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的帝王教育及其影響
陳寒鳴
宋濂（1310-----1381年），字景濂，浙江金華人，學者稱潛溪先生。他出自婺州，是位在婺學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儒家學者。婺學淵源深厚，內涵豐富。早在南宋孝宗時代，金華（婺州）即有唐仲友、呂祖謙等著學者。唐仲友主張經世致用而與理學異趣，政治上亦受朱熹排擠，可以稱為陳亮、叫適為代表的浙東事功學派的同調。他曾揭“務實”之幟，明確認為：“為學之道，在于務實。而專心務實則可用，專心則有功。此學之大要也。”（1）呂祖謙承“中原文獻”（關洛之學）余緒，別立學派，遞傳不替，“與岳麓之澤，并稱克世”（2）。此外，朱熹曾在著名的麗澤書院講學，接引弟子，傳播理學，徐僑、葉由庚、楊與立、王翰等親聆其教。其后，由朱熹高足黃幹授學的何基及其弟子王柏、柏弟子金履祥、履祥弟子許謙等，前承后繼，形成金華朱學之統緒，被稱為朱學之世嫡。又，楊簡、袁燮、舒磷、沈煥四位甬上學者所傳播、發展的陸九淵心學在婺州也很有影響；陳亮、葉適的浙東事功學派在這里亦代有傳承。這樣，長期以來，不同學派的學者們既相論辯又互有吸納，遂使婺學具有自身的傳統特色。宋濂承受著婺學傳統的深刻影響，他對有著多元性、開放性、包容性特點的婺學稱誦不已，如謂：“竊惟東萊（呂祖謙）以中原文獻之傳，倡鳴道學于婺，麗澤之益近沾遠被。龍川（陳亮）居既同郡，又東萊之從表弟，雖其所志在事功，不能挈而使之同，反復摩切之，其論議或至夜分，要不為不至也。止齋（唐仲友）留心于古人經制、三代冶法，雖出常州（薛季宣）者為多。至于宋之文獻相承，所以垂世而立國者，亦東萊亹亹為言之，而學始大備。考其一時學術人材之盛而能照耀于古今者，不歸之朋友講學之功抑豈可哉？”（3）宋濂與婺學關系至為深密，明人楊維楨在《宋文憲公全集序》中將宋濂視為婺學的集大成者：“余聞婺學在宋有三氏：東萊氏以性學紹道統說，悅齋（唐仲友）氏以經世立治術，龍川氏以皇帝王霸之略志事功。其炳然見于文者，各自造一家，皆出于實踐而取信于后之人，而無疑者也。宋子之文根性道，于諸治術，以超繼三氏于百十年后，世不以歸之柳（貫）、黃（潛）、吳（萊）、張（子長），而必以宋子為歸。”
宋濂是位經世致用精神很強的學者。他曾在浙東事功學派的影響下提出“真儒在用世”之說，認為：“夫《五經》、孔孟之言，唐虞三代治天下成效存焉。其君堯舜禹湯文武，其臣皋夔益契伊傅周公，其具道德仁義禮樂、封建井田，小用之則小治，大施之則大治，豈此浮辭而已乎？世儒不之察，顧切切然剽竊模擬其辭為文章，以取名譽于世。雖韓退之之賢，灑勉其子亦有經訓蒈畬之說，共意以為經訓足以為文章之本而已，不亦陋于學經矣乎？學經而止為文章之美，亦何用于經乎？以文章視諸經，宜乎陷溺于彼者之眾也。吾所謂學經者，上可以為圣、次可以為賢，以臨大敵則斷、以處富貴則富、以行貧賤則樂、以居患難則安，窮足以為世法、達足以為生民準，豈特學其文章而已乎？”（4）但是，他雖主張人生存于世便應于世有補，即便死了，也應有聞于世，其本人更始終念念不忘“加德于世”，在出處問題上卻很是謹慎。元末，宋濂即以詩文藉然著聞，知名于時，故至正九年（1349年）有大臣將他薦于朝，擢將仕郎、翰林兼國史院編修官，但他認為：“君子之任，道也。用則行，舍則藏，……君子未嘗不欲救斯民也，又惡進不由禮也，禮喪則道喪矣。吾聞君子守道終身弗屈者有之矣，未聞枉道以徇人者也。”（5）故其既知世亂，非行道之時，遂固辭不就，入仙華山小龍門當道士，并易名玄貞子、署其號曰仙華道士，讀書著述，探究“天人之理”，多所創獲。宋濂嘗曰：
古之人非樂隱也，隱蓋不得已也。伊尹躬耕于有莘之野，傅說避世于版筑之間，太公望漁釣于渭水之濱，若將終身焉。及其三聘之加，審象之求，后車之載，遂自任以天下之重，其功烈卒至于此之盛也。隱豈其本心哉！過此以往，若四皓、若嚴陵、若諸葛孔明、巖李泌，雖其才不能盡同，然皆足以表暴于一世。古之人非樂隱也，蓋不得已也。（6）
可見，他是以古之隱者孔明等自比，“非樂隱也，隱蓋不得已也”，實則待時而出，行道于世，故其“屈”乃是“伸”的前奏，“隱”是為出而用世作準備。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遣使樊觀禮聘宋濂及劉基、章溢、葉琛，宋濂以為“大亂極而真人生，今其時矣”（7），遂欣然至應天應聘，由山林正式步入廓廟。他從此日受寵信，不斷升遷，歷任贊善大夫、翰林院學士、知制詔、《元史》修撰總裁等。朱元璋常向他垂詢國事，尊同國師，對其說：“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莽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8）宋濂在明初政治、文化生活中影響甚大，《明史》本傳稱“一代禮樂制度，濂所裁定者居多”。全祖望《宋文憲公畫像記》謂其“以開國巨公，首倡有明三百年鐘呂之音”（9）。
在朱元璋創立并鞏固明專制王朝過程中，因欣賞宋濂的學說思想、“誠然無欺”的品格及對自己的耿耿心，特用其為太子師并以之為己師，而宋濂亦充分利用這個身份，剩輔導朱元璋長子標和元璋向其垂詢之機，極力用儒家思想影響他們，以便通過當今皇帝及未來的皇帝實現自己的政治理論亦即儒家的治國思想。盡管朱標早卒未能即位，而宋濂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冬因長孫慎牽連進胡惟庸案而遭株連，并于次年五月二十日在流放地茂州（治今四川北部茂汶羌族自治縣）含冤自殺，但不僅他對朱元璋父子的思想影響仍在，而且更在洪武施政實踐中發生了作用。因此，宋謙因其成功的帝王教育而使其政治思想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占有了一席重要地位。
朱元璋十分重視對其接班人的培養。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任宋濂為江南儒學提舉（或作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儒學提舉司提舉），并命年僅6歲的長子朱標從濂習經學。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稱吳王，立朱標為世子，仍命宋濂教其經學。自洪武元年立朱標為皇太子后，元璋誡其曰：“公卿、士、庶人之子系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系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10）故更加重視對他的教育，不僅勉其好自為之，且于洪武元年下令在官中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置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及諸王，選才俊之士充伴讀，還于洪武五年（1372年）特命宋濂為太子贊善大夫，任其專負教導太子之責。
宋濂不負朱元璋所望，依據元璋旨意而悉心以其學教誨太子。如朱元璋既要求注重對太子的品德教育，用儒家思想正確引導、規范太子，使之不為私欲所蔽，又要授太子以切災有用之學，謂：
蓋師者，所以模范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各俾造就。朕諸子將有國家天下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教之之道，當以正心為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導之不以其正，為眾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詞章而已。（11）
宋濂據之而對皇太子反復講授二帝三皇相傳“心法”，“申明正心冶國之要”（12），以期其仍用儒家思想、尤其是理學規范自己的行為，“動合至道”，以便將來做一個合乎圣道的好皇帝。及至致仕還鄉之際仍在給皇太子的《謝恩箋》中諄諄教誨道：“臣聞古圣人有言曰：‘為君難。’其所謂難者何也？蓋以四海之廣，生民之眾，受寄于一人，敬則冶、怠則否，勤則治、荒則否，親君子則冶、近小人則否。其機甚微，其發至于不可遏，不可不謹也。所以二帝三王相傳心法，曰德、曰仁、曰敬、曰誠，無非用功于此也。治忽之間，由心之存何如耳。……恭惟皇太子殿下仁孝溫恭，出言制行，動合至道，中外無不仰望，而臣猶以二帝三王相傳心法為言者，誠以為君難也。”（13）又如，經過元明之際由亂到治社會轉折的朱元璋，深知百姓生存狀況及民心向背關系到國家的治亂興衰，故其嘗言：“為國之道，以足食為本。大亂未平，民多轉徙，而軍國之費所資不少，皆出于民，若使之不得盡力田畝，則國家資用何所賴焉？……若年谷豐登，衣食給足，則國富而民安。此為治之先務，立國之根本。”（14）他當然希望嗣君也能懂得這道理。宋濂據之而在對太子的教育中特別注重灌輸儒家的“民本”思想，還在為皇太子所作畫的題跋中說：“國以民為本。而民之至苦，莫甚于農。有國家者，宜思憫之，安之。宋之儒臣真德秀有見于斯，嘗請于朝，欲繪農夫、紅女勞勖之狀，揭之宮掖，布之威里，使六宮嬪卿、外家近屬知衣食之所來。盛矣，其用心也。”（15）
元至正二十年以來的十余年間，宋濂為培養皇位繼承人，教導朱標嘔心瀝血，竭盡心力。朱元璋稱其任太子贊善后“尤多輔導之功”，又稱其“當朕創業之初，即入春宮訓我儲貳，則溫文之資，實由輔導”。可見，洪武帝對宋濂這位太子師的工作是很滿意的。
在中國歷史上，以布衣起事而成功地開創了一代帝王之業的，大約只有漢高祖劉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劉邦以馬上得天下，又以《詩》、《書》安天下而出名，朱元璋所不同者，是他居馬上搶攘天下之時即已注意《詩》、《書》，重視發揮儒家學者的作用。正如《明史·儒林傳序》所說：“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當干戈搶攘之時，所至征召耆儒，講論道德，修明治術，興起教化，煥乎成一代之宏規。雖天亶英姿，而諸儒之功不為無助也。”儒士們不僅幫朱元璋出謀劃策，助其得天下、坐天下，而且更給予其很大的思想影響。正是在儒士們的影響之下，朱元璋研讀經史、學寫詩文，掌握了豐富的歷史知識，領悟并能嫻熟運用儒家、法家的治國施政之術。
朱元璋延聘并信用的諸多儒士中，劉基和宋濂最為突出。他們初為朱元璋所用，即對其寄予厚望：宋濂深感朱元璋是他理想中的英明君主，始終以“事君如事天”（16）的心態侍奉元璋；劉基亦是如此，以帝王事功期于始見之期，希望朱元璋成為當代劉邦，使天下由亂而治。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璋迎小明王至滁州，“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劉基大怒，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遂不拜。適上召基，基遂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17）于是，“御座不拜，遂輒龍鳳年號”（18）。朱元璋對他們亦甚信用，屢稱劉基為“吾子房也”（19），而待宋濂則如帝師，《明史》卷一二八說：“基雄邁有奇氣，而濂自命儒者。基佐軍中謀議，濂亦首用文學受知，恒侍左右，備顧問。”“濂則從容鋪導，于開國之初，敷陳王道，忠誠恪慎。卓哉，佐命臣也！”
宋濂確是以“帝師”身份出現在朱元璋面前的。元璋曾問宋濂“帝王之學，何書為要？”濂舉《大學衍義》以對。《大學衍義》乃朱熹再傳弟子真德秀所著的一部疏解《大學》的理學典籍，內含許多修身、齊家、冶國、平天下的道理。在真氏看來，《大學》乃“君天下之律令格例”，“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并謂：“為人君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朱元璋很認同真德秀的觀點，對其所著《大學衍義》極為重視。吳元年，金陵宮殿落成，他不尚雕錦，卻特命侍臣將《大學衍義》大書于殿兩廡之壁，說：“以此備朝夕觀覽，豈不勝丹青乎？”（20）并親率文武大臣聽宋濂講解此書。宋濂還向朱元璋積極推薦《尚書》、《春秋》等儒家經典。據《明史·宋濂傳》，朱元璋曾津津有味地向殺濂“口釋”古代兵書《黃石公三略》，而宋濂卻認為帝王的興趣不應放在這類書上，儒家經典對帝王的意義遠勝于《黃石公三略》，故其對朱元璋稱《尚書》中《堯典》、《皋陶謨》等皆有關治國的“大經大法”，又謂：“《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茍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希望朱元璋留意研讀儒經。正是在宋濂這位“帝師”的循循善誘下，出身寒微，并無多少儒家文化修養的朱元璋，注重對于儒家學說的研究，甚至能對儒學和儒經提出點心得之見。他“嘗命儒臣書《洪范》揭于御座之右”（21），并親為之作注，謂：“朕觀《洪范》一篇，帝王為冶之道，所以敘彝倫、立皇極、保萬民、敘四時、成百彀，原于天道而驗于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為惕然。”（22）他“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從而認識到孔子所說“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等“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23）
除向朱元璋積極推薦儒家經典外，宋濂又向其強調“養心”、“治心”、“去欲”、“持敬”等理學思想的重要性。在某次去郊外“方丘”祭祀地祗時，朱元璋突覺心神不寧，善于隨事納忠的宋濂從容諫曰：“養心莫善于寡欲，審能行之，則心清而身泰矣。”（24）這表明“帝師”宋濂力圖通過自己的影響，以程朱理學規范朱元璋，將其行為納入儒家思想軌道。洪武十年（1377年）九月，已致仕還鄉的宋濂入京朝見。朱元璋在剛為其建成的觀心亭接見宋濂，并說，人心易于放縱，難于約束自檢，筑此觀心亭，即為“養心”用，“致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吾心即在是，卻慮凝神，精一不二，庶幾無悔。”（25）事后，宋濂在奉旨撰作的《觀心亭記》中寫道：
……《書》有之：惟天無親，克敬為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曰敬、曰仁、曰誠，皆忠心所具，非由外鑠我也。……治忽之幾，其始甚微，不可不慎也。……（帝）乾乾終日，不遑暇食，十有五年，大統斯集，政平人和，休祥屢應，斯皆觀心之明驗。古先哲王相傳心法，所謂“精一執中”之訓，亦不過此。……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愿陛下存神內居，常如亭中時，則心與天為一。（26）
按：“精一執中”語出《尚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孔安國《尚書正義》釋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宋代理學家則將之奉為圣學“心傳”的十六字訣。宋濂據之闡論，意在希望朱元璋做到理學家講求的“敬靜”修養，心志純一，常如在觀心亭中時，用祭祀天地、宗廟、社稷時的虔敬、恭肅心態來對待和處理政事，如此則可達到“心與天為一”的境界。又，據鄭楷《行狀》，洪武六年（1373年）二月，“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上指《衍義》（真德秀《大學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先生（宋濂）講析，俾在座者聽之。先生既如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彝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為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上謂先生曰：‘朕之為君，上畏天也，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先生對曰：‘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正謂此爾。愿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
宋濂更經常向朱元璋宣傳儒家的“民本”思想。他反復對朱元璋講民為邦本、得民心得天下等道理。如當朱元璋賞賜群臣之時，宋濂即借題發揮道：“得天下以人心為本。人心不服，雖金帛充牣，將焉用之？”（27）元末社會生活的親身體驗，加以宋濂等的引導，使朱元璋接受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傳統。洪武三年（1370年）二月，朱元璋在東閣聽宋濂、王祎等進講《大學》傳之十章，至“有土有人”章，宋濂等反復講解以示強調。朱元璋亦有所悟，并當場談了他的心得：“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國固。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既歸，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28）
盡管朱元璋深受宋濂思想影響，但他們君臣的政治思想還是有所區別的。如朱元璋接受儒家“民本”思想傳統影響，屢言：“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29）而宋濂則在元末發展儒家“民本”思想傳統，提出與漢儒董仲舒“君權天授”論相對立的“君權民授”說：
有民斯有國，有國斯有君。民者，君之天也。君之則君，舍之則獨夫耳，可不畏哉？（30）
兩相比較，宋濂之說顯然更具人民性，開后來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以民為主而以君為客之論的歷史先河。當然，宋濂雖然認識到君權不是來自君而是來自民，“民”是“君之天”，但他沒有、也不可能提出與“王權支配社會”的政治架構根本對立的民主政治體制。至于其本人到明初便絕口不再發出此類論議，而只能老老實實地以“事君如事天”的仆妾心態侍奉洪武皇帝。即便如此，這位曾被朱元璋稱為開國文臣之首的儒者，最終仍逃脫不了冤死于謫貶之所的悲劇命運。
［注釋］
（1）《悅齋文鈔》卷八《學論》。
（2）《宋元學案·麗澤諸儒學案》。
（3）《宋文憲公全集》卷四十六《跋東萊止齋與龍川尺牘后》。
（4）上書卷三十二《經畬堂記》。
（5）上書卷五十一《龍門子凝道記上·采苓苻第一》。
（6）上書卷五十二《龍門子凝道記下·越生微第九》。
（7）袁袤：《皇明獻實》卷二《宋濂》。
（8）據鄭楷《潛溪先生宋公行狀》，見《宋文憲公全集》卷首二。
（9）引自《宋元學案·北山四先生學案》。
（10）宋濂：《洪武圣武記·正大本第二》，見《勝朝遺事初編》，道光壬寅楚香書屋刻本。
（11）《明太祖實錄》卷四一。
（12）鄭楷：《潛溪先生宋公行狀》。
（13）見《宋學士文集》附錄。
（14）《明太祖實錄》卷一九。
（15）《宋學士文集》卷三九《恭題豳風圖后》。
（16）上書卷八《復古軒記》。
（17）《明太祖實錄》卷八。
（18）王世貞：《弇州史料前集》卷二八《浙三大功臣相贊》。
（19）《明史》卷一二八《劉基傳》。
（20）袁燮：《明通鑒》卷九。
（21）《明太祖實錄》卷五十三。
（22）上書卷二十。
（23）《明史》卷二《太祖本紀二》。
（24）《明史》卷一二八《宋濂傳》。
（25）余繼登：《典故紀聞》卷三。
（26）見《宋文憲公全集》卷二。
（27）《明史》卷一二八《宋濂傳》。
（28）《明太祖實錄》卷四十九。
（29）上書卷二十四。
（30）《宋文憲公全集》卷三七《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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