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東方現代化與中國經驗

 

一、問題的提出和概念界定

提出“東方現代化”這個概念，是因為在過去若干個世紀中，現代化幾乎與“東方社會”無緣。在很長一個歷史時期，在很多人看來，“東方現代化”是否可能，是一個只能“懸置”的問題。起初“東方”還只是一個地理和文化的概念，而“西方”社會是從古希臘、羅馬文明發展而來，在中世紀時代，地中海曾被看作世界的“西方”，中世紀以后，西方人眼中的世界中心轉到西北歐，世界的范圍也擴大到南美洲和北美洲，這種地理和文明范圍的擴大，也導致東方概念的變化。16-17世紀，西方向東方擴張，東方世界被按照離世界中心――西歐的遠近來劃分為近東（地中海到波斯灣）、中東（波斯灣到東南亞）、遠東（太平洋地區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在從黑格爾到湯因比的歷史哲學中，“東方”文化都是被“西方”文化超越的存在。馬克思也曾猜想，東方社會可能不同于西方的進化型社會，他依據當時有限的東方社會（特別是印度）的文獻，指出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是理解亞細亞社會結構高度穩定的一把鑰匙。他說，“這種簡單的生產肌體，為揭示下面這個秘密提供了一把鑰匙：亞洲各國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和經常改朝換代，與此截然相反，亞洲的社會卻沒有變化。這種社會的基本經濟要素的結構，不為政治領域中的風暴所觸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7頁）

在過去的現代化理論邏輯中，現代化從來都是與西方社會相聯系的。而這個西方社會，是從古希臘、羅馬文明發展而來，經歷了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工業革命和現代民主化洗禮的社會。在西方的政治和經濟術語中，“西方”是與經濟發達、政治民主、社會自由相聯系的，與此相對應的“東方”，往往是與經濟欠發達、政治集權和社會家族化相聯系。

這種思想定式甚至使地理上屬于亞洲、也是亞洲最早實現現代化的日本，并不認為自己是“東方國家”。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早在1885年3月16日的《時事新報》上就發表文章《脫亞論》，主張日本“所奉行的主義，惟在脫亞二字。我日本之國土雖居于亞細亞之東部，然其國民精神卻已脫離亞細亞之固陋，而轉向西洋文明”。他還呼吁說：“我國不可狐疑，與其坐等鄰邦之進，退而與之共同復興東亞，不如脫離其行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福澤諭吉還在《文明論概略》中說：“如果想使日本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切議論的標準，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澤諭吉，1982）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社會主義國家的現代化運動和殖民地的解放運動，使“東方”和“西方”成為政治概念，“東方”被西方冷戰理論賦予了非民主的集權含義。魏特夫（K.A.Wittfogel）認為，東方社會不同于西方，是一種“治水社會”，這種社會的農業由于干旱而需要依賴于協作的灌溉系統，而這種協作進而需要紀律、從屬關系和強有力的領導，從而形成政治權力控制的龐大社會組織網，這是“東方專制主義”的根源（魏特夫，1957/1989）。薩義德（E W.Said ）秉承福柯通過知識關系揭示權力關系的方法，在1978年發表了《東方學》一書，并提出一套學說來挑戰世界范圍的霸權話語——東方學，反對以“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方式建構一套與東方學相對立的“西方學”，引發了一場影響全球的后殖民文化研究的浪潮（薩義德，1999）。

蘇東劇變以后，“東方”的概念被進一步“意識形態化”，福山（F.Fukuyama）借用了黑格爾的關于歷史以自由原則的凱旋而結束的論斷，從“資本主義的勝利”中看到西方模式宣告的“歷史的終結”（Fukuyama，1993）。而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 ）在《文明的沖突》一書中，看到1989年以后世界分裂成七、八個多極格局，兩大陣營的對立被文明的沖突所替代，這種沖突主要是美國和歐洲代表的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中國文明或俄羅斯東正教文明的對立（Huntington，1996）。有趣的是，第二次伊拉克戰爭以后，又出現了關于西方的分裂和兩個“西方”的話題，即所謂“真正的美國的西方”和“歐洲的后西方”、新美國和老歐洲（托德，2002；Kagan ，2003）。

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成就，實際上已經提出了“東方現代化”可能性的命題。僅經過一代人的時間，東亞新加坡、韓國和我國臺灣、香港成為“新興工業化經濟體（NIEs）”，做到了歐美花了差不多一個世紀才達到的經濟騰飛，新的有關“亞洲價值”的學說創立了。一些“新儒家”學者，根據東亞現代化的經驗，對韋伯關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發展的文化歸因命題提出挑戰，試圖建立儒家文化與東亞發展的內源發展理論。余英時從長時段的歷史考察入手，認為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價值題中也存在勤儉那樣的工具理性，這是明朝中葉后商業蓬勃發展的原因（余英時，1987）。金耀基則直率的指出，東亞社會經濟發展之謎，對韋伯關于儒家倫理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命題提出“經驗現象的挑戰”，現在要翻這個“長期以來幾為學術界默然遵守的鐵案”（金耀基，1993）。世界銀行的專家們，似乎也從東亞的發展看到新的前景，發表了《東亞奇跡：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一書，用“驚心動魄”的美譽贊揚東亞的發展（World Bank，1993）。

與此同時，也有一些學者對所謂“東亞奇跡”提出質疑。美國社會學家弗里德里克·戴約1994年完成的一份研究報告，以泰國為例指出，東亞國家的經濟存在“三明治陷阱”，上面是發達國家搶先占領并用一切手段維持的高附加值產品市場，而下面勞動力費用更低的國家日益強勁的競爭壓力，所以保持持續高速增長很困難。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亞洲奇跡的神話》一文中則直接宣稱，東亞經濟的成長沒有提供出比西方傳統自由市場經濟更為先進的發展模式，所謂東亞“四小虎”其實都是“紙老虎”（Krugman ，1994）。1997年席卷東亞的金融風暴，造成匯率和股市狂跌，物價大漲，甚至社會和政局動蕩，使“東亞奇跡”的話語陷入“失語”狀態，對“東亞現代化”是否可能的疑慮重新開始在學術界彌漫。

東亞國家在金融風暴中的迅速恢復增長，使人們對“東亞模式”重新產生興趣。關于“東亞模式”，存在著幾種不同的解說：一是“自由市場經濟”解說，認為東亞采取了徹底的自由經濟政策，因此可以調動全世界的資源進行有效配置（World Bank，1993）；二是“政府干預”解說，認為東亞政府有意識干預市場，利用產業政策來扶持某些關鍵性的戰略產業（Amsden，1989）；Wade，1990，2000）；三是“外向型經濟”解說，認為國際貿易對于經濟發展的成功是至為關鍵的，東亞實行的外向型發展政策，成為提高國際競爭力的巨大壓力（Krueger ，1992）。而對于“東亞模式”的批評，則多數集中在“政府過度干預”、“民主化缺失”、“權貴經濟”、“裙帶關系”等等。

然而，從總體上看，東亞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經驗，由于其地域和人口規模的有限，以及發展過程處于冷戰的總體背景，所以“東亞經驗”實際上還是被作為“西方現代化經驗”的一部分，或者作為延伸、擴展和推進。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20多年的持續高速增長，使世界的注意力再次關注“東方”。中國、俄羅斯、印度等大國的快速發展，再次提出了“東方現代化”的可能性問題。而且，中國等大國的情況很不同，中國的現在的人口，已經比所有西方發達國家加在一起的總人口還要多。中國等大國的興起，不僅會深刻地影響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變化，而且會形成一條與“西方現代化”不同的“東方現代化”道路。所以說，“東方現代化”不完全是一個具有地域規定性的概念，它應當包括所有為世界現代化提供不同于西方的新經驗的發展道路。

“中國經驗”可以說是這種新經驗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它應當有這樣幾個規定性：一是所謂“經驗”，不是僅僅指“成就”，它也包括“教訓”，包括走過的發展路程的一切特殊經歷；二是“中國經驗”又不是無所不包、沒有選擇發展經歷，它特別是指一些具有獨特性的新規則；三是“中國經驗”，不同于“中國模式”、“中國奇跡”等概念，它是開放的、包容的、沒有定型并在不斷變化和發展中的經驗，它尊重其他的經驗選擇，也不是作為西方經驗的對立面而存在，它也不強調自己的普適性。

二、影響中國社會運行和經濟成長的四種力量

中國的改革發展，是經濟社會的全面變化。但有些人認為，中國發生的所有變化都是市場化改革的結果。其實在現實生活中，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是一個混合的整體，現實生活的復雜性在于，人們不可能把一個領域從這個整體中單獨分離開來。而每一個領域都有自身發展的規律和邏輯，如經濟追求的最高價值是競爭的效率和經濟的收益，政治追求的最高價值是社會穩定、社會活力和實現民意表達的社會理想，社會追求的最高價值是社會的整合、團結、和諧和公正，文化追求的最高價值是“傳統”的更新延續和凝聚力。所以在現實生活中，要使這些不同的價值有溝通的橋梁，有相互協調的可能性，而不是用一個領域的邏輯去替代所有領域的發展規則。在中國目前的經濟社會發展中，有四種力量在發揮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1.市場

中國的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采取了市場的取向，中間雖然也經過了反反復復，但體制轉軌的步伐基本上沒有間斷，到1992年發表鄧小平視察南方的講話，確定了徹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市場體制的轉型已不可逆轉。這種不可逆轉，不僅是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完成了思想體系和制度體系的構建，更是因為幾十年的經濟快速增長、財富積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人們的心里建立其市場經濟的聲譽。從商品市場到服務市場，從資本市場到勞動力市場，從產權市場到期貨市場，人們對于市場的認識在不斷地深化。市場作為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在中國的經濟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基礎性力量。根據一些學者的測算，1985-2002年，中國市場化的總指數從2.183提高到7.061（周業安、趙堅毅，2004）。

2.政府

政府在中國經濟社會生活中仍然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這不僅是因為政府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和影響著投資的規模，是市場秩序的確立者和維護者，在有意識地利于各種經濟、法律和行政的杠桿，調控著宏觀經濟運行，還因為政府實際上是司法、銀行、社會保障等制度的最終擔保者。在處理紛雜的國際關系、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維護政治和社會的穩定、統一全國的社會經濟政策等諸多方面，政府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干預的力量，一直貫徹到社會的每一個村落、企業和家庭。

政府的獨特作用還表現在各級地方政府的干預能力，由于財政的分灶吃飯制度和中國地區之間發展的巨大差異，地方政府實際上具有根據地方的具體情況做出決策的很大空間，甚至可以在地方政策的影響下形成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

3.社會結構轉型

從歷史上看，社會結構對資源配置的影響，比政府和市場要久遠的多，在沒有政府和市場的時候，社會結構就已經在發生這種影響。如果說市場是一只資源配置的看不見的手，政府是一只資源配置的看得見的手，那么對于轉型中的中國來說，結構轉型是另一只看不見的手。中國在轉型和新舊體制交替過程中，很多微觀領域出現了正式制度的空白和模糊狀態，而這個空白由各種非正式制度填補。這些非正式制度由特定時空中的社會關系構成，成為影響中國經濟社會生活的重要力量。所謂地方合作主義、社區自治規則、社會組織、第三部門等，都是結構轉型的資源配置力量的表現形式。結構轉型的力量，更重要地還表現在社會結構變動帶來的巨大收益，中國較高的結構彈性成為一種“比較優勢”。

4.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已滲透中國的生產、流通、金融、能源以及各種服務業，越來越成為影響中國經濟社會生活的一種特殊力量。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各種力量發生重組，跨國公司的快速發展改變了全世界的資源配置，對民族－國家經濟政治的獨立性也產生挑戰。一方面，中國利用勞動力的比較優勢，迅速形成發展為世界一般制造業中心的趨勢，另一方面，美國等發達國家則利用知識技術的比較優勢，試圖構建新的世界經濟控制體制。過去發展中國家使用的貿易保護武器，現在也開始被那些在此之前一直把“自由經濟”強調到意識形態高度的發達國家所使用。

三、中國經驗的基本要點

1.漸進式改革成為中國改革的普遍規則

“漸進式”改革，這個早已被人們討論過無數遍的似乎已經陳舊了的概念，實際上至今仍然在決定著中國改革的步驟。漸進式改革的基本特點，是采取先易后難、循序漸進、通過試點、“雙規制”和微調進行體制改進、過渡的辦法。這種改革方式的優點，是政府比較容易控制改革的進程，把改革自上而下的戰略部署與基層自下而上的創造積極性結合起來，通過試錯及時總結經驗和教訓，校正改革的步驟，使改革在不斷深入的同時保證了社會的穩定。從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發展、小城鎮建設，到國有企業改革的全面展開，都凝聚了很多基層創造的改革經驗。中國漸進式改革的另一個特點是從經濟領域向政治、社會和文化領域的擴展和推進，就業體制、社會保障體制、收入分配體制、戶籍體制、單位體制、立法體制、基層民主建設、黨內民主建設、文化產業發展等方面，改革都在不斷地進行。

漸進式改革也有它的缺點，就是改革的摩擦成本較高，新舊體制的交替要經過一個較長過程，其間往往容易造成制度的真空和無序局面。因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各地的情況都有各自的特殊性，在要求“全國一盤棋”的前提下，一方面政府要求各地服從統一的發展戰略安排，另一方面政府又很難掌握充分的信息來制定使各地都能夠順利操作的具體方案。所以經常出現的情況是，中央的政策在執行中與原有的利益格局產生沖突和矛盾，致使政策的落實出現扭曲和變形，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局面。市場發育初期假冒偽劣產品的泛濫、改革中產生的權錢交易現象、公益部門出現的變相違規收費、社會組織發展中的魚龍混雜情況等等，都是“摩擦成本”較高的表現。

從改革初期到今天，盡管一些國內外的機構和學者對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有很多批評，或者認為中國已經到了改變這種改革方式的時候。但中國從價格的雙軌制，投資的雙軌制，到通過“下崗”體制向失業體制的并軌，到匯率向浮動制的漸進過渡，“漸進式”至今仍是中國改革的重要特征。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反而越來越認識到，漸進式改革大概是一個大國在“穩定優先”的前提約束下，規避改革風險的有效辦法，它實際上是對改革的代價采取了分期付款的方式來分散風險。但是，中國漸進式改革的經驗表明，要使改革成功，建立新體制比打破舊體制要困難得的多，也重要得多。

2.經濟體制轉軌與社會結構轉型的同步進行

除了政治制度的差異，中國的發展不同于東亞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以及蘇東轉軌國家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經濟體制轉軌與社會結構轉型的同步進行。這20多年來，經濟發展的主題，往往使人們把社會結構的變化單純視為經濟改革的自然結果或伴隨現象，而實際上，社會結構的轉型本身，就是一種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獨立力量。中國與蘇東國家相比，除了政治體制、意識形態、改革的步驟和目標的巨大差異，還有一個容易被人們忽視的巨大差異，就是社會結構的差異。蘇東國家在改革之前，基本已經實現了工業化，農業也基本完成技術對勞動的大規模替代，社會結構產生了變動的瓶頸和整體的固化，而中國在改革之初，社會結構的彈性依然很大，社會結構變動具有很大的空間，在基層運作中也存在很大的靈活性。所以，當改革調動起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力的時候，整個社會很快充滿了活力。農業中技術對勞動的替代，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迅速轉移，鄉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集中，都給社會帶來巨大的收益。過去在測算中國GDP 增長的貢獻因素時，除了資本和勞動的貢獻，剩下的一塊，我們稱為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而且往往簡單地認為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主要是技術進步和體制改進的貢獻。但最近據專家測算，僅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對中國1978-1998年GDP 增長的貢獻就占20％以上，要遠高于體制改進因素的貢獻（蔡昉、王美艷，2002）。這種社會結構變動的收益，是蘇東國家所無法具有的，它比中國相對于蘇東國家具有海外華人投資優勢的說法，影響要大得多。

另外，與東亞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發展的獨特性是改革的巨大力度對社會結構的變化產生深刻的影響。打破“大鍋飯”，拉開收入差距，在各個領域全方位地引入競爭機制，一方面使中國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和持續的高速度增長，但同時也產生東亞國家和地區在高速發展時期未曾遇到的收入差距較大和失業率偏高的問題，而國際上很多學者一直把日本和東亞新興工業國家及地區的較低失業率和較低收入差距歸因為“儒家文化的影響”。

3.社會穩定優先原則和謹慎的民主化探索

中國在改革的過程中，高度重視社會穩定，穩步而謹慎地進行民主化探索，這也是中國改革的一個特點。但這個特點是被西方主流社會批評最多的，這種批評一部分是基于理論上的推論，更多的部分是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的驅使。按照傳統的現代化理論，民主化是工業化的先導或至少是伴隨現象，但對民主化的界定，卻是多樣化的。“民主”的基本含義，是權力來源于人民，但怎樣來源于人民，本來在現實中有豐富的多樣性，有各種具體規定的直選和代議形式。現在，在西方的意識形態中，民主越來越等同于多黨制、選舉、三權分立、言論自由等等，現在又有“街頭和廣場合法抗議”的新定義。

東亞一些國家（如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在快速發展中，也曾受到過來自西方的“非民主”甚至“獨裁”的指斥，因為依照西方的標準，幾十年中在李光耀治理下的新加坡和馬哈蒂爾治理下的馬來西亞，雖然經濟上獲得巨大成功，但并不是民主政治國家，而是東亞“威權”國家。不過香港回歸之前英國港督治理下的香港，似乎并未被納入“威權”，因為符合英國皇室體制的“英國民主”。與此同時，完全移植美國政治法律體制的菲律賓，卻一直經濟不振，社會動蕩。

西方現代化理論中關于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與特定“民主政治制度”相聯系的論斷，因為東亞國家的經驗以及蘇東的變化結果而經歷著重新審查，這種審查由于“中國經驗”而變的更加具有現實意義。中國的實踐取向是，對“政治制度”優越性的判斷，不能根據理論的原則，而要基于事實和實踐的結果，看其是否有利于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人民生活福利的普遍提高。民主的優點是可以發揮人民群眾的創造性，使任何權力都得到監督和制衡，使廣大人民群眾的權利和利益得到充分保護。但民主也存在利益協調成本過高、損害運行效率甚至出現“多數人暴政”的民主陷阱。

中國在發展中強調民主與法治的內在聯系，一方面堅持政治體制改革中的“穩定優先”原則，另一方面積極推進基層民主選舉和黨內民主的探索，期望在實踐的探索中形成符合中國發展需要的社會主義民主法治體系。中國在快速發展中政府、企業界、知識界和民眾在社會穩定問題上逐步達成的共識，成為中國快速轉型中的政治財富。

4.長期堅持低生育率政策和減少貧困

中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實現計劃生育政策，對人口實行嚴格控制，在城市里甚至實行了“一對夫婦一個孩子”的措施。在這一政策的執行中，農村中也發生過一些粗暴的過火做法，并因此受到國際上一些輿論的批評。但30多年持續地實行這一政策，卻使中國避免了可能的人口災難，中國因這一政策少生了3億多人，節省了約27萬億的撫養費用。外國輿論所說的中國每年“生一個加拿大、死一個葡萄牙、凈增一個澳大利亞”的情況早已不復存在，中國已度過最困難的人口控制階段。人口的控制使中國獲得了發展的機會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切實收益，比如中國和印度都是經濟快速成長的國家，但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的人均GDP低于印度，到90年代初期，中國和印度的人均GDP 還基本在一個水平線，但現在中國的人均GDP 已經是印度的兩倍以上。

中國在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同時，農村貧困人口得到大幅度減少，1978-2004年，農村貧困人口從2.5億減少到2600萬，貧困人口占農村總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為3%左右。國際輿論對中國的減貧成就給予了高度評價，因為中國的減貧扭轉了世界貧困人口幾十年來持續上升的趨勢。

不過，人們較少討論人口控制政策與減少農村貧困的內在聯系，看不到人口總量、人口結構和人口素質的變化，對中國這樣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來說，會改變很多發展的結果和規則。中國的人口增長對發展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直到現在，中國總人口每年仍然凈增長700萬左右，而且絕大多數分布在農村，中國必須保證較高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速度，才能夠在人口增加的情況下實現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社會結構的轉變，中國與人口零增長甚至負增長的國家面臨著完全不同的對經濟增長速度的需求。

5.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的轉變

注重教育曾被作為日本和東亞國家實現跨越性發展的一條經驗，而對中國來說，這方面的潛力更大。因為中國人口出生率的快速下降，使社會總負擔系數（老人和小孩占總人口的比例）呈下降趨勢，中國目前正處于勞動力供給充足的時代，勞動力具有很強的競爭比較優勢，通過提高勞動力的素質提高競爭力的空間很大，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快速發展的人口機遇。

中國人注重教育，有文化傳統的因素。但獨生子女的政策，進一步強化了家庭的教育投資傾向。2000年以后，在城鎮居民消費結構中，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已成為食品支出之后的第二大消費，而在農村居民消費結構中，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已成為食品、住房支出之后的第三大消費。在近幾年的城市居民儲蓄目得的調查中，子女教育也被排在包括養老、住房、醫療、就業等選項的第一位。中國大學生在校人數1989年還只有200多萬，現在已上升到2000多萬。中國人的素質教育已經接近了8年，從受教育程度來看，領先其他發展中國家20年左右。當然，就人口總體素質來說，與發達國家還有較大距離，中國大學生所占人口比例還只有5%，而西方發達國家則早已達到30%以上。

中國人口問題正在發生巨大轉變，人口的關鍵問題正在逐步從總量問題轉向人口素質問題和人口結構問題。人口素質提高的巨大彈性，以及從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的轉變，使中國具有大幅度提高生產效率和知識產出能力的潛力，從而彌補了中國在發展中資本和技術的相對不足，推動著中國經濟強勁增長。

6.對外開放、走向世界和超越意識形態的國際合作

中國的改革與對外開放是緊密相連的，對外開放的進程與漸進改革的進程幾乎是同步的。對外開放也呈現出從沿海到內陸、從經濟領域到社會文化領域、從一般競爭性領域到壟斷領域的漸進過程。在引進先進的技術、吸引外資投入的同時，還采取了“走向世界”步驟，通過海外的投資、兼并、合作、援助，參與世界范圍的資源配置。中國的對外開放帶來了巨大的收益，不僅在一般技術領域迅速地縮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而且使中國成為世界投資的熱點地區。特別是中國采取的超越意識形態的國際合作戰略，為中國贏得了廣泛的外交空間。這種國際合作戰略，一是把和平、發展、合作視為時代的主題，把經濟全球化視為發展的大勢，不是拒絕而是因勢利導；二是堅持互利合作的務實做法，不使歷史文化、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成為合作的障礙；三是堅持多邊主義，參與構建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體系，對一些普遍價值的爭論正面提出自己的主張；四是樹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冷靜處理各種突發事件，為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創造一個和平環境。

四、中國經驗中包含的大國發展存在的難題

1.農民問題對“中國經驗”的考驗

中國在人均GDP 達到1000美元之后，中國的農民數量以及農業從業人員的比重還如此眾多，城鄉居民的收入和生活差距越來越大，這是中國的特殊情況。盡管政府采取了包括取消農業稅這種中國數千年來罕見的堅決措施，但在農民戶均耕地土地規模不足半公頃的約束下，農業勞動比較收益依然過低。現代化國家最有標志性的指標，就是農民不再是窮人。但中國經驗表明，在因為擔心農民因失地而失業和失保、從而無法普遍實行土地規模經營的情況下，狹小的耕地勞作，包括技術提高支持下的單位面積的增產和增收，可以使農民過上溫飽生活，但很難使農民富裕起來和普遍達到社會的中等生活水平。

中國雖然減貧取得巨大成就，但農民的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問題依然嚴重，目前農村按國際絕對貧困標準（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費不低于1美元，約折合2.7元人民幣）還有數千萬貧困人口。農民的眾多，對中國完成向現代社會結構的轉型帶來特殊的困難，如何使農民富裕起來，也成為現代化的最大問題。但除了挖掘農業增收潛力、通過普遍兼業獲得更多非農收入和轉移農業勞動力，農民走向富裕似乎也別無他途。

中國的城鄉一體化可能要經歷比一般現代化過程更長的時間，但這又是中國的現代化所必須經歷的結構轉換。中國能否解決這個問題以及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已經成為對“中國經驗”的嚴峻考驗。

2.收入差距擴大的結果和趨勢

在推進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中國的收入差距也不斷擴大。這究竟是一個階段性的問題，還是一個新的長期趨勢，現在還難以定論。但無論是按照基尼系數還是收入階層倍數的測算方法，中國目前收入差距都達到差距較大并值得警惕的狀態。而且，由于隱性收入的廣泛存在，實際的收入差距可能比測算出的結果還要大，而財富的差距（如金融資產和房產）更是數倍于收入的差距（趙人偉、李實、丁賽，2005）。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多數學者還認為，這種差距的擴大是市場化改革的“自然結果”，中國隨著發展的進程分配問題也會得到解決。但現在，中國的貧富差距擴大的曲線什么時候出現走向縮小的拐點，是否會符合庫茲涅茨（S.Kuznets ）先擴大后縮小的“倒U 型”收入分配曲線的規則，以及這種差距擴大的趨勢會最終帶來什么結果，都變得不太明朗。因為在全球化競爭背景下，中國不同產業的比較收益差距擴大，非實體經濟的飛速發展使財富積累速度的加快，產業集群化的現象使投資向特定區域的集中，體力勞動的充分供給和競爭過度造成低位勞動工資水平停止不前，加之腐敗和非法收益的存在，這些都成為導致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的影響因素。

但是，有兩個方面的問題需要高度關注，一是中國傳統的“均貧富”文化遺產以及計劃經濟時期平均主義分配的制度遺產，會影響社會對收入差距的心理承受力；二是體制轉變時期出現的機會不平等和權錢交易現象，會使社會成員對造成差距的原因產生強烈不滿，從而使貧富差距問題在人們心理上放大，成為一個產生社會問題的深層影響因素。另外，一些學者也還存在著另一種憂慮，即擔心社會對貧富差距問題的高度關注會影響改革的深化和市場化改革的總方向。

2.就業問題和勞動低成本時代走向終結

中國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持續發展，已經基本解決了國民的溫飽問題，下一步面臨的最突出的民生問題，就是就業問題。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失業的陰影一直在困擾著中國。而且中國的就業局面并未完全按照菲利普斯曲線（失業和物價此起彼伏的負相關關系）變化，在經濟增長和物價上升的同時，失業狀況并沒有明顯地緩解。高等教育的大規模擴大招生，曾起到暫時的推遲就業、緩解失業的蓄水池作用，但如今大量增加的新畢業大學生，使高位就業市場的競爭與低位就業市場的競爭同樣激烈。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因國有企業改革和“減人增效”政策而產生的大量下崗職工，通過下崗和失業制度的并軌、經濟補償以及各種退休退職措施，已經度過了最艱難的階段，其間也伴隨著痛苦和悲愴。但就業市場的依然緊張，導致出現因失業群體年輕化而產生的“新失業群體”。

由于技術和資本對勞動的替代，中國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在不斷降低，GDP 每增長1個百分點能夠帶動的就業人數，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300多萬人下降到2004年的100多萬人。另外，每年新生勞動力的供給還在持續增長，國有企業人員精簡的改革還未全部結束，近3000萬事業單位人員的改革還未啟動，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壓力還非常巨大。一些相信“技術進步的力量”的學者認為，從農業時代到工業時代，從工業時代到信息時代，技術一直在增加就業機會而不是減少就業機會。但在中國現階段，勞動密集型產業對解決就業問題的特殊意義，不能因強調技術進步而被輕視和低估。

與此同時，中國勞動低成本的黃金時代，將隨著未來勞動供求關系的變化而走向終結，這個時代可能最多還能保持十幾年的時間。部分地區的所謂“民工荒”，雖然不是勞動力短缺的反映，但卻可能是勞動成本增加的前兆。“中國制造”必須開始考慮在低價制造之后的優勢所在。

3.市場條件下政府與社會的關系

市場化取向的改革，使中國的經濟體制和經濟生活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對這個變化多數人都能夠觀察到和理解，人們對市場機制的感受，已經逐步從陌生轉變為熟悉。然而，人們對與此同時在社會領域發生的深刻變化，卻沒有同樣透徹的認識。

“單位組織”的改革（住房自有化、就業市場化、社會保障社會化、后勤服務市場化）和近20年來大量“非單位”從業部門的產生，使大多數社會成員從“單位人”變成“社會人”。政府依靠“單位”管理社會的方式正在發生變化，“社區”正逐步替代“單位”成為社會整合的基礎，社區在發放低保金、養老金、犯罪矯正、規范稅收、生活服務等各方面，都開始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社區”也從原來的一個學術概念變成家喻戶曉的常識。但如何建設社區，仍然在探索中。“社區”在法律上被界定為“居民自治組織”，但中國長期以來是強政府弱社會，社會的自組織能力很弱，從各地試點的情況看，如果沒有政府的大力扶持，社區建設很難快速發展起來。現在的問題是要真正認識到，社區建設的意義，是要建設一種新的社會生活的支持網絡。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為了避免政府直接面對分散的個人而造成的管理成本過高，要通過社會組織的發展，來使社會組織成為政府與分散的個人之間的中介。我國近年來社會管理方式的變化，使各種連接政府與個人的民間社團組織快速發展，到2004年，全國各類民間組織已發展到28萬多個。這些社會組織在創造就業機會、提供社會服務、發展第三產業方面，都發揮著重要作用。不過，在社會組織發育初期，也出現了市場組織發育初期的“一放就亂、一亂就統、一統就死”的局面，在現實中社會組織魚龍混雜的情況也是存在的，一些打著各類旗號的邪教、迷信、傳銷和帶有黑社會性質的非法組織，雖屢經打擊，但仍暗中存在，對社會安定危害很大。但是，不能因為社會組織發展中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就放棄促進社會發育的方向，因為這個方向是走向現代社會管理繞不過去的。對社會組織，只能在不斷發展的同時，逐步提高管理水平，依法加強管理，促使其規范、健康、有序的發展，發揮其積極作用，限制其消極影響。

中國與其他發達國家不同的是，由社會組織承擔的社會功能，實際上很多是由中國特有的“事業單位”來承擔的。目前中國各類事業單位有130多萬個，納入政府事業單位編制的人員近3000萬人，其各項事業經費支出占政府財政支出的30％以上。中國在國有企業和行政機構進行精簡改革的同時，事業單位的總體運行機制變化不大。十幾年來，事業單位改革引入的所謂“創收機制”，實踐證明是弊大于利了。例如醫療部門和教育部門的“創收”，不僅使財政的醫療支出和家庭的子女教育成倍增長，而且這種支出并沒有全部用于提高醫療和教育服務水平，對行業風氣也帶來惡劣影響。中國事業單位改革的方向，是要建立一個能夠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滿足公共服務需要、科學合理、精簡高效的現代事業組織體系。總結這些年來的經驗，對事業單位改革應當采取分類管理的原則，把社會事業單位分成三種情況：一是純粹公益部門，是負責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部分，如九年義務教育部門和普通公共醫療部門；二是政府購買服務部門，如政府采購和后勤服務市場化就是一種政府購買服務的形式，三是準市場化部門，如允許私人投資高等教育、合資醫院、部分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的報刊出版單位，等等。在這方面，要研究社會發展領域不同于市場領域的規律，在政府機制和市場機制之間，探索多樣性的、分類指導的管理方式：對純粹公益部門，在保證財政供給的同時，也要有“社會核算”制度和嚴格的預算約束；對政府購買服務部門，要保證具有比政府辦事業和完全市場運作更好的社會服務效果；對準市場化部門，也要有規范和約束其經營行為、發展方向的界限和制度。

4.環境、資源與快速發展的矛盾

中國由于其十幾億人的龐大人口，面臨經濟發展、生活水平提高、消費能力擴大與環境、資源條件的尖銳矛盾。西方發達國家在現代化原始積累的過程中，也伴隨著在全世界范圍內對資源的殘酷爭奪，政治成為經濟的延續，而戰爭成為政治的延續。僅上世紀100年所消耗的能源總量就遠遠超過人類幾千年消耗量的總和。技術進步創造的能源替代，似乎難以滿足生產和消費的快速增長，能源短缺可以造成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的始終存在。

中國是一個大國，大國的興起與小國的興起國際影響完全不同，以往的發展經驗說明，大國的興起和更替往往會改變世界經濟政治格局并可能引發勢力范圍爭奪的國際沖突。中國的快速發展一方面也迫使中國在更廣闊的范圍內獲得資源和能源的供給，另一方面為了保證經濟的安全又不得不主要地依靠國內的資源和能源的供給。

無論有怎樣的資源和能源支撐，中國這樣龐大人口的現代化，都不可能復制其他發達國家高消費的生活方式。隨著環境保護意識的增強，人們對治理環境的巨大代價也有了新的認識，但環境的變化曲線與收入分配的變化曲線一樣，都還很難預測什么時候出現總體狀況改善的拐點。不過，在環境、資源條件的硬約束下，“循環經濟”、“節約型社會”等概念，正在塑造一種新的發展理念。

5.老齡化和社會保障的壓力

無論是按照65歲以上老人占總人口7%的標準還是按照60歲以上老人占總人口10％的標準，中國都已經跨入了老齡化社會的門檻。但與一些國家人口先富裕后老化的規則不同，中國由于人均壽命延長和嚴格的人口控制，在國家還沒有真正普遍富裕起來的時候人口就過早地出現了老齡化的問題，中國的平均富裕程度比發達國家同樣老齡化程度的時候，要低幾倍甚至十幾倍。而且這種差距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會延續，因為中國在進入老齡化社會以后，并未像其他國家那樣基本停止人口的凈增長，每年新增的人口還有700多萬，所以人均收入的增長要比經濟的增長慢得多。

人口老齡化給中國的養老保險體制提出新的挑戰，因為至今中國的基本養老保險體制所能覆蓋的人群，是全部從業人員的15％左右和不到一半的城市從業人員。面對家庭的小型化趨勢和獨生子女的新一代，中國千百年來的家庭養老模式和社會倫理規范，也即將面臨著危機。

中國顯然需要使社會保障安全網能夠逐步覆蓋到農民和農民工，但中國又不可能把福利國家的模式或者已有的城市基本社會保險的模式推廣到鄉村。中國要避免福利和保障體制成為經濟增長的沉重負擔，要關注社會保障水平剛性增長與經濟發展周期波動的矛盾。

五、中國經驗對世界現代化的啟示

1.歷史重新開啟和大國和諧興起的可能性

冷戰結束以后，歷史實際上并沒有以某種發展模式的勝利而宣告終結，歷史在重新開啟。一方面，歐美社會民主黨人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重新探討“第三條道路”（the thirdway ）的問題，試圖在傳統的左派政策和右派政策之間，尋求建立一條試圖超越老派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中左”的路線，以應對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變遷（Giddens ，1994，1998，

2001ed.）。韓國的學者近年來也在探討“第三條道路”問題，他們反對文化霸權的“市場帝國主義”，但既不滿意二元對立的社會批判主義，也不滿意一味結構現代性而無建設的后現代思潮，他們試圖塑造東方的、儒家的、民本的和中庸和諧的“第三條道路”（韓相震，《社會理論》第一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

其實，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各種替代西方現代化的發展模式和策略始終存在。“東亞模式”和“東亞價值”是其中的一種，但往往被人認為帶有拒斥西方普遍價值的東方保守主義色彩。

“中國經驗”的產生，在世界范圍內使人們重新思考和審查歷史發展前景的可能性。因為在“中國經驗”基礎上形成的“東方現代化”道路，是開放的、包容的、走向文明融合而不是文明沖突的道路。中國一系列的國際國內政策所顯示的走大國和諧興起道路的決心，將會改變和修訂“西方現代化”的邏輯。

2.一切從實際出發、樹立建設和諧社會的科學發展觀

從假定的理論原則出發，還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是兩種不同的認識理路。中國在發展中不拘泥于已有理論和觀念的束縛，積極進行新的實踐探索，改革和發展的過程雖然從政府主導的角度看是一個從上到下的過程，但從實踐的角度看，則是一個從下到上的過程。

在改革和發展的過程中，堅持以人為本，堅持在經濟增長的同時使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不到提高，堅持讓絕大多數人能夠分享到改革和發展的實惠，這是改革和發展能夠順利進行的最重要的基礎。

中國在發展中也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如城鄉之間出現較大的發展差異、收入差距擴大、就業緊張、社會保障不完善、環境污染加劇、生態條件惡化等。國際上關于中國的發展難以持續，“中國即將崩潰”的預言也不到出現。但中國之所以能夠在成功地避免各種社會危機、抵御各種社會風險，關鍵的就是中國一切從實際出發的認識理路，使中國的政策取向能夠實際情況的發展不斷做出新的調整，同時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社會流動的加快，也使社會結構獲得了巨大彈性，保持了發展中的動態穩定。

3.全球化條件下的工業驅動和超越性發展

在傳統的現代化過程中，現代化的后來者不過是學習、模仿、復制和翻新現代化先行者的經驗，現代化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巨大的“歷史時空”的差距，現代化的過程似乎就是一個西方現代化模式的復制和再生產過程。但是，全球化的趨勢改變了這種狀況，資源在世界范圍內的重新配置，使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處于同一個“歷史時空”，這個特點改變了許多現代化的規則。

在過去現代化的歷史上，一個國家的經濟從制造業驅動到服務業驅動、產業結構從第二產業為主體轉變為第三產業為主體，幾乎與其現代化進程是同步的，或者說就是現代化的內涵之一。但國際資本和技術與中國勞動力的結合，正在創造出前所未有的資源配置優勢，使中國產生“世界工廠”的發展前景，中國現代化的工業化推動特征顯得非常獨特，工業產出在GDP 中的比重高達50％以上，而第三產業的比重則比人均GDP 不及中國一半的印度還要低很多。這種特征由于全球化的影響在中國可能還要延續很長時間，中國原本要走向“夕陽工業”的重化工業，也在這一特征的影響下重新振興。產業結構升級在中國的內涵和意義究竟是什么？是產業結構比例的變化？是技術的更新換代？還是高成本生產方式的轉變？這些問題需要重新來思考。

全球化趨勢下信息和技術的迅速傳播也同樣在改變著現代化的過程，過去一項先進實用技術從發達國家向欠發達國家的傳播可能平均需要幾年甚至幾十年，而現在這個時間被縮短為平均幾個月甚至幾天。發達國家一方面越來越重視知識產權的收益保護和建立新的技術壁壘，另一方面又面臨大量投資發明的新技術如果不快速普及就會迅速過時、血本無歸的困境。這種新趨勢也給中國同時帶來了難題和機遇，一方面中國要用整船集裝箱的服裝、皮鞋去交換復制成本低廉的軟件和芯片，另一方面中國也具有了走除西方現代化邏輯、實現超越性發展的可能性。

4.因地制宜和現實發展的多樣性

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人們所說的所謂的發展模式，實際上都是嵌入某種特定的社會結構，受到特定的結構約束條件而形成的。中國在沿海一帶經濟起飛的過程中，出現了所謂的依靠對外加工貿易的“珠江模式”、依靠個體私營經濟的“溫州模式”、依靠集體經濟的“蘇南模式”等，當然這些模式幾年之后就成為了階段性的特征，發展道路的學習、模仿和匯合的過程很快。但在發展道路上簡單地模仿、不注意地域社會結構的初始約束條件是行不通的，比如東北老工業基地在初期對溫州模式的模仿，總體上是不成功的。特定的社會關系對產權關系、契約關系、勞動關系等都會有重要影響（周雪光2005；劉世定，1999）。產權關系在國有和私有之間、經濟活動組織方式在企業等級制和市場網絡制之間、社會管理方式在“單位”和社區之間，現實中實際上都存在著連續譜的多樣性，重要的是根據特定社會結構的約束條件來理解這種多樣性存在的理由，了解各自的比較優勢和弱點，而不是用固定的理論框架去判斷不同發展方式的優劣。

5.在發展中注意化解新的利益和價值沖突

中國在發展中，也出現了許多新的社會矛盾，這些矛盾總體上都還屬于利益格局的調整問題。隨著中國對這些社會矛盾的更加關注以及解決這些問題財政能力不斷增強，這些矛盾也能夠逐步在發展中得到緩解、化解和解決。

但是，也應當注意到中國的一些不太容易解決的深層價值沖突問題。全球化和中國的快速轉型，使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壓縮在同一個時空場景中。經濟方面前工業化的、工業化的和后工業化的發展區域同在，社會方面前現代的、現代的和后現代的現象并存，文化藝術方面現實主義的、批判現實主義的和超現實主義的作品雜陳。與此同時，市場化的過程也帶來價值觀轉變的沖擊，不同的地域人群、不同的社會階層和不同的年齡段人口，在一些社會的重要價值認同方面，都出現了較大的差異。古典的現代化理論重視文化落差的問題，對文化變遷滯后于經濟變遷的現象給予特別的關注。但是中國現在不僅是文化落差問題，而是在經濟、社會、文化領域的內部，就存在著巨大的自身張力。經濟改革和社會轉型帶來的利益格局變化，使大多數社會矛盾都具有利益沖突的誘因，但時空壓縮下的文化價值沖突，正在成為未來社會矛盾的深層影響因素。利益的協調和價值的整合，是在這種特殊背景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特別關注的兩個方面。

中國的現代化由于其巨大的人口規模和發展的不平衡性，還有一個漫長和艱難的過程，不能根據中國近20年的發展和城市的迅速崛起就做出過于樂觀估計，更要防止在新的形勢下產生違背客觀規律和約束條件的趕超行為。不過。再經過20多年，如果中國能夠保持這種持續快速發展的態勢，那么改革開放后半個世紀的快速發展所形成的“中國經驗”，定會使“東方現代化”成為具有豐富內涵的理論體系，并未世界現代化的提供各種新的選擇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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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2005年中國社會學年會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