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鈞集》與明代中后葉的平民儒學

《顏鈞集》與明代中后葉的平民儒學

陳寒鳴

明代中后葉，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場階層的興起，加以王陽明心學思潮的激蕩，儒學呈露出由廟堂返民間，由經院之學而向大眾化、通俗化方向發展的跡象，以至產生了同官方儒學、經典儒宵迥然有別的平民儒學。其突出標志就是王艮（1483—1541）所開創的泰州學派崛起于民間，并在社會各階層產生廣泛影響。

在綿綿數百年泰州學派的傳承過程中，影響最大并因之而引導起時人及后世史家高度關注的是徐樾——顏鈞——羅汝芳、何心隱一系泰州后學。顏鈞（1504—1596）是泰州后學中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鈞，字子和，號山農，又號耕樵，后因避成歷帝諱而更名鐸，江西吉安府永新縣三都中陂村人。25歲時，得仲鑰自白鹿洞書院抄回的王陽明《傳心錄》，讀至“精神心思，凝聚融結，如貓捕鼠，如雞覆卵”四句，感奮不已，決意實行，遂靜坐七日夜，閉關悟道，自覺一時豁然，心性仁智光明洞開。讀《大學》、《中庸》，一目了然。在家鄉組織“三都萃和會”，傳室引家，宣講儒家倫理要義；又在吉安府境內遍訪陽明門下士，皆無所得。北上至京，遇貴溪徐樾，從學三載，復由樾薦而赴泰州王艮門下，受傳“大成仁道”（即“大成學”）。顏鈞上承王艮，下啟羅汝芳、何心隱，為泰州學派重要傳人，也是一位頗有思辨頭腦的哲學家。但其著作在當時未能行世，故其人其學雖在當世很有影響，然后人知其思想全貌者甚少，甚至對其生平行事亦不能有全面、真實的了解。雖如史學大家黃宗羲撰《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亦因未能獲讀顏氏主要著作而只能對之作概略性介紹；至于現代史家的思想史名著，如侯外廬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中國思想史綱》下冊、《宋明理學史》下卷，容肇祖先生著《明代思想史》，嵇文甫先生著《晚明思想史論》等，雖都很重視泰州學派，對之有極高評價，但又都由于缺少必要資料而未能對顏氏思想展開論析（有的干脆不涉及顏鈞）。這在學派系統中無疑缺失了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如今，這憾缺終于可以得到彌補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黃宣民先生近年經多方努力，自江西永新顏鈞12代孫學恕先生處廬訪覓得清咸豐六年（1856）顏氏族刻本《顏山農先生遺集》。這是一部極有價值的稀見典籍^（1）。黃先生以三年之力加以標點整理，又編著《顏鈞年譜》，廣求史乘資料，輯為資料比較完備的《顏鈞集》^（2）。這不僅使人們可以清晰地了解顏鈞其人其學，而且更加深了人們對以泰州學派為主體的平民儒學的認識。

在中國儒學發展史上，平民儒學自有其特色。筆者曾對此舉出六端：其一，拋開傳注，任意解釋經典；其二，打破封建士大夫對文化的壟斷，強調學術的平民性，將文化與學術社會化、普及化，命名儒學真正深入民間，滲透到普通民眾日用生活之中；其三，以平民利益為出發點闡發自己的思想主張；其四，啟迪大眾，使之“樂學”向善；其五，以倫理道德為主建構其思想體系；其六，無論是思想內容，或者是傳道方式，都有明顯的宗教色彩。^（3）黃宣民先生在《顏鈞集·前言》中更精辟地指出：顏鈞“繼承了泰州學派的平民儒學傳統，思想上具有鮮明的平民性格”。他從“傳道對象面向平民大從”、“簡化儒學理論”、“心性自然化傾向”、“傳道活動的神秘色彩”、“道德化的社會理想”五個方面對顏鈞以至所有平民儒者的思想特色予以深刻論析。信然！

透過顏鈞，不難看出，平民儒學同經生文執掌的經典儒學確有很大差異。比如，宋代理學家表彰《大學》、《中庸》，將之從《小戴禮記》中抽取出來，與《論語》、《孟子》相配而成所謂“四書”，并以這《四書》為儒門《六經》之階梯，要求學者必須認真研讀。《大學》、《中庸》從此具有經典意義。平民儒者也很重視《大學》、《中庸》從此具有經典意義。王艮稱“惟《大學》乃孔門經理萬世”的一部“完書”，同“《中庸》、《論》、《孟》、《周易》洞然吻合，孔子精神命脈具在此矣”^（4）。顏鈞受之啟發，從《大學》、《中庸》闡釋儒學基本精神，提倡大中之學，但他別出心裁地把“大學中庸”四字作為各自獨立的范疇。所謂“大自我大，中自我中，學自我學，庸自我庸”^（5），而且相互間加以錯綜，如謂：“大中學庸，學大庸中，中學大庸，庸中學大，互發交乘乎心性，吻合造化乎時育”，乃至以之與《周易》六龍相配，“所謂時乘六龍以御天，獨造化也。”在他看來，“如此晰大中大易，以變化學庸”，“自將迸滅百代蓁蕪，千家注集之麋濫也”^（6）。他試圖以此對儒學作番改造革新，一掃傳統儒學的教條習氣和空疏無用的煩瑣學風。而他鼓倡的這“大學中庸”，又有著他所賦予的獨特涵義，此即如程學顏《衍述大學中庸之義》所述為：

大：“自我廣遠我外者，名為大”；

學：“自我凝聚員神者，名為學”；

中：“自我主宰無倚者，名為中”；

庸：“自我妙應無跡者，名為庸”。

這里，突出強調“自我”，重在喚醒人心良知，提倡把握命運，自作主宰，奮斗不息，誠如顏鈞所宣言的：“志氣硬如鐵，精神活如水，身子軟如綿，雙瞳炯炯察于日月之并臨，樞機發動察于四時之不忒，立達己人察于霖雨之時布，遂亦七日來復，利有攸往，三年有成，如孔顯設，將信時乘六龍以御天造命，不違終食，造次顛沛之必于是焉者也。”^（7）這種被他自認得孔門真傳，并且最富有生氣的“仁神正學”，顯然不同于理學家講求的尋孫格物致知、修齊治平、道心人心、天理人欲、道統神圣等經典理論，而具有平易篤實、易知易行的特點。可見，盡管同樣都很重視《大學》、《中庸》，平民儒學實與經典儒學有著顯著區別，這就難怪正宗儒者要將之斥為背離孔門、違反中庸的“小人之無忌憚”了。

平民儒者多起自社會底層，其思想具有強烈的人民性，而與反映著統治者利益意愿的廟堂儒學迥然有別。王艮倡導“百姓日用之道”，認為：“即事是學，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貧而凍餒其身者，則失其本而非學也。”^（8）他深切同情呻吟于封建制度重壓之下的勞苦大眾，把衣食不足、禮義不興的原因歸之于統治者失去了“教養之道”，提出以“人人為君子，刑措不用”的“王道”社會替代現實的“刑不勝刑，罰不勝罰”的專制社會的理想。顏鈞進一步發展王艮的這種思想，謂：“今天下四十余年，上下征利，交肆搏激，刑罰滅法，謚人苛烈。賦稅力役，科竭蔀屋。逐溺邦本，顛覆生業。觸變天地，災異趵突。水旱相仍，達倭長驅。戰陳不息，殺劫無厭。海宇十室，九似懸馨。墟野老稚，大半啼嘰。近代專制，黎庶不饒，一民尺土。士仕以上，朝市以下，俱未有一事一難，倘成侵逼，何士何市何官何吏亦嘗苦辛，經操危慮，而皆知此病痛險阻，置思援拯，同惻惻耶！”^（9）下層民眾苦難重重，上層官吏卻對之莫關痛癢，獨享安逸，不思救助，故而，嚴重的社會危機，顯然“責在君臣”（統治者）。所以，他認為，要救“天下大溺，赤子大眾”，必須“大赍以足民食，大赦以造民命，大遂以聚民欲，大教以復民性……如此救溺，方為急務。”^（10）顏鈞本此思想而四方奔走，到處吶喊，借講學為民請命，充分展現出“志氣硬如鐵”的英雄本色。

這樣的平民儒學，自然難以為統治者所容，所以，凡具“異端”性格、戰斗精神的平民儒者無不殘遭迫害。嘉靖丙寅年（1566），顏鈞即曾被捕入獄。他是因講學獨忤當道，被官方目之為“少正卯”而想加以誅殺，才遭捕入獄的；所謂“盜賣淮安官船”，是在反復查證，“并無一處指證”其過犯的情況下作出的“強誣”之辭。封建專制政治下，“欲加其罪，何患無辭”！顏鈞身陷囹圄，受盡折磨（“刑棒如漿爛，監餓七日，死三次，繼遭瘟痢，共將百日”），幸喜未死，終經其弟子羅汝芳多方設法，募金“完贓出戍”^（11）。而其學生何心隱則無此幸運，不得不因反對明廷文化專制、捍衛講學自由而獻身、谷應泰記之曰：

    永豐梁汝元聚徒講學，吉水羅巽亦與之游。汝元揚言張居正專政，當入都頌逐之。居正微聞其語，授意有司捕治之。已，湖廣、貴州界獲妖人曾光，竄入汝元、巽姓名，去謀不軌。汝元、巽先死。湖廣守臣具爰書，下法司訊之，并曾光亦非真也。第具律論罪。^（12）

鄒元標《梁夫山傳》亦謂：何心隱“居燕畿聚徒講學，因與司業江陵張公（即張居正——引者注）屢講不合，遂構釁端。比江陵柄國，即首斥講學，毀天下名賢書院，大索公、凡講學受禍者不啻千計，即唐之清流、宋之朋黨是也。公歸，葬兩尊人，遂廬墓焉。未逾期年，而南安把總朱心學輯之，獲解楚。巡撫王夷陵惟知殺士媚權，立斃杖下”^（13）。泰州學派另位傳人，同顏鈞、羅汝芳、何心隱具有共通的“異端”精神，并對之景仰之至的平民儒者李贄^（14），其遭遇更為慘烈。他“掊擊道學，抉摘情偽。與耿天臺往復書，累累萬言。胥天下之為偽學者莫不膽張心動，惡害己，于是咸以為妖為幻，噪而逐之”^（15），以至其一生居無定所，顛沛流離萬歷二十五年（1601），明廷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將他逮捕，“其書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盡行燒毀，不許存留”^（16）。次年，這76歲高齡的思想斗士在獄中以剃刀自剄，用鮮血和生命向封建統治者作出了最后抗爭。

與之相對照，平民儒者受到普通民眾的廣泛支持，其思想在社會各階層激起強烈反響。他們講學于世時，從之游者動輒千數百人，獲得很大成功。如顏鈞初在家鄉設“三都萃和會”，“鄉閭老壯男婦幾近七百余人”，聽其講學耕讀孝弟，眾皆“各透心性靈竅，信口各自吟哦，為詩為歌，為頌為贊，學所得，雖皆芻蕘俚句，實發精神活機……眾皆通悟，浩歌散睡，真猶唐虞瑟僴，喧赫震村谷，閭里為仁風也”^（17）。嘉靖十九年（1540），他在江西南昌公開張貼《急救心火榜文》^（18），講學傳道，一千多名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聽其宣講“大成仁道”，深深為之吸引，羅汝芳即由此而拜其為師，成為顏鈞的著名弟子。顏鈞曾自述其事道：羅汝芳“年廿六，適赴庚子秋試，未遇。遇耕樵衍講同仁急救心火，芳聽受二十日夜，言下悟領旨味，鼓躍精神，歸學三月，果獲豁然醒，如幾不可遇者。一日，弄筆瀉文數篇，新異悅人，乃翁究竟何以致？芳曰：‘此即豫章顏師所傳，兒叩際會。’翁喜甚，焚香向西南（引注：永新位于南城西南）拜謝樵恩。此可以觀父子知信而用服也。次科癸卯（1543），果中鄉試，甲辰（1544）聯捷（即中進士——引者注）”^（19）。其后，顏鈞又在大江南北四處講學，皈依其“大成仁道”者幾千百眾。其講學活動所引發起的強烈社會反響，可以想見。

而且，平民儒者的人格精神也贏得真正學者的由衷敬重，其悲劇性的人生境遇更得到學者們的深深同情。比如，楊夷思輯《懷師錄》，以其師何心隱為中心，將顏、何一系泰州后學的生平行事及具有“異端”特質的平民儒學思想公之于世。顧憲成讀后，滿懷深情地說：

梁汝元，落落布衣也。其生也，不能富人，不能貧人，不能貴人，不能賤人，樵兒牧豎且相與狷身在赴之，至胄鼎鑊蹈白刃而不恤。張江陵，堂堂相君也。其生也，能以人貧，能以人富，能以人賤，能以人貴，公卿百執事侈口誦功德焉。比其死也，人皆快之，為之黨者且相與戢身以避之，唯恐影響之不懸以蒙其累。是何兩人之處世顯微判然，而得失之效更自相反，何也？此以心服，彼以力服也。嗚呼！昔一時也，為江陵獻媚者，殺永豐（何心隱）如殺雞豕，蓋若斯之藐也，布衣固無如宰相。何也？今一時也，為永豐雪憤者，疾江陵如疾豺狼，蓋若斯之凜也，相君亦無如布衣。^（20）

顧憲成本不理解、更遑論贊賞顏鈞、何心隱、李贄等平民儒者的“異端”思想，曾批評“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得人”^（21），更斥李贄“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敗為是非而已。學術到此，真成涂炭”^（22）。但他在這里將“落落布衣”何心隱與“堂堂相君”張居正相比較，字里行間流露出的無疑是對前者人格的贊賞、悲劇遭遇的同情，以及對后者及“為江陵獻媚”而“殺永豐如殺雞豕”之徒的鄙視^（23）。又中，張維樞謂：

    邵樗朽乃駔儈之豪者，跡其為高新鄭謀相市官爵見壓，把持守令長短，江陵修新鄭之憾，并怒其事，屬巡撫張君徠斃之獄。此自有榷譎豪橫取死處。至顏山農、何心隱以講學中法，心隱至殺身，王弇州推與邵樗朽并列江湖大俠，似為不倫。夫太（泰）州王心齋，固陽明先生之徒也；心齋之后為顏山農，山農之后為羅近溪、何心隱，此其衣缽顏有承受處。弇州謂山農與趙文肅（趙大洲）為患難交，以計取其財不遂而棄取之；嘗以羅近溪為門人，強使勿廷對，至南京挾詐人財事發，被捕笞坐戍，近溪為營救，納贓始脫。又謂心隱師事山農，例受三拳而后拜，及密司山農淫村婦，扼之，亦毆三拳使拜，削弟子籍，因縱游江湖，以計挾吳興富室數百金。……此果足盡二布衣平生乎？文肅、近溪何等氣魄識力；山農果污農婦，文肅安肯行為患難交？近溪如貪一廷對，豈山家所能笞而強，至生死不相負，營脫之獄免禍乃已？此不惟見近溪師友誼重，山農亦何以得此于近溪，則道學淵源素必有中心悅而誠服之。至心隱家世饒財，棄家學道，危言危行，獨往獨來，特以聚徒講學吉安、為江陵所怨，且平日有“得志必殺我”之語傳播四方，及揭榜通衢，列心隱罪狀，眾觀者咸指其誣，由祁門而江西而湖廣，無不噓呼代冤。……弇州史筆多出自私心，山農、心隱之傳據其爰書而為之。至如吾邑呂相得其潤筆千金，不難得其竭力回護，此亦已矣。^（24）

按：王世貞將顏鈞、何心隱與邵樗朽并稱為“江湖大俠”，驚呼他們“借講學而為豪俠之具，復借豪俠而恣貪橫之計……幾令人有黃巾、五斗之憂”^（25）。他又嘗撰《國朝叢記》六卷，內中或亦有顏、何之傳，其書著錄于《千頃堂書目》卷五，惜今未見。王世貞所述山農、心隱事，以及對之所作的評論，乃本之“爰書”，即記錄囚辭的文書。張維樞不相信官方在獄中搞逼供信記錄下的那些文字材料，竭力為顏鈞、何心隱辯誣，指出所謂“挾詐人財”、行為“污丑”等皆為污蔑不實之辭，顏、何實際是“以講學中法，心隱至殺身”，并譏斥“弇州史筆多出自私心，山農、心隱之傳據其爰書而為之”。這無疑為公允平實之論。與張維樞持同一立場的黃宗羲也指出：“今之言公（指顏、何等泰州后學）者，大概本弇州之《國朝叢記》。弇州蓋因當時爰書節略之，豈為可信？”^（26）他撰著《明儒學案》，特設《泰州學案》，詳記王艮思想資料，更一洗“爰書”之詞，以史家的謹嚴態度為顏鈞、何心隱等人立傳，大體展現了顏、何一系泰州后學的思想風貌。這在學說思想史上是一非常重要的貢獻。

無論當時或后世，平民儒學思想都有廣泛影響。如王艮“以自然為宗”，視“天理”為“天然自有之理”，認為“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唯有合乎人的自然本性才是“圣人之道”^（27）。其后學發展他的這種思想，批判理學家鼓吹的“存天理，滅人欲”說，如王棟謂：“察私防欲，圣門從來無此教法。”^（28）徐樾曰：“圣學惟無欺天滅性”，“人不自滅其性，而不自作其聰明，其誰不圣人乎？”^（29）夏廷美亦曰：“‘天理’、‘人欲’，誰氏作此分別？儂反身細求，只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即‘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30）顏鈞提出“制欲非體仁”，“體仁之妙，即在放心”^（31）。何心隱揭示“存理滅欲”說非孔、孟本旨，實為佛、老之論。李贄更倡“人必自私”說，以“民情之所欲”為“至善”，而以“非民懷受害所欲”為“惡”^（32），并公然袒護素來為儒者不齒的追欲逐利的高賈階層^（33）。他們這種一脈相沿的進步思想，乃是稍后以反理學為主要內容的早期啟蒙思潮的先導。又如，何心隱提出著名的“師友”論，主張以平等的師友之道統率社會人際關系，對傳統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關系予以改造^（34）。李贄稱曰：“人倫有五，公舍其四，而獨置于身于師友圣賢之間。”^（35）稍后，黃宗羲撰著《明夷待訪錄·原臣》，也說臣不同于子；君臣關系不可與父子關系并稱，父子關系以血親為紐帶而形成，是“不可變”的；君臣關系以“天下之責”即“以天下為事”為紐帶而結成，是“可變”的。不僅倘“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為路人”，而且“吾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即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況于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即立身于其朝，未之改許也，況于殺其身乎？”他又依據這種認識而做“臣不臣之辯”，說：“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見，君有無形無聲之嗜欲，吾從而視之，此宦官宮妾之心也；君為己死而為己亡，吾從而死之亡之，此其私呢者之事也。”他們的這種思想，顯然具有反對封建主義的啟蒙性質。這種啟蒙之論，乃是中國思想文化近代化的先聲。近代的譚嗣同繼承發揚這種思想傳統，立場“沖決封建倫常之網羅”^（36），以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觀念為思想武器，大膽抨擊封建主義君權、父權、夫權、族權及封建倫理道德觀念，尤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予以猛烈批判，指出：“君臣一倫，尤為黑暗否塞，無復人理，沿及今茲，方愈劇矣。”^（37）由此可見，啟蒙猶如一根紅線貫串著明代中后葉以至近代的中國進步思想。

當然，泰州后學并非都象顏鈞、何心隱、李贄那樣是具有“異端”性格、戰斗精神的啟蒙思想家，其中甚至還有背叛泰州平民儒學傳統，自覺充任專制政權幫兇的偽道學者，耿定向就是此類人物中的一個典型。由顏鈞《自傳》所述其蒙冤受難經過看，顏鈞是被耿定向誘捕的，所謂被“耿定向所擒獲，意欲送至盛汝謙手搥死”。何心隱冤案，或與其無直接關系，且如其自述，還曾致書撫臺“辯其學蓋所謂差毫厘而謬千里者，如人所言有他，則重誣也”，并“遇書李司空為之解”，但亦如其所自述，一旦有人對其言“政府左右且藉此中公也，公茲從中救人耶”？遂不敢為之援手，而依違其間，聽任心隱被“斃楚獄”^（38）。這就難怪李贄要憤而責曰：

    然公款何心隱）豈誠不畏死者？時無張子房，誰為活項伯？時無魯朱家，誰為脫季布？吾又因是而益信談道者之假也。由今而觀，彼其含怒稱冤者，皆其未嘗識面之夫。其坐視公之死反從而下石者，則盡其聚徒講學之人。然而匹夫無假，故不能掩其本心，談道無真，故必欲劃其出類，又可知矣。夫惟世無真談道者，故公死而其文遂喪，公之死顧不重耶？^（39）

對耿定向在“何心隱獄”上，因恐“犯江陵不說學之忌”，而“不敢沾手”（按：耿本“與江陵善”，“且主殺心隱之李義河”，又其“講學友”），李贄固然深恨之^（40），但李贄更不滿意其偽善，這由刊入其《焚書》中的與耿論學的多封信件可見。耿定向對此自感愧憤，遂作《求儆書》進行反噬，又指使其學生蔡毅中著《焚書辯》攻擊李贄，更唆使地方士紳誣蔑李贄為“左道惑眾”，并加以恫嚇和驅逐，致使李贄無法再在麻城安居。不過，泰州后學中，象耿定向這樣的人并不多見，多見的乃是顏、何式有著錚錚鐵骨的英雄，以及朱恕、韓貞式以德行著稱，畢生致力于平民教育的布衣儒者。顏、何一系與朱、韓一系，是泰州后學的主流。后者雖不具備前者“赤后搏龍蛇”、“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的精神，但承襲了王艮注重平民教育的傳統，無愧為明代中后葉平民儒學的主要代表者^（41）。

[注釋]

（1）李學勤先生稱：“這是我們三十多年來屢次訪求而不能得的孤本秘籍。”見李氏《顏鈞集序》。

（2）該書已于1996年2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3）參閱拙作《論明代中后葉的平民儒學》，載《河北學刊》1993年第5期。拙著《中國文化史綱》（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亦有專節論析明代中后葉的平民儒學，可資參閱。

（4）《心齋王先生全集》卷三《答問補遺》。

（5）據程學顏：《衍述大學中庸之義》，見《顏鈞集》卷九，第76頁。

（6）《耕樵問答·晰大學中庸》，見上書卷六，第49、50頁）。

（7）《論大學中庸》，見上書卷二，第17頁。

（8）《心齋王先生全集》卷三《語錄》。

（9）《耕樵問答·急救溺世方》，見《顏鈞集》卷六，第53頁。

（10）同上，見上書第53—54頁。

（11）《自傳》，見上書卷三，第27—28頁。

（12）《明史紀事本末》卷二。

（13）見容肇祖整理：《何心隱集·附錄》，第121頁，中華書局1960年版。

（14）李贄自謂：“心齋之子東崖公，贄之師。東崖之學，實出自庭訓。”（《續焚書》卷三）他稱頌顏、羅、何的言論甚多，茲難詳舉。《林李宗譜·卓吾公傳》更明確以其與心隱接近。

（15）錢謙益：《列朝詩集·閏集》卷三。

（16）《明神宗萬歷實錄》卷三六九。

（17）《自傳》，見《顏鈞集》卷三，第24頁。

（18）其文今見《顏鈞集》卷一，第1—3頁。

（19）《著回敢死事》，見上書，卷五，第43頁。黃宗羲《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亦記有羅汝芳問學拜師經過，此不贅引。

（20）《重刻〈懷師錄〉題辭》，見黃宗羲編《明文海》卷二二三。

（21）《小心齋札記》卷十四。

（22）《顧端公文集》卷五。

（23）以顧憲成為代表的在野學者重建東林書院，開展講學活動，亦受張居正為代表的明廷迫害，但其不同于顏、何、李等平民儒者，仍屬正宗經生文士。筆者擬另文專析二者間的異同。

（24）《靜觀軒瑣言》，見《明文海》卷四八○。

（25）《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十五《嘉隆江湖大俠傳》。

（26）《明儒學案》卷三十二《泰州學案序》。

（27）據《明儒學案》卷三十二《泰州學案·心齋語錄》。

（28）《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一《會語正集》。

（29）見《明儒學案》卷三十二，《泰州學案·徐波石傳》。

（30）同上《夏廷美傳》。

（31）據賀貽孫：《顏山農先生傳》，見《顏鈞集》卷九，第82—83頁。

（32）參見《李氏文集》卷一九《明燈道古錄》。

（33）說見《焚書》卷三《又與焦弱侯》。

（34）其說詳見《何心隱集》卷二《師說》、《論友》。

（35）《焚書》卷三《何心隱論》。

（36）《仁學·自敘》。

（37）《仁學一》。

（38）耿定向：《里中三異傳》，見《明文海》卷三九九。

（39）《焚書》卷三《何心隱論》。

（40）此據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三十五《泰州學案四·耿定向傳》所說。

（41）近年，黃宣民先生整理并系統研究顏鈞資料，在完成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高質量學術成果的同時，又以明萬歷本《樂吾先生遺稿》和清雍正本《韓樂吾先生集》為基礎，重新整理、編訂成《韓貞集》，并附于《顏鈞集》后一同出版，為人們了解和研究朱恕、韓貞一系泰州后學的真貌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資料。關于朱、韓之學，筆者擬另文專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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