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明朝滅亡的總結，不同的立場就有不同的總結，自由派認為是“專制壓迫”。可實際上他們的總結總是充滿了偏見，出于私心他們進行的是逆向總結。公正總結明亡的歷史教訓，不能不說根本原因在于“自由主義的泛濫”。
人們一直以為“自由主義”是舶來品，實際上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有深厚的歷史淵源。老莊學說以及無政府主義都是其來源。到明末時期，自由主義思潮表現得尤其明顯，直接導致了華夏淪亡。
具體而言，其表現為政治權威的喪失，意識形態的動搖，情色文化的泛濫，倫理道德的瓦解。這一切和現在自由派所主張的所從事的，和當代社會出現的大量不健康現象完全一致。
一、政治權威的喪失
其一、黨爭泛濫，言官誤事。
自崇禎十一年起，到明朝覆滅還有六年時間。身為一國之君，唯一一件讓崇禎自己做得了主的事，就是選擇在煤山自盡。確切地說，那是沒有選擇的選擇。崇禎錯過了種種機會：年初李自成軍隊在山西，朝中大臣有人建議朝廷遷往南京，崇禎怕擔“偏安”罪名，“諱言南遷”；后來有人建議，改送太子去南京，但“一經言官反對，便不許再有南遷之議，遂使一盤活棋變成死棋”。
李自成剛過大同，離居庸關尚遠，天津巡撫馮元彪“具密疏”請崇禎乘海船南下，他率一千精兵到通州“迎駕”，果真如此，崇禎也“必不會身殉社稷”，并有可能從天津轉道南京。李自成進北京五天前，崇禎還有機會，但“朝廷上下壅塞之禍，從來沒人敢說”，馮元彪的密疏終成畫餅，崇禎必死無疑。
在朝廷上是黨同伐異，黨爭不斷。祖宗家法，皇親國戚，滿朝文武，無一不像繩索緊縛著崇禎。朝廷每道政令都出自崇禎，但每一道又都是這位“真命天子”多方妥協和無奈的結果。發表意見的多，承擔責任的少。崇禎責備他們“不顧國家急難，不思君父憂勞，徒事口舌之爭以博取敢諫之名”，但這些大儒和他們的門生根本聽不進其中的一點道理，只知道一個接一個地挺身而出，好像當代媒體組織的辯論大賽。
其二、政令不出朝廷
在明末崇禎時期，就已經出現武將擁兵自重不受文臣節制的現象，他們和賊同擄掠，擁兵自重，李自成進京，崇禎封他們公候仍然不肯發一矢入援。
到了南明更是混亂，大敵當前，黨爭不斷，四個小朝廷互相拆臺。為了個人的私利不能做出一點點妥協，怎么可能一致對外呢？
二、享樂主義，情色文化的泛濫
不論從王公貴族、儒生士大夫到平民百姓，都處于縱情聲色之中。明末是古代中國艷情小說的高峰，《金瓶梅》、《二言》、《三拍》、《肉蒲團》等等，說的和做的一樣多。李贄聲稱“成佛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每一日受千金不為貪，一夜御十女不為淫也。”這正迎合了明末自由主義思潮的放蕩趨勢。聲色犬馬，怎能打仗？怎能救國？
三、倫理道德的崩潰
“痛苦六軍皆縞素，沖冠一怒為紅顏。”這是諷刺吳三桂置國家大義于不顧，結怨于兒女私情而引狼入室。明末小人儒現象特別突出，明代的小儒－古代的自由派到滿清時代，轉眼又變成了奴才，這些人和滿清有殺父之仇的，有奪妻之恨的，儒家教義“殺父之仇，九世可報”，但是明末這些漢奸卻賟顏事仇，為虎作倀。豈只非儒生，連一點人格都不要了。從高唱人權自由，個性解放到轉眼成為奴才，這一過程奇怪嗎？一點都不怪，而且古今通用，余杰、焦國標、馬立誠等人不就是這樣嗎？私心、私欲之下，軟弱、屈服、為虎作倀才是自由主義者的實質。
四、意識形態的解構
以個人自由，自然權力為意識形態基礎導致了利己主義成為時尚。顧炎武和王夫之認為何心隱、李贄等人的學說，雖然揭露了偽道學，又整體瓦解了儒家道德體系和價值系統。又提不出建設目標，造成小人儒明目張膽的將放縱合理化，物欲橫流，情色文化泛濫，士不知恥，言不及義。利己主義再不用偽裝，無所顧忌地登堂入室。偽君子干脆拋下了最后一塊遮羞布，成了真小人。
批孔、批儒，各種思潮層出不窮。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是好事，但是也要看在什么階段。國家民族面臨生死存亡，這時就不是百家爭鳴的時候。春秋戰國，唯有秦國實現統一，唯有秦國思想最統一，獨尊法家，罷黜百家。全民高度一致，一心耕戰，秦的統一不正說明問題嗎？
晚明的進步人士尤其對李贄恨之入骨，被稱為是西學三柱石的馮應京甚至將李贄埋骨之塔焚毀，東林黨領袖顧憲成譴責李贄“是人之非、非人之是”，至令天下“學術涂炭”。明代大儒王夫之等遺民遭亡國之恨后，痛罵李贄禍國之深，認為他們是華夏淪亡的罪魁禍首。
五、極端利己主義的蔓延
自由主義發展的結果就是極端利己主義蔓延。縱然是皇親國戚對國家安危竟然也全然不管，崇禎向皇親借錢，因一家有難，八方牽連。所以那些在京城的公、侯、伯世爵對抗旨不捐的皇親戚畹都表示同情，暗中支持，希望武清侯府用各種辦法硬抗到底。他們找親戚向周皇后、田妃行賄，行賄的銀子花得如流水一般，就是不借皇帝一文錢。后來李國瑞的家人買通皇五子（田妃所生，崇禎最喜歡的小兒子）的奶媽和宮女，裝神弄鬼，把皇子嚇死。皇帝見借助戚畹這條路實在走不通，也只好不了了之。
大敵當前之時，曾經同南明奸臣阮大誠做抗爭的復社領袖明末四公子卻放棄責任，冒辟疆則帶著一隊妖嬈逃命而去，侯朝宗則降清當了漢奸。在安全不受威脅之下他們總是鼓舞人心，慷慨激昂，而一旦遇到危險他們跑的比兔子還快。“以天下為己任”對自由主義者而言本是奢談，更不用說拿生命作代價。
明末清初，顧亭林引用這兩句話批評明末的社會風氣，他說南方的知識分子“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北方的知識分子“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士大夫放棄了國家棟梁的責任，故而顧炎武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還說“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明末新聞輿論透明和自由化，毫無國家利益可言，陳新甲被斬就是因為同韃子議和消息被傳開后引起的群情激憤。陳新甲既死，明朝喪失最后一次議和的機會。
社會進步發展、文化學術繁榮總伴隨有自由主義，但政權組織要想強力，卻不在于科技文明先進與否，而在于同自由主義絕緣。富勒曾經對普法戰爭法國慘敗做過總結，一條很重要的經驗是：一個領導軟弱的民主政體是完全不適于指導戰爭的。內閣每天都陷入無休止的爭論，民眾激情和沖動迫使軍隊在沒有準備好的前提下進攻，不敢根據戰場實際做必要的后退。所以他的結論是：一旦爆發戰爭，就應該轉入戰時責任內閣，實行先軍政治。大敵當前，意志要統一，權力要歸一，明末崇禎政權、南明政權亡就在于此。
不要被自由派用來包裝的現代詞語所蒙蔽，明末自由主義思潮泛濫的惡果同當代自由派的主張樁樁件件都能對應的上，其后果也一樣，正確總結明亡歷史教訓，深入揭批自由主義的危害迫在眉睫。
史料引用：董之林 ：觀念與小說-關于姚雪垠的五卷本《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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