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開國君臣政治思想概述
陳 寒 鳴
公元1368年，“淮右布衣”朱元璋削平與之并時起事的群豪，又推翻元廷統治，豎基稱帝，建立了明朝。在奪取天下和鞏固政權的過程中，明開國君臣形成其有著自身特色的政治思想。
總結元亡教訓，建立并鞏固、完善新生政權，這是以朱元璋為核心的明開國君臣政治思想的主要內容。朱元璋多次告誠大臣要以亡者為鑒，尤其要以元亡為殷鑒，認真總結其覆亡的教訓。如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朱元璋要群臣“試言元之所以亡與朕之所以興”，劉基等人談了各自的看法后，朱元璋說：元朝末年，“君宴安于上，臣跋扈于下，國用不經，征斂日促，水旱災荒，頻年不絕，天怒人怨，盜賊蜂起”，以致覆滅。（1）同年十二月，朱元璋又要侍臣談論“元氏之得天下與所以失之之故”。侍臣們眾說紛紜，元璋認為其所言皆未得要領。他認為：“夫元氏之有天下，固由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權臣，上下蒙蔽故也”。（2）既然元之失天下與“委任權臣”有關，故而朱元璋為防大臣專權、蒙蔽國君而大大加強了君權。他取漢、唐、宋政制之善而去其弊，在中央設中書省、大都督府及六部，地方設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府、州、縣。為進一步加強君權專制，洪武十一年（1378年）禁六部奏事不得關白中書省；十三年（1380年），丞相胡惟庸被誅，遂罷中書省，分其權于六部，由皇帝總攬；又以大都督府權太重，改設中、左、右、前、后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及在外各都司、衛所。《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匯編·銓衡典·官制部》對此評曰：“圣祖見秦人弄權之禍而罷丞相，懲元人逞亂之轍而革中書省；吏部列于六部，所以防其自專之漸；五府參乎兵部，所以詔其相制之權；都察院與六卿為伍，振風紀也；大理寺與刑部制衡，重民命也；御史不屬太宰、六科不列于他官，使得自達，而作其敢言之風也；至于尉、院、寺、監并列于內，都、布、按司錯置于（外），府、州、縣、衛分隸其間，文武相參，上下交制。蓋遵《周官》之法而酌其宜，取漢、唐、宋之善而去其弊，可為萬世法矣。”確實，明代王權支配社會的政制較歷代完密，后為繼起的清朝所沿襲。
被朱元璋倚為股肱之臣的劉基嘗進言：“自元氏法度縱馳，上下相蒙，遂至于亂，今當維新之治，非振以法令不可。”元璋則謂：“夫經喪亂之民，思治如饑渴之望飲食。創殘困苦之余，休養生息猶恐未蘇，若更毆之以法令，譬以藥療疾而加以鳩，將欲救之，乃反害之。”并說其淮右起兵以來，見橫罹鋒鏑者多，常惻然于懷，故思“今民喪亂，猶出膏火之中，非寬恤以惠養之，無以盡生息之道”。（3）朱、劉君臣看法似有不同，但實際上他們談論問題的角度不一樣，朱元璋講的是“治民”，主張恤民、安民，劉基講的則是“治官”，主張用重法整肅吏治。其實，一方面，曾寫詩認為死里求生的元末人民是為爭取自己生存權利而嘯聚造反的劉基（4），在“治民”問題上自然與朱元璋恤民、安民的主張不會有二致；另一方面，劉基固然始終主張“宋元寬縱失天下，今宜肅紀綱”（5），而朱元璋也一向認為元失在寬，為防重蹈覆轍，須行猛政：“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6）他對皇太孫朱允炆說：“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7）故史家稱其“懲元縱弛之后，刑用重典”（8）。可見，在“治官”問題上他同劉基一樣也是主張法用重典的。
需要指出，明開國君臣所強調并施用的嚴刑重典，打擊的重點對象乃是貪贓枉法的官吏。元自世祖忽必烈統治后期開始，政治素質便日益下降，政治肌體亦隨之敗壞。腐敗之風盛行于天下，自帝王而至各級官吏急遽地暴露出各種腐朽性。適至元末，官吏貪污，“有司承風，上下賄賂，公行如市，蕩然無復紀綱矣”，這使國家機器運轉失靈，統治危機不斷加重，難怪葉子奇嘆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9）宋濂曾通過總纂《元史》探究元亡的原因道：
議者往往以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眾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實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習，紀綱廢馳，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久矣。（10）
起自社會下層、了解民間疾苦的朱元璋亦深知貪墨之吏害民，從而激起民眾奮起抗爭是導致元亡的重要原因，故其痛恨貪官污吏，要“以極刑處之”（11）。立國初，他既告諭天下州縣官：“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天下始定，才力俱困，夫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12）希望他們清廉自守，“約己而利人”，不要做貪官，“膠人而厚己”（13）；又下令“自今官吏犯贓罪者無貸”（14），并命刑部：“凡官吏有犯，宥罪復職，書過榜其門，使自省；不悛，論如律。”（15）朱元璋對貪官污吏的懲治毫無寬貸，十分嚴厲。據明律，貪污銀子60兩以上者，梟首示眾，還要“剝皮實草”（16）；受賄枉法1貫以下者杖70，每5貫加一等，20貫杖60、徒1年，45貫杖100、流2000里，滿80貫即處絞刑（17）；監守自盜，1貫以下杖80，7貫500文杖60、徒1年，20貫杖100、流2000里，滿40貫處斬（18）。又規定官吏外出乘坐官府的車、船、馬匹等，攜帶私人物品不得超過一定數量，如乘官車官船者，私載物不得超過30斤，違者輕則笞10下，重則杖70。（19）明初，一批又一批貪腐官員被繩之以法，如洪武九年（1376年），“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謫屯鳳陽，至萬數”（20），可見被查出并置于法的貪吏數量之大。然而，盡管朱元璋嚴懲貪官污吏并取得一定成效，洪武朝“吏治多可紀述”（21），卻并未能徹底根治腐敗。在他懲貪肅治之時，“諸郡官吏不畏法律之嚴，奸弊迭興”，“贓吏貪婪如蠅蚋之趨朽腐，螻蟻之慕腥膻”（22），而到他死后不數十年的永樂朝，更是“貪官污吏遍布內外，剝削及于骨髓”（23）。何以會如此？關鍵原因在于朱元璋建立的只是一個權力支配一切的王朝。在這王朝中，權力可以被看成是社會分配中的最一般的等價物，只要有了權，一切東西都可以源源而來。踞于這王朝最高地位的帝王利用其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力攫取了最為充分的經濟利益，以天下恭養，為其服務的各級官吏自然也要分一杯羹，想方設法地運用自己手中的權力獲取豐富的經濟利益，故而終明之世，“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過于吏部”（24）。
明開國君臣的政治思想深受儒學傳統影響。劉基、宋濂等所提出的政論本就屬于儒家政治思想，自不待論，朱元璋在他們的影響下接受了儒學，故其政治思想表露出明顯的儒學印跡。他視儒家倡導的綱常倫理為“生民之休戚系焉，國家之治亂關焉”（25），故而對之特別重視，并在實際生活中注重發揮儒家倫理的教化作用。明王朝建立以后，朱元璋深知民心向背、民勢興衰關系到國家政權的安危，所以，他“厚民生而重民命”，把“敬民”、“重民”、“愛民”、“尊民”、“安民”、“恤民”，恢復和發展生產以增強國力作為基本治方略。他不僅在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具體措施，而且還將“恤民”與“事天”相聯系，提出“事天必先恤民”之說，謂：“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于君，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說：“為人君者，父天母地于民，皆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福于己，實為天不蒼生也。”（26）這樣，朱元璋就不僅將“恤民”與“事天”相提并論，而且更以“恤民”為“事天之實”，認為只有“恤民”，才能真正體現“事天”、“敬天”之誠意。當然，作為專制君主，朱元璋所維護的絕非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是、也只能會是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其統冶價賴以依存的基礎是以貪刮暴虐為本質特性的封建官吏，這就本質地決定了他“敬民”、“重民”、“愛民”、“尊民”、“安民”、“恤民”思想每每流之于形式，而絕難真正付諸實施。事實上，當時“有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27），農民稅役仍很嚴重，以至出現“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28）的狀況。這并不奇怪，因為口頭上的思想宣言與實際上的具體操作、形式美妙的政策原則與現實嚴酷的政治實踐的嚴重背離，本是君主專制政冶的基本特點之一。由此進而論究，洪武皇帝朱元璋其實只是、也只能是以實用主義的“帝王之學”眼光來看待儒學，而這又正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儒學在王權專制政治體制下的必然命運。他之所以稱道孔子“德侔天地，道合四時，刪述之功，萬世永賴”（29），“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并”（30），并認同儒家的“重民”、“仁政”之說，是因為他充分注意到孔子開創的儒家學說的確存在著有利于鞏固其專制王權統冶的思想因素。對于這位中國歷史上把君主專制統治推向極端的開國帝王來說，他實際上只是將儒學當作愚民之治術。他始終堅持以三綱五常維系社會一一人倫秩序，經常詔告臣民：“為人臣必忠，為人子必孝”（31）；“修己行仁，以為時君之用”（32）；“圣賢之教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33）。并特命大學士吳沉等以“敬天”、“忠君”、“孝親”為綱，踩儒經之言為主，編成《精誠錄》，頒示臣僚，為他們提供行動指南。在他看來，“孝”是“忠”的基礎，“非孝不忠，非忠不孝”，“所以忠于君而不變為奸惡者，以其孝為本也。”（34）朱元璋還強化禮法以整頓君臣紀綱，認為“禮法”乃“國之紀綱”，而元末所以會“人心渙散”、“天下騷亂”，就是因為“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故其為帝后反復強調“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指出：“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35）他還依據禮法規定，明確臣民等級名分，嚴明號令，提出君主“馭臣下以禮法，臣能馭吏卒以體上”（36），從而形成上下一貫、高低貴賤尊卑等級秩序井然的行政管理體系。這便使君主權力、意志的貫徹執行得到制度上的保障，使君主具有絕對權威。
自春秋戰國以來，士人都自覺地把自己視為臣仆，素來認為必須有圣王才能治天下，沒有圣王，社會將會一團黑喑，故其時刻都期待著明君圣王。劉基、宋濂等也是如此，他們不僅幫助朱元璋奪取天下，而且更將朱元璋視為其心目中的圣主，以事天之心侍奉著，為鞏固和維護朱明王朝統治竭盡全力。而朱元璋對待這些儒士亦如對其他人一樣，只是視為臣仆，只有當他們為己所用時才有存在的價值；若不為己用便沒有生存的價值。他深知儒士有助于其創立政權，故在開創帝業的過程中大力吸納各方儒士，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卻嚴禁各級將官私自任用儒士，絕不允許儒者在將官周圍議古論今，以免二者結合會影響其已經取得的權力，同自己分庭抗禮。立位稱帝后，他對不受征聘，拒絕與其合作的儒者更不惜以嚴刑峻法予以制裁，如“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斷指不仕，蘇州人才姚潤、王謨被征不仕，皆誅而籍其家”（37）。御制《大誥三編·秀才剁指第十》記載夏伯啟叔侄之事道：
廣信府貴溪縣儒士夏伯啟叔侄二名，人各截去左手大指，拿赴京師。朕親問之，
謂曰：“昔世亂，汝居何處？”對曰：“紅寇亂時，避兵于福建、江西兩界間”。曰：“家
小挈行乎？”對曰：“奉父行。”曰：“既奉爾父行，上高山峻嶺，下深溝陡澗，還用手
扶持乎？”曰：“扶持”。曰：“自后居何處？”曰：“紅寇張元帥守信州，伯啟還鄉復
業。”曰：“向后何如？”曰：“教學為生至今”。朕知伯啟心懷忿怒，將以為朕取天下
非其道也，特謂伯啟曰：“……人之生，父母但能生其體而已，其保命在君。……爾伯
啟言紅寇亂時，意在他忿，至于天更歷代，列圣相傳，此豈人力而可為乎！今爾不能
效伯夷、叔齊，去指以食粟，教學以為生，恬然不憂凌暴，家財不患人將，爾身何將
怙恃？”伯啟俯首默然。噫！朕謂伯啟曰：“爾所以不憂凌暴，家財不患人將，所以有
所怙恃者，君也。今去指不為君用，是異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爾宜梟令，籍沒其家，
以絕狂夫愚婦仿效之風。”而伯啟無對。（38）
朱元璋還說：“‘率土之賓，莫非王臣’，成說其來遠矣。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是外其教者，誅其身而籍其家，不為之過！”（39）
洪武初年，國基方穩，朱元璋為維護其絕對專制的君主權力，便大肆殺戮功臣元勛，同時對儒士文臣充滿戒心。他屢興文字獄，致使一般文臣無所適從，趙翼對之記曰：
明祖通文義，固屬天縱，然其初學問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誤殺人，亦已不少。《朝
野異聞錄》：三司衛所進表箋，皆令教官為之。當時以嫌疑見法者，浙江府學教授林元
亮為海門衛作謝增祿表，以表內“作則垂憲”誅；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為都司作萬壽
表，以“垂子孫而作則”誅；蘇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為按察使撰賀冬表，以“儀則天下”
誅；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為布按作正旦賀表，以“建中作則”誅；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為
本府作正旦賀表，以“睿性生知”誅；澧州學正孟清為本府作賀冬表，以“圣德作則”
誅；陳州學訓導周冕為本州作萬壽表，以“壽域千秋”誅；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為本府作
謝賜馬表，以“遙瞻帝扉”誅；祥符縣學教諭賈翥為本縣作正旦賀表，以“取法象魏”
誅；毫州訓導林云為本府作謝東宮賜箋，以“式君父以班爵祿”誅；尉氏縣教諭許元
為本府作萬壽表，以“體法乾坤，藻飾太平”誅；德安府學訓導吳憲為本府作賀立太
孫表，以“永紹億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門”誅。蓋“則”音嫌于“賊”也；“生知”
嫌于“僧”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發髡”也，“有道”嫌于“有
盜”也，“藻飾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閑中今古錄》又載：杭州教授徐一夔賀
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為世作則”等語，帝覽之大怒曰：“‘生’者‘僧’也，
以我嘗為僧也；‘光’則薙發也；‘則’字音近賊也。”遂斬之。禮臣大懼，因請降表式，
帝乃自為文播天下。又，僧來復《謝恩詩》有“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之句，帝
曰：“汝用‘殊’字，是謂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
我而不能也。”遂斬之。案：是時文字之禍，起于一言。時帝意右文，諸勛臣不平，上
語之曰：“世亂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諸臣曰：“但文人善譏訕，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撰名，則曰士誠。”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覽天下章奏，動生疑忌，而文字之禍起云。（40）
朱元璋“覽天下章奏，動生疑忌”，絕非由于聽信勛臣的搬弄是非之言，而是由其專制君主的本性所決定的。他對那些追隨多年，出生入死地為其建功立業的儒者不也是很猜忌嗎？如劉基，在朱元璋打天下的過程中，“以儒者有用之學輔翊治平”，乃“運籌帷幄”之“佐命臣也”（41）。而既定天下，位居九五，朱元璋便無法忍受昔日言聽計從的劉基的剛直了。盡管“子房”劉基深知共患難易、同安樂難，早在洪武元年八月就決定辭官歸里，但朱元璋對他或召或放，始終不甚放心。洪武八年三月，劉基病勢沉重，朱元璋奪其俸祿，迫令歸老還鄉，并在《御賜歸老青田詔書》中以威脅口吻寫道：“君子有云，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42）。這就難怪李贄要評道：“公中忌者之毒，以太直故；晚而上之顧寢薄，以剛放”（43）。朱元璋還以特務手段監視儒臣。宋濂“嘗與客飲，帝密使人偵視。翼日，問濂：‘昨飲酒否？坐客為誰？饌何物？’濂具以實對。笑曰：‘誠然，卿不朕欺！’”（44）這種做法，開啟了后來明廷專設東廠、西廠等機關，恣意實施特務政治的先河。而時刻遭受嚴密監控的儒臣們，則必然會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感。生活在這種環境中的儒士，雖竭力斂其鋒芒，卻仍不免遭致摧折，如原來狂放不羈的高啟，入明后即明白表示：“近年稍諳時事，旁人休笑頭縮。賭棋幾局輸贏注，正似世情翻覆。思算熟。向前去不如，退后無羞辱。三般檢索：莫恃微才，莫夸高論，莫趁閑追逐”（45）。但他最終還是被朱元璋扣以交涉官員不守規矩的罪名而被腰斬于南京。生活于這樣一種政治情境之下的儒者文士動輒得咎，居官委實不易。袁凱，字景文，別號海叟，松江人，以詩文名世。詩宗杜甫，每有佳作，《客中除夕》、《京師得家書》尤為世人傳誦。洪武朝任御史時，朱元璋欲殺某人，皇太子出面苦苦求情，元璋問袁凱意見，凱對曰：“陛下刑之者，法之正；東朝釋之者，心之慈。”元璋怒責其“持兩端”而投入大獄，后雖獲釋，仍被譏斥為“東海大鰻鱺”（今日“老滑頭”之謂），不時遭元璋侮謾。袁凱深知長此以后難免不測，遂處心積慮歸隱。他先裝中風，朱元埠見狀，說凡中風者必麻木不仁，“命以鉆鉆之，凱忍死不為動”，元璋以為他真的病了，嫌其“踏茸不才”，放歸田里。袁凱歸隱后，為避禍而用鐵索鎖項，自毀形骸。朱元璋果然對其不放心，派使者以詔起其任松江儒學教授為名前來察看動靜；袁凱睜大眼睛看著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且在田野間爬行，津津有味地吃豬、狗屎。使者回京向朱元璋稟報后，元璋以為袁凱已成廢人，終不再過問。而實際上他是“使家人以炒面攪沙糖從竹筒出之，狀類豬犬下。”（46）洪武專制，屢興大獄，儒者文士尤易罹禍，這就難怪袁凱要挖空心思地裝瘋以求自保活命了。
開國輔佐文臣中，朱升是清醒認識到必然會與朱元璋發生緊張關系的罕見人物。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兵下徽州，因素聞朱升名而效法三國時劉備親顧茅廬的故事，親臨朱升隱居之所，“潛就訪之，升因進三策曰：‘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47）加入朱元璋軍后，朱升禮夭征伐之議贊畫居多，不僅在軍事上積極為朱元璋出謀劃策，還在刀箭叢中救過朱元璋的命，并在文治方面為朱元璋制禮作樂，建立完善政權機制，直至正式創建新王朝，把朱元璋捧上九五之尊的皇位。當功臣受封、加官進爵之時，朱升這位追隨朱元璋14年的老元勛卻“請老歸山”，要求重返林泉。朱元璋本“欲錫以爵士”，朱升“固辭不受”，說：“臣后人福薄，不敢叨天恩也！”元璋謂：“卿子幾何？即不受吾爵，獨不使輔朕乎？”朱升“涕泣下，哽咽對曰：‘臣一子名同，事君之忠有余，保身之哲不足，臣所止人不令其仕者，恐他日不得老死牖下也。’”元璋怒曰：“惡，是何言歟！膚與卿分則君臣，情同父子，何嫌何疑而慮及此乎？”朱升道：“非臣過慮，數固然耳。但愿陛下哀念老臣，臣子不免，賜以完軀幸矣。”朱元璋見其老淚縱橫，“亦為之惻然，因與朱同免死券以慰之，馳驛送歸”。（48）辭官歸隱的朱升，于洪武三年（1370年）十二月寂寞逝去。而其獨子朱同的下場卻被他不幸言中了，終死于朱元璋之手。早在朱元璋進軍浙東初期即立下軍功的朱同，明初官至禮部侍郎。他善詩，“文才武略、圖繪丹青，無所不精，時稱為三絕”（49）。“禁中畫壁，多所題詠”（50）。有一次，朱元璋命他題詩賜宮人，“忽御溝中有流尸，上疑同挑之，將賜死，因念允升請，使自縊”（51）。朱升的隱退及其子的悲劇，并不能單純地歸結為是朱元璋個人品質所致，源遠流長的王權專制主義傳統是注定要不斷制造出這類悲劇的。
篤信圣道的儒家學者，素來以積極用世、勇于任事的精神生存于世。但在傳統君主體制下，他們并不能夠獨立地用世行道，實現其“修已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52）的抱負，而必然地要與現實的王權政治發生有機的內在關聯。晚明東林巨子高攀龍說：
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河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
不為吾君，處江湖之遠隨事必為吾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實念實事，在天地間，凋
三光敝萬物而常存。其不然者，以百年易盡之身，而役役于過眼即無之事，其亦愚
也哉！（53）
可見由儒家外顯出來的經世行道的精神不難發現其內中蘊含著的是儒者對現實王權政治的強烈的依附性。在政治昏暗、社會紛亂之時，儒者們以“獨善其身”的心態退居林下，一旦時機適宜，他們就又都投奔明主，以期施展“兼濟天下”的抱負。而從總體上看，無論是個人的生死榮辱，或者是其事業上的成敗利鈍，儒者都與現實政治戚戚相關。至于君主一面依靠著儒臣，一面更看重專制權威；既欲借儒道以自重，更懼儒者持“道”壓“勢”，形成對專制皇權的抗衡力量。故而其理想中的君臣關系當如明成祖朱棣所說：“若使進言者無所懼，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54）。總之，儒者以君主為行其“道”的載體，而君主則不過把儒者看作是行其“勢”的工具而已。儒家學者與專制君主，或者說，儒者篤信的“道”與君主把持的“勢”，由此而形成既具張力、又不可分解的復雜關系。就孔、孟以來的儒家來說，最理想的自然是出現“圣王”即以“圣者”為王，以使君與自身的關系——“道”與“勢”關系人格化的體現——不至于緊張，但這在現實社會生活中是難以實現的。于是，儒者又不得不或者通過其“格君心”的努力以“致君堯舜”，或者堅持挺立儒者人格，試圖以“圣人之道”對抗帝王之勢，如明儒呂坤謂：“公卿爭議于朝，曰天子有命，則屏然不敢爭議矣；師儒相辯于學，曰孔子有言，則寂然不敢異同矣。故天地間惟理與勢為最尊，雖然，理又尊之尊也。廟堂之上言性，則天子不能以勢相奪。即相奪焉，而理則常伸于天下萬世。故勢者，帝王之權也；理者，圣人之權也。帝王無圣人之理，則其權有時而伸。然則理者，又勢之所恃以為存亡渚也。以莫大之權無僭竊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辭而敢于任斯道南面也。”（55）“格君心”以“致君堯舜”不易，以“道”抗“勢”更難，有時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價，試看《明史》卷一三九《王樸傳》所記：
王樸，同州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本名權，帝為改焉。除吏科給事中，以直諫忤
旨罷，旋起御史，陳時事千余言。性鯁真，數與帝辯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爭之，
強，帝怒，命戮之，及市召還，諭之曰：“汝其改乎？”樸對曰：“陛下不以臣為不肖，
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之？臣今日愿速死耳！”
帝大怒，趣命行刑。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樸
也！”竟戮死。帝撰《大誥》謂樸誹謗，猶列其名。
同傳又記與王樸同科的張衛，盡管曾因奏議愷切而由禮科給事中升禮部侍郎，并以清慎見褒，且載于《大誥》，然終“亦以言事坐死。”此外，李仕魯，字宗孔，濮人，從鄱陽朱公遷學，得朱熹理學之傳，朱元璋素聞其名。“洪武中，詔求能為朱氏學者，有司舉仕魯入見。太祖喜曰：‘吾求子久，何相見晚也？’除黃州同知，曰：‘朕姑以民事試子，行，召子矣。’期年治行聞，十四年命為大理寺卿。帝自踐阼后，頗好釋氏教，詔征東南戒德僧數建法會于蔣山，應對稱旨者輒賜袈裟衣，召入禁中，賜坐與講論矣。吳印、華克勤之屬皆拔升至大官，時時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橫甚，讒毀大臣，舉朝莫敢言。惟仕魯與給事中陳汶輝相繼爭之。汶輝疏言：‘古來帝王以來未聞縉紳、緇流雜居，同事可以相濟者也。今勛舊耆德咸思辭祿去位，而緇流儉夫乃益以讒聞，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與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去幾何哉？伏望陛下于股肱心膂悉取德行文章之彥，則太平可立致矣’。帝不聽。諸僧怙寵者遂請為釋氏創立職官，于是以先所置善世院為僧錄司，設左右善世、左右闡教、左右講經覺義等，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度僧尼、道士至逾數萬。仕魯性剛介，由儒術起，方欲推明朱氏學，以辟佛自任，及言不見用，邃請于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無惑乎？臣言之不入也，還陛下笏，乞賜骸骨歸田里。’遂置笏于地。帝大怒，命武士悴搏之，立死階下。陳汶輝，字耿光，詔安人。以薦授禮科給事中，累官至大理寺少卿。數言得失皆切直，最后忤旨懼罪投金水橋下死。”（56）如此等等，難以盡舉。朱元璋既任用儒者，又對之百般疑忌、甚至“摧辱”；既藉儒道鞏固、維系君權，更以帝王之勢壓抑、鉗制儒家學者所信守的圣人之道（57）。這生動而又具體地體現了整個中國政治思想與政治文化史的一大特點。
［注釋］
（1）《明太祖實錄》卷五三。
（2）上書卷五九。
（3）上書卷二九。
（4）《劉基集》第二十卷收有《感時過事十首》，其第九首云：“惟民食為命，王政之所先。海鹺實天物，厥利何可專？貪臣務聚財，張羅密于氈。厲禁及魚蝦，鹵水不得煎。出門即陷阱，舉足遭纏牽。咆哮用鞭棰，冤痛聲相連。高牙開怨府，積貨重奸權。分攤算戶口，滲漉盡微涓。官征勢既迫，私販理則然。逐令無賴兒，睚眥操戈鋌。出沒山谷里，陸梁江海邊。橫行荷集篥籠，方駕列船舷。拒捕斥后懦，爭強夸直前。盜賊由此起，狼藉成蔓延。先王務廣德，如川出深淵。外本而內末，民俗隨之遷。……”（《劉基集）第366頁，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5）《皇帝手書》，見劉基《誠意伯文集》卷一。
（6）《明史》卷一二八《劉基傳》。
（7）上書卷九三《刑法志一》。
（8）同上。
（9）《草木子》卷四下《雜俎篇》。
（10）《元史》卷六六《河渠志二》。
（11）《明史》卷九三《刑法志一》。
（12）《古今圖書集成·皇極典·帝紀部·明二》。
（13）《明史》卷二《太祖本紀二》。
（14）《明太祖實錄》卷六九。
（15）《明史》卷九四《刑法志二》。
（16）據趙翼《廿十二史札記》卷三三《明史·重懲官吏》。
（17）據劉惟謙等《大明律附條例》卷二三《受贓·官吏受財》。
（18）上書卷一八《監守自盜倉庫錢糧》。
（19）上書卷一七《兵律五·乘官蓄產車船附私物》。
（20）《明史》卷一三九《萍宣可傳》。
（21）上書卷一四0魏觀等傳贊。
（22）葉盛：《水抄日記摘抄三》。
（23）《明史》卷一六四《鄒緝傳》。
（24）趙南星：《再剖良心責己秉公疏》，見《明經世文編》卷四五九。
（25）《明史》卷二《太祖本紀二》。
（26）《明太祖實錄》卷一六八。
（27）《明史》卷一四七《解縉傳》。
（28）上書卷一三九《葉伯巨傳》。
（29）《闕里廣志》卷一四。
（30）《明太祖實錄》卷一六八。
（31）《明太祖集》卷第二《諭福建承室布政使習參政魏鑒瞿莊詔》。
（32）上書卷第十六《述非先生事》。
（33）同上《相鑒賢臣傳序》。
（34）《明史》卷一三七《吳沉傳》。
（35）《明史》卷五十《禮志四》。
（36）《明通鑒》卷三。
（37）《明史》卷九四《刑法志二》。
（38）見《全明文》卷三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02——703頁。
（39）見上書第706頁。
（40）《廿二史札記》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禍》。
（41）《明史》卷一二八《劉基傳》。
（42）見《誠意伯文集》卷一。
（43）《續藏書》卷二《開國名臣·劉基》。
（44）《明史》卷一二八《宋濂傳》。
（45）《摸魚兒·自適》，見《高青丘集》第97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46）據陸深：《金臺紀聞》。
（47）《學土朱升傳》，見《朱楓林集》卷九。
（48）《明書》卷一四三；《朱楓林集·附錄·翼運績略》。
（49）《覆瓿集》卷八。
（50）《雙槐歲抄》卷一。
（51）《寄園寄所寄》卷十一；《休寧縣志》卷二四引《稗史》。
（52）《論語·憲問》。
（53）《高子遺書》卷八上。
（54）《明史》卷一四七《解縉傳》。
（55）《呻吟語》卷一《談道》。
（56）《明史》卷一三九《李仕魯傳》。
（57）朱元璋如此對待儒家學者，在當時已使不少文臣詐死佯狂而求解職，令儒士戰戰兢兢而導致哀嘆悲傷的情調。其后，燕王朱棣奪位稱帝后，對待儒士“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更百般摧折，這使儒者“中情無限憑誰訴，安得因風達九霄？”（黃淮：《省愆集》卷下《言志》）對有明一代儒者文士的人格、心態以及士風士氣有深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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