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制度的合理性何在？它的根據(jù)是什么？這就是所謂的“綱理倫常”。這個綱理倫常，據(jù)說是亙古不變，萬世可知的，它是天道在人倫的必然要求，所以必須有制度，有禮來體現(xiàn)它。而這綱理倫常的精神實質又是什么呢？這就是仁。仁就是仁善，友愛的意思。為什么說綱理倫常的精神實質是仁呢？比如父慈子孝，父為什么要慈，子為什么要孝？這是為了仁。有了仁，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不同再冷漠，兄弟如手足，君臣如腹股，合為一體了。仁者，妊也，所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都不過是仁善的自然引申而已。
仁是禮的精神實質，禮是仁的制度體現(xiàn)，所以這仁和禮，又是本和末的關系。“人而不仁如禮何？”沒有了仁，禮還有什么用？禮的核心是仁，二者不可本末倒置，不可以以文害質、以禮害仁。有了仁這個本，那么其它諸如義、勇的美德就可以由它派生了。“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了仁人，理想社會就自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何愁建不成大同世界？
問題是如何造就成千上萬的仁人？答案是禮。由仁產生的禮要反過來產生仁。可是禮真的能產生仁嗎？你的 “禮”能使別人產生仁嗎？仁是體，是內因；禮是用，是外因，它只能通過仁起作用，對麻木不仁的人是沒有用的。仁是主觀的，“吾欲仁而仁斯至矣”，為仁由己，不能強制，強制就不是仁了。所以，作為仁的表現(xiàn)形式的禮一旦作為準則被提出，就有了相對獨立性，本身就包含著對仁的否定，最終會以文害質，以禮害仁。周禮所以衰微，（漢）名教之治的失敗，就說明了這一點。仁治或禮治看來似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老子是不贊成禮治的，禮治產生不了理想社會，他要無為而治，無為而無不為。可是無為真的能治嗎？
作為名教之治的反動，魏晉玄學推崇越名教而任自然，自然之質就是來自儒家文化傳統(tǒng)的名教精神。但任自然一旦作為準則被提出，又對本身產生了否定。對名教的反思竟然變成了以老莊哲學為談資的清談，強調精神的發(fā)達、放蕩不羈竟然變成縱欲主義、放浪形骸。郭象閑居時以文論自娛，小隱于野，理直氣壯；當政時刑賞由己，大隱于朝，心安理得。其為人無可無不可，最能與世沉浮。東晉以玄學作為治國方針，崇尚無為而治，它縱容士族不法，官吏貪污，豪強兼并。它是中國歷史上思想開放、學術繁榮的朝代之一，同時又是有名的黑暗朝代之一。可見，“無為而治”其實并不美妙，“治大國若烹小鮮”實在是欺人之談。
孔子的繼承者也不那么贊成由禮而仁，他們變得實用了，體不就是為了用嗎？仁不就是為了禮嗎？有禮何必有仁？一個人可以不必有仁，只要有禮就行，有禮社會自然有序。于是禮變成了強制，再也不是那個由仁產生出來的禮了，失去了禮的意義。這樣一轉變，便從儒家變成了法家。所以韓非子說：“孔子死后，儒分為八。”“法家之學源出儒家。”
我們知道，沒有內因，外因是起不了作用的。后來的儒家為了論證禮治的可行性，提出“性善”一說，人人心中皆有一仁善的根基，所以禮治也仍然是可能的。佛家也有類似看法，他們說，眾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孔子大概是不會相信“佛法無不可度之人”的，他認為“上智與下愚不移”，這兩種人是最難改變的。他不像鄉(xiāng)愿者所說的“終日行善，猶嫌不足”，他的“愛人”也并非愛一切人，而是有所愛，有所恨，“好仁，惡不仁”。他又主張“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他對學生因材施教，對人也區(qū)別對待，這一點他是很深刻的，也并不像世界主義者那樣虛偽。魯迅主張痛打落水狗，但對落水人則另當別論；毛澤東則主張區(qū)別兩種性質的矛盾，其實也就是對人區(qū)別對待。這是階級斗爭的方法論。
孔子的仁是有階級性的。他一生都很想當政，要實施他的仁、禮之治，他和他的學生既像一個學派，又像一個黨派。時人說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他自己大約也同意這種看法，但仍然在做努力。他不容異端，不容詭辯，凡是于他的理想社會有害的東西，都要想辦法除去。他看起來很像要消滅階級（這里的階級指利益相同，價值取向一致的人的集合），要創(chuàng)造一個全部由仁者構成的社會。但很可惜，由于孔子的階級立場是統(tǒng)治者的，所以，當只有一個階級的時候，怎么辦？他們怎么活下去？他們能夠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嗎？所以，為了活下去，統(tǒng)治階級基本是不仁的。后世的統(tǒng)治階級有喜歡孔子學說的，但僅僅是葉公好龍。這很像那些不忍殺生，又不愿吃素的人，為了自己安心，只好扭曲名實，所以，就有了“君子遠庖廚”。
中國長久以來的禮治實踐，總體看來即使不算失敗，也不能算是成功。禮治之下，有絕對的真誠，也有絕對的虛偽。“其志潔，而行廉”者前仆后繼，“滿口的仁義道德，滿肚的男盜女娼”者不絕如縷。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統(tǒng)治階級基本是不仁的，一國之人不能成為一體，人們對統(tǒng)治秩序不予認同。要跳出朝代周期率，除非消滅了統(tǒng)治階級。
這對我國制度迷信的人也是一個很好的教訓。沒有對管理目標的認同，也就沒有對制度的認同，沒有對制度的認同，體制內的異化主體就會對管理目標和手段提出永恒的挑戰(zhàn)，也就是所謂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目標就難以實現(xiàn)，各種危機就不可避免。一切管理上的危機都是貫徹危機，一切貫徹危機都是認同危機。沒有認同危機，管理也就如心使手，如手使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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