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母是1939年參加革命的抗日的老干部，據說是建國后的 11級，她甚至可以配槍。這還是聽幾十年前就與她離了婚的外祖父說的，外祖母從來不提這些事，仿佛這些榮譽、地位、收入都與她無關。外祖母的工資級別應該是不低，究竟掙多少，家里人都不知道，她自己也說不大清楚，她對個人問題是個馬大哈，反正工資到時會打到卡里。家里人早已經習慣了，各自過自己的生活，從來就不妄想覬覦她的錢財。
她退休后一直資助一個山區小學，僅蓋教學樓就得二三十萬。她還給學校建了圖書室和計算機室，天知道她有多少錢。在翻蓋教學樓時據說是違建，遭到了當地政府有關部門的制止，幾經申請、幾度周折，外祖母急了，給他們的領導的領導打了個電話，年青的公務人員立刻登門連聲道歉，把辦好的手續送到家里。雖然這樣，并不耽誤她自己消費，她的衣著打扮比媽媽時髦得多，90歲了還染發燙發，她鼓搗電腦比我還熟練，估計現在她的手機已經換成了“蘋果6”。
外祖母是省內很著名的外科、骨科專家，中醫也很有造詣，各種稱號榮譽一大堆。也時不時的被別的醫院請去做高難度手術，她會輪換帶著她的學生一起去，在實踐中教授他們。醫院付給的勞務費她一分不要都分給了她的學生。她從來不收病人家屬的紅包，若碰上鍥而不舍的家屬，就先讓學生收下，等做完了手術，她的學生又把紅包在眾目睽睽下堅決的還給病人。真遇到頑固的，實在沒辦法就把錢如數的打進了病人的住院賬號。
手術時間大多比較長，術后已經饑腸轆轆，有病人家屬要請吃飯，她的學生告訴他們：“老先生是朝鮮族，不能吃。”
“那可以改吃韓國料理啊。”
“不行，我們先生就這習慣，不接受吃請，她嫌飯店不衛生。”
外祖母對吃總是不大待見，她對饑餓有著驚人的耐力，那是在戰爭中養成的。做大手術的時候，有時二十多個小時不吃飯，學生們很是心疼她，七嘴八舌的勸她少吃點也是好啊。外祖母顯得很不耐煩，她覺得在吃飯上浪費口舌簡直是不值得。時間久了，她的學生們也習慣了，吃飯時也不再理她，無論早晚就讓外祖母餓著，一定會有個女學生跟她回到家，幫她趕緊把飯做好。于是，在坐下來吃飯時，她就見縫插針的總結得失教授她的學生。若太晚了，她的學生會很隨便的住下來，她與學生的來往遠比與女兒的交流多得多，她的學生都是她的孩子。
外祖母60歲退休后又被醫院挽留，以著名專家坐診，掛號費50元。外祖母很不高興：“這樣的話，我就不干了，回家養老。”于是，10多名著名專家門診只有她的掛花費是普通門診一樣的2元，其它門診都是50元。外祖母對政府的各項政策都無條件支持堅決擁護，唯有對醫改有一絲絲歧義。她說：“治病救人是天職啊，這醫院咋還賺上錢來著?”
外祖母不要出診補貼，說：“能發揮余熱就是醫院領導看得起。”她診療時不分醫科，能看得病都看，而她的名聲又高于其他人，鬧得別的科室冷冷清清沒有活，而這些專家老醫生的收入是與工作量掛鉤的，于是就會有尖刻的嘀咕：“是啊，她的工資多高啊，當然可以超脫了，我們老百姓得靠工資過活啊。”外祖母從來就不在乎這些瑣碎事，那些醫生當初多是她的下級甚至學生，再說，他們都有退休金，根本不缺錢，無非就是為兒女奮斗而已，而這樣往往是把孩子坑了，這就是她對兒女的態度。
外祖母退休后決不過問醫院的行政，只坐診行醫，可是當醫院征求老領導的意見建議時，外祖母還是開口了：“醫院不能過于追求經濟效益，要治病救人為重，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院領導不置可否，無言以對，沒有回音。院領導也是難，諾大的醫院哪兒哪兒都需要錢啊。
家里人推算外祖母的退休金在九十年代每月就應該有8千多，但是外祖母從沒資助過她的兩個女兒包括我這個唯一的第三代。媽媽結婚時，她送了兩塊手表;我高考后到吉林去看望她，她一見我就皺起了眉頭，很不滿意：“你媽這是怎么給你捯飭的?怎么打扮的跟個小子似的。”她拉著我到最大的商場從上打下給我換裝、做發型、打耳眼，連指甲都涂了。我還停留在高中生心態，對打耳眼很羨慕，但是又怕挨媽媽罵，就扭扭捏捏的抗拒。外祖母說：“你不是孩子了，你是大學生，是個大姑娘，要學會裝扮自己。美，有什么不好?”
“你媽就能瞎咋呼，把你都嚇蔫了，以后要“闖楞”(東北話：勇敢)一點。”
那時候銀行卡還沒有普及，我第一次看到刷卡消費，真是瀟灑啊，按幾下鍵幾個零就沒有了，我心疼的心都揪起來了。而她的女兒——我的媽媽的衣兜里最多也就裝200元，最常見的場景就是晚飯后，媽媽坐在桌前臺燈下把買菜用幾毛、買米花幾元，一絲不茍的記在日記本上。給我買雙運動鞋反反復復的砍價，把售貨員煩得對媽媽說：“大姐，我不要錢了，你白拿走吧。”
外祖母拉著我在商場、美容店、飯店這一趟消費下來，她自己都不知到一共花了多少錢。她送了我兩套衣服、一雙皮鞋，一條珍珠項鏈、一對耳環甚至包括內衣，大包小裹都拎不動了，我兩年都沒有再買新衣服。我結婚時，她送了一條白金項鏈，僅此而已。她說：“她相信她的子女有本事自己養活自己。”可是，我在小的時候，家里確實比較困難，買點魚肉蛋之類的基本都供我吃，爸爸媽媽常年吃辣白菜，嘴角總是潰爛。
有很多大牌醫生退休后或是自己開診所掙錢，或是到私立醫院做專家掙大錢。外祖母退休后卻把診所開到了文革時她下放的小山村，前后十里八村的也就那么寥寥千人。她說:“城里的醫院夠多了，山里才缺醫生。”有山民來看病，她收的就是買藥的成本費。有個別穿著襤褸看上去生活困難的，干脆一分錢也不收了。有路途遠帶孩子而來的，她還留母子吃飯再走，外祖母有潔癖，但是，對山區那些小鼻涕孩兒卻很有耐心。于是就有很多病愈的人懷著感激的心不斷的送一些禮來，大多是山里的特產：蘑菇、木耳、活雞甚至一瓣豬肉或是半袋子大米。她推脫不了就收了下來，但是又逐漸的送給別的病人拿走了。她向來吃素，最多吃一點魚，這些山民的盛情她大多消受不了。她說;“政府給我的錢夠花了，還掙錢干嗎?”
她在當地德高望重，誰家有孩子結婚了，要請她做媒人?；烊司坪蟀严眿D打哭了，外祖母說：“讓那小子過來，我跟他談談。”那小子基本不敢過來，趕緊給媳婦道歉了事。就是村里的十八九歲的小伙子也都對她尊敬有加，診所的力氣活、到城里買藥都由他們包下了。村民會默默的把采摘的新鮮蔬菜送到診所門外的青石上，把劈好的木材送進倉房里，有時都不知道是誰送的。在家人一再勸阻下，年歲已高行動不便的她終于戀戀不舍的關了小診所，離開的那天，遠近有幾百號人前來送行，男人、女人、大人、小孩站滿了山坡。
市政府給外祖母分配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外祖母搬進新家后馬上就把自己原來住的50平米的兩居室交了出去，其實，政府并沒有索回舊房的打算。外祖母沒有買下新房的產權，她說;“等死后要把房子歸還給政府，自己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她說：她活著是個無產者，死了之后仍然做無產者。她對女兒的囑咐是：死后把她的骨灰撒到當年戰友犧牲的戰場上。在那場激烈的戰斗中，她的戰友犧牲了二百多人，外祖母每每追憶到此，便會流淚。
媽媽和小姨都沒得話說，她們早已習慣了外祖母的思維方式和處事原則，只是背地里偷偷嘀咕那房子不要多可惜?。?ldquo;才2千元啊，多便宜的事啊，轉手就是幾十萬啊。”話讓外祖母聽見了，不高興了：“你們不是都有房子?要那么多干嗎?有本事自己掙去，我的東西不會留給你們。”
1982年，中日友好時期，醫院有到日本進修的名額。那是一個很誘人很有吸引力的絕好機會，不僅能提高醫療技術水平、開闊眼界、晉升職稱，在日本稍微節衣縮食，還能帶回一套家用電器使家庭進入小康水平，外祖母讓她的學生去了。她說她年歲大了，讓年輕人多磨練磨練。更因為她對日本的刻骨銘心不共戴天的仇恨，日本人殺害了她的父母，并把她逼到了異國他鄉，說什么她也不會踏上日本半步。后來又有日本醫生到醫院來訪問，外祖母躲了出去，她不要與日本人任何接觸。
我們家向來以知識分子家庭為榮，只有我另類，大學畢業以后在外貿公司工作后，這讓外祖母多少有些遺憾，她一直希望我能做醫生，可惜我的智商平平。她專門把電話到我的辦公室里囑咐我：“可不許坑人騙人。”
我說：“放心，我們做的是外貿，都是外國客戶。”
“外國人也不許騙。不能給中國人丟臉。”
“我們的客戶是日本人。”
“日本人也不許騙，總之不許騙人。你們領導在嗎?我跟她談談。”
我無可奈何：“你跟人家談什么呀?放心，你孫女兒不會給您丟臉。我們做外貿的嚴格按國際貿易規則，比國內嚴格的多。”
她一直稱呼我為孫女兒，她說：“就這么一個，還分什么里外?”
我自力更生貸款買了房子之后，她知道了很開心，說：“這才是我的孫女，好，好，努力。”
在這個家庭里長大，我的心里不自覺的產生了一個標準：“但凡對自己的子女苛刻、心中裝的最大的是人民的人，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而動用種種手段為兒女謀私利的人，無論怎樣的粉飾裝扮自己，都是假貨，都是機會主義分子。”這話雖然遭到了外祖母的批評，可是我還是堅持這樣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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