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與中國文化復興
一、老子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首席代表。
在中國古代百家爭鳴時期，老子僅以其五千言，成為諸子百家的學術領袖，在其他各家之中都不難從“道德經”中找到自家的立家之本，如孔子講仁義，不過是講老子的“慈”發揮一下而已；墨家的言行特別注意“儉”，因而提出“節葬”，物以奉民用則止，諸加費勿施于民，減少不能增加消費效果的開支等，其他不在一一列舉。魯迅曾言中國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而老子是被奉為道教的始祖。黑格爾也曾評論孔子的思想極為貧乏，老子才是中國文化的真正代表。相比而言，孔子言語中多次提到君子，而老子則是要培養圣人，憑此就可知老子的確高于孔子一個檔次。老子雖僅有五千言，可是其思想的深度、廣度、精度、密度是古今中外無人能出其右者。所以當今世界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評比、比賽時，我們就必須派出老子這個優秀選手。
二、文化所面臨的課題或任務
當今世界單就物質財富而言的確是極大的豐富了，但財富的分配卻出現了嚴重失衡，貧富兩極分化使少數人花天酒地窮奢極欲，好多人卻食不果腹在死亡線上苦苦掙扎。因而使犯罪激增恐怖主義事件不斷，人們發現自己過的并不幸福。市場經濟所固有的實用主義、享樂主義、急功近利根本不考慮后果，因而對資源、環境造成了空前的破壞，從而使全人類面臨巨大的危機。市場經濟其實質是一種文化，現實的許多不合理現象正是這一“商業文化”所產生的惡果。
那么，當下擺在全人類面前的共同課題就是如何克服清除市場文化所給人類造成的毒害，讓大多數人都能夠長遠地平靜而幸福地自由生活。我們提及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復興，決不應當出自于狹隘的民族主義，出自自己對本民族文化的偏愛。不管是那族文化，只要他能救人類之急，我們就選擇他，相信世界各民族都會接受她。
文化的目的是塑造人。因而有什么樣的文化就會有什么樣的人格，就會有什么樣的價值理念，就會有什么樣的道德信仰。
市場經濟中所需要的所謂有理性的“經濟人”，總是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這種人必然是以鄰為壑、損人利己。反映到國格上就是弱肉強食，盡可能地利用欺壓奴役其他不發達的國家，這才是社會動蕩、戰爭不斷、恐怖主義不絕的根源，所以這一整套價值體系必須推翻重建。
市場文化是為私人營利目的服務的，因此，它需要旺盛的社會需求，這樣就會人為制造擴大社會需求，造成對人力物力資源的極大浪費。老子提出知足常樂，甘其實，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的消費觀和生活習慣，就能保持心靈的平靜，人與自然的平衡。
經濟人是利已的，而老子心目中的圣人是利他的是為天下的，從來不提倡競爭。既以為人已愈有，已以與人愈多。夫惟不爭的無尤。
西方文化創造了社會財富,中國文化卻懂得如何做人，如何使用社會財富，規范社會秩序，使人人獲得幸福。
三、中國古代文化復興的實質
一位德者學者發現每種文化復興時時都需要從自己的源頭那里不斷充分的汲取營利獲得動力，歐洲文藝復興是從古希臘羅馬文化那里汲取營養。而其復興的實質是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的形成。
同樣的道理，中國文化要實現偉大的復興，就必須充分重視吸收祖先的文化遺產。這是勿庸置疑的。而中國學術思想最活躍燦爛的時代，當屬春秋戰國時的百家爭鳴，百家爭鳴的一枝獨秀或曰學術領袖首推老子，所以今天我們必須充分重視研究推廣老子的思想，而要推廣這種思想又必須和當代思想的精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結合起來，形成一種新型的文化。這幾種文化相互融合的必然結果，必須是全球統一同一的共產主義大同世界文化價值理念的形成。簡而言之。中國文化復興的實質是共產主義文化的形成。
從歷史來看，那些通過軍事和經濟手段來征服世界統一世界的做法，沒有一個不失敗的。世界的統一只能采用平和尊重世界各民族優秀文化的前提下才能實現，而中國文化所獨有的包容性，可以擔當此重任。做為世界舞臺上的四大主弦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文化以其持久性，溫和性能夠發揮其獨特的作用，必將成為主導世界秩序的最主要力量。如果說政治、軍事、經濟主導人的身體和財富的話，文化則是要主導人的思想意識，所以文化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
馬克思曾斷言，未來的世界是哲學的世界,未來的哲學是世界的哲學。我們今天也可以毫不含糊地斷定，未來世界的文化是世界統一的文化。未來世界的統一，必然是來自文化統一的和平統一。
四、中國文化復興的依托
文化力量固然重要，但要靠文化單打獨斗沒有政治經濟力量的支撐也是難以對現實秩序造成重大影響。
歐洲文藝復興的依托是資產階級執政，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生產關系的形成鞏固和發展。那么中國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化的復興，將有賴于共產黨代表的無產階級專政以及共產主義性質的社會生產關系的確立完成。確立的標志應當是共產主義性質的高度發達充分解放的社會生產力的產生。
歷史發展的鏈條總是在其最薄弱的環節發生斷裂。一種生產關系確立的時間越久，越不容易發生變化，新型的生產關系越是難以從其內部產生。舊中國高度發達、穩固的封建社會的生產關系，使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雖早早產生，卻始終不能沖破封建關系。相應的歐洲社會在其并不發達、穩固的封建生產關系上，迅速地建立了資產階級政權和社會生產關系。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關系在西方充發展高度穩固，因而共產主義性質的社會生產關系在其內部無法產生，那么這種生產關系產生的希望，只有在市場經濟并不發達建立時間并不長久的國家中去尋找，而中國的現實情況正好符合這一角色。相對于世界上其他主要國家而言，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發生變數的可能性是最大的，而且這種變化一旦發生，對世界的政治、經濟秩序格局的沖擊和影響也將是致命的，中國必將成為世界秩序發生多米諾骨牌效應的第一塊倒下的骨牌，中國的改變將使世界的面貌秩序煥然一新，屆時中國必將成為世界新秩序的倡導者，新規則的制定者。因這種秩序規則充分重視照顧各國民族的利益，第三世界國家就會群起響應，那么當今世界這種僅僅對少數國家有利的秩序格局就會迅速發生逆轉。
中華民族應當為世界人民做出力所能及的較大貢獻，這不僅是毛澤東的主觀愿望，也是所有炎黃子孫的美好夢想，光榮義務，也是世界人民的期待。自漢唐之后，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重心開使逐步西移，到歐洲，到英國，再到美國，如今的二十一世紀這個中心，又開始準備要回到起點。中國的世紀正在到來。我們不是宿命論者，我們要盡可能地爭取促成她的早日到來。為此每一個有志氣的中華兒女都應竭盡全力，我們所做的一切將要使所有中國人及海外華人感到光榮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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