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無為”不是“不為”
楊連旭
在《老子》中“無為”之說，其影響足可與“道”和“玄”并駕齊驅(qū)。
（一）
“無為”之說出自通行本《老子》之第二章：
“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林語堂 先生的《圣哲的智慧》注解是：“圣人作事，能體合天道，順應(yīng)自然，崇尚無為，實行無言的教誨。”
東方橋 教授的《老子現(xiàn)代讀》注解是：“這位圣人緊緊地抱守著絕對的‘道’，超越一切相對的‘名’；一切順其自然，以‘無為’的態(tài)度處事，用‘不言’的方法施教；他不用辯論的方式去教化人民大眾，任萬物生長變化而默不作聲” 。
陳鼓應(yīng) 教授的《老子注譯及評價》注解是：“有道的人以‘無為’的態(tài)度來
處理事物，實行‘不言’的教導(dǎo)”。
南懷謹(jǐn)先生的《老子他說》注解是：“所謂‘處無為之事’是說為而無為的原則，一切作為，應(yīng)如行云流水，義所當(dāng)為，理所應(yīng)當(dāng)，作應(yīng)當(dāng)作的事。作過了，如雁過長空，風(fēng)來竹面，不著絲毫痕跡，不有纖芥在胸。所謂‘行不言之教’，是說萬事以言教不如身教，光說不作，或作而后說，往往都是徒費唇舌而已。”
有關(guān)《老子》的“無為”思想，兩千多年來一直為人所津津樂道，且樂此不疲。但對其內(nèi)涵卻又莫衷一是，眾說不一。
有的注解認為“無為”就是“沒有作為，什么也不做”；
有的客氣些，注解為“順其自然，不予干涉。”
總之，是說《老子》主張無所作為、具有消極思想。尤其是，
一是、《論語·衛(wèi)靈公》：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二是、漢朝前期蕭規(guī)曹隨的“無為而治”，更加強了這種認識。
有的辯解，如 東方橋 教授的《老子現(xiàn)代讀》注解是：“無為，就是不自私，不任意，一切依循自然生生不息的本質(zhì)。”
問題是：其實，這實在是個誤解。作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老子怎么會教人一切都充耳不聞，視而不見、放任自流、無所作為呢。
第一、必須明確，“無為”不是“不為”。因為“無”的字義含“沒有”，而不含“不”。
其中，關(guān)鍵在于“無為”的取義。這樣，此間的“為”字應(yīng)該取義為“政績，功業(yè)”。所謂“處無為之事”，是說“做沒有功業(yè)的事”，也就是做事不以刻求功利為目的。
大科學(xué)家丁肇中就說：“為拿諾貝爾獎而工作是很危險的。”
那么，做事不以功名又以什么為目的呢？自然是以符合客觀規(guī)律為目的。
第二、“不言”的取義，既可以是“沒有理論”，又可以是“沒有學(xué)說”，還可以是“沒有怨言”。
“實行不談?wù)摰慕袒保瑢嵲谑遣豢赡艿摹！ ?/p>
“實行沒有理論的教化”，其實也就是“沒有學(xué)說”的教化。可有三種理解：
其一、實行沒有理論的教化，就是只傳授知識不宣揚主義的教化；
其二、實行沒有名分的教化，就是不追求成名成家的教化；
其三、實行沒有學(xué)派的教化，就是沒有成見和偏見的教化；
其四、實行沒有怨言的教化，就是沒有意見和建議的教化。
綜合起來，合而為一，其實就是“不追求成名成家”。
所以，本句之意是：“圣人：做事不刻求功利，施教不追求成名”。
《老子》的意思是說：根據(jù)事物的對立統(tǒng)一的辨證關(guān)系，圣人處事行教不以刻求功利和拘泥理論為出發(fā)點和歸宿點，而是以符合客觀規(guī)律和言傳身教為目標(biāo)，這樣反而促進了社會的興旺發(fā)達，而他自己也不因此而自賣自夸，更不貪占社會。因此，他的功績反到更輝煌，他卻并不居功自傲。當(dāng)他所從事的事業(yè)獲得成功之后，他并不將其據(jù)為己有。正因為如此，他所從事的事業(yè)才會永垂不朽，萬古流芳。
那么，《老子》為什么強調(diào)無為處事和不言行教呢？
道理很簡單：
一、數(shù)學(xué)原理證明：曲線相交點并不必然是極值點。所以，無論最優(yōu)不一定是最大。
二、經(jīng)濟原理表明：在既定的條件下，邊際效益是遞減的。所以，規(guī)模最大化并不是效益最優(yōu)化。
做事做人追求功名必然追求完美，可是這世上就沒有十全十美的事和十全十美的人。所以，刻求功利、追求完美必然容易走向極端，這就違反了客觀規(guī)律，因過度而由量變引發(fā)質(zhì)變，結(jié)果適得其反，身敗名裂。
行教拘泥于理論，或者機械教條，就會把人變成了書呆子，一事無成；或者追求理論華麗，夸夸其談，自吹自擂，誤導(dǎo)實踐，雖然能蒙蔽人們一時，卻不能長久。因為言傳不如身教，還是讓事實說話好。
事實上，在此《老子》也隱含了量變質(zhì)變的物極必反原理。
當(dāng)然，不苛求功名也是有風(fēng)險代價的。
孫子最深刻領(lǐng)悟了《老子》，他在《地形》中強調(diào)指出：“故戰(zhàn)道必勝，主曰無戰(zhàn)，必戰(zhàn)可也；戰(zhàn)道不勝，主曰必戰(zhàn)，無戰(zhàn)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國之寶也。”
在《軍形》中，孫子闡明：“故善戰(zhàn)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zhàn)勝不忒。”
（二）
《孟子·離婁下》“人有不為也，而后可以有為”，是說，一個人有所不為,然后才能有所為。
其實，無論是舜帝還是曹參，他們都是如此所作所為的，是“無為”，絕不是“不為”。
《尚書》記載：舜就職之后，即到了堯的太廟，與四 方諸侯 君長謀劃政事，打開明堂四門宣布政教，使四方見得明白，聽得通徹。他開宗明義：
“生產(chǎn)民食，必須依時！安撫遠方的臣民，愛護近處的臣民，親厚有德的人，信任善良的人，而又拒絕邪佞的人，這樣，邊遠的外族都會服從。”
然后，他委托禹居百揆之官輔佐政事，棄主持農(nóng)業(yè)、教人們播種各種谷物，契作司徒、謹(jǐn)慎地施行五常教育，皋陶作獄官之長、明察案情、公允處理，垂、殳斨和伯與掌管百工，益、朱虎和熊羆擔(dān)任虞官、掌管山丘草澤的草木鳥獸，伯夷、夔和龍作掌管祭祀的禮官，
他又任命夔主持樂官、教導(dǎo)年輕人，任命龍做納言的官，早晚傳達他的命令、轉(zhuǎn)告下面的意見，
分派完畢，舜帝叮囑說：“啊！你們二十二人，要謹(jǐn)慎啊！要好好領(lǐng)導(dǎo)天下大事啊！”
舜帝本人則三年考察一次政績，考察三次后，罷免昏庸的官員，提拔賢明的官員，于是，許多工作都興辦起來了。
《史記》記載：曹參接替蕭何做了漢朝的相國，雖然做，“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自己整天痛飲美酒。卿大夫以下的官吏和賓客們見曹參不理政事，上門來的人都想有言相勸。可是這些人一到，曹參就立即拿美酒給他們喝，過了一會兒，有的人想說些什么，曹參又讓他們喝酒，直到喝醉后離去，始終沒能夠開口勸諫，如此習(xí)以為常。
甚至漢惠帝埋怨曹相國不理政事，覺得相國是否看不起自己，派其子曹窋規(guī)勸曹參，不料曹參聽了大怒，竟然打了曹窋二百板子。
但是，其前提卻是：曹參從各郡和諸侯國中挑選一些質(zhì)樸而不善文辭的厚道人，立即召來任命為丞相的屬官。對官吏中那些言語文字苛求細微末節(jié)，想一味追求聲譽的人，就斥退攆走他們。
路線確定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
舜帝就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公布大政方針，第二件事就是選賢任能，第三件事就是定期檢查獎懲。
這樣，他平時可不就是成了“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蕭何制定的法令對西漢初年政權(quán)的鞏固和發(fā)展起了重要作用，有著長期的意義。對此，曹參有著清楚地認識到，也就絕不改變那些行之有效的法令政策，只是把政府的工作重心轉(zhuǎn)移到干部隊伍建設(shè)上，提拔了那些質(zhì)樸忠厚之人，摒棄了那些華而不實、沽名釣譽之徒。
這樣，他平日也就放心大膽的飲酒作樂了。
必須指出：曹參能實現(xiàn)“無為而治”是得到了呂后的理解和支持。因為其時，正值呂后掌權(quán)，可呂后對他卻不聞不問。
可見這呂后不僅為下嫁劉邦、老夫少妻、生兒育女、耕田勞作、持家養(yǎng)老小、為劉邦吃官司做人質(zhì)，動員了兄弟姊妹為劉邦浴血奮戰(zhàn)打天下，而且確實是頗有才干，絕非某些以古喻今的文痞所歪曲的那樣，只是個有野心沒有能力的悍婦。
對此，司馬遷和班固在《史記》和《漢書》中都給予了極高地評價！
《史記·呂太后本記》記載：“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將。”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zhàn)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wù)稼穡，衣食滋殖。”
《漢書》“贊曰：孝惠皇帝和呂后在位的時候，百姓得以脫離戰(zhàn)國時期的苦難，君臣都想通過無為而治，所以惠帝拱手無為，呂后以女主身份代行皇帝職權(quán)，施政不出門戶，天下卻也安然無事，刑罪很少使用，犯罪的人也很少，百姓專心從事農(nóng)耕，衣食富足起來了。”
至于《史記·外戚世家》記載：“及高祖崩，呂后夷戚氏，誅趙王”，說她虐殺劉邦嬪妃和兒子，那是因為“漢興，呂娥姁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晚節(jié)色衰愛馳，而 戚 夫人有寵，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shù)矣”，是對劉邦忘恩負義和憑借年輕貌美就企圖奪權(quán)的諸妃的報復(fù)，不僅“而高祖珀宮唯獨無寵疏遠者得無恙”，而且純系家務(wù)，與百姓和社會無關(guān)。
惠帝死，呂后立非正統(tǒng)的少帝。呂后死，周勃等人殺死呂產(chǎn)，迎立劉恒〔公元前202年－前157年，高祖劉邦第三子，在位23〕為文帝，傳至景帝。《史記·外戚世家》記載：“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shù)。”
所以，正是從呂后和惠帝到文景二帝尊《老子》，開創(chuàng)出了太平盛世，豪強并起，為其后的武帝施展雄才大略，創(chuàng)造出了雄厚的物資基礎(chǔ)。
（三）
不尊《老子》、刻求功名、追求完美、畫蛇添足、前功盡棄、毀于一旦。這樣的實例，古今中外，也是俯拾即是。
《史記·殷本紀(jì)》記載：
紂帝天資聰穎，有口才，行動迅速，接受能力很強，而且氣力過人，能徒手與猛獸格斗。他的智慧足可以拒絕臣下的諫勸，他的話語足可以掩飾自己的過錯。他憑著才能在大臣面前夸耀，憑著聲威到處抬高自己，認為天下所有的人都比不上他。
他嗜好喝酒，放蕩作樂，寵愛女人。他特別寵愛妲己，一切都聽從妲己的。
他讓樂師涓為他制作了新的俗樂，北里舞曲，柔弱的歌。
他加重賦稅，把鹿臺錢庫的錢堆得滿滿的，把鉅橋糧倉的糧食裝得滿滿的。
他多方搜集狗馬和新奇之物，填滿了宮室，又?jǐn)U建沙丘的園林樓臺，捕捉大量的野獸飛鳥，放置在里面。
他對鬼神傲慢不敬。
他招來大批戲樂，聚集在沙丘，用酒當(dāng)做池水，把肉懸掛起來當(dāng)做樹林，讓男女赤身裸體，在其間追逐戲鬧，飲酒尋歡，通宵達旦。
紂如此荒淫無度，百姓們怨恨他，諸侯有的也背叛了他。于是他就加重刑罰，設(shè)置了叫做炮格的酷刑。
事實果真如此嗎？其實，早在春秋時代就有，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子張》）。
又豈止如此！《尚書》中《牧誓》是牧野之戰(zhàn)前的周武王的誓師動員講話，必定是要深刻全面揭露商紂王的罪惡，以激勵全軍，同仇敵愾。可實際上，這個誓師動員講話中有關(guān)商紂王的罪惡僅僅是：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pin〕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衰落〕。’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祭祀祖先的祭名〕把弗答〔問〕，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用〕，乃惟四方之多罪道逃，是崇是長〔恭敬〕，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土。俾〔使〕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發(fā)惟恭行天之罰（古人說過：‘母雞在早晨不打鳴；如果誰家母雞早晨打鳴，這個家就要衰落了。’現(xiàn)在商紂王只是聽信婦人的話，輕蔑拋棄了對祖先的祭祀而不聞不問，拋棄他先王的后裔，不任用同宗的長輩和兄弟，卻對四方八面的罪人逃犯十分崇敬、信任、提拔、任用，讓他們當(dāng)上大夫、卿士，使他們殘暴虐待老百姓，在商國都城胡作非為。現(xiàn)在我姬發(fā)要恭敬地按上天的意志來討伐商紂）。
首要罪狀，乃是聽信女人的話；換句話說，就讓女人參政了。可實際上，這在當(dāng)朝并非罪過。因為商代第23位國王，商武王也是如此的。
據(jù)殷墟考古，商王武丁的妻子婦好，是我國有文字記載的第一位文武雙全的女將軍。甲骨文中有關(guān)她的記載有200多條。她曾率領(lǐng)13000多人的軍隊去攻打前來侵略的鬼方，并大勝而歸，因功勛卓著而深得武丁、群臣及國民的愛戴。婦好終因積勞成疾而先逝，國王武丁予以厚葬，并修筑享堂時時紀(jì)念。1976年發(fā)現(xiàn)的婦好墓是一座墓主人身份清楚、沒有失盜的王室墓葬。
關(guān)于輕蔑祭祖。今人指出純系捏造。因為殷墟考古出土的資料表明，商紂王是很重視祭祖的。
不任用家族成員，提拔任用異族和出身低賤之人。恰恰說明商紂王他削減貴族特權(quán)、提高少數(shù)民族和底層民眾的地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雄才大略和進步思想。不僅如此，商紂王曾南征北戰(zhàn)，特別是攻克東南各方國，使商王朝的疆域得以擴大，奠定了中國古代大一統(tǒng)江山的基本輪廓。
既然如此，那么商紂王又怎么會失敗了呢？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 、十日，毛主席曾指出：
“商品生產(chǎn)從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當(dāng)時已經(jīng)有了商品生產(chǎn)的意思。把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壞人是完全錯誤的。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紂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勝仗，只是損失太大，俘虜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國。說什么‘血流漂杵’，紂王殘暴極了，這是《書經(jīng)》中夸張的說法。所以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關(guān)于社會主義商品經(jīng)濟問題》）
毛澤東就是偉大！他透過了三千多年周王朝編造和偽尚書及歷代文人鼓噪出的歷史迷霧，看明了歷史的真相。這個真相就隱藏在是周公晚年告戒成王建立官制的誥詞《尚書·周書·立政》中：
“嗚呼！其在受德，為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xí)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啊！等到受〔商王紂〕登上帝位，強行把罪人和暴虐的人聚集在他的國家里；竟然用眾多親幸和失德的人，共同治理他的政事。上帝就重重地懲罰他，就使我們周王代替商朝接受天命，安撫治理天下的老百姓）。”
其中，商紂王的失敗原因不過兩條，即把罪人和暴虐的人聚集在他的國家里和用眾多親幸和失德的人。
因為此時商滅周興不久，周公是親歷者之一，又是叔侄間對話，無需對外宣傳。所以，這才是實話。
據(jù)《黨的文獻》1995年第4期第36－45頁介紹：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同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和書記處書記史向生、趙文甫、楊蔚屏、戴蘇理五人作了重要談話，其中又為商紂王翻案了。
毛主席：你這個汲縣是夏禹封的，汲縣人是大禹的子孫。商朝紂王亡了之后，微子被封為宋，就是現(xiàn)在的商丘。
吳芝圃：從封丘到濮陽、夏邑、商丘、杞縣，一直到禹縣，這都是夏朝活動過的地方。
毛主席：商朝起于商（現(xiàn)在叫商丘），后頭它的后代搬到豫北殷（今安陽小屯村）。武王伐紂，還在朝歌（今淇縣）封了紂王的兒子武庚。武庚后來跟武王的弟弟管權(quán)、蔡叔同盟造反，起來反對周朝。
吳芝圃：管叔就封在這個地方，鄭州的老城就叫管城。
毛主席：蔡叔就封在蔡，后頭變成上蔡。對于周朝說來，管叔、蔡叔都是叛亂分子。當(dāng)時微子是里通外國。為什么紂王滅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對他，還有箕子反對他，微子反對他。紂王去打徐夷（那是個大國．就是現(xiàn)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幾年，把那個國家滅掉了。紂王是很有才干的，后頭那些壞活都是周朝人講的，就是不要聽。他這個國家為什么分裂？就是因為這三個人都是反對派。而微子最壞，是個漢奸，他派兩個人作代表到周朝請兵。武王頭一次到孟津觀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兩年，他說可以打了，因為有內(nèi)應(yīng)了。紂王把比干殺了，把箕子關(guān)起來了，但是對微子沒有防備，只曉得他是個反對派，不曉得他通外國。給紂王翻案的就講這個道理。紂王那個時候很有名聲，商朝的老百姓很擁護他。紂王自殺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漢奸，周應(yīng)該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紂王的兒了武庚。后來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為宋，就是商丘。
毛主席的意思也就是說，紂王失敗亡國是因為伐徐州之夷，打了勝仗，損失太大，俘虜太多，消化不了和比干、箕子、微子反對他和微子是個通外國的漢奸。
《左傳》中《昭公四年》記載：商紂為黎之搜，東夷叛。《昭公十二年》記載：紂克東夷而隕其身。
把對東夷的戰(zhàn)爭，說成商紂王失國身亡的原因，足見商紂對東夷的戰(zhàn)爭使商王朝的實力消耗很大。當(dāng)周武王率師打到牧野時，商紂王才倉促調(diào)遣軍隊?wèi)?yīng)戰(zhàn)。
那么，紂王為什么要伐徐州之夷，比干、箕子、微子為什么要反對他呢？這一點，司馬遷說的明確：
“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
正因如此，紂王“資辨捷疾，聞見甚敏”、 就會“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才干超群或自命不凡的人必定要奮發(fā)有為，干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yè)，追求豐功偉績，成就千古美名來！這樣，自然也就要伐徐州之夷啦。可這卻給人以可乘之機。
正是汲取了這樣的教訓(xùn)，所以《老子》提出了“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那么，《老子》的話是否都能牢記照辦呢？有的人，如漢文和漢景二帝等就能。可不尊《老子》的也大有人在！如秦始皇。
（四）
一統(tǒng)天下后，秦始皇依舊是意氣風(fēng)發(fā)、朝氣蓬勃，對中華傳統(tǒng)社會從國土到文化都進行了徹底地治理和改革：
一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jiān)；
二是、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鐻（jù，如鐘一類的樂器，夾置在鐘旁，像猛獸形，由木或銅制成）；
三是、一法度衡石（重量單位，一百二十斤為石）；
四是、車同軌；
五是、書同文字；
六是、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北據(jù)河為塞，并陰山至遼東；
七是、治馳道；
八是、使將軍蒙恬發(fā)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九是、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四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從榆中沿黃河往東一直連接到陰山，劃分成四十四個縣。沿河修筑城墻，設(shè)置要塞）；
十是、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陽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遷移被貶謫的人，讓他們充實新設(shè)置的縣；
十一是、除道，道九原抵云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史記·秦始皇本紀(jì)》）。
這些本已是千秋偉業(yè)了！一代帝王僅僅是能做好其中的任意一兩項，既便不算統(tǒng)一中華的功績，也足以名垂千古了，也該心滿意足了。
可秦始皇卻不是這樣的，他還要“使尉屠唯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進軍嶺南地區(qū)。秦55萬大軍，兵分五路向百越之地推進。一路指向今興安縣越城嶺，另外四路軍分別從今湖南江華萌諸嶺、廣東騎田嶺、大庚嶺、以及江西上饒向嶺南進發(fā)。
其中向廣西進攻的秦軍遇到部族的頑強抵抗，迫使秦軍“三年不解甲馳弩”（《準(zhǔn)南子•人間訓(xùn)》）。
究其戰(zhàn)事不順的原因，除了秦軍不習(xí)慣山地作戰(zhàn)、不服南方水土造成病員較多之外，但更重要的是嶺南地區(qū)山路崎嶇、運輸線長、軍需糧草供應(yīng)不上。
于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南巡來到湖南果斷做出了“使監(jiān)祿鑿渠運糧”（《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的決定。這樣，在史祿的主持下，幾經(jīng)寒署，成功開鑿靈渠，溝通了湘江和漓江，秦軍糧餉從湘江船運，通過靈渠進入漓江，源源不斷的運至前線，保證了前方軍事的需要。
到公元前214年，秦軍才最后打敗西甌的武裝力量，終于統(tǒng)一嶺南，設(shè)置桂林、南海、象郡，并派兵戍守。
問題是，統(tǒng)一嶺南從后來看是奠定了中國版圖的基礎(chǔ)、功高蓋世，可就當(dāng)時而論，嶺南卻既不像匈奴那樣騷擾和威脅中原，也不如其它各地那樣能提供稅賦，攻取之后沒有任何政治經(jīng)濟和軍事意義，反倒是損失了以屠唯為首的十幾萬精銳將士，不得不“發(fā)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戌”（《史記·秦始皇本紀(jì)》）。
這樣，不僅加重了國家和人民的負重，而且還占用了大批精銳部隊，在群雄并起后不但不能用來鎮(zhèn)壓，反倒成了趙陀擁兵割據(jù)的資本。
那么，秦始皇為什么要這樣做呢？因為他只尊法家、不尊《老子》，要“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所以，才“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興夜寐，建設(shè)長利，專隆教誨（皇帝圣明通達，既已平定天下，毫不懈怠國政。每日早起晚睡，建設(shè)長遠利益，專心教化興盛）”（《史記·秦始皇本紀(jì)》）。
正因如此，盡管秦始皇“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興夜寐，建設(shè)長利，專隆教誨”，可不僅時人，而且后人也并不領(lǐng)情。司馬遷在《史記》中就指出：
“秦王滿足一己之功，不求教于人，一錯到底而不改變。二世承襲父過，因循不改，殘暴苛虐以致加重了禍患。子嬰孤立無親，自處危境，卻又柔弱而沒有輔佐，三位君主一生昏惑而不覺悟，秦朝滅亡，不也是應(yīng)該的嗎（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
“秦王懷著貪婪卑鄙之心，只想施展他個人的智慧，不信任功臣，不親近士民，拋棄仁政王道，樹立個人權(quán)威，禁除詩書古籍，實行嚴(yán)刑酷法，把詭詐權(quán)勢放在前頭，把仁德信義丟在后頭，把殘暴苛虐作為治理天下的前提。實行兼并，要重視詭詐和實力；安定國家，要重視順時權(quán)變：這就是說奪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樣的方法。秦經(jīng)歷了戰(zhàn)國到統(tǒng)一天下，它的路線沒有改，他的政令沒有變，這是它奪天下和保天下所用的方法沒有不同。秦王孤身無輔卻擁有天下，所以他的滅亡很快就來到了（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quán)，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后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quán)，此言取與守不同術(shù)也。秦離戰(zhàn)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無〕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史記·秦始皇本紀(jì)》）？
紂王如此，始皇是這樣，后人就該都汲取教訓(xùn)，尊《老子》以免重蹈覆轍了吧！沒有，不尊《老子》重蹈覆轍的還大有人在呢。
這也就是一代雄才大略的帝王符堅和楊廣的悲劇所在！
那么，“處無為之事”為什么就這樣的難呢？因為，要想“處無為之事”就必須有自知之明。
曹參不僅能追隨韓信獲得戰(zhàn)功，而且更能依從蕭何的方略贏得治國的美名，成為了同蕭何一樣的名相，就在于他深知自己武不如韓信、文不如蕭何。所以，“蕭規(guī)曹隨”的美名流傳至今。
那么，今人有曹參之自知之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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