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家土改經歷看《軟埋》的虛假和反動
劉 絡
我的老家是南洞庭湖一處農村，上輩時是當地一戶大地主，有一千多畝田地，有一幢六縫五間兼及兩頭出橫屋(正屋和橫屋都是兩進)的大瓦房。到我出生時我家家道中落，大瓦房已經破舊，但從房梁上褪色的花紋和雕花的格子窗戶仍可看出它當年的豪華和氣派。
我的老祖父年輕時習儒，書讀得很好，毛筆蠅頭小楷字堪稱當地儒生之冠。然參加縣學考試幾度落榜。時值晚清，科舉場中貪賄公行，有人勸他送禮行賄，老祖父不屑一顧，故終其一生未中秀才。過后他棄儒從醫，且醫術精湛。老祖父行醫有個“習慣”與眾不同：富家延請，一要坐轎，二要備飯，三要“包紅”(酬金)，一項也不能少。否則，一墨不點，甚至拂袖而去;而窮人來請則大不相同，不乘轎馬，一律步行。病家燒茶煮蛋以示尊敬也一律不吃，“四診”已畢，執筆開方，還要詢問家屬有否藥錢?貧家必訴艱難和憂愁。老祖父總是安慰道：“不要著急，病不要緊，吃幾副藥就會好的。至于揀藥的錢，你拿我的單子到鎮上##藥鋪去揀，叫老板記我的賬。我的字他們認得。”為此，老祖父每年要向藥鋪多付一、二百擔稻父的藥費。故他在家鄉方圓數十里范圍內有“善人”之稱，踵門求治或迎接至家診治者絡繹于途。若遇時疫流行，更是席不暇暖，活人無數。祖父1919年考入長沙船山中學，1921年就讀于北京民國大學，畢業后懷著實業救國理想，創辦長沙“亞東”紡織公司，初時還可支撐，后來產品受“洋布洋紗”沖擊，公司倒閉，負債累累，只得將千畝田地全數出賣，以抵償債務。從此，我家除了一幢瓦屋和32畝漬水田外，別無長物了。家貧之后，祖父以教“經館”和行醫所得維持一家生計。父親青少年時期因家里尚未致貧，曾就讀于省城長郡高中，后因病輟學，解放前作過短時期的胥吏，大部分時間是以教小學和行醫為生。
1951年土改運動中，土改干部見我家有那么大一幢瓦屋，一査還有32畝田地，劃階級成份時要將我家劃為地主。 當地貧雇農不同意，說他家不能劃地主。干部說：他家有一幢大瓦房，還有三十多畝田，幾代人不脫鞋襪(指不參加農業勞動)，怎么不是地主?貧雇農說：他家雖有瓦屋，但家窮了;雖有32畝，但都是“漬水田”，十年九不收，一、二十年沒見他家去收過租。干部說：不劃地主也要劃成破產地主。貧雇農說：地主不是要有剝削嗎?他家沒有剝削，為窮人診病還要出藥錢，怎么能劃地主?破產地主也不能劃!就這樣，僵持了半月，最后申報上級達成妥協：將我家階級成分劃為自由職業者。可見，土改還是講道理講政策的，并不胡來。貧雇農也是講人道主義、實事求是的。至于土改中個別地方或個別人有過火行為，當然是有的，大規模的社會運動難免泥沙俱下，但瑕不掩瑜，不能以偏概全。而共產黨員的方方主席卻以其生花妙筆，將共產黨領導的土改寫得那么腥風血雨，將土改中的貧雇農寫得那么兇殘暴戾，要不，《軟埋》中的主人公怎么會挖坑“軟埋”呢? 也不知方主席當年是怎么入黨的?舉手宣誓了沒有?作為高知的作協主席，難道連《共產黨宣言》中的“消滅私有制”都不知道嗎?方主席不僅反對共產黨領導的土改，而且還反對孫中山的“平均地權”、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歷次農民起義領袖的“等貴賤，均貧富”，甚至連管仲的“相地衰征”、商鞅的“軍功授田制”、漢初的“均田令”、北魏的“受田制”、明初的“墾田制”都在其反對之列，方主席對歷史的虛無，真是登峰而造極矣!同時，也暴露了這位“著名作家”的虛偽和無知。只要略懂中國歷史上地主階級貪婪而瘋狂地兼并土地造成貧富兩極分化導致農民大起義大動亂對社會和生產力造成嚴重破壞的殘酷事實，就決不會寫出《軟埋》這種虛假的膚淺的文章。
《軟埋》發表后，有人拿其藝術手法說事，吹噓其如何“巧妙”，如何“創新”云云。真是這樣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關于藝術表現手法有一條最重要的法則，便是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形象。請問：《軟埋》中的土改環境是典型的嗎?其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是典型的嗎?答案是否定的。都是作者從地主階級反動立場出發憑主觀臆想編造出來的，并無任何典型性。
就是這樣一位為地主階級鳴冤叫屈的孝子賢孫，通過《軟埋》，企圖將地主階級這具僵尸喚醒救活，并為其鳴鑼開道，以圖復辟“昔日的天堂”;就是這樣一個披著紅色外衣的假貨，到底是怎么混入黨內并當上了大官的?難道不應當向湖北省委宣傳部黨組有關領導問責嗎?難道不應當向湖北省作協黨組和省文聯黨組有關領導問責嗎?近年黨中央頒布的黨內問責條列是干什么的?對于上述黨組來說，問責條列僅僅是一種擺設嗎?
2017.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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