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疑難之解初顯端倪
對于文革的研究，無論在認識上是肯定的，還是否定的都是有必要的。即使文革已經被徹底否定，研究文革也有助于從中吸取教訓，變壞事為好事。否則不研究文革，不從中吸取教訓，就像有人所說的那樣：文革就有可能還會重演。現在經?？梢钥吹矫耖g及國外研究文革的文章，而國內卻幾乎看不到官方研究文革的文章，也不知是什么原因，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筆者不是專業理論工作者，只是由于親身參加過文革，并出于興趣看過一些有關對文革的研究或者是看法的文章，也對文革進行過一些思考，在論壇上發表過自己對文革的一些看法。
在對文革思考中曾有一個問題令筆者百思不得其解：為什么毛澤東搞文革沒有像過去搞三反、五反、反右斗爭那樣依靠各級黨組織，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如果像過去那樣搞，依毛澤東的威望和領導能力，各級黨組織在文革中一定會不折不扣地貫徹毛澤東的指示，使文革達到毛澤東的目的;而且在運動中會認真執行黨的相關政策，不會出現違反黨的政策的“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問題。毛澤東在文革中為什么要撇開各級黨組織，直接依靠群眾，以至運動一度出現失控混亂的局面?
這個問題直到八九年出現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劇變，才使筆者感到似乎找到了答案。正如有文章講，前蘇聯共產黨有數量不多的黨員時能夠奪取政權，有一定數量黨員時能夠戰勝德國法西斯，而在有相當數量的黨員時卻失去了政權，(恕我沒記住具體數字)原因何在?很值得我們深思。在筆者看來，原因絕不是一兩個，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沒有及時采取正確措施的問題，而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決定的。筆者除了贊同一些人所分析的原因外，還想到這樣一個問題，顯然，在那場劇變中，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的組織沒有一個能夠站出來維護國家的統一，維護共產黨的政權，這就足以說明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的組織已經不起任何作用，沒有絲毫戰斗力，完全形同虛設。黨組織不起作用，黨員再多也是一盤散沙，很難形成戰斗力。所以筆者就想到毛澤東發動文革時，曾一再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么辦?”，“一些地方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里”，說明毛澤東很早就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思考。盡管當時還沒出現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劇變，以毛澤東對這些國家共產黨的組織的觀察和了解，以及對我們國內各級黨組織的了解和掌握，他是不是已經預見到在他身后可能會出現這種情況?考慮到一旦出現這種情況應當怎么辦?在他的有生之年能不能夠為應對將來可能出現的這種情況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他把文革稱作是一次預演，是不是就想看看他還健在，還有能力把握整個局勢的情況下，有意離開各級黨組織去搞群眾運動會出現什么情況，以便從中總結經驗教訓，采取必要的措施，也讓后人能夠從中得到一些啟示?
最近出現的一些事情更堅定了我的判斷。我覺得畢福劍的一段視頻及圍繞這段視頻所引發的社會反響很能說明問題。畢福劍在視頻中的表現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代表了當今社會中的一種思潮，這種社會思潮可以說由來已久。這是一種什么社會思潮呢?稍有點政治頭腦的人都會看的很清楚，這就是那些發生所謂的顏色革命的國家里引發顏色革命的社會思潮。這種社會思潮在我們國內就是沖著共產黨來的，就是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徹底否定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徹底否定毛澤東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正如毛澤東曾講過的“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做輿論方面的準備，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然而面對這種極其危險的社會思潮，我們的各級黨組織竟然麻木不仁，熟視無睹，沒有做出任何反應。這與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劇變、發生顏色革命中共產黨的組織的反應何其相似。我們都已經看到了前車之鑒，尚且如此，也就不難理解那些國家在發生劇變、發生顏色革命中何以“竟無一人是男兒”。現在已經不是什么警覺不警覺的問題了，警覺的口號已經不知喊了多少遍，可是狼都跑到眼前了還沒感覺到危險?，F在探究的應該是其中的原因。
筆者對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沒有專門研究過，所以不好說什么?？蓪ξ覀冏约旱那闆r多少還是了解一些，將原因粗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多年來，各級黨組織都是“以經濟工作為中心”把主要精力放在抓經濟工作上，因此一些黨組織的負責人都是只關心經濟工作，不關心政治。政治學習就是走形式，根本不聯系社會上的各種思潮和人們的思想實際。當年，毛澤東曾說“我們黨真正懂得馬列主義的人不多”，現在一些黨組織的負責人不僅不懂馬列主義，而且根本就沒有政治頭腦，甚至連基本的政治常識都搞不懂，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壞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都分不清，更分不清哪些社會思潮是對的，哪些社會思潮是錯的，這樣的黨組織的負責人怎么可能在政治風浪中保持清醒的頭腦，明辨是非，帶領黨組織發揮戰斗堡壘作用呢?
二、從被查處的黨內腐敗分子的情況看，我們黨組織的一些負責人本身就是腐敗分子，這些腐敗分子的行為是黨的組織紀律所不能允許的，只要共產黨的組織存在一天，對于他們就是一個威脅，他們的腐敗行為就可能受到查處。所以當顏色革命發生時，他們是不可能為維護共產黨的組織和政權去做出任何努力的。
三、現在一些黨組織的負責人在思想上與社會上那種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的思潮是相通的。在他們看來，既然現在我們共產黨的理論和政策都是鼓勵發展私有經濟，那么就證明我們黨已經承認私有制是合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關于消滅私有制的觀點是錯誤的。因此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都是錯誤的，共產黨靠武力奪取政權也是非法的?，F在一些黨組織的負責人通過改革開放不僅享有原來黨的領導干部的待遇和特權，還利用各種手段把國有資產變為自己的資產，同過去的資本家沒有什么不同。這樣的黨組織的負責人怎么可能帶領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去同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的社會思潮作斗爭呢?
由此可見，現在我們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在畢福劍及其所代表的社會思潮面前麻木不仁、熟視無睹、沒有任何反應是很正常的。這樣的黨組織實際上已是名存實亡，真要發生顏色革命根本指望不上它能發揮戰斗堡壘作用。
現在回過頭看文革時毛澤東沒有依靠各級黨組織，而是直接依靠群眾的原因就很好解釋了。文革時各級黨組織處于癱瘓狀態與現在黨組織在社會思潮面前處于無作為的狀態何其相似，這究竟是一種巧合，還是毛澤東早已預見到今天可能出現的情況而提前有意進行的設置?筆者認為應當是后者。
在筆者看來，毛澤東之所以在文革中沒有依靠各級黨組織，而是直接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是因為他認識到，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后，有一些黨的領導干部地位發生了變化，擁有了各種比較優厚的待遇及某些特權，有房子有車有保姆等，因此就不想繼續革命了。而廣大人民群眾是要求繼續革命的。這一點現在看的更清楚了。私有化的改革，完全符合少數有職有權的黨的領導干部的利益，損害的是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此作為既得利益者，少數黨的領導干部不可能是繼續革命的依靠力量，只有大多數人民群眾才是繼續革命可以依靠力量。
“歷史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文革中在黨的各級組織癱瘓的情況下，廣大人民群眾曾自發組織起來同黨內走資派進行斗爭;現在畢福劍視頻事件發生后，雖然各級黨組織保持沉默，但是已有群眾自發組織起來，對畢福劍的錯誤言論進行聲討，這更證明只有廣大人民群眾才是防止發生和平演變，出現顏色革命的主力軍。
記得在小說《三國演義》中，諸葛亮臨去世前曾預料魏延謀反，給后人留下錦囊妙計;想必毛澤東也預料到自己身后會出現今天這樣一種狀況，雖然他沒留下錦囊妙計，但他將今天可能出現的情況提前進行了預演，他希望通過文革這場預演，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找到應對危機的有效辦法。所以在筆者看來，文革是毛澤東為我們留下的一筆寶貴的財富，只要我們認真總結文革的經驗教訓，我們就可以從文革中學到很多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就能夠找到應對危機的有效辦法。但是如果我們把文革看作是一場浩劫，一場災難，當作是毫無價值的廢物加以丟棄，我們就將犯極大的錯誤，就會在危機面前束手無策。當年諸葛亮雖然為后人留下錦囊妙計，可最終也沒有能夠挽救蜀國滅亡的命運;毛澤東雖然為防止發生和平演變、出現顏色革命進行了預演，但他也無法預測我們后人究竟會不會理解他所搞的預演，會不會辜負他的希望，所以他對今后可能出現的情況也是無奈，只能說：“只有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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