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明黃緞繡平金龍云紋大閱甲
針對多年來對于“康乾盛世”的陣陣歌功頌德，我反復探索思考之后，提出一些實事求是的看法，跟大家討論。所謂“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亂，止于乾隆退位（1796年）做“太上皇”，持續115年。某些學者作家們頌揚這百年輝煌的“康乾盛世”，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將中國傳統社會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創造了“歷史奇跡”。
我們必須追究：歷史真相到底如何？
滿清入關吞占全國以后，實際上跟元代蒙古貴族入主中原類似，造成中華文明的毀壞和全面大倒退。康熙雍正乾隆等統治者對外實行閉關鎖國，中止了明代以來的西學東漸；對內大興文字獄，扼殺了科技文藝事業的進步。因此，所謂“康乾盛世”時期中國逐步落后于西方，并不值得自吹自擂、引以為光榮和“民族驕傲”，而必須深入清算，總結歷史教訓。
直到如今，它的后遺癥仍然阻礙著我國現代化的發展。
始終存在著血腥的民族沖突
幾乎沒有文化（甚至剛剛開始使用文字）的滿族統治者從入關開始的“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血淋淋殘酷暴行，到覆滅前夕“寧與友邦、不予家奴”的切齒詛咒，從始到終，哪里有什么“清朝政權的利益代表了包括漢族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洗城，江浙一帶（包括昆山平湖乍浦海鹽海寧金華）、江西全境、還有廣州都遭受屠城之災，竟將四川全省屠凈。歷史上哪一次改朝換代給中華民族造成如此巨大的劫難？那些令人發指的暴行，恐怕只有20世紀中葉日本侵略者的大屠殺才可與之相比。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四月清廷下詔的“永不加賦”是在經歷近百年的屠殺、投充、圈地等野蠻政策后迫不得已的所謂“仁政”。
清朝在奪取全國政權之后的很長時間內，一直把它征服的中華各民族看作奴隸，實行野蠻血腥的民族高壓政策。強調滿漢不通婚；筑起種族隔離墻，不準漢族去東北，不準蒙族平民入漢地。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民族歧視。
從清初此伏此彼起的“反清復明”到清末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中華人民從來沒有停止過反抗滿清皇朝的斗爭。
“康乾”社會比明代大倒退
滿清入主中原，造成社會大倒退。游牧民族的陋習、農奴制的烙印，隨處可見。野蠻的“圈地運動”更嚴重地破壞了中華全國的生產力。社會上一片“主子、奴才”的令人厭惡的喳喳聲。推行愚民政策、灌輸奴才意識，馴養卑劣怯懦、蠅營狗茍的國民性。
關于當時社會經濟狀況，唐甄在康熙四十年記載：“清興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內，日益貧困，農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賤而艱于食，布帛賤而艱于衣，舟轉市集而貨折貲，居官者去官而無以為家，是四空也。金錢，所以通有無也。中產之家，嘗旬月不觀一金，不見緡錢，無以通之。故農民凍餒，百貨皆死，豐年如兇，良賈無籌。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華腆，入其家室，朝則熄無煙，寒則蜷體不申。吳中之民，多鬻男女于遠方，男之美為優，惡者為奴；女之美為妾，惡者為婢，遍滿海內矣。”
“攤丁入畝”的稅制牢牢地將農民固定在貧瘠的土地上，扼殺了產業化的苗頭。
旁觀者清。英國特使馬戛尼在乾隆后期的出使日記中指出：
“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里，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第四章第一節所引）
在馬戛尼眼中的康乾盛世真相如此：“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人們衣善襤褸甚至裸體”,“象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的軍隊。”“我們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搶著吃！”英使馬戛尼當時就敏銳地察覺到了清朝的衰落，把滿清政權看作“一艘破爛不堪的巨大船艦”，預言它將“不再有紀律和安全”。他形容滿清不過是一個泥足巨人，“中國人”退化到了“半野蠻人”時代（見英使馬戛尼的中國行記）。
乾隆大閱甲胄
“康乾”工商業遠遜前朝、落后西方
我國宋代工商業早已非常發達。經過蒙古元朝的大破壞而逐步復蘇，明代工商業進一步發展：鐵產量為北宋的兩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為紡織品的主流產品。無論是鐵、造船、建筑，還是絲綢、棉布、瓷器等，在世界都遙遙領先，工業產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一說2/3）以上，比農業產量在全世界的比重還要高。而所謂康乾盛世雖然人口數倍于明朝，然而鐵和布這兩項指標性的工業品總產量卻始終未能恢復到明代的水平。到康乾盛世末期,中國工業產量僅為世界的十分之一左右，不及二百年前的明代。無論是在繁榮的質上還是量上，所謂“康乾盛世”都遠遜明代。
不但要在國內比較，還要到國際上比較。歐洲復興以來，啟蒙運動、體制改革、產業革命蓬勃發展，蒸汽機、紡織機、火車輪船、機械制造、現代工廠林立，就連相對落后的俄國也在彼得大帝時期向英法德學習，走向進步。而老朽的滿清帝國卻妄自尊大、閉關自守；在這“康乾盛世”幾乎沒有什么發明創造和技術更新。直到西方商船和兵艦前來敲開“滿大人”銹蝕腐爛不堪的國關大門。
人口劇增并非“好事”
康乾時期之所以被吹噓為“盛世”，很大程度是因為人口劇增。明代全國人口穩定在六千萬左右（據王世貞記載，明代人口最高數字6330余萬 ）；經過戰亂后的恢復，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突破一億，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億。有人將此歸結為清朝統治者勤政的結果；實際上更主要的原因是明末引進番薯、玉米等高產糧食作物在全國農村推廣，導致“人口膨脹”。
滿清起初征稅的原則是按人頭收稅。這后果，是地方官吏不愿據實上報人口，因報得愈多，則地方上繳的稅就愈多。康熙“永不加賦”的政策就是把各地方按耕地面積上繳固定的稅金，與人口數無關，借以鼓勵地方據實上報人口——人丁興旺是所謂太平盛世的表征。以這種方式來彰顯“盛世”不過是穩定民族奴役的手段。造成土地賦稅不均，富者營私舞弊，雖坐擁千畝田產而少繳稅；貧者無立錐之地，卻仍盡勞動之責。
歷史證明：人口劇增并不一定是“好事”，反而增加了整個社會的負擔，使得中國后來的工業化時期就業人口的比例失調，緊縮了優質勞動力的增長空間（余地），從而嚴重制約了現代化進程。
日益腐敗的八旗體制
滿清入關侵占全國，主要依靠八旗體制。每年旗祿幾千萬兩白銀，滿蒙漢八旗成了滿清政權的根本依靠力量。
民族歧視下的滿清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無德無能、缺德少才的滿蒙王公、貴族官僚，長期竊居高位；朝廷執掌大權的達官貴人和各省巡撫總督，大多數為滿蒙世襲，昏庸腐朽不堪。
在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亂”的戰斗中，八旗兵軍紀已散，軍力已大不如前。此后，八旗兵和八旗子弟更加驕怠，他們憑借權勢，橫行無忌，無惡不作；不僅軍紀敗壞，訓練荒疏，而且生活腐化，吸毒聚賭，包伶嫖娼，敲詐勒索，蹂躪百姓。曾經剽悍英武的八旗兵，變成不能打仗、只會擾民的老爺兵，八旗子弟成了游手好閑的紈绔兒、坐吃山空的敗家子；他們的形象就是提鳥籠、逛妓院、趕飯局、玩金魚兒、斗蛐蛐兒、唱小曲兒……的一群“無知、無恥、無畏”的寄生蟲。
后來，清廷但凡有戰事，主要依靠綠營兵（八旗以外招募漢人組成的軍隊，因用綠色軍旗而得名）。但60萬綠營兵在衰敗的社會大環境下也很快腐化：克扣軍餉，兵匪勾結，貪污中飽，弊端叢叢，也淪為徒有其表，只能嚇唬平民老百姓的花架子部隊。嘉慶皇帝還是皇太子的時候，曾經隨乾隆皇帝閱兵，所見到的卻是“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墮地”的鬧劇（《嘉慶朝東華錄》，卷7，嘉慶4年正月）。
以至于鴉片戰爭中，八旗、綠營、鄉勇、團練都不管用，數十萬清軍被萬余名英國遠征軍打敗。中國從此陷入挨打的深淵。
文字獄
清朝文字獄的興起旨在震懾反清勢力，特征是：罪狀由權勢大人對文字的曲解而起，證據也由權勢大人對文字的曲解而成。一個字或一句詩一旦被認為誹謗皇上或諷刺滿清政權，即構成刑責。滿清王朝初期，順治、康熙“文字獄”還只是個別現象，到雍正皇帝在位時則成為一種暴虐的文字檢察制度。文字獄浪潮中表現得最為反常瘋狂者則是所謂“愛好文化”的乾隆皇帝！
關于“避席畏聞”的文字獄，史料極多；魯迅先生也有所闡述。本文選取乾隆時期幾個典型的文字獄，引錄如下：
（1） 1753年，乾隆屢次到江南游歷，民不聊生。江西撫州、千總盧魯生假借工部尚書孫嘉淦名義撰寫勸止乾隆再下江南的奏章，辭意悲切，全國廣為傳頌。案發后盧魯生千刀萬剮，兩個兒子處斬，受牽連定罪下獄的有一千多人。
（2） 1755年，內閣大學士胡中藻所著《堅磨室詩抄》中有詩句“一把心腸論濁清”，乾隆認為他故意把“濁”字加在“清”字上，居心叵測，處斬。廣西巡撫滿族人鄂昌跟胡中藻作詩唱和，在《塞上吟》一詩中稱蒙古人為“胡兒”，乾隆認為鄂昌自己就是胡兒，詆毀同類，喪心病狂，下令自殺。
（3）1764年，秦州知州賴宏典向北京官員請托謀求升遷，信里說“點將交兵，不失軍機”，乾隆認為他明目張膽謀反，砍頭。
（4）1778年，江蘇東臺詩人、原翰林院庶吉士徐駿早已去世，遺著《一柱樓詩》中有“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舉杯忽見明天子，且把壺兒拋半邊”。乾隆認為“壺兒”就是“胡兒”，顯然誹謗政府，嘲諷滿清沒文化。徐某剖棺戮尸，兒孫和地方官員全部斬首。
（5） 乾隆非常賞識內閣大學士沈德潛，作詩常請他刪改，乾隆作不出詩時還請他秘密代筆。沈德潛死后，乾隆命他的家人進呈沈的詩集，發現他把代乾隆捉刀的詩也收錄其中，這對乾隆的虛榮心是一個極大的打擊。恰好詩集中有詠黑牡丹一首，有詩句“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乾隆認為是影射入主中國的滿族為“異種”，下令剖棺戮尸。
（6）1781年，休致在家的前大理寺卿尹嘉銓所著書中自稱“古稀老人”，又有句說“為王者師”。乾隆說“我自稱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稱古稀老人？”絞死。
從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乾隆制造的“文字獄”是強加的“莫須有”罪名，目的旨在維護專制。
（某些內容轉引自《清高宗乾隆帝》和《關于康乾盛世》等文，有改動；原作者未詳，特致謝意！引用歷史檔案資料恕不一一指明出處。）
［附錄］康乾盛世的工業
山西產好鐵，滿清就向山西的冶鐵戶征鐵，所征之數不斷增加。雍正時征2.5萬斤，乾隆時增加到5萬斤，嘉慶時又增加到20萬斤。征鐵給的鐵價、腳費不到市價的1/6，近于掠奪！
清廷下令：“聞開礦之事，甚無益于地方，嗣后有請開采者，悉不準行”。對于不能封閉的冶鐵廠，則抽十分之二的重稅。到乾隆時，全國合法的鐵礦廠只有九十三處了。
潞安府是當時北方最大的絲織業中心，潞綢精美，被滿清列為貢品，每年派造的數量，大大超過機戶的承受力。明朝盛時，潞安府有機織 1.3萬多張，明朝派造3000匹。經過明末戰亂，清代僅剩織機300張，居然還是派造3000匹，致使“機戶支價賠累，蕩產破家”，逃亡者不少，但滿清朝廷并不因此放棄派造，直到機戶完全逃光，潞綢在歷史上消逝，才算停止。
松江棉紡織業的發展，使松江成為明朝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地，“蘇松財賦半天下”，蘇州、松江兩府的田賦位居全國榜首，上繳中央的錢糧總額超過了浙江全省。當時松江的面積是蘇州的十分之三，而賦稅額卻是蘇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賦稅額為全國最高。然而松江的棉紡織業到清代開始退步，葉夢珠在《閱世編》中說：明朝“標布盛行，富商巨賈操重資而來市者，白銀動以數萬計，多或數十萬計，少亦以萬計”，而到了清朝，“標客巨商罕至，近來多者所挾不過萬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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