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陽：“文化自覺”與中國大學的人文教育

                  甘陽專訪——“文化自覺”與中國大學的人文教育

                                   記者 陽敏


    2005年6月18日至20日，第一屆中國文化論壇在香山召開，會議題目為“中國大學的人文教育”，百余名專家、學者及學生參會討論，議程包羅當今中國人文教育所面臨的最迫切的諸種話題，如“人文教育在當代大學的地位”、“綜合性大學的人文教育實驗”、“中國的法學教育與中國大學生的‘服務學習’”及“藝術院校與人文教育”等。

　　中國文化論壇由董秀玉和周凱旋發起，其宗旨為“立足于21世紀中國文明的歷史處境，以跨學科的合作方式，從具體問題切入，重新認識中國文明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促進對全球化時代中國文明主體性的理論思考和實踐關懷”，其創立得到費孝通先生、李澤厚先生、許倬云先生、王元化先生、韋鈺女士等等學術界、教育界前輩的支持。

　　楊振寧先生稱“中國大學的人文教育是個非常及時的題目”，因為它始終關涉著“中國大學能否擔綱中華民族的復興，中國大學的人文教育能否喚起中國人的文化自覺”的問題。 本屆論壇執行主席甘陽先生就“中國大學人文教育”的話題接受記者專訪。

　　早報：在香山的“中國大學的人文教育”會議上，楊振寧先生在開幕致辭中提出了“文化自覺”的問題，引起了廣泛地討論。您作為香山會議的執行主席，在會議開始和結束時也都著重強調了“文化自覺”的問題。您能否就這個話題再深入地談一談？

　　甘陽：所謂“文化自覺”至少包含兩層意思。第一，今天的中國人需要了解，中國經濟的崛起并非僅僅只有經濟史的意義，而是具有世界文明史的意義，這是與從前所謂“四小龍的經濟崛起”完全不同的。現在全世界都把中國的崛起看成是21世紀的最大事件，尤其對西方來講，中國的崛起對他們提出了是不是會改變600年來西方統治整個世界的格局問題，認為中國的發展可能會決定性地影響和改變整個世界格局。對中國在當今世界上的這種地位，中國人必須要有自覺的意識，要自覺地從世界文明史的高度來看中國和世界，要自覺地從世界歷史的大視野來重新認識中國，重新認識世界。

　　但第二，更重要的是，提出“文化自覺”是要指出，我們國家目前的文化狀況與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很不相稱，我們的文化基礎非常薄弱，我們的文化底氣嚴重不足，我們的文化歷史視野更是相當狹隘。因此提出“文化自覺”不是要助長文化自大狂，而恰恰是要反對文化自大狂，反對文化浮躁氣，反對文化作秀風。我們所說的“文化自覺”提倡的是從非常具體的事情著手，作文化筑基的工作。香山會議的主題是“大學的人文教育”，但我們同時安排了一場專門討論中學教育與大學的關系，而教育部前副部長韋鈺女士在開幕式上則著重談了5歲到12歲兒童的素質教育問題，這些都是非常具體的問題，是需要化大力氣的工作。總之，“文化自覺”一定要從具體著手，作耐心扎實的文化奠基工作，要特別反對吹牛皮，說大話，搞花拳繡腿。

　　早報：所以你在香山會議開幕上要強調，在教育和大學的問題上，你們中國文化論壇理事會主張穩健務實的立場。

　　甘陽：中國文化論壇理事會的成員主要來自人文和社會科學的不同領域，各自從事的具體研究相當不同，但在有關教育和大學的問題上，我們大體上有一些初步共識。首先一點就是我們在教育和大學改革的問題上大多主張采取穩健和務實的態度。 我們都知道，有關中國教育和中國大學的問題近年來一直是整個社會的關注焦點之一。 我們幾乎每天都可以聽到大學要改革的呼吁，而事實上中國的大學也都一直在不斷出臺各種改革方案。 但我們以為，教育的問題并沒有捷徑可走，教育的提高不可能采取搞樣板工程的方式追求速成的效果。任何改革都有其代價，都有機會成本的問題，同時，改革的實際結果往往難以預測。 因此我們比較同意理事會成員、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朱蘇力教授的的一個說法，即在教育和大學的問題上，比較穩健務實的道路是“逐步調整，小步改革，通過改革調整的實際成果為進一步的改革創造空間，最終形成適應中國社會需要的比較完備的制度”。

　　早報：記得你在香山會議上曾明確說， 要形成相對完善的中國大學的現代人文 教育制度和傳統，可能需要至少二十年以上的不懈努力。

　　甘陽：是的。任何建立現代大學的人文教育制度或更廣義的“通識教育”制度的努力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長期的討論和辯論，更需要大學內外各方面的努力和妥協。我們注意到，近年在中國討論大學問題時，人們往往喜歡以所謂美國大學模式來說事，而不少大學的主事者也往往喜歡宣稱他們采用的是最新的美國模式或最新的哈佛方案，等等。 但我們想強調，美國大學一些比較好的制度都不是天然形成的，都是經過漫長而不懈的努力才逐步建立起來一種傳統。 因此重要的不是某個具體方案如何先進如何現代，而是在于傳統的養成與制度性的累積效果。

　　我們確實認為，要形成相對完善的中國大學的現代人文教育制度和傳統， 很可能需要至少二十年以上的不懈努力。在高度市場化和商業化的今天，在我國大學急劇擴招而加速教育大眾化的今天，中國大學的人文教育事實上舉步維艱。同時，在一個全球英語化的教育和學術國際環境下，中國作為一個非英語國家和非西方文明， 其人文處境更是極為復雜和困難。按照我們的看法，今天我們大學存在的許多問題，不大可能在短時間內得到解決。 任何急于求成的改革，往往都事與愿違，不但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可能摧毀原有的基礎。教育和大學的完善需要時間，需要經驗的積累，尤其是，一所好的大學首先取決于能否養成一個好的傳統，而傳統的形成本身就需要時間。如果一個大學沒有一個比較良好的傳統， 那么不斷的改革很可能只是不斷的折騰。我們因此并不是以大學改革者的身份自居來召開香山會議，而是以教師和學者的身份來討論一些共同關心的問題，希望我們的會議能夠初步提出一些真切的問題，能夠形成一個討論的傳統，從而為今后長期討論中國大學的人文教育提供一個基礎。

　　早報：所以你們中國文化論壇理事會同時強調，希望香山這個會議更多從積極 性、 建設性的角度著眼來討論中國大學的人文教育問題。

　　甘陽：我們每個人最近大概都參加過不止一次討論大學問題的會議。根據我們的經驗，在今天中國的環境下討論大學問題，往往很容易流為牢騷會和訴苦會。 這是很可以理解的，因為我們今天的大學確實存在很多令人光火的問題，大學教師可能都有一肚子懊惱。 但我們同時認為，如果我們的大學討論僅僅滿足于抨擊一些人所共知的大學弊端，僅僅只是慣性地重復一些永遠正確的表態性批評，那么我們不僅無法提高討論的水平和質量，而且很可能會在批評的同時陷入某種非常簡單化的思維，即以為只要某個問題解決了，大學的一切問題都會解決，或只要某個問題不能解決，大學的任何努力都是無效的。我們不能認同這種看法，因為這種把問題簡單化的傾向，實際只能導致我們無法真正深入大學人文教育的內在問題。 我們認為，大學的人文教育有其自身的問題和內在困難，這些問題和困難并不是其他的體制改革可以代替的。 例如，即使大學的行政體制和人事聘任體制都理順了，也并不表示大學的人文教育就會自然而然地走上軌道。我們因此希望這次會議能深入討論大學人文教育的具體問題和內在困難。

　　早報：你在會議開始時提出了中國大學的人文教育面臨七個問題，能否向我們的讀者談一下這些問題？

　　甘陽：這些問題都非常具體而且比較復雜，不可能在這里展開。不過我提出的這七個問題分別是：第一， 大學人文教育需要考慮大學與中學教育的關系；第二，大學人文教育必須首先澄清和理順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關系；第三， 大學人文教育必須理順人文教育與職業教育的關系，特別需要認真考慮法學院和商學院這些職業學院在大學中的定位問題；第四， 大學人文教育需要重新考慮文－理關系；第五， 大學人文教育進入課程設置，將會凸顯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矛盾；第六，大學人文教育的展開一定會重新提出百年來的老問題即“中學與西學”的關系問題；第七，大學人文教育必須處理好人文教育課程設計上的綱與目之關系。

　　早報：記得你在會議上似乎說上述七個問題中，第二個問題即澄清和理順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關系是目前最基本最突出的問題？

　　甘陽：因為這個問題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是“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之間的關系。這里涉及的實質問題是大學中的“本科生”究竟在大學中處于什么地位，以及我國大學目前本科教育的目的和目標到底是什么，這個問題可能是我國大學人 文教育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因為所謂 “大學的人文教育"， 主要指的是大學本科階段的通識教育，因為研究生教育應該更注重專業教育。雖然 "人文教育" 本身可以是一個終身教育的概念， 但"大學的人文教育"是指大學有義務有責任為學生提供的教育， 而本科畢業以后的人文教育主要是你個人的安排問題，不 再是大學的責任和義務。進一步而言，我們可以認為，“大學的人文教育”主要落實為大學一年級和二年級階段的通識教育安排，因為如果大學本科第一年開始就著重專業教育，那么“大學的人文教育”事實上就難以落實。

　　但我們知道，自從1952年院系調整以來，我國采用了前蘇聯的大學體制，這種體制的主要特點就是從大學一年級開始就實行專業教育，本科一年級就分專業，因此我們的大學一直沒有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的區分，也缺乏“大學人文教育”的制度和傳統。客觀地說，中國五十年代采取這種本科專業化的大學體制有其歷史合理性和必要性，因為當時中國的工業化急需技術人才，本科專業化可以節省成本在四年內迅速造就技術人才， 而當時的大學畢業生也確實發揮了很大的技術骨干作用。這種體制一直延續到現在。

　　但最近十年來，大家都比較清楚地看到了這種體制的弊端，不但過早過窄過細的專業劃分嚴重限制了我國大學生的想象力和創造力的充分發展，同時這種體制完全沒有為“大學人文教育”留下空間。因此晚近以來我國許多高校和教育部都在推動“文化素質教育”，主要想法就是想改革目前的大學本科教育，特別是想改革我國大學中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不區分的狀況，以及大學人文教育不發達的狀況。從1995年開始，當時的國家教委開始推動高校的 “文化素質教育試點”，1999 年教育部又建立了32個國家“文化素質教育基地”，推動了許多大學都在開始探索本科教育體制逐漸轉向通識教育的方向。因此我想強調，我們今天討論中國大學的人文教育，并不是在真空中進行抽象思辨，而是從中國大學的歷史發展和近年來我國大學已經作出的努力的基礎上來討論問題。目前中國的大學本科生已經超過兩千萬，如何改善大學的本科通識教育是一個非常迫切的問題。提出“中國大學的人文教育”可以說首先就是強調大學本科通識教育的重要性，需要明確中國大學本科階段的教育目標，這是目前中國大學人文教育的最基本和最突出的問題，

　　早報：在香山會議上，北大、清華、武漢大學、中山大學、山東大學和華東師大等不少大學的學者都討論了他們近年來的各種嘗試。你們三天會議的密集討論是否得出了什么結論或共識？

　　甘陽： 我們的會議首先強調的是“與人為善”的態度，對我國大學的各種嘗試，需要保持同情了解的心情，而不宜求全責備。我國大學從強調專業教育轉向注重本科通識教育，這是個困難的過程。許多嘗試或許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這些嘗試都為探索我國大學本科教育的轉型積累了經驗教訓。從會議討論情況來看，目前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大學本科教育的目的和目標仍然有待認真討論。在這里，我們需要問一下，大學本科教育的目的和目標何在？目前很多大學似乎都把本科教育的目的看成就是培養研究生的生源。這種指導思想是值得重新加以檢討的。嚴格地說，這種指導思想是難以成立的。首先是報考研究生的學生比例問題，目前我國大學本科生考取研究生的比例是有限的，如果把本科培養目標看成是培養未來的研究生，就沒有顧及大多數今后不讀研究生的本科生的培養。其次，這種指導思想恐怕仍然是以往強烈的“專業主義”教育思想和傳統的延續，仍然沒有真正把大學本科教育階段視為具有獨立的目的和目標，而是對本科教育的目的和目標含混不清。實際結果是把以往的“專業主義”轉移了一個層次，大學擴招后，大學本科變得相當于過去的高中，而研究生則變得相當于過去的大學本科，因此一切仍然強調的是專業教育，這就不大可能建立真正的大學本科通識教育制度和傳統。

　　另外則是一些外在的困難。首先是大學擴招帶來的困難，因為本來是在摸索本科教育的轉型，但擴招以后出現師資不足問題，師生比例嚴重失調，工作量大幅增加，把這么多學生安頓下來就已經很不錯了，本來已經非常困難的摸索就會變得非常困難。因為我們講的人文通識教育是面向所有本科學生的公共教育，如果基數太大，師資根本就沒有辦法保障，就會出現很多問題。第二個不利條件是大學教育的全球化。大學全球化帶來的普遍后果是片面或極端強調科研，而輕視教學，尤其輕視本科教育。在轉型中的中國大學，這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早報：無論是在香山會議上，還是后來22日晚在清華大學的演講中，您都著重提到了美國大學教育特別是大學本科教育的經驗。這樣的強調當然也遭到一些質疑，認為您的眼里只有美國，并且認為這似乎與你近年在其他問題上的反美立場很不協調。

　　甘陽：該反美的地方就要反美，該學習美國的地方就要學習美國，不要為立場和意識形態所拘束，這是我的一貫主張。現在有很多“虛假的政治正確”意識形態——比如現在好象反美很POPULAR（流行的），很“政治正確“，但另一方面現在每個大學都有大量學生在考托福，考GRE，我們的很多干部和教授更是言必稱美國，這樣的情況很迷惑人。真正的問題不是親美，也不是反美，而是在該學的地方就得學，好的地方就得學。我一直強調，現在中國碰到的大多數問題，都不是中國獨有的問題，西方國家也經歷過類似的陣痛。我們必須了解西方，因為西方每分每秒都在影響著我們。不管中西如何的不同，但是面臨很多的同樣的問題，比方說高度商業化的問題，比方說消費文化的問題，都是現代大學必須要面對的挑戰，關鍵是如何建立起一套規范去解決。我們要看他們是不是做得比我們好。但是要借鑒西方的經驗，你就要深入地看，歷史地看西方。要了解西方比較深入的東西，要看它2000年的歷史，而不是把西方、把美國當成一個現成的模本去參照。這需要下很大的功夫。研究美國的任何一個制度，最好你要看它100年的歷史發展，要了解其來龍去脈。美國的大學也面臨現代商業環境的沖擊，難道美國大學生的道德就比中國大學生的道德好？不是這樣的，而是他們設置了很多制度性的屏障，來使大學生比較少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

　　早報：在2003年那場關于北大教育改革的爭論中，您一度成為旗幟性的人物，尤其你當時提出的“華人大學理念”問題，顯然與你現在強調“文化自覺”一脈相承。現在2年過去了，回頭來看那場改革以及那場爭論，您有些什么想法？

　　甘陽：我基本上比較正面肯定2003年的那場辯論，它使得大學教育改革成為了一個公共話題，在相對沒有干擾的情況下在公眾中間進行了討論，也扭轉了一些過于片面、簡單化的觀念。北大教改僅僅是大學問題中很小的部分，現在討論大學教育的問題就應該更加細化一點。那時候提出強調“華人大學”的理念——中國的大學不是要辦一個留美預備學校，關鍵是看自己的大學能不能培養出具有“文化自覺”的中國大學生。所以，大學的問題，確實總是和一個“文化自覺”的問題聯系在一起。我們始終要面對中國現在的問題，來辦現代中國的大學。

　　最后我也想再次強調我在香山會議一開始就提出的，人文教育不是指風花雪月的小資教育，中國歷來的人文教育總是有它的公共關懷。我個人覺得，中國傳統的人文教育的最高境界，基本上體現為人人皆知的一副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第一句講個人的身心修養問題，第二句講的是公共關懷問題。這兩個方面會有張力，但中國大學的人文教育要追求的是實現個人修養與公共關懷的統一。

　　（本文大部分刊登于《東方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