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圣人孟子早就說過“人人皆可為堯舜”，但真正去實踐這一理想的卻是兩千年后的毛澤東時代，不過李先生那意思卻是認為那個時代是知識分子，而且是一代知識分子喪失“榮譽”的時代。我不知道那個時代知識分子是不是都“榮譽”掃地，但我的常識是那個時代有“兩彈一星”，而搞出“兩彈一星”的知識分子，哪怕國家把那成就歸功于集體，沒有給自己個人榮譽，自己也是頗感榮耀的。我還疑惑的是，傳統的中國文人——可以換作是現代的知識分子吧——一代又一代不屈不撓地去踐行“致君堯舜”的理想，到了現代社會，人民主權了，君換作了民，“六億神州盡堯舜”不正是現代知識分子應該實踐的理想嗎？而何以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卻成了李先生所認為的一代知識分子榮譽掃地的時代呢？李先生說了：“早在1959年在商城的日記里，顧準已經下決心要下十年工夫，研究世界的和中國的歷史，弄明白人類的命運到底是怎么回事。這個計劃當然過于龐大而不能完成，然而我們還是有了現在的《顧準文集》，它使人們在人家問起20世紀下半期中國有沒有獨立的、創造性的思想家的時候，我們可以沒有愧色的回答：‘我們有顧準。’”哦，原來李先生所指的知識分子并不包括自然科學領域的知識分子啊，而只是自己去弄明白歷史是怎么回事、人類是怎么回事的知識分子呀。說實話，并不是只有李先生所認為的那種知識分子需要去弄明白歷史是怎么回事、人類是怎么回事，蕓蕓眾生哪一個不需要去弄明白而且實實在在地用自己的一生不斷地去弄明白呢？為什么獨獨知識分子一思考，就顯得那么偉大，那么讓“人家”因此看得起中國呢？我當然知道李先生說那話時內心是何等的酸澀，我也是報以同情的，這種同情可以施與任何一個因理想與現實產生沖突而暗自神傷的人；我還知道多數人囿于智力或環境一輩子也不會有“獨立的、創造性的思想”，更遑論成為“思想家”，“獨立的、創造性的思想”和“思想家”在人世間顯得是那么的可貴，然而當李先生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他的那些沒頭腦的擁躉要用此去抹煞一個時代時，我卻沒有絲毫的同情，有的只是厭惡。吊詭的是深受毛澤東時代的個人遭際之害的顧準似乎對那個時代很有好感，甚至于對擁躉深惡痛絕的“和平時代那么多非正常死亡”的1959-1961年代也沒有咬牙切齒。我們就來摘引一些《顧準日記》中的段落作為證明吧。
1959年12月22日
人口如此，而農村經濟的基本方向，可以何祥福昨天所引證的商城山區人所自豪的一句話來描摩其典型的糊口經濟方向。如果山區的這家人家，過神仙生活之余，孩子一個一個下來，又無耕地可辟，必定做樵夫，破壞山林，最后全家淪為貧農。因此，我要改正一個看法，土改后，人多勞力少的合作農戶，改劃為貧農成分；人少勞力多的農戶，改劃為富裕農民戶，原來是有道理的。中國農村的階級變化，決定于土地所有制者，比重恐不到一半。人口增殖對階級構成之變化所起的作用，恐遠甚于土地所有制。在此種糊口經濟與人口大量繁殖的情況之下，若無統購統銷，人民公社，用進口糧食來滿足工業建設的需要，一個高商品率的農村經濟永遠無法形成。農村不會有積累，所能積累的只有自然增殖的過剩人口，這部分過剩人口將壓低城市勞動力的價格，障礙機械化的發展。所以，這勞動隊所鍛煉出來的我的政治態度應該繼續下去——做一個歷史觀察家。我不忍參加這個剿滅人口的向地球宣戰的戰役，然而中國除此之外，別無其他途徑可走。這個戰役不會長期繼續下去，結果必將以坦率、開明、寬恕、人道主義、文明的方向來代替目前的用說謊、專制、嚴刑峻法、無限制的斗爭，黑暗的辦法來完成歷史的使命。這些都是不好的，然而貧病愚昧，還自夸天上神仙不如我的農民，又如何能文明得起來。只好消滅一部分，從中培養出一批新的人來，新農村才能建成。這個歷史使命完成之時，新局面就要開始。新局面開始之后，或者我能再干些什么？新局面開始前，沉默自全，跟著走，記錄歷史，使這個時期的真相能為后世所知，但堅決不做納吉，如此而已。
1960年1月17日
若說１９５９災荒，他們必將倒下一批人，但１９５８年上半年，豐收年的一個春季，他們的厄運已經開始了。若說１９５９是災荒，但１９６０即使是豐年，即使豐年繼續一個時期，他們的狀況也改變不了多少。產量已被夸大到遠離實際，以后還要每年加１０％，農業、商品率已被提高到首位，情況哪能改善呢？中國農民過著糊口經濟的生活，他們中間的知識分子同樣不懂得這個問題。他們從糊口經濟的立場出發，在土地革命的旗幟下做出了重大的貢獻，結果是他們的救命恩人回過頭來，以強力來打破糊口經濟，代替圈地，代替羊子吃人的是在饑餓狀態下上山煉鐵，與７０００萬人的大興水利，而且，還要在政治上給以資本主義自發的稱號。若說農民留戀生產資料私有制，那么這個稱號還可以說得過去。現在根本不是這個問題，而是饑餓問題。象農村那樣“組織集體生活”，城市工人必要引起暴動。這些下放干部今天在寫思想總結，檢查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然而他們回到城市，過的又是什么生活呢？這是一個歷史的悲劇。雖然從歷史來說，這個悲劇是無可避免的，然而他們的救命恩人卻全然不懂得這個問題。不，或者應該說，１９５８年以前他不懂，以后他逐漸懂得了，并且摸索一些解決辦法，他試過好幾個藥方，結果選擇了現在的藥方——馬列主義的人口論，恐怖主義的反右斗爭，驅饑餓的億萬農民從事于過度的勞動，以同時達到高產、高商品率的農業與消滅過剩人口——是最堂皇、又是最殘酷、最迅速、最能見效的辦法。若說這也將記入史冊成為豐功偉績，那確實與Ｐｅｔｅ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彼得大帝），與曹操一樣。他是聰敏人，他是有意識這樣做的。從這個意義來說，他應該感謝１９５９的天旱，并且也有一種說法，叫做把壞事變成好事。
王的報告中談信陽地區５０—６０年的劉毒，很直率。他說，這里，這二年中勞動力的損失很大，有些生產隊整個都不復存在，至今還看得見有些水渠環繞的宅基，那就是這些消失了生產隊的遺址。王還談到所謂信陽事件和光山事件，可惜事件詳情我不知道，王也未詳細談到。來后我和農民有過兩次在這方面的接觸，一在上月月底篩粉煤灰的時候，參加砌磚的一個東岳社員談到他家死了三人，５０％；一是從淮河濱返來時和機耕隊的一個鐵匠談話，他說他家七口死了五人，那就是７０％了。可是，現在這里機耕極普遍，東岳機耕２／３，每畝耕作費八角，連耙為１．２元，耕作面。積擴大，一季小麥，一季蠶豆可收二百斤，人畜兩旺，創傷是完全恢復過來了。現在的問題是，這里頗似蘇聯集體農莊：機耕，集體收入小，社員依靠自留地和個人養畜業以取得收入的比重特別巨大。勞動日工值為２—４角，除分糧分草外，不再有什么很多現款可以開支。而一戶養母雞可達２０—３０只，養豬可達２—４頭，自留地每人０．１７畝，那位鐵匠從０．６８畝自留地上，施用化肥，收獲小麥３５０斤。這比大寨的集體經濟的鞏固程度相距實在太遠。這里也發生了我思想上十年來的變化。究竟還是“同情”農民，贊成資本主義傾向呢？還是徹底革命，事事從鞏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著眼來觀察問題。要寫一年總結，即準備以此為題材。從前有過再訪商城的意愿，到息縣來，即使不去商城，這個意愿算是已經達到了。
1970年11月8日
看來今后五年，將是集中精力搞建設的五年。我們第一個五年計劃，由于缺乏經驗，獨立自主的成分不大，建設區域，也相對集中于東北。第二個五年計劃，如果數到１９６５年，所解決的是西北原子工業基地和大慶油田兩項，是邁開大步，獨立自主的開端。第三個五年計劃，所解決的是大西南鐵路和工業系統，也為豫西、鄂西的三線建設開了一個頭。第四個五年計劃，當然還有重點，看起來四面開花的成份很大。這是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在解決了各地領導班子問題，在充分發動群眾的基礎上，確定了新的體制，確立了以省為單位建設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這一原則。可以預料，五年內職工人數可能增加一倍。工業產值當然會超過一倍，一五時期那種就業人數極大增加的局面，又將以穩步的姿態重新出現。
1971年2月21日
清查“五一六”運動發展到現在的階段，恐怕就算是最后階段了，圖窮匕首現，到達現在這個階段，不能不說是清澈底了。清到這個階段，無政府主義就會徹底肅清，群眾，以及新老干部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了解，當會大進一步。自此以后，路線斗爭將進入愈來愈深入的階段，其中心內容是大寨、大慶，勤儉建國，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是一個偉大的破和偉大的立，而就立這一端而言，在路線問題得到真正解決之后，還必須用制度把群眾的創造鞏固下來，舉一個例，經濟核算將是一種群眾性運動，然而企業財務制度，企業內部的情報系統和統籌，以致財政制度、銀行制度（如基建生產的劃分、基建撥款問題等等），五十年代搬進來的一套四十年代蘇聯制度就全部不能適應，而要有大刀闊斧的改革。
看著這樣的文字，真不知何以憑鉛字認定“我們有顧準”？一種可能就是“我們”并不能強加在所有中國人身上，只是特指李先生及其擁躉，而“顧準”也只是他們所描畫的顧準。在我看來，真實的顧準是一個在他那個時代思考著的屬于那個時代、也屬于熱愛那個時代并認真總結著那個時代的中國人的“顧準”，我把他稱為“我們的顧準”。
李先生當然知道像我上文所引的那些日記對他們所希望傳達給受眾的顧準形象的殺傷力，所以就先在序言中為《顧準日記》定調。李先生說：“本來沒有什么人的日記能有什么主題，但時代卻逼迫顧準的日記有十分突出的主題。”主題是什么呢？“首先是要解決填飽肚子的問題。”“日記的又一個主題是改造。”“填飽肚子”，“改造”，多少一般知識分子的“傷痕文學”都是這樣的主題呀，李先生這樣說就不怕有損希望“我們有顧準”一句所能傳達出的那種悲壯感嗎？李先生當然明白。李先生隨后就搬出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這一重磅炸彈，斷言：“說他拋棄的是專制主義，追求的是自由主義，毋寧更切合他思想實際。”李慎之先生不愧為借他人之酒杯澆我心之塊壘的楷模。但林賢治先生不答應了。白紙黑字的事實怎么能這樣生硬的抹殺呢？于是有了《兩個顧準》，一個是《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中在“黑暗而沉默的年代”迸發出“火光四射，特別富于思想批判的力量”的顧準，一個是《顧準日記》中的“其立論，顯然不是獨立思考的，而是奴隸主義的”顧準。是呀，這樣寫豈不更顯得那個時代黑暗嗎？連偉大的顧準都不能在那樣的時代進化完全，掃除奴性，更遑論大多數中國人了，可恨！但沉重地詛咒了那個時代固然讓自由主義者們高興，可自由主義者推崇的顧準是一個人格分裂者，這也未免太使他們丟臉。于是，關于1969年到1971年的息縣日記為偽作的考證反反復復大行起來，但那顯然是一個萬分艱難的工程。
我們就不再糾纏于李慎之和林賢治們難以自圓的那些個圈圈，去談談“我們的顧準”吧。
我們的顧準，從來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而是一個永遠的革命者，一個永遠把國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社會主義的光輝事業放在第一位的革命者。“堅決不做納吉”，這是顧準在思想最彷徨的1959年說的；三十年代不參加革命，自己就只會是一個庸俗的小市民，這是顧準在文革的風暴中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時說的；而“列寧和考茨基之間的區別，是無畏的革命者和膽怯的庸人之間的區別”，這是顧準在生命的終期1970年代說的。可以說，一旦投身革命，顧準就沒有再陷入個人主義的漩渦，而是自覺地服從于革命的整體利益。20世紀三十年代，出身職員的顧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解剖當時的上海職員階層，竭力勸說職員與工人的聯合，服務于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斗爭；五十年代，顧準較早地看到了斯大林主義的弊端和蘇聯的社會帝國主義面目，不計個人仕途得失，在自己所參與的工作中抵制唯蘇聯是從的做法，自覺維護國家民族的利益，并在當時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商品學說占據學術界的主流的情況下，寫作《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探討實行經濟核算制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理論問題，探索社會主義的真正道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時期，因“反蘇”而被錯劃為右派的顧準，雖身處逆境，卻無時無刻不在關注社會主義的事業，他雖然錯把毛主席領導的中國特色的初期工業化道路誤認為就是工業化上的粗暴的stalinism（斯大林主義），但他仍舊沒有如庸人們一樣只看到死亡，而看不到中國發展的必然方向，他說：“應該承認，stalinism（斯大林主義）是今天的時代思潮，我必須充分懂得這一點，以此為根據來決定我的行動。”1969-1971年的息縣日記時期，顧準已經徹底地認同了毛主席的社會主義建設路線，顧準說：“農業經過合作化、公社化、大寨化，它之走向農業現代化的道路在世界上是獨特的。歷史的比擬最愚蠢，各國人民走的路時各不相同的。”顧準說：“五七干校，理工大學，教育革命，斗批改，整黨建黨，只能慢慢來，但這些都不會也不能影響經濟躍進。其實，經濟建設也確是惟一的中心。惟有建設的開展，才能吸收大量勞動力和“干部”。所以這是社會生活的‘正規化’的惟一道路。”顧準說：“這是一種集體主義的創業精神。我認為，五七干校所要培養的就是這種集體主義的創業精神。‘精神變物質’，它將創造出無數新工業城市，也將在無數農村中繪出一幅一幅的改天換地的壯麗圖畫。”顧準說：“今后三十年，我國如果不斷以躍進步伐發展經濟，全國有半數以至 ２／３人口進入城市經濟，糧價要調整了，外貿要占領世界市場，５０—６０年代暴發戶的日本要淪為今天的英國，這是６４—６８年間逐步設想過的。”當看清了這些以后，顧準坦然了，顧準說：“我現在更不關心我的處理問題。二周前寫了一份思想匯報，決心超出‘利用對象’的水平，力求繼續革命，然而出處為何，不抱幻想，所不能忘記的，還是追求真理。倘然還能活二十年，最大希望，不過是廣泛涉獵古今哲理，旅行祖國各地，看看山河如何重新安排，經濟如何建設，作芻蕘之獻而已。”在1973-1974年生命末期與弟弟陳敏之通訊進行學術探討的時期，也就是自由主義者津津樂道的寫作《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顧準的筆記并不意在于發表，所以率性而言的成分比較重，真正去探究顧準的一生思想軌跡的知音者當不會同意陳敏之所擬的這個書名）的時期，顧準做了一個書齋中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做的工作，他將革命的烈火燒向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顧準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貳臣逆子，他是要剝去因以往的革命實踐的現實需要而附著于馬克思主義的暫時性的已阻礙新的革命實踐的理論觀點，還原馬克思主義的真精神，為此，顧準不惜“揭批”馬克思的理論老底，因為他相信“馬克思地下有知，肯定會贊成我這個說法”。顧準將馬克思的理論根源一直上溯到基督教文化、上溯到古希臘柏拉圖的唯理主義，徹底清掃了對于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看待共產主義理想的教條主義理解。理論解放的先聲往往都是攻其一點、不計其余的，顧準并不意在重建能夠更好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馬克思主義的龐大體系，那是幾篇簡短的筆記力所難及的，時代所賦予顧準的任務是辨析盲目尊崇蘇聯道路、特別是斯大林道路的理論誤區，是為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剔開理論障礙，不管是對于馬克思在某些具體問題上的唯理主義的指責，還是對于列寧設想的直接民主的無產階級專政最終劃向了斯大林的個人專政的反思，還是對于資本主義與西方歷史的血肉相連關系、辯證法與基督教神學的密切關系的探究，顧準都表現出極大的理論勇氣，顧準的理論努力是和他對于相信群眾、發動群眾、大破大立的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路線的認同分不開的，不管他的努力在今天看來是不是有很多瑕疵，但他努力做自身時代的在場者、努力思考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而無所畏懼的精神卻是毫無問題的。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顧準也是服務于時代的要求的。不少共產黨人并沒有在思想上入黨，參加革命前是孔夫子的盲目信仰者，革命成功了，就要實現孔夫子那一套已經明顯地不能適應工業化時代要求的做法，毛主席說孔夫子不民主，正是點中了以儒學為中心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要害，新文化運動時對于傳統文化的批判，還只是知識分子范圍內的批判，革命戰爭時期又無暇批判，所以革命成功以后，就必須掀起一個群眾性的對于以儒學為中心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否則，中華文化不能得到新生（這一點，是新儒家大師杜維明也看出來的），社會主義民主不能得以實現。顧準在其筆記中對孔子進行了堅決的批判，甚至不惜將中國文化簡化為體現政治權威主義的史官文化，將孔子思想指為祿蠹思想，“寫他的評傳，可以將她小丑化”也在所不惜。顧準對于西方文化的傾心，對于中華文化的指斥完全服務于時代的任務：掃除官僚政治的理論基礎。在這一點上，顧準和毛主席是何等地心心相通。當自由主義者在今天抓住顧準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揭批”、對于中國專制傳統的批判、對于西方民主政治的形式的肯定，而將顧準樹為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的時候，何曾注意到顧準對于社會主義的毫不動搖（顧準說：“我反社會主義嗎？我不。私有財產終歸是要消滅的，我們消滅了私有財產，這很好。”），對于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努力探索（顧準說：“到本世紀以后，就不再純粹是接受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成為一個更廣泛的‘現代化’問題，可以有資本主義道路的現代化，也可以由社會主義道路的現代化，還有50年代以后‘新興國家’的特殊形式等等。”），對于在生動的社會主義民主實踐中出現的社會主義民主形式的萌芽的揣想（顧準說：“我們不是有過武斗的兩派嗎？現在這兩派還在互不服氣。……使武斗的兩派服從民主規則來競賽，禍亂的因素就可變成進步的動力。”顧準還提出了‘社會主義兩黨制’的初步構想）？如果顧準泉下有知，顧準定然會與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打著自己的旗號背叛革命、背叛社會主義的行徑進行堅決的斗爭。顧準是我們的顧準，當時代向我們提出保衛中國社會主義的成果的任務的時候，我們也要拿出顧準那樣的勇氣，勇敢地去同自由主義者進行堅決的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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