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資本主義復辟的根本原因同清源先生探討

　　清源先生在《就“新社會主義說”與郭松民同志的幾點探討》一文中(文章載于中國紅旗網,2014-10-18)對資本主義復辟的根本原因有四種表述。

　　第一次是這樣說的:

　　“在生產力水平沒有達到一定的高度的時候，無產階級的勝利只能是暫時的，這就是資本主義復辟的根本原因”。

　　第二次是這樣說的:

　　“資本主義復辟的根本原因是異常強大的傳統和現實的私有制、私有觀念，是歷史條件的限制而不得不繼承下來“國家”這個禍害，是不得不保留的資產階級法權和歷史遺留下來的封建特權”。

　　第三次是這樣說的:

　　“毛主席在這里將資本主義為什么很容易復辟的原因說的很明白，就是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不得不實行商品制度、按勞分配、工資制度，不得不保留的資產階級法權”。

　　在“結語”中又是這樣說的:

　　“資本主義復辟的根本原因是異常強大的傳統和現實的私有制、私有觀念，是歷史條件的限制而不得不繼承下來的“國家”這個禍害，是不得不保留的資產階級法權”。

　　以上清源先生對資本主義復辟的根本原因的四次表述中,其實特別強調的是“生產力水平沒有達到一定的高度”和“不得不保留的資產階級法權”兩條。

　　可不可以這樣說?當然可以。因為任何成功的或失敗的社會變革都可以用類似這樣的理由來解釋,并且,似乎還挺唯物主義。但這樣的解釋能給我們何種啟迪,能對我們面臨的社會主義再革命作出何種指導呢?

　　顯然不能。

　　比如,法國從1789年發生資產階級革命到1870年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最終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八十年間,經歷了一次封建王朝復辟,兩次資本主義專制統治。期間,資產階級共和國經歷了兩次失敗。如果當時的資產階級革命家也簡單地用“生產力水平沒有達到一定的高度”,“是歷史條件的限制”來總結以前的失敗原因,那么,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在哪個世紀誕生也許我們就無從知曉了。

　　不僅如此。

　　按清源先生的邏輯,現在生產力水平還沒有達到“一定的高度”,因此,社會主義再革命即使獲得成功,無產階級的勝利也只能是暫時的。于是,結論只能是社會主義再革命還不到時候。這不就是取消革命論嗎?這不就是要否定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可以在一國首先獲得勝利的理論創新嗎?這不就是要否定毛澤東畢生為之奮斗的事業嗎?

　　不僅如此。

　　按清源先生的邏輯,既然在生產力水平還沒有達到“一定的高度”的時候,搞社會主義是不會成功的,因此,必須首先發展生產力。那么,靠什么來發展生產力呢?潛臺詞當然只能是靠資本主義了。清源先生,你該不會是在給主張倒退到“新民主主義”甚至要倒退到資本主義的那些先生們幫忙吧?

　　清源先生說“生產力水平不高，經濟條件的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不得不保留，必然導致資本主義的暫時復辟”。

　　“生產力水平不高，經濟條件的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不得不保留”這種情況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還會存在,那么,按清源先生自身的邏輯,資本主義就不是“暫時”復辟了。那么,左派們提出的社會主義再革命似乎有點不切實際了。但問題是,在清源先生所說的那個“不高”的生產力條件下,如果不是必然發生資本主義復辟,那么導致資本主義復辟的原因究竟還有哪些?而這些也是導致資本主義復辟的因素是否可以避免? 郭松民先生等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提出了他的“公民社會”。當然,我并不贊同 “公民社會”缺位是導致資本主義復辟的根本原因之說,也不贊同“公民社會”是可以有效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社會主義形態。

　　我認為,“生產力水平不高”,“不得不繼承下來“國家”這個禍害”及“不得不保留的資產階級法權”只是導致資本主義復辟的必要條件。請問,類似赫魯曉夫等幾個人,何以能“扭轉乾坤”?少數走資派何以能夠聚集起這么大的政治能量?如果沒有“蘇聯和東歐的工人階級都缺乏作為一個階級的政治成熟”,如果沒有被種種封建意識侵染的歷史文化背景,如果沒有以封建特權為內容的體制上的弊端等,光憑他們幾個人就能把一個國家翻個轉嗎?某個社會主義國家被走資派顛覆了,這有歷史的必然性,但這么多社會主義國家都輕易地(輕易地!)被走資派顛覆了,這又有偶然性。

　　就蘇東等一大片社會主義國家被走資派顛覆,“生產力水平不高，經濟條件的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不得不保留”是其必要條件,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封建殘余則構成了資本主義復辟的歷史文化背景。“體制上的缺陷”,只是封建殘余在政治體制上的反映。上層建筑(包括生產關系)方面的封建殘余就是導致資本主義復辟的充分條件。這里為什么強調“封建殘余”?簡單的邏輯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前,資本主義的歷史還很短,資本主義的發育還很不成熟,在民族文化中造成的影響遠遠不及封建主義。難道造成資本主義復辟的歷史文化背景反倒是“資產階級法權”更甚嗎?回過頭來看,走資派不正是借反封建(反“個人迷信”),反“專制”的口實和用“解放思想”等口號,蒙蔽了廣大不明真相的群眾嗎?資本主義復辟的切入點正是封建殘余,資本主義是封建的剋星,走資派正是利用人們對封建的反感,從而動員起了“人民”。

　　已故吳玉章先生曾在他的辛亥革命回憶錄中說,辛亥革命最能動員民眾的口號其實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而不是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正好符合當時的民族歷史文化背景(排滿),這恰恰成了辛亥革命的切入點。在社會變革的節點上,主導社會變革的主導力量必須適應其時的社會條件和歷史文化背景。“根本原因”只是必要條件,沒有其他方面的充分條件配合,社會變革(前進或倒退)都不會成功。

　　清源先生的“根本原因”只是客觀原因,他沒有從“主觀原因”上去找問題,于是走向了宿命論。 清源先生沒有從生產關系的能動性去發掘革命的希望,他的“根本原因”是唯生產力論。

　　清源先生要說,我不也提到了“資產階級法權”嗎?不,資產階級法權同封建特權是兩回事。第一,法權,顧名思義是法律認可的權力,資產階級法權是由法律認可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權力。封建特權一部分是封建社會由法律規定的同某種特定身份相聯系的權力,一部分是由鄉規民約或民俗舊習維護的。而在社會主義社會一般不會有法律明文規定。

　　第二,封建特權是封建社會的“發明”,它的“專利權”屬封建社會,不是資產階級的“發明”;資產階級法權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發明”。

　　第三,不僅如此,資產階級革命的直接目標就是廢除封建特權。它既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對象,更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所以,在剖析資本主義復辟的原因時,不能用“資產階級法權”來掩蓋封建特權。

　　封建家長制、封建宗法制、封建的人身依附關系、封建等級制、封建官本位、封建“世集制”等等封建特權,也是由于“生產力水平不高，經濟條件的限制”嗎?不能這么說,封建特權主要是由歷史文化背景造成的。在“生產力水平不高”的現在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討論:生產力水平究竟有沒有達到“一定的高度”?是不是現在就不能搞社會主義呢?

　　上世紀社會主義革命都是在中俄這樣政治、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首先興起并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奇怪!難道在這些國家生產力都已經有了很大發展的時候反倒必然要被資本主義復辟了?

　　再看一下歷史,從世界范圍的視野進行觀察,在農耕時代,奴隸制和農奴制曾經長期同封建制并存。在機器工業時代,社會主義能不能同資本主義并存呢?列寧首先證明了,無產階級革命可以在一國首先取得勝利。那么,社會主義可否在一個(或幾個)國家首先建成呢?這是毛主席努力證明,終因歷史條件的限制和自然規律的制約,沒有來得及證明的一個問題。(這里不是指社會主義的最終建成,這里我說的“建成”僅僅是指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已經進入穩定階段,類似于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以后法國的資本主義制度進入了穩定狀態)。當然,資本主義最終從地球上消滅,有待于生產力的再一次飛躍。

　　因此,進行社會主義再革命,并首先在某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是大有希望的!

　　停留在強調生產力水平,強調資產階級強大,強調現在還不得不保留資產階級法權,強調這些是資本主義復辟的“根本原因”,無助于社會主義再革命。深一步檢討導致資本主義復辟的“主觀”原因,即,領導社會主義革命的政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的階級,傳統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傳統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傳統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等等,才是現在社會主義再革命必須做的功課。

　　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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