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歷史是“文化決定論”的歷史

中國的歷史是“文化決定論”的歷史

——談 談 中 國 文 化早 熟 的 因 果

最早提出“中國文化早熟”的，是被稱為“中國最后一位大儒”的梁漱溟先生。梁先生在他1921年完成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因將東、西方文化進行比較研究，得出了人類文化發展中的“三大路向”的理論。

梁先生認為，人類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有三種，即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人類文化（社會）的發展（模式），也應按照這樣的順序走下去——西方→中國→印度。西方文化正是如此，中國和印度卻沒按這樣的程序走下去，不待走完第一條或第二條路，“就中途拐了彎，到第二或第三條路上去了，成為人類文化的早熟”。后來一些中國或國外學者提出的關于中國文化早熟的論點與此有些出入，多指中國文化的歷史持久、實踐經驗豐富，并“早于”其他文化系統。

如有人認為，中國文化在先秦（有文字記錄和考古證實的文化源始期），即已通過一些藝術形式具有了對人生、世界的細膩全面的表達。還有人認為，中國文化相對于其他文化系統在形式、結構、深度、寬度、辯證認識、倫理本位、生產目的上，較早就具有了明確的指導思想和具體的作為。西方的一些大家也有類似說法。如歌德所說“在審美標準上，當歐洲人還在叢林中奔跑時，中國人已有優美的傳奇故事了”；愛因斯坦說，“希臘哲學家們通過邏輯體系發現的東西，中國的先哲們全都先做出來了”；韋伯說，“儒家的精神取向是與世界的精神取向相應的”。即使從今天認可人數較眾的觀點，“中國文化是藝術與道德合一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科學與法律合一的文化”中也可看出：中國文化是一種“未來型”的文化。因為中國文化沒有經過“以邏輯科學作基礎、技術為應用、創新為先導、法律為保障的社會大生產的歷史階段”，而是直接進入了，以“天人合一”為前提，運用各種藝術形式、道德方式方法，在“安貧”中也能“樂道”，以求人間和樂的“共生主義”時代。

不過，早熟也意味著某種內在的壓力。這在現代個體心理學、社會心理學、人類文化學以及文化哲學中已被證實。早熟是因為含有不成熟因素，但其表現及內涵都要比一般的成長要豐富。早熟的人抑郁深沉的多，早熟的文化矛盾性內耗多，都是不成熟的內在特質造成的壓力使然。中國早熟的文化在理論上統一了“人——社會——宇宙”，在“重義輕利”的歷史性的生產事實上，卻造成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人類世界史再無二例的、在動蕩中延續了五千年的文明史！

中國人的實踐總是在理論前面，并屢為屢成，原因在思維方式中。由宇宙統一觀得出“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社會大一統”、“道德仁義禮智信”的結論，由此有“天下無棄物”、“萬物可備于我”、“無用之用”、“格物致知”、“有教無類”、“歸根知常”、“柔以勝剛”、“道法自然”、“道存萬物”等知行原則。這些知行原則造就了中國人的偉大的早熟特征：直覺發達。

直覺是經驗的產物，但不一定是邏輯的結果。因為有“道可在萬物中”的觀念，所以有懷疑性聯系萬物的直覺判斷。這種以直覺認識宇宙的方式與思維特性，造就了囊天括地的中國文化中，那些令人嘆為觀止、技術成份發達、以社會人倫為目的的藝術品，以及內容豐富的文化遺產。且不說那些令世人公認并競相追逐的精絕文物，即使那些因政治哲學或政治文化上的需要而創造的現代也難以再建的宏大工程，如秦始皇陵、阿房宮、漢上林苑、唐都長安、故宮、圓明園，其體現出的藝術上、技術上的價值，亦是亙古嗟嘆的。

中國人的系統觀在自然中，在以“人際——政治”穩定為目的的自然感應的宇宙統一中，是經驗與直覺把握的產物，不是邏輯推斷的結果。所謂“天時、地利、人和”、“天性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古代張衡、葛洪、一行等科學家的終極研究目的，不在社會生產中，而在政治倫理和宇宙統一的社會理想中。從藝法則中的“遷想妙得”、“外師造化”、“胸有成竹”、“天籟之音”、“法于天地”、“功夫在身外”、“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等，都是出于自然聯系的宇宙觀，決不愿在按部就班的邏輯推證中構成系統和整體。

中國文化造成的思維方式特征，在不受外來文化影響的情況下適合創造，但不適合推廣性應用——社會大生產，適合社會關系，但不適合生產力。中國古代文化科技中——有水利天文鐘但沒有鐘表；有水排和風箱，但沒有蒸汽機；有趙州橋、懸空寺，但沒有建筑力學；有包含宇宙的統一論，沒有關聯宇宙的“演繹說”；有唯理性的“直覺體系”，沒有唯理性的邏輯體系；有精妙的單傳性“驗方、絕活”，沒有普及性教育機制；有抽象原則組成的政治倫理論，但沒有解釋人際交往的“公共關系說”；有神秘且驗證性的相面術、“心法”、暗示術，沒有心理學及精神分析學,有改變歐洲及至現代世界的四大“技術發明”，但沒有能說明其原理和用途的理論科學。。。。。。

“大一統”的知與行，使中國社會歷劫不散，在道德、仁義、大同、中庸觀中產生的文化同化力，經數千年仍威力不減。但儒家的“入世”不以社會生產為目的，不以征服自然為條件，使中國人在重義輕利的實踐中工于創造卻殆于運用，形成以潛意識中的經驗主義為行為原則的經濟文化觀。如技藝傳習中不成文卻一直延行的“單傳”、“密宣”原則，對商品的規模化生產的制約是很明顯的。另外，古時候一些社會生產意義可能重于近日高科技的技術創造，因多用于“義”而少用于“利”，其成果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并不明顯。這種“重義輕利”或“義利并重”而以義為根本的思維原則，是與儒家未能實現的“大同”理想相適應的。而大同理想的內涵，又很類似于社會主義的理想——共產主義所要求的標準。

馬克思主義重視生產關系、社會關系、人際關系，目的在社會生活中，與中國文化中的千古準則“道洽大同”不謀而合。但馬克思主義的偉大，更在于重視儒家所忽視的社會大生產——再生產，證明了：人類歷史在缺乏生產力的條件下的進步是不成熟的進步。由此比較出，中國傳統文化，對于現代社會的需要上，在“硬件”上的不合時宜、“軟件”上的早熟。

中國的政治文化理想，也是出于倫理上的需求，目的是天下太平。“修－齊－治－平”觀使個人、倫理、政治密不可分，認為“關系”可以代替生產，由此而生豐富多彩的“愚忠”與“仕途”故事。

儒家倫理——在社會中，認為倫理關系可以決定生活質量，從而達至“天人合一”；道家倫理——在自然中，認為無為不爭可以決定社會和諧，代替社會生產，達至“天人合一”。

中國文化，現實在儒家中，理想在道家中。儒家的整合力強，但內聚太久，易“漚”出人際關系上的邪氣—內耗；道家的個人誘惑力強，卻縹緲遙遠，易使人和社會因耽于幻想缺衣少食。

說中國文化早熟，還因中國文化中的“宇宙統一”、“倫理本位”與未來人類對自然的需求相同——共生、和諧、統一。不因求無限的功利，破壞自然。不像今日世界社會現狀的決定成因，西方的工業文化并至今仍起決定作用的信息文化，因心存征服、甚至干掉自然的野心，造成今天的資源危機、土壤沙化、臭氧空洞、環境污染、怪病連生、水土流失、地力減退等等威脅人類自身生存的結果。歷史上，中國的土地歷經數千年不減地力，原因是運用了自然界的“消長互生”的原理。而現在中國一些地區與多數工業發達國家地力減退的原因，卻是一味“催生”的結果。

人成熟的一元標準是倫理，要看其個性行為達成的倫理和諧的程度和對環境的進步作用；人成熟的二元標準是生理和心理，要看個性行為達成的生理與心理行為的協調程度和對環境的進步作用。此二標準的含義在古今中外的各種東、西方文化系統中，差異不大，如對“德性”或“個人修（教）養”的解釋。

以此作比中國文化。用一元標準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倫理和諧是成立的，但對社會經濟意義上的作用并不大，其結果是使中國社會長期處于一種“皇朝輪轉”中。而且據筆者的“文化經濟的社會歷史結構方法論”的研究，這種“皇朝輪轉”,在沒有特殊歷史條件下的外來文化的影響下，是不可逆轉的。雖然曾有學者指出，中國歷史在明朝時已有“資本主義”的萌芽，但那不是歷史演進的結果，也是當時歷史條件下，外來文化不斷影響的結果。此題須另議。用二元的標準看，中國文化中的“心理”活動是豐富的（如改變今日世界的“四大發明”及汗牛充棟絕對數量天下第一的詩文），但生理上的自我困擾太甚——社會動蕩頻繁，頻繁得令讀史的人疲于嘆息！

社會成熟的一元標準是政治，要看政治行為對社會的兩種基本構成因素——文化與經濟——的協調進步的程度；社會成熟的二元標準是文化與經濟，要看文化與經濟行為的協調程度和對社會環境進步的促進作用。其中文化與經濟行為的協調程度，是古今中外評價、衡量社會成熟程度的唯一標準。

以此作比中國社會的歷史。用一元的標準看,中國歷史中的政治對文化和經濟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并形成了能對社會秩序進行強有力改變的“政治文化”與“政治經濟”，政治本身的問題不大。若考證政治對文化的作用，還會使世人皆驚嘆于中國政治的偉大，因為改變歐洲及至世界近、現代史的“四大發明”等等技術性發明，都是中國政治的產物，是一種純粹的“政治文化”。用二元的標準看，中國文化是令人驚嘆的。有兼容并蓄的特點，如對基督、祆、景、伊斯蘭、西域等各種外來文化的廣納博收；有“早熟”的特點，其以倫理為本位的特征，是一種“未來型的生活方式”，并維系了幾千年不崩的中華連續史。文學、文物上，亦有浩若煙海的精彩絕倫之作。先秦即有的“庖丁解牛”、“無射之射”、“列子御風”一類“道”功，更是人類至今未泯的恒久愿望。但提到中國歷史上的經濟行為，卻是遺憾多于創造。幾千年中皇朝反復更迭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政治上的家族制與文化中的“重義輕利”觀的結合，對社會生產產生了巨大的制約作用。“升平盛世”的建設與動蕩年代造成的破壞相比，真似半斤八兩。“安貧樂道”、“窮也要快樂”、“窮而后工”、“輕言利”、“小富即安”等觀念根深蒂固，形成了一種恒久不散的風俗式氛圍，掩蓋了個體的渴望富裕的念頭，同時也遏制了社會生產力！但從安貧樂道——財大氣粗；見利思義——錢能通神；但從輕言利——君子愛財；君子淡泊名利——書中自有黃金屋；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笑貧不笑娼；等等極端矛盾的念頭中，也可看出些許中國文化中的經濟潛力。這算是解釋以往給世人以“保守”、“封閉”印象的中國人，何以在今日世界范圍內，被稱為最能賺錢的民族的一種方式。

文化的核心是生活，生活的核心是倫理。而倫理本位似已被世人方法性地公認為是中國文化的全部。中國人日常生活豐富多彩，也是其歷史性的倫理本位穩固的重要因素。民以食為天！中國人是“一菜百藝”，天地間四腿不吃桌子，兩腿不吃人，余皆以多得難以計數的方法噲啖之。只“包子”就有千種做法與吃法，“面條”也有千種做法與吃法！其余的酒令、食歌、謎語、對聯、氣功、養生、雜技、曲藝、音律、武術、生肖、茶道、旅行、戲法、風水、符咒、歌舞鑒賞（風花雪月）、詩詞歌賦、琴棋書畫。。。。。。千變萬化，廣博無端。

文化及至世界的未來，在于人類倫理上的作為。這包括個人倫理——性格、人格、教養、家庭、人際等 ；社會倫理——風氣、義利觀、群體傾向、人文關懷等；人類倫理——組織形式、國際關系、民族互助、文化兼容、國際標準、國際化生產等。

從“比較文化”的角度看，人類歷史中，唯有中國文化在倫理實踐上最持久、最徹底。但在與外系統文化的比較中，就會發現，在廣義文化（包括經濟、政治、哲學）視角下，中國傳統文化在經濟生產上的作用不大，并由此使倫理實踐中的內耗行為增多。如古人論，“繁文縟節，余心茫然”；今人論“單人是龍，多人是蟲”。其實中國人“個人是龍”的原因，正在于這近于病態又難于使中國人真正逃逸的豐富的倫理實踐中！因為人與社會的生存智慧均是人與人之間倫理實踐的產物。這種倫理實踐的最大弊端是使個體模糊，人群相處時如一鍋粥，日長月久，使個體感到身心乏累。為了在群體中探出頭來透一口氣，就難免做一些不得罪人，但可能影響別人透氣的事，于是就常有了人際間因傾軋或出于自保的心機而出現的內耗現象。人們間的關系因“面子”維持，而面子后面卻有許多內訌性詭詐。這是不分表面上彼此的關系，時間累積造成的，就像清水的漚積——本來清楚、簡單的感情表現在越處越厚的“感情”的靜態堆積下，變質了。同盤操箸的吃俗；閑極無聊中的捏造；“煙酒不分家的客套”；違背社會原則的講情；缺乏競爭的一團和氣；聽到直言后的“腹誹”；看到他人興旺后的妒忌；。。。。。。這與發達的文化中閑逸的生活方式有關，是社會生活中缺乏經濟活動的結果。中庸的處事原則和方式使知識分子們在清高自負中對社會物質生產的作用甚微，甚至造就了一些“君子固窮”，不吃“嗟來之食”，餓死了卻與己于社會均無所補益的超然之士。

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學品頭論足，甚至為此在爭強好勝、尖酸刻薄中相互攻訐，對外來文化中不合習慣的東西卻容讓開脫。即使對外來的艱澀、曲晦的東西也表現出一種“與己無關，于社會可能有益”的態度，在笑談中借用，卻不在批判中改造。不去看此種東西的原則有無問題，只看它的表現是不是比較有趣，有趣的收容利用，有過敏反應的充當笑資。這完全是“社會性中庸意志”的結果，是以經驗代替理性、以倫理替代科學的具體表現。

若以人類文化學的觀點，作橫向比較，現代西方“造反文化”、反現代化，及至延續至今尚熱火朝天的浮躁中帶著深沉的文化——搖滾文化——產生的原因，不是社會經濟不發達，而是社會性的精神家園的丟失和倫理本位的無根化！這在任何現代的本土文化——外來文化或比較文化中，均有生無定始、存無定向的傾向。這在發達文化（其實是發達經濟）中或在落后文化（其實是落后經濟）中，均有歷史事例或事件可以證明。米德和本尼迪克特到原始部落中研究出了解釋現代社會特性的“前喻文化”、“代溝”和“文化模式”，而梁漱溟在20世紀20與40年代的中國，提出了意味極其深長的“文化早熟”和“倫理本位”。這些都是偉大的企業家、經濟學家與政治家認識不到，但在無形中一直包容其具體行為甚至在冥冥中引領其行為方向的思想。

搖滾文化的生成土壤是20世紀50年代的美、英。此時的美、英正是一個生活與生產物質大充裕、大泛濫的時代。當時美國有一半以上的家庭自報工資收入屬中產階級，而英國的產品當時占世界出品產品的22％。搖滾文化與“朋克”文化異曲同工的主題，從“性”、“迷惘”到“愛（情）”到“人類命運”，一步一步走來的路上所聲嘶力竭呼號著的，無一不是對人類精神家園失落的哀嘆和對社會倫理現狀的抗議。資本主義文化與體制中極端功利化的個人生活方式與經濟理想，引致激烈的競爭性人倫斗爭。“人是機器”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倫理事實，造成了人們心理上的失衡。此種失衡延續至今，因為社會現實一直歷歷在目——號稱最發達的美國在2002年的時候，還有3 300萬人生活在饑餓或遭受饑餓的家庭，無家可歸者達到300萬人；人均收入全球第一，居住環境勝似花園的瑞士人的精神狀態，因受全球性的不滿的影響，越來越悲觀；全球最貧困勞動者人數增至5.5億。其他因全球變暖、環境惡化、恐怖活動、宗教沖突、種族摩擦、軍事威脅。。。。。。種種影響現代人生存心理的“文明行為”，只能用不忍了解、觸目驚心來形容！似乎是因為沒甚么好事，才令我們總是懷有著莫名的天下之憂。這可能是文明社會進步中，因信息的發達給現代人的必然感受吧。這種人類性的普遍感受造成的心理失衡，首先在天性敏銳、富同情心與朝氣的青年人身上反映出來。青年人在無力改變現狀的情況下玩世不恭、“反歸自然”，直至發展成為足以撼動整個資本主義根基的風潮及革命。作為現代人思想傾向具有代表性的顯示方式之一的，是源與美國、風行于英倫三島及至世界的搖滾樂。但在其創始初期，卻有這樣一段真實的“笑話”——“共產黨已經設計出了一種復雜而狡猾的技術，能通過神經干擾、腦力衰竭和遲鈍，使美國青年變成廢物——‘披頭士’樂隊（即指‘甲殼蟲’樂隊）的破壞性音樂，加速著人們的精神崩潰！”這是美國著名記者威廉·曼徹斯特在《光榮與夢想——1932～1972年美國實錄》中說的話。這確實是人類現代文明史中的“五彩幽默”，也是今天在世界文化的橫向比較中，發現的歷史性警告！

考察西方歷史可知，“資本主義”是一個在不斷衍化著內涵的概念。雖然有研究說，“美國經濟在‘9.11事件’后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自由市場經濟，而向蘇聯模式靠近”（參《參考消息》2003 .08.28 ），北歐的福利國家實踐是受社會主義理念的影響，但其“資本主義”的核心至今一致。受地域因素決定的“文化慣性”的影響，西方到了15世紀，汲取了猶太人的宗教文化，阿拉伯人的醫學、化學、幾何學，希臘哲學、語法，印度數學，中國的四大發明和地圖學、航海學知識后產生的政治文化，從社會理想（哲學）的角度看，其至今不變的是——1. 經濟決定歷史(經濟決定論的社會發展史)；2. 資本是社會存在與發展的首要因素；3. 資本—經濟的結果即是社會進步的標志。這是今日發達國家陷入種種社會問題困境（如工業化引至的種種問題）的深層原因。因為——人類社會發展史是文化與經濟結構變化的結果，而不是由單一的某種社會形態所決定的。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指出：“根據我們的歷史觀，不僅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系，而且一個民族的整個內部結構都取決于它的生產力及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社會結構和國家經常是從一定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這應該是對上述看法的最好詮釋。現代世界的“經濟化”表象是歷史的“制度的選擇”的結果，其中以“生產方式”的選擇為代表，即以組織或國家的名義根據“國情”進行“制度的(生產方式與分配方式的)選擇”,而事實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種“國情”,都首先是地域、民族——文化性質的。

應該說，資本主義出現前的西方文化，對其社會經濟的作用也不大，歷史中貧困或動亂時代的窘況，與中國歷史中王朝間的過渡時期差不多。中國傳統文化對社會進步的作用，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互相制約的經濟結構中，而西方在產業革命以前的這種社會結構性互相制約，對西方社會進步的作用也不小。如“重農抑商”曾是世界歷史中的普遍現象，只是不如中國社會因歷史關系那樣長久、那樣嚴重。究主要原因，在于中國的“特產”——對人要中庸，對天要“合一”的大一統哲學中。因為天下一家、小農經濟、皇權至上等社會特征，在西方歷史中也普遍存在過，歷史結果卻與中國不同。而西方獨缺的，正是這種四海趨同、人心所向、天下一家，以生活、倫理為目的的宇宙大一統哲學。此種哲學的實現，仗倚的是 “道”、“儒”兩種文化的歷史性交變后對外來文化的兼容、共享與吸納。因此，老子與孔子是中國文化的連續性與繼承性的價值與意義上的兩個重要衡量尺度，遺此則妄談中國的過去、現在與將來！

早熟是一種不成熟。但無論人或社會，從早熟到成熟，如果有必要的條件做媒介，卻會產生發展上的飛躍。從19世紀中葉出現的“文化學”到后來的文化人類學、文化哲學研究中所能知道的研究結果來看，此種媒介是文化或文化中的某種因素。其中“地域性”與“民族性”是重要的兩種屬性，眾多歷史現象都可從此兩種“文化基因”中尋繹因果線索。   

從社會結構來看，歷史中中國的文化是早熟的，經濟活動是缺乏再生產的，而政治中的“家天下”不受傷損地延續了兩千多年，這是在世界所有民族與國家的歷史上都是再無二例的。但從比較文化角度下的歷史意義上來說，中國社會的發展潛力，卻正蘊藏在這早熟的傳統文化中。思維方式中貫通宇宙的“直覺”；文化現象中使社會出現“超穩定”連續、長期性史實的倫理本位；政治實踐中強有力的“仁治”——大一統觀。要知道，人的智慧和社會進步的動力，是人與人之間倫理實踐及人與自然間生產利用的產物，更是人類歷史進步的前提及潛力所在。其中連續的社會史的長短在此方面經驗累積對此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中國的歷史，可以用一部戰爭史較詳實地記述下來，原因也在這種文化發達、經濟“羞利”、政治集權，不合理的社會結構中。由經濟上的“羞利”觀念產生的行為結果，必然會因社會生產面狹窄、產量有限導致社會關系不協調。遇到人禍天災時，多數人的吃飯問題解決不了，就會有因饑餓引發的生存之爭，生存之爭的群體狀態，既是社會戰爭的成因。每次戰爭經年之后，多有一次因休養生息出現的社會生產上的“小陽春”，隨之“開明盛世”。“開明盛世”多重視生產，重視生產的結果是使集權分化。這是社會動亂后，社會價值觀必然轉換的結果。但“大一統”的文化傳習，又會使這開明盛世因分割了的權力，引發政治上的腐敗，影響社會生產。在生產范圍狹窄——重農抑商且無工業、擴大再生產的可能很小的事實中，因大多數人的生活必需品及財物，越來越多地流向貪婪的“官本位”者們，引至民怨四起。“泰去否來”，經年之后，新的一場農民戰爭在某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爆發，新的皇朝建立。中國歷代是“文化經濟”（以人倫為目的的生產）發達，“經濟文化”（以生產為目的的人倫）卻太萎弱。西人將火藥用于攻擊性槍炮，并形成帶動國民經濟的軍火資本，中國人將火藥用于娛樂以維護“親親”之仁；西人利用指南針向遠處走以尋找財富，中國人用指南針定風水方位，“堪輿”天地。

中國人在3世紀到13世紀之間，即已有了西人望塵莫及的技術知識卻未能產生現代（生產性）科學的原因有二：1. 思維方式——生產科學的理論體系，需通過邏輯、推證得出，這是中國人的以直覺為主的思維方式做不到的。2.政治文化——現代科學的目的是發展經濟，有形或無形的歷史觀都是“經濟決定論”，國家的目的是“國富”或“人富”，至于“市場經濟”（資本主義）或共產經濟（社會主義）都是此政治文化的歷史工具。而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目的只是其本身，即維護集權統治和文化傳習。

曾有人說，中國在明末時已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此論可信。但以“文化經濟社會結

構論”的歷史認識觀解析此論，會發現，此“萌芽”不是也不可能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生發出來的，而是外來文化交流、激發的產物。

據現代考古及歷史研究發現，世界各地的人類文化的發展，是一個“共時”的過程。世

界各地的早期文明，在理論及應用上，都難分高下。“早熟說”、“成熟說”、“夭折說”、“失蹤說”等都只是說明，因文化中的地域性與民族性在不同文化系統的演進中的決定性，其發展上的主導力量也不同。只因地域造成的生活習俗不同，使得民族性在各文化系統與外界溝通上的方式及程度不同，生產方式或分配方式不同，造成了后來的“間斷的文化”與“連續的文化”。

連續的文化如中國文化，歷數千年不滅！其中最令人驚訝的是，雖一直經受著內憂外患，經濟上未能完成不變和可變資本的原始積累的前提下“親親”、“復禮”、“大一統”，由此引出許多“內耗”性人格痼疾和生產目的上的簡單自足行為，卻在為近代科學提供了必要的技術經驗的同時，常有幾百年一周期的“升平盛世”！原因何在？這是那些珍惜人類生存，為現時代的“文明病”——道德病、信仰病、精神病、心理病、富貴病、生態病而憂思的人們的疑問。間斷的文化如希臘文化，經羅馬帝國、中世紀、阿拉伯時代、文藝復興一直到“產業革命”，重重迭迭、斷斷續續幾經盛衰，又成為了近代文明的先導！原因何在？這也是一個值得常提起的疑問。

本文所談的“倫理本位”，首先強調了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之一為倫理本位，次指中國文化中的倫理實踐有可取可行之處。歷史是一個以現實社會需求為準則的量變過程。獨立系統文化的縱向比較與不同系統文化之間的橫向比較的意義在于借鑒。中國的孔子循“周禮”也不照搬。殷商的“禮”是一種祭祀，要殺奴隸和牲畜，而孔子認為，連用人的形象為俑作陪葬都是極不道德的，曾破例為殉葬現象失“禮”罵大街道“始作俑者，其無后乎！”（以俑作陪葬的人，斷子絕孫了！）曾言“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孔子懂得時代不同，“禮”的內容及形式要有所“損益”的道理。但孔子的偉大更在于他看到了禮的局限性，“循禮”、“復禮” 而超之，不以禮為人倫核心，而以“仁”為人倫核心，“人而不仁，如何禮？”“仁”是進一步強調人倫關系在社會進步中的重要性的概念。套用今人公認的表示人間關系的“倫理”一詞可知，仁即倫理，“仁學”即“倫理學”。仁的實踐要從個人做起，所以又強調德、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等個人修養，以備人際相處時應用，以求“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大同理想。

本文所談的是“中國文化早熟”，雖是興之所至、走馬談來，卻也有借題發揮之嫌，那就不妨亮亮。“外題”是——世界文化及至人類哲學，若不從倫理角度考慮溝通、利用、兼容、融合的可能性，那末世界的未來，就難免越富裕卻越混亂、越浮躁的局面。倫理文化的弘興怎樣提倡、走什么道路呢？這又回到“人脫野蠻，崇仰賢德，仗倚教化”的老嗑上去了，此題下回再談。

宏仁寫于侍知宮

此文的深入討論請參《“文化經濟”與“經濟文化”關系的社會發展史尋繹錄》http://www.dqjj.com/bbs/dispbbs.asp?boardID=13&ID=1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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