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會的重建與演化
事物的靜止或不變是相對的，運動和變化是絕對的。
陰陽互動是事物發展的內在動力，矛盾是推動事物不斷變化的內因。一般情況下，變化是由基本矛盾的必然性主導著，但在變化臨界點或歷史關鍵處，則是偶然性起決定性作用，且由于事物聯系的普遍性和相互作用的復雜性，事物的發展往不是線性的、簡單的，而存在深刻的復雜性。
現代復雜性系統理論認為，人類社會是自然世界自發生成的一種復雜的耗散結構系統，是一種偏離、遠離自然平衡的非平衡態，只有周圍環境中或系統外的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不斷輸入，才能維持一定社會結構狀態的存在，并在內在矛盾相互作用推動下不斷演化。但物質、能量或信息的輸入不足或超過一定閾值，就會打破原耗散結構系統導致原結構瓦解和社會混亂，最終或社會崩潰解體，或通過內在的自組織機制自發重建，形成新的社會結構。
如西域樓蘭古國由于自然環境的惡化，無法獲得社會生產的物質資源而消亡，南美印加文明由于西方基督教等文化信息的輸入，遠遠超過其社會文明水平而導致社會崩潰、文明解體。如中國歷史上不斷的改朝換代、治亂循環中，并伴有少數民族入侵、佛教傳入等巨大的物質、信息等輸入的沖擊，但社會卻在內在的文化思想力量作用下，在不斷自發重建中繼續演化，中華文明得以繼承和發展，形成了一個超穩定社會系統。
在系統演化與重建的復雜影響因素中，有慢(序)參量和快變量之分，其中作用持久的慢參量決定著演化方向，而短時發生作用的快變量，有時卻直接影響著具體重建特點。在舊社會秩序解體形成的混亂中，內在矛盾會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發生種種微小漲落(各種各樣偶然事件)，其中某一微漲落引發的變化適合歷史條件，會通過長程作用而被放大形成巨漲落，自發形成新的社會結構狀態，并會出現歷史分岔現象，即面對多個多樣的同等漲落，個體偶然選擇會決定具體的歷史特點。
在近代史中，資本主義沖擊下中華民族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在清末民初中國傳統社會變革的思潮和實踐中，共產主義思想不過是外來的種種主義或思想之一，所引發的社會微漲落，直到1921年也不過是在嘉興南湖紅船上12位參會者代表的全國50多名黨員而已。
但在舊社會結構瓦解的混亂中，共產主義卻順應了歷史潮流，異軍突起，在雄才大略、千古奇才毛澤東的領導下，正確的把握了各種歷史機會，動員起社會底層的力量，28年后形成了社會變革的巨漲落，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根本上改造了傳統封建社會結構，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構建起全新的社會新秩序，開創了民族歷史新篇章，同時也在中國當代歷史上，深深打上了毛澤東的性格和個體思想印記。
可其中不可忽視的是，自清末民國百余年以來，中國傳統獨立發展的社會文明體系中，全方位輸入了大量的、完全異質的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先進工業技術、生產方式等，包括馬克思主義、蘇俄十月革命、基督教思想、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等，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都對中國社會經構變化和重建發生了根本性影響，中國社會實現從封建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跨越，否則革命可能不過又是一次改朝換代而已。
由此可以看出，社會歷史發展也是一種自發、自然的歷史過程，變化趨勢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是內在多種因素和力量復雜相互影響的結果，而人的選擇只有在歷史分岔時才產生作用，英雄創造歷史，只有順應時代需要才行，而這種選擇的不確定(偶然)性，正是社會的存在方式。
普利高津在《確定性的終結》中成功將歷史引入物理世界的演化，進一步深刻指出，復雜性是世界的本質，簡單、理想化才是幻覺，概率所表示的不確定(偶然)性，才是世界的本原，并不是無知。
在此意義上講，歷史就是人類社會系統在基本矛盾推動下不斷演化的過程，而歷史的偶然性是社會作為自然存在的本原，是社會復雜性本質的體現，而簡單的對與錯之分，只是一種理想化，并不是真實的歷史存在。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文革”的歷史存在，有其社會必然性，而不只是毛澤東個人憑空創造的歷史，文化革命是其核心和主線。改革也不只是鄧小平的主觀愿望，最終實現生產方式質變，是一場深刻的經濟革命。
但二者與創造新中國的大革命相比而言，卻不可同日而語，前者是千年傳統社會在外來文化沖擊下，整體崩潰后完全遠離社會平衡態，通過自組織機制實現的完整、全新重建。“文革”、改革都只是一定社會邊界條件下，新建的社會系統在內在矛盾的推動下，不確性定因素引發的漲落，不斷偏離與回復一定的穩定態，而不斷演化的特定歷史過程。
尤其是改革開放，雖然三十余年中同樣引發社會結構的巨大變遷，可總體來講，并沒有象前蘇聯一樣崩潰倒退，沒有突破或完成政治上的徹底變革，仍然是社會主義。只是相對于改革開放之初，社會系統隨著歷史條件變化演化到新階段，出現了許多不確定性、全新的因素，如面臨四大考驗、四大挑戰的危險等，一定程度上嚴重偏離，但并未脫離新建社會結構的基本發展軌道或演化方向。
一個基本判斷是，當代中國社會演化仍沿著新中國開創的歷史必然之路，只是生產方式質變、權力運行失控、信息技術沖擊、高等教育普及等變化引發的種種社會漲落，正導致社會傳統的深層文化社會結構，和現代政治所建立社會秩序的不斷解體或崩潰，在試圖繼續借鑒或引入西方歐美現代社會思想和文化，嘗試進行重組與重構的努力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混亂。
經濟發展成就，是改革開放的最大成果，卻出現嚴重的私有化、殖民化、兩極分化的傾向，市場經濟的負面效應凸顯，國家經濟和金融風險在不斷加大，不只在“四萬億”推動下，貨幣投放量(M2)短短幾年就突破百萬億大關，積累了遠超出正常需求近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主動隨著美元政策外升內貶，人民幣主權受到嚴重侵蝕，而且許多地區出現嚴重的土地財政，在城鎮化大躍進戰略推動下，地方政府與開發商共同將房價推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高房價成了超級地租、成為社會再分配重要工具，加劇了社分貧富分化、甚至出現中斷工業化進程的危險。
如多年來數以億計勞動者分配不足40%，不只低于發達國家70%水平，也遠低于改開前50%左右水平，導致社會消費嚴重不足，只能擴大出口和采取超強度投資來拉動經濟發展，卻形成龐大的地方債務、生產嚴重過剩等，醞釀著前所未見的社會經濟危機。
實際上，歐美資本主義社會在蘇聯解體、“歷史終結”以來，同樣遭遇了前所未有、表現為金融危機的新型經濟危機的挑戰和考驗，當初改革開放的理想彼岸，正在崩塌之中。
十八大以來，強力反腐暴露出了問題的嚴重性、復雜性和尖銳性，尤其是山西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系統性、塌方式的省委班子腐敗，反映出這已不單純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生態已嚴重惡化，是在資本力量的沖擊下公共權力在一定程度上已失控，國內外資產階級正在尋求操控更大的社會政治權力，深刻反映出社會階級力量對比已失去平衡，社會內在矛盾正在尖銳化、復雜化，這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實。如每年高達百萬判刑入獄人員，無處不在的安保措施、監控等，甚至出現在校園、廣場等公共場所，社會維穩成本急劇上升，成為最直接、最直白的注腳!
改革，已然到了歷史轉折的重要關頭，亡黨之危、經濟不可持續等成為社會共識，而“此”改革早已非當初的“彼”改革。
當然，混亂中也孕育著新的希望，“八規”、“依憲執政”“三個自信”等吹來的清新風氣和正能量，讓大眾重新燃起中國夢的希望。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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