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自《墨子智慧心解》第八章“生死之道”
達流
題詞：我寧肯失去那些從地下挖出來的研究歷史、還原歷史的珍貴文物，那怕因此歷史是一片空白；我寧愿那些窮人們生前也能享用他們用生命換來的財富，那怕只是富人們用乘的一星半點。
一、古時權貴的三大怪癖
中國文化傳統中關于生命有許多自相矛盾的說法。我們小時候都會背一些教導人要珍惜生命的格言警句，如：“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 生命中的每一分一秒都是要好好珍惜，不能虛度的。
但同時，我們又非常慷慨地大把大把地浪費時間，墨子介紹戰國時的服喪制度時說，“按照喪禮，國君、父母、妻子、長子死了，要服喪三年；伯父、叔父、兄弟死了，要服喪一年；族人死了，要服喪五個月；姑、姊、舅、甥死了，都有幾個月的喪期。”（《墨子.公孟》）
我們不妨做一個簡單的數學題，按照這個喪禮的要求，一個人除“國君、父母、妻子”外，就算沒什么親戚，一生中也至少有十五年要用來服喪，而不能干正事。這種浪費究竟有多大，沒有人能夠用數字來統計。在短暫的生命旅程中，一個人辦完這些喪事后，還有多少時間和精力去從事有意義的創造性勞動，去享受輕松愉悅的生活？
當排除正統思想的干擾而發自本性地來面對生與死等自然之理時，傳統文化的認識是清醒理性且富有智慧的，所以我們的祖先們發明了許多生死有道的至理名言；可一旦這種清醒而智慧的認識與儒家的正統文化相交集、相沖突，立馬就被打壓了下去，儒家的倫理道德不廢吹灰之力就占了上風。于是，關于生死，就生出許多奇奇怪怪的事來。
人難免有一死。人來自自然，又回歸自然，這是自然之理。
但古時候的權貴階層卻不信這個，偏偏要與自然規律較勁兒，總想長生不老、不死，好永久享受榮華富貴，所以中國古代煉丹術特別發達，尋求長生不老的人也特別多。實在抗不過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便生出三大怪癖：
一是搞厚葬，活著用不盡，死了帶著走。
墨子在《節葬》里，曾詳細記錄過厚葬的情形：
在諸侯豪族家中，死人身上裝飾著金玉珠寶，裹束著絲綢緩帶。并把車子、馬匹埋葬在墓穴里，還要多多制造帷幕帳幔，鐘鼎鼓案、酒壺鏡鑒、戈矛寶劍、羽旄旗幟、象牙皮革，將這些東西放到死者寢宮一起埋掉，內心才滿足。
王公大人辦理喪葬，必定是大棺套中棺，皮革裹二層，隨葬的璧玉準備好，加上戈劍鼎鼓壺大盆，刺繡衣服和白練，車馬的纓絡上萬件，車馬女樂也都準備齊全，此外，還要除清墓道，修建的陵墓比山陵還高。
從近年不斷出土的古墓中，完全可以印證墨子所言不虛，是對歷史事實的忠實記錄。唯一的不確實就是從這些古墓中挖掘出來的財寶，比墨子文章中的記錄還要超出許多倍。
如此巨額的財富是從哪里來的？顯然是榨取老百姓的民脂民膏，是廣大黎民百姓的血汗換來的。這些財富不能得到合理的分配，而是輕易地埋到地下，加劇了百姓生活的貧困。
仔細想來，這些人在世時并沒好好地生活過，一心想的是死后怎么辦，該住怎樣堂皇的房子，穿怎樣華麗的衣服，睡怎樣厚實的棺材，如何使那一堆死肉百年千年不爛，等等。于是，年紀輕輕就為自己修墓穴，就把金銀財寶大批大批地往地底下埋。
最可恨的是活人陪葬。
在春秋戰國時代，這種人類荒唐事仍在流行，并形成了完整的儀制規定：
生者陪死者而葬，天子、諸侯死了殺掉的殉葬者，多的幾百，少的幾十；將軍、大夫死了殺掉的殉葬者，多的幾十，少的也有好幾人。
墨子對此批判說：若此風盛行，國家必定貧窮，人民必定減少，刑法政事必定紊亂，生命將在這樣血腥的習俗中變得灰暗無光。
再一種就是久喪，用漫長的喪禮來約束、限制人的思想和意識。
漫長的喪期，會導致一種什么結果，墨子已經指出來，他在《公孟》編里說：
儒家實行厚葬，居喪時間長，做幾層的套棺，做很多衣服、被子，送殯像搬家一樣;三年
服喪期內哭哭啼啼，別人扶著才能站起來，拄了拐杖才能行走，耳朵聽不見聲音，眼睛看不見東西。這足以喪亡天下。
在墨子看來，如此的繁文縟節，已不單單是浪費個人的生命、損害身體健康的問題了，而是“足以喪亡天下”，他始終是將個人的生死之道與國家的興亡聯系到一起的。
厚葬久喪的惡習究竟惡在哪里？歸納起來：
其一、耗費巨額的社會財產，加劇生活用品的短缺，導致民生的貧困，使百姓得不到足夠的營養而產生病痛和死亡。
其二、形成畸性的消費心理，使帝王將相們心理扭曲，畏懼死亡，對他們自身的身心健康沒有任何益處。
其三、浪費了大量的從事生產勞動和創造發明的時間，使勞動者沒有足夠的體力從事生產，在生產力本來就很落后的情況下，這也是導致民生貧困的原因之一。
其四、這樣畸型的生死觀，形成許多人的病態人生，不僅減少了人們生命的熱情，抑止了人的生命潛能，更為嚴重的后果是，久而久之，在民族心理性格上積淀下封閉保守、胸無大志、貪生怕死、意志薄弱、及時行樂、虛偽淺薄等劣根性。
二、余毒仍在擴散
事實上，奢華與簡樸、炫富與節用、貪圖享樂與艱苦樸素、鋪張浪費與省吃儉用，在中國歷史上一直并行不悖地存在著，在比照與對立中構成獨特的社會風景。
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主編的《千秋興亡----滄桑分合》中，講到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奢靡之風，有如下的描述：
在當時統治者中的許多人看來，夸耀財富遠比享受財富重要得多，而且這種夸耀性的揮霍越是瘋狂，瘋狂得越是別出心裁，瘋狂到暴殄天物，居然就越能博得“豪爽”的名聲，越能成為后人追慕的對象。這種驕奢淫逸的風氣在當時社會經濟屢遭破壞的背景之下，更顯得觸目驚心。而和當時這些奢靡到瘋狂程度的人表面上所標榜的自然清談、忠孝禮教的說教，又形成了極其明顯的反差。
該書講到瘋狂的奢靡之風的具體表現：一是“病態的夸耀、揮霍自己的財富”；二是“瘋狂地進行斗富比賽”；三是對下等人“殘酷兇狠”。看看，這就是儒家厚葬久喪習俗惡性漫延演化的必然結果，是病態的人生觀的集中展現。
現在已不是孔儒主導社會意識形態的時代了，現代文明已沖刷了中國傳統文化一百多年，原始狀態的喪葬禮儀早已廢止，但其余毒卻未見清除。
這些年媒體上多次報道過農村某些富裕起來的地區，大興修建豪華墓地之風的事件，有的富人為修墳墓投入巨資，不惜占有大量良田；有的官員為父母送葬時，竟然學校休課，警車開道，浩浩蕩蕩，招搖過市。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且在政府嚴辭禁止，三令五申之后，依然丑聞時有發生。可見這種惡俗對人深入骨髓的的毒害是多么觸目驚心！
這說明什么呀？說明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代人，表面看好似是一個文明人了，但孔儒腐朽文化的幽靈仍在我們心里徘徊。
三、儒墨對厚葬久喪為什么是截然相反的態度？
儒家為什么提倡厚葬久喪，墨家又為什么反對厚葬久喪？這首先要弄清楚誰才有條件做到厚葬而久喪。
是勞苦大眾、黎民百姓嗎？
顯然不是。
饑寒交迫的百姓整天勞累不堪，吃不飽，穿不暖，許多人上無片瓦、下無寸土，拿什么去厚葬呵，哪有時間久喪不做事呵！
只有錦衣玉食、養尊處優的王公貴族、朝廷官吏才擁有萬貫家財，生前無論怎么荒淫奢侈，都享用不盡，才有余力生出厚葬之念。也只有這些人才有大把的時間沒法消磨，以久喪來裝扮孝子形象。
以孔子為代表的鼓吹厚葬的士人，要么是權欲熏天、心理變態；要么是財迷心竅，腐化墮落；要么是討王公大人的歡心，撈幾個賞錢。這最后一類比前兩類更為可惡。自己并不富有，卻鼓吹厚葬，很有些在富人面前搖尾巴的味道。對廣大貧苦百姓來說，則又是一種麻痹和腐蝕，讓窮人放松警惕，以為富人的荒唐有理，以為富人的舉動值得羨慕，跟著眼饞心熱。
所以說，有人批評孔子的許多學說是站在舊時代統治者的立場上說話，是在維護強權的利益，對勞苦大眾有毒害作用，這是切中要害的。
墨子的偉大就在于他明知厚葬久喪的習俗已成為風尚，成為不容置疑的權威主流意識，不僅有象孔子之類的思想家們在倡導宣揚，且已在民間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明知他提出反對意見要遭到權貴的壓制和世人的病垢，但他依然我行我素，旗幟鮮明、義正辭言、說理充分地提出他的反對意見。
墨子說：
穿衣吃飯，是人活著時的利益，尚且應有節制；埋葬，是人死后的利益，為什么唯獨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節制呢？
整天與勞苦大眾為伍、一心要減輕他們身上沉重的負擔的墨子是沒法理解權貴們的險惡用心的。
以“兼愛”、“節葬”、“節用”為旗幟的墨子反對的是過分的勞命傷財的喪葬習俗，卻是主張人一定要盡孝道的。針對厚葬久喪的侈靡之風，他還明確地提出了合理有度的喪葬禮儀。他說：
棺木厚三寸，足以盛起朽骨；衣服三件，足以覆蓋腐肉；掘地的深度，下面不挨著地下水、上面不致散發臭氣。墳墓足夠標志葬埋的處所，就可以了。
墨子的說法即使在今天看來仍是多么合符情理，但隨著墨家學派被打入冷宮，這樣的真知灼見老百姓就聽不到了，厚葬久喪之風愈演愈烈，成為中國封建文化糟粕的一大“亮點”。直到近代“五四”運動興起，才開始受到清算。
當我們現在為發現一座座葬品豐富的古墓而歡欣鼓舞、奔走相告時，我們何曾想過那里面掩埋了多少無辜的黎民百姓的血淚呵！
我寧肯失去那些從地下挖出來的研究歷史、還原歷史的珍貴文物，那怕因此歷史是一片空白；我寧愿那些窮人們生前也能享用他們用生命換來的財富，那怕只是富人們用乘下的一星半點。
《淮南子.泛論訓》中說：
“夫弦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
弦歌鼓舞、盤旋揖讓、厚葬久喪，這些都是典型的權貴們的專利，是孔儒極力倡導、極力維護的，墨子是最早最全面有力地反對這些的人。一個是極力維護權貴，一個是極力反對權貴，這就是儒墨兩大流派在政治思想基礎上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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