言高宗：“李勣才智有余，但是你對他并無恩惠，恐怕他很難服你。我現在將他貶黜。他如果迅速離京而去，等我死后，你可以任命他為仆射，如果他猶豫不愿意服從，應當立即處死。”②于是太宗將李勣貶為疊州刺史，李勣連家都沒回，就上任去了，算是又逃過一劫。另外從貞觀十九年到貞觀二十三年，在三次伐遼期間，太宗先后借機除掉與太子承乾有親密關系的高官有：中書令岑文本、遼東道行軍總管張君爻、左武衛將軍王君愕（因為他是死于戰場，所以死后還有機會陪葬昭陵）、平壤道行軍總管張文干、侍中劉垍、刑部尚書張亮、華州刺史李君羨等。此期間老死的高官高士廉、馬周、房玄齡、蕭瑀、李靖等，也為新君的順利登基做出了貢獻，尤其以馬周、房玄齡、蕭瑀一起主動辭職最為典型。關于魏王泰，太宗死前下詔，自己百年后，不許他回京奔喪，以免他再生圖謀奪權之心。關于此期間官員多有先升后貶事件，實際是帝王權謀手段的具體表現，不可被其假象迷惑，他的目的就是調整領導班子，為高宗登基鋪平道路。

從兩唐書看，除李勣、張亮外，參與伐遼高級軍事將領還有：張儉、郭孝恪、李大亮、牛進達、薛萬徹、執失思力、阿史那社爾。從出土的唐代墓志碑石資料看，被調用的老將還有：鄭仁泰、尉遲敬德、吳黑闥、張士貴等。①《新唐書》卷二《太宗本紀》記：“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李勣、馬周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十六軍總管以伐高麗。”②如果推測不誤，這里提到的“十六總管”應該都是開國老將。太宗對待老將們的態度,可以從兩個方面看：

一方面，太宗對不信任的老將做了防范，如貞觀十八年十一月，任命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李道宗副之；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左領軍常何、瀘州都督左難當副之。用親王李道宗制約李勣，用常何、左難當牽制張亮。張亮在伐遼返回途中背叛,與太子承乾、侯君集有關。侯曾拉攏他一起造反，他向太宗告密，當時太宗沒有處理，這說明太宗對他的信任已經打了折扣。在他前面被處死的侯君集舊將張君爻、張文干，也讓他看到了自己的未來，他才挺而走險的。

一方面，太宗利用伐遼，安撫其他老將，他要和老將們重溫舊夢。在發兵前，他和李靖、尉遲敬德的對話，就能看出他確有這層用意。貞觀二十年伐遼返回途中，安排太子在并州迎接老將們，并和他們一起舉行慶祝活動，再一次凝聚老將之心，為太子贏得軍心。

在地方整治方面上，貞觀二十年正月，太宗命大理卿孫伏伽、黃門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位大員出使全國，整頓吏治，肅清政風，一年內掃除不合格官員達一千多人。太宗對中央與地方的官員的大力度調整，為高宗上臺鋪平道路。

（二）、關于府兵將士的整頓

太宗伐遼任用的老將，可以在行軍及戰斗過程中，給年輕將領傳授作戰經驗，以利于新人在戰場上的實踐。太宗利用伐遼，讓一個以他為核心的親密老將團隊，培訓了另一個親密的的伐遼將領團隊。這是太宗開發老將集體智慧、黏合新老團隊的重要舉措，是伐遼重要子目標之一。

通過伐遼，養尊處優的府兵，尤其是其中的官僚子弟，在行軍中可以增強他們吃苦能力，在戰場上可以提高他們的戰斗能力。伐遼培養一批年輕軍事骨干，并通過加官晉爵，保證他們的忠心，例如貞觀二十年二月，參加伐遼的將士，都升勛一轉。伐遼軍人的墓志反映許多人因伐遼迅速升遷。伐遼事件,在唐人墓志撰手筆下展現了影響一代人的價值取向。

太宗在伐遼過程中任用蕃將是解決府兵制下唐軍衰落的重要一環，這不但為高宗開辟了軍力組織的新思路，也開啟了大唐三百年蕃將統兵的歷史。參加伐遼蕃將還有阿史那社爾、阿史那彌射、李思摩、鞠智盛、奚族酋長蘇支、墨盒首領李元正、契丹酋長于勾折、新羅王金善德、百濟王扶余義慈等。③[除此之外，《阿史那忠墓志》記：“圣駕雷動，問罪東夷，公銜命風馳，慰撫西域。旗旌懸澤，騎越蔥河。處月焉耆，共稽王略。公揚威電擊，諸戎瓦解。前庭寶馬，驅入陽關；□賓飛鸞，將充禁御。遼東奉見，詔隆獎飾，仍授上柱國。”④可見太宗發兵伐遼同時，派阿史那忠慰撫西域，解除了處月、焉耆等國之憂。《執失善光墓志》記：“父莫訶友，從破遼還，拜左威衛大將軍。”①執失莫訶友參加伐遼事，也可補史書之缺。

（三）、關于其它周邊民族關系的處理

依據陳寅恪先生見的，在唐初幾十年里，內重外輕的軍事格局沒有大的變化。而伐遼的部隊人數，按王小甫先生推測，每次也沒有超過20萬人②，關中的防守沒有問題。北方薛延佗，早在貞觀十五年，因薛延陀襲擊李思摩部，太宗發雷霆之怒，曾組織了營州張儉、朔州李勣、靈州李大亮、慶州張士貴、涼州李襲譽等五路兵馬，以半環形包圍之勢，討伐薛延陀，大傷其部元氣。太宗曾經經歷強大突厥馬踏中原的恐怖，他是決不允許北方再有一個強大薛延陀存在，危及子孫后代。消滅薛延陀，這也是太宗伐遼系統中子目標之一。第一次伐遼過程中，太宗派右領軍大將軍契苾何力、左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北御薛延佗，鞏固后方。期間，薛延佗曾派使者到前敵試探太宗底細，太宗嚴厲訓斥了來使，撥回了對方承諾派兵增援的請求，引發薛延佗挑起戰事，這樣經過訓練的伐遼大軍回軍后，在貞觀二十年太宗派李勣北伐，消滅了薛延佗五千兵馬，獲俘虜三萬多人。北方勁敵瓦解，鐵勒諸部紛紛內附。在貞觀二十一年以后，先后在北方鐵勒、東北契丹等游牧部落，設置羈縻府州，穩定邊陲。

西北原來勁敵吐谷渾已被唐與吐蕃聯軍擊敗。貞觀十八年，西州道行軍總管郭孝恪滅掉焉耆；貞觀二十一年，以阿史那社爾為昆丘道大總、契苾何力為副總管與安西都護府郭孝恪等聯結部分鐵勒援軍合眾十萬，于貞觀二十二年征服龜茲。

西南方面：唐與強敵吐蕃的關系處理，主要體現在送文城公主入藏和親贊普。貞觀二十二年，唐還發兵四川討伐南蠻，進一步震懾吐蕃，達到穩定了西南邊疆的目的。

（四）、扶植太子走上政治運作舞臺

貞觀十七年六月，太宗開始讓太子李治掌管京城左右屯營兵，這是授權的開始。貞觀十九年二月，他又讓太子在定州開始監國，并為他配備了高士廉、劉垍、馬周、張行成、高季輔、楊師道等輔佐班子，并于三月調走了重臣長孫無忌、岑文本、楊師道；太宗在遼東戰線盡量拖延駐留時間，本來戰爭短時間能取得殲滅性勝利，他也不急于勝，為高宗提供治國實踐的時間，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因素。貞觀二十年十一月下詔：“祭祀、表疏、藩客、兵馬、宿衛行魚契給驛，授五品以上官及除解，決死罪，皆以聞，余委皇太子。”③這表示，太宗將權力開始大幅度轉移給太子李治。貞觀二十三年三月，太宗在金液門考核太子的執政情況。到太宗死時，輔佐高宗的領導班子出爐：于志寧為侍中，張行成為侍中檢校刑部尚書，高季輔為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許敬宗為禮部尚書，褚遂良為中書令，長孫無忌為太尉兼檢校洛州刺史，李勣為特進留守洛州后升為尚書左仆射。太宗還曾把自己一生的治國經驗寫成《帝范》一書傳給太子，提高他治國安邦的理論水平。年僅二十二歲的太子李治在父親幫扶教育六年后，比較成熟地走上了政治運作舞臺。

（五）、關于營造收攬民心機會和留下經濟遺產方面

戰爭是勞民傷財的，把民怨控制在一定程度，是可以給兒子贏造收攬民心機會的。太宗征遼兵力不超過20萬，財力消耗遠比隋煬帝發兵百萬之數少得多，并且戰略目標不是必須拿下高麗，唐軍軍事傷亡遠遠小于高麗的四萬死傷。在經濟實力上比拼一個高麗小國，還是不會傷及元氣的。當時針對高麗堡壘防御策略，在貞觀二十一年唐方則實行了消耗對方國力的政策：

《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八唐太宗貞觀二十年二月略云：

中議以為：“高麗城雉依山，攻之不可卒下。往前鑾駕親伐，廢其耕稼，所陷之城，并收其谷韓，師旅、炎旱相繼，夷人以猥眾大半斷粒。若得少兵番次躁其邊場，彼瘡痍之殘，疲于奔命，耕夫釋耒并皆入堡，夷島之邑，千里荒蕪。古人云：金城湯池，非粟不固，若再三如此，高麗必大窘迫，自然逃散，誰肯為莫離支嬰城，鴨綠水以北可不戰而取。”天子以為然。

可見在比拼消耗時，還主動讓對方消耗加速，這對大唐來說是消耗更少些。

太宗興土木，也沒有煬帝修大運河的規模。以修戰船為例，如貞觀十八年命將作大監閻立德到洪、饒、江三洲，造船四百艘；貞觀二十一年，命虞部員外郎唐遜造海舷一千艘。這個消耗確實曾激起南方部分地區的反抗，但很快就鎮壓下去了，這對穩定地方有很好的震懾作用。同時，這種勞民傷財為新君減輕地方人民負擔，贏得體恤民情的清譽，提供了機會。至此，太宗以伐遼為切入點的系統解決太子帝位繼承問題的諸多子目標大部分實現了。

關于耗費民力方面，還有下列事項配合系統目標的實現。主要體現在營建宮宇活動方面：修茸了洛陽宮苑，在東都禁苑修了飛山宮、元圃苑，在汝州西山興修了襄城宮。在關中修建了湯泉宮，修茸了九城宮，興建翠微宮、玉華宮，還修建了龐大的昭陵。上面的興修活動確實花費很多人力物力，其中修一座襄城宮就役使民工九十萬人。至于求駿馬、購珍奇、好畋獵，重徭役都是太宗晚年所為。太宗臨終前才囑咐太子：停止伐高麗、停止一切營建活動。由此可見，太宗皇帝寧愿毀壞自己名譽，也要給兒子賺回一個收買人心的機會。可以說，五十三歲去世的唐太宗一直保持著清醒的自我意識，他明確知道自己晚年政治做的是什么，明知道不合理，他也要做，就是為了死后政局的平穩過渡，就連修昭陵的內涵都是以其輝煌功業來安內護邊用的，一百六十七座陪陵，盡取當世勛貴名家，還有十四尊蕃王石像，涵蓋了突厥、薛延佗、吐蕃、新羅、吐谷渾、龜茲、于闐、焉耆、高昌、林邑、天竺等。他的死也為新君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另外征服龜茲、焉耆的西域戰爭，打通絲綢之路，保證了中西貿易的暢通。正如霍華德在《劍橋中國隋唐史》說：“（唐太宗）留給他的繼承者一大筆遺產：合理和高效能的機構，繁榮的經濟及廣大的土地。”①

綜上所述，我們透過太宗伐遼相關的政治現象，發現太宗以此為切入點進行系列的政治運作，將中央與地方的軍政大權平穩地移渡給太子李治，同時安定了周邊環境，為新君登基嬴造了收攬民心的機會，并給兒子留下一份豐厚的經濟遺產。可以看出一代封建圣主，不惜犧牲晚年政治聲譽，也要為家天下的長治久安鋪平道路，可謂用心良苦。可惜他的苦心經營，一個無法預料的人物武則天的出現，整個改變了大唐江山的走向。也足見再偉大的君主，無論智慧多么超拔出群，總有算不到的地方，這也啟示我們人的有限性。

理解毛澤東發動的朝鮮戰爭也可以采取此種角度觀察，可以與秋石客先生的分析互相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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