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常有人問我：你是黨員嗎?我搖搖頭回答：不是。
知道我履歷的人往往大感驚訝：你在國企當一把手10多年了，怎么還沒入黨?我會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告訴他們：我是共產黨人，但不是共產黨員;思想上早就入黨了，但組織上還沒加入。因為，在我心中，早就有了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桿，也可以說是一個標準、一個榜樣，如果達不到他那個高度、那個境界，我不敢入黨。他，就是我人生的第二個恩師，原廣州市模范共產黨員、廣州氮肥廠黨委書記李志雄。
時光倒退30多年 。那時候我二十來歲，不是什么國企老總，只是廣州氮肥廠空分車 間的一個普工。他，李志雄的官也沒后來那么大，只是我所在車間的車間主任兼黨支部書記，習慣性地，我們連姓都省了，只稱呼他為“主任”。那時我們是“三班倒”，白班 、 中班、深夜班輪著上的，車間干部包括主任在內，也會輪流跟著值夜班。可能我比較活躍，干活比較認真勤快，也算有點文化吧，每到我上中班或者深夜班而又恰逢主任值班時，他就喜歡來到我所在的崗位和我聊天，剛開始只是偶爾隨便聊聊，后來就比較頻密了，從車間現場管理、崗位責任制，到人生理想、信仰及中共發展史，幾乎無話不談。
說句實話，從搞企業管理 、特別是現場管理角度而言，他是我后來職業生涯的啟蒙老師。他知道我愛寫東西，后來提議我擔任車間團支部的宣傳委員，并在車間工人休息區，專門辟出一塊地方，讓我以墻報的形式，主編出版《空分報》。那時我年輕、膽大，不知天高地厚，除了發動其他人寫稿以外，自己主筆，車間人和事的宣傳報道、時事政治的隨筆雜談、詩歌散文甚至小說，什么都敢寫、什么都敢往墻報上放。每期的墻報，不用任何人審稿，只要我同意，就可以登，主任從不干涉，但每期必看，而且是很認真地看。
那時候潮流時興否定建國后的前30年，抨擊毛澤東時代所做的一切 ，我也不例外 。直到有一次，我把自己寫的傷痕文學類的第一篇小說黏貼上去了，內容牽涉到文革、三反五反和鎮反運動，矛頭都是指責毛澤東喜歡搞運動、而且借搞運動整人的。墻報出來后，主任看的時候我也在場，他一邊抽著煙、一邊很認真地看，看完后眉頭緊鎖、若有所思，搖搖頭，輕嘆一聲，然后就默默離開了。
幾天以后，輪到我上晚班，主任也值班，像往常一樣，他來到我所在的崗位，和我閑聊起來。聊聊著聊著，就聊到了我寫的那篇小說。主任沒有以大壓小批評我，純粹以朋友討論的方式，和我平等地交換起意見。
他問我：你知道什么是三反五反和鎮反運動嗎?我說：我知道 ，“三反”“五反”是1951年開展的一場政治運動，其中“三反”是指在國家機關和企業中進行“反貪污”、“反浪費” 、“反官僚主義”;“五反”是指在私營企業中進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 、“反盜騙國家財產” 、“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鎮反”是差不多同期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清查和鎮壓反革命分子運動。
他又接著問我：那你為什么認為三反五反和鎮反搞錯了呢?我說：報紙上都這么說的，殺了很多人，冤枉了很多好人。他回應道：我不大贊同你這個觀點，你還小，沒親身經歷過那個時代，只是人云亦云、跟著瞎起哄。共產黨剛進城，有些原來在戰場上浴血奮戰過的老紅軍、老革命開始變了，想著辛辛苦苦打下江山后，該享福了，所以就有人變著法子貪污、浪費國家本來就很緊缺的物資和公帑，如果不反貪污，百姓能服?共產黨的江山能坐穩嗎?至于鎮反，你知道國民黨臨撤退時潛伏了多少特務搞破壞?不說全國 ，就廣州，國慶慶典的時候文化公園就差點被國民黨特務炸了，如果不及時發現，將會死很多人;剛解放那幾年，經常有國民黨的飛機飛臨廣州，撒傳單、甚至想扔炸彈轟炸，這反革命不鎮壓行嗎?
我語塞，但畢竟年輕氣盛不服輸，還想撈回一根稻草，所以就拋出了最后一個難題：主任，據我所知，你在文革的時候也被關進牛棚批斗過，我反文革、批判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錯誤，總沒錯吧?誰想到，主任看著我笑了一笑，問我：你給你爸打過沒?我說：打過。他又問我：你爸打錯過你沒有?我答：當然有過。他再問我：那你恨你爸么?我楞了一下，搖搖頭：不恨。他說：這就對了，毛澤東就像我們的父親，他也有打錯我的時候，但我不光不恨他，而且還很尊敬他，如果沒有毛澤東帶領共產黨打跑國民黨，今天的中國可能還會像以前那樣動蕩、軍閥混戰不停，我們也不會像現在這樣安逸地一邊抽煙一邊閑聊。所以，不管遭過什么災難，跟著毛澤東、加入共產黨，我無怨，更無悔。
這不是什么官方場合，我也不是他上司，他完全沒必要在我這一小工人面前矯情裝崇高，看得出，他對我說這番話的時候，是動了真情的，突然間，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高大了起來，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知道，什么叫做信仰，什么叫做歷經苦難癡心不改，什么叫做真正的共產黨員！
不久后，當時的廣州業余大學(現改名為廣州城市職業學院)招生 。那時的大學不像現在那么好考，有錢就可以讀，要過三關：第一關是單位推薦同意報考，而且原則上每單位只準推薦一個，即使我所在的廣氮有近萬人也不例外;第二關是考試競爭入學，我所報讀的中文系，600多個考生、代表著600多個企業，最終只收了40多人;第三關是單位要在白天和晚上上課的時候，同意批準學生公假讀書亦即當正常出勤工資照發。我找到主任，請他同意推薦我報考，可能是他看中我有潛質、有意培養我吧，二話沒說就給廠里的勞資科打了電話，勞資科給他面子，很快就給蓋了公章，同意我報考。我也爭氣、考上了。那時候的大學生不像現在濫竽充數遍地都是，這一紙含金量頗高的稀有的大學文憑，為我后來到萬寶應聘當秘書、繼而升職當了分公司總經理、走上職業經理人生涯提供了一塊“敲門磚”。可以說，如果沒有主任當初的栽培、同意推薦我報考業大，就沒有了今天的我。所以，我稱他為“恩師”，一點也不為過。
大學畢業沒多久，我就應聘去了萬寶 ，從此再沒回過廣氮 。
幾年后的1994年6月下旬某天，當時我已經是萬寶集團董事局董事兼萬寶廣州愛麗電 器廠廠長 ，剛上班沒多久，知道我出自廣氮的秘書拿了張當天出版的《廣州日報》給我，我接過來一看，整個頭版刊登的都是有關廣州市模范共產黨員、廣州氮肥廠黨委書記李志雄因長年累月帶病堅持工作，最終暈倒在崗位上，送醫院搶救才發現是肺癌晚期、現已生命垂危的長篇通訊，大驚之余，我急忙打聽到了他所住的病房，匆匆買了幾大盒當時吹噓可以治療癌癥的比較名貴的保健品，趕往廣州第一人民醫院看望他。
一路上，我在想象他此刻的情景 ，應該是躺在病床上吸著氧、兩手扎滿了針 、干枯 萎頓、奄奄一息的模樣，誰知走進病房，迎接我的，仍然是昔日那張充滿微笑、紅光滿目的臉。落座之后，我滿臉狐疑、小心翼翼地問他：我是看到報紙而來的，主任，你的病怎樣了?他微微笑著，像講別人的故事一樣告訴我：醫生說，估計還有三天，我的生命就要結束了。我說：不會吧?他笑著點了點頭：是真的。然后拿出一根煙遞給我，自己也抽上一根。我說：主任，你還抽煙，還不戒?他笑答：醫生說了，只有幾天命了，戒不戒都沒有意義了，何必臨死前還為難自己?我想想也是，就給他點了火。此情此景，我們恍惚又回到了當年在車間的聊天。他問我離開廣氮之后情況怎么樣，我遞上名片給他，回答他挺好，他接過去看了看，笑著對我說：“想不到波仔這么快就和我一樣，當廠長了，證明我當初沒看錯你 ” 。我連忙把我帶來的據說可以治癌癥的名貴保健品給了他，叫他一定要按時服用，并說了一通感激他當初對我有知遇之恩的話。他說：“這保健品不管有沒有用，既然你有心送來，我就會喝，感謝就不用了，如果這保健品有效，我好了，我們另約時間再聚，假如我死了，開追悼會的時候，你能去參加、送我最后一程，我也安心了”。
此時我不知該說什么了，反正以前沒大沒小慣了，就壯著膽子問他：“主任，我看你臉色這么好，像沒病的人一樣，你不怕死嗎?”
他聽罷頓了頓，依然微笑著，很和藹地對我說：“說不怕是假的，有誰不怕死的?但怕又能怎樣?包括你和我，誰都必有一死，早晚而已。既然都要死了，何不快快活活地過好這最后的三天?······”
那一刻，我真的感動了，小說和電影中的英雄我見多了，但在和平年代，在現實生活中，這是我見過的唯一一個真正視死如歸的共產黨員。
幾天以后的1994年7月3日，也就是20年前的今天，我人生的第二個恩師、廣州市模范共產黨員李志雄，在硬挺著多活了幾天、迎來中國共產黨建黨73周年之后，才永遠閉上了他的雙眼。一顆平凡而又偉大的心臟，從此停止了跳動······
追悼會那天，我依約去了，向他的遺體告別 。在這之前，萬寶集團黨委多次動員我 申請入黨，但我都婉拒了，別人問我為什么，我都笑而不答，只有我知道，在我心目中 ，共產黨員就應該像李志雄那樣，真的信仰堅定、奉獻無私。跟李志雄相比，我沒資格 、也不配當一名共產黨員，所以我暫時不加入。但在追悼會那天，在李志雄靈前，我悄悄發了誓：總有一天，我會把自己修煉到他那個境界。那時候，我再像他那樣，申請成為一名真正的共產黨員。
后記：由于20年前沒有電子數碼相機，更加沒有互聯網，我翻遍了網絡，只有紀念他的文章，但沒有他的照片。后來向廣氮空分車間的老同事求助，才在一張舊的集體照中，幫我剪切出他的一張小照片。這張照片照得不好，照不出主任昔日的風采和神韻，但沒辦法，只有這一張了，姑且用著吧，待以后找到更好的，再換上。此外，附加一張原廣氮的老廠房照片，以作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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