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災害即發生在1959-1961年的特大干旱，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遭受全局性的連續旱災，而且1958和1962年也是較大旱災年，因此從1958年旱象露頭到1962年，重旱持續了大約5年，特別是1959和1961年，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異?；钴S，迅速西移北上，中國江淮地區梅雨不明顯，伏旱來勢猛，持續時間長，副高西側暖濕氣流偏西偏北，降雨集中區北擠壓到黃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及東北地區，從而形成“北澇南旱”、旱澇并存的格局，給農業生產造成了嚴重損失。在空間上上，1959年夏秋至1960年夏干旱以黃河流域、西南、華南為主，1961年春、夏、秋以東北平原、長江中下游連續干旱為主，1962年春、夏、秋主要為黃淮河流域、東北的干旱。文獻《近500年來特大旱災研究》指出：“1874-1879，1959-1960年的大旱，災害等級為3級重旱，頻率為100年一遇”;“與1959-1963年相比，全國受災面積尚未突破1959-1961三年特大持續干旱時3812.5萬公頃最低值。”
三年自然災害充分表明了傳統自然經濟的脆弱性，而改變這種脆弱性恰恰是黨中央發動“一化三改”和“大躍進”的根本原因。
從1949年到1957年是新中國建國之初的一段黃金時期，風調雨順，政通人和，由于廢除了封建土地關系的束縛，在不足十年的時間里，糧食產量幾乎增加一倍，直指40000億斤(2億噸)大關，較解放前最高水平增加了30%，年人均糧食占有量也達到300kg(實際上直到目前印度人均產量也停留在中國60年代初鬧饑荒時候每年200kg的水平)，但是這也幾乎是傳統小農經濟的極限，農業生產條件仍然落后，基本上是靠天吃飯，化肥產量雖然增加了幾十倍，但由于基數太低，對于整個農業生產仍然微不足道。
大躍進失敗表明，微薄的農業剩余產品不足以支持大規模的工業化和基本建設，同時也表明，老天爺是靠不住的，不可能一直風調雨順，傳統小農經濟在天災面前根本不堪一擊，因此也無力為工業化和基本建設，提供剩余農產品。打破這一死結，只有通過集體化和工業化，實現農業的水利化、良種化、化學化和機械化。
歷史無法假設，但是如果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提前進行幾年，或者全局性的旱災晚來幾年，農業水利化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可能就沒有三年自然災害了。
實際上，大躍進的1958年，雖然受到了“左傾”錯誤的干擾，當仍是我國農業史上一個糧食生產的峰值年，除去浮夸的水分，糧食產量仍然在歷史上首次及其接近40000億斤(2億噸)大關。但是在隨后出現了長達了連續4年的大面積旱災(局部洪澇)，而1962年旱災結束后，海河、黃河流域又連年洪水，1963年海河南系發生百年不遇特大洪水，黃河多年多水多沙，把三門峽水庫淤成“泥庫”。在大躍進已經偃旗息鼓，公共食堂因為缺糧無法再辦下去的60年、61年，糧食產量比58年降低了30%。即使搞“三自一包”的63年和64年，糧食產量仍然低于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58年。
中國糧食產量穩定在2億噸以上，已經是開始“農業學大寨”以后。以人民公社為基礎，政治掛帥、行政命令和群眾運動為主要特征的“農業學大寨”，大搞水利化和農田基本建設，其實另一種形式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把大量的勞動力固結在土地上，在經濟上可能是低效的，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可能是改善農業生產條件的唯一方式，我國一半以上的農田灌溉面積、八萬多座灌溉水庫的絕大部分都是在人民公社化時期完成的。文革開始后，僅用了六年時間，糧食總產量就從1965年的不足4000億斤躍升到5000億斤臺階，并用了7年時間從5000億到跨越到6000億斤(1978年)臺階。
在農業集體化的后期，1972年和1978-1982年都遭遇了嚴重旱災，但由于農田水利化已經初見成效，大旱并未有大災。只要保障灌溉水源，干旱條件下，光熱充足，作物光合強度反而較高，加之病蟲害較少發生，反而有可能獲得較高的單產。水庫和平原井灌區，其水源儲備一般可以應對兩至三年連旱。同時，灌區也具有防洪除澇的作用。灌溉水庫，特別是大型水庫一般都具有蓄水防洪或者削峰的作用，可以減少洪水對下游灌區的危害。干旱年份和季節開采地下水，降低了地下水位，可以促進降水入滲補給地下水，有助于減輕內澇危害和漬害。
當然1958-1962年的大范圍旱災，其程度還達不到百年一遇。晚清同治年間“丁戍奇荒”以后，20世紀中國最嚴重的旱災始于1997年，黃河中游地區大約結束于2003年(50年一遇降水)，而海河流域從1997-2006年，10年時間內，除1998年為平水年外，均降水偏枯，甚至嚴重偏枯，北方部分地區如寧夏中部干旱持續的時間更長。2005年以后，重旱又開始出現在西南和華中地區，但是由于農業水利事業的大發展，雖然小部分地區受旱嚴重，但旱災對我國農業和國民經濟并沒有造成全局性影響。
實際上，我國農業豐收所依賴的農業基礎設施，很大一部分都是人民公社運動的遺產，而且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一大批灌溉水庫開始為城市和工業供水，可以說沒有人民公社就不可能有農業的現代化甚至工業化、城市化的步伐也會受到影響。
五八年“大躍進”犯了很多錯誤，比如說社會生活的軍事化，中央和各級地方黨委把“大辦公共食堂”作為了黨的一項中心工作，這就如同戈爾巴喬夫上臺伊始抓禁酒一樣可笑，明顯的主次不分，也就是主席在文革期間批平的“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糾正，勢必搞修正”。
大躍進、人民公社化最大的失誤在于：由于浮夸風對糧食安全做了不切實際的判斷，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挖了糧食庫存，造成在接踵而來的災荒中抵抗能力下降。
實際上“大躍進”中，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為糾正“左”傾錯誤還是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在1959年春夏之交的兩個多月里，毛澤東主席連續寫了六篇《黨內通信》，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歷史文獻，其中五篇都是針對農村問題，甚至有一篇是一竿子捅到底，針對省、地、縣、(公)社、(大)隊、生產隊六級干部，這也是很耐人尋味的。
毛澤東同志在信中表達了他對農業的重視和憂慮，至少他并不相信已經一勞永逸的解決了糧食問題。“省級、地級、縣級、社隊、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于農業的。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示，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產二、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年懷疑，中年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達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的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給下面參考。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干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以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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