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黨的中心工作應該有所轉移

　　今天，黨的中心工作應該有所轉移。因為就我的理解(當然這種理解可能很不準確啊)，就是一要發展經濟，二要建立民主法治，三要構建和諧社會。而我以為，這樣的確定黨的中心工作，其實可能很不合時宜。

　　為什么?因為發展經濟，其實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歷史時段不是要發展經濟呢?不發展經濟，人怎么活?國家怎么存在?所以發展經濟其實是屬于老生常談。可就一黨的中心工作來講，黨的中心工作卻并不應該時時把一個有關老生常談的內容，當成一個黨的不管什么時候，都是必須時時恪守的中心工作來看待。

　　為什么?因為中心工作，說白了其實也就是主要工作，重點工作。可主要工作，重點工作，如果要是不能時時隨著時代的發展，歷史的進步，不斷的有所延展，不斷的有所推新，那實際這主要工作，重要工作，其實可能也就失去了其主要、重要的本來意義。因為重要、主要應該是指什么?應該就是指當前來講，最迫切，最急需，乃至最最不能不馬上解決的問題和工作。所以主要工作，重要工作，其實是不應該根據什么理論，比如一個中心的理論，什么經驗，比如綱舉目張的經驗等等，而去具體確定的。因為任何理論、經驗，其實都是針對當時的歷史發展狀況所具體提出來的。而至于歷史發展狀況如已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以后，所謂主要工作，重點工作還應不應該再像以前一樣，那其實根據新的歷史領導者，新的歷史實踐，去不斷的再次不斷的重新推出，可能就不可避免。

　　黨的中心工作在今天不應該再以發展經濟為主，那么應該以什么為主呢?我以為應該以調節各階級的具體關系為主。因為就我國當前、今天的歷史發展狀況而言，今天其實不是搞不搞階級斗爭就應該能使我國現時的歷史發展狀況，得到根本扭轉的問題。而是就是不搞階級斗爭，不搞矛盾擴大化，但如果面對每天日益增多的復雜的種種政治問題，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文化意識問題等等，如果不能以一個階級的眼光去審視看待，那可能一切的一切，我們則都將要還是理不出頭緒來。

　　因為明顯的由于私人資本的不斷上升，國有、公有的資本比例不斷減少，乃至根本就不太容易算得上是什么公有資本了的情況下，人們到底對所謂社會主義還能有哪樣的情結?其實可能就是極其、極其的不好說了。因為你再說社會主義好，可事實上在人們只認錢，不認主義的潮流裹夾之下，你要想徹底擺脫金錢至上的觀念，那就必須拿得出一個讓人們既認可，同時又能信得過的歷史章程和歷史規矩。以讓人們承認，搞社會主義，雖說不能不搞錢，但實際卻總不能單一只為搞錢。因為就社會主義來說，它除了需要錢，可能更多的還要有更多的普遍的人民的支持。所以如果我們要能把今天歷史發展的意義如實的向人們這樣講清的話，那我以為，其實人民不至于不會支持、理解的。

　　可要想把這個意義向人民能講的清楚，那最主要的是要做什么呢?那就必須要說明，黨的工作不可能單一的只是為了發展經濟。即一切為經濟發展而服務。恰相反，黨必須時時把人民對歷史發展的需求及需要擺在首位。比如就今天來講，人民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以為，其實可能已經不再是像改革開放之初，文革之后了。為什么?因為那時確實主要需要的就是要首先填飽肚皮。可就今天而言，如果要讓人民承認，今天首要的任務不是填飽肚皮，那起碼也是把夏利換寶馬。那你說人民還能愿意相信，愿意聽嗎?

　　今天人民需要的其實不一定非得是時時把經濟工作擺在第一位。是因為不管到什么時候，發展經濟雖然不能說不重要，但如果相對而言，如果要是已經產生了相對比發展經濟更主要，更急需的問題，那其實人民可能還是會要以最主要，最急需要解決的問題為主要工作。

　　比如就今天來講，有的城管打小販，而有的小販又打城管。還有，有的貪官向老板索賄，而有的老板又向貪官行賄，并說我不行賄我就掙不上錢。還有，今天城里的工人抱怨鄉下的農民擠占了他們的就業資源，而農民又說憑什么我們就只能面朝黃土背朝天，不能天下平等?!所以今天的問題，其實已不是一個單一的個別的一例兩例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都存在著一種涌動，一種波動，一種不為利己者死，也得為利己者亡。可這樣一來，這社會，這輿論，這良知，這公理，究竟還應該再向哪一邊，向誰傾斜?這還分得清嗎?

　　有人說，今天只需向法傾斜即可。可事實上，法是什么?法是真能調解、解決得了今天所有、所有這一切、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嗎?而如果是，那為什么自搞開了改革開放，黨就整天宣講要搞法治社會，可事實卻是越搞法治，社會問題卻又普遍有增無減呢?

　　今天的中國已不容人們不去思考。而且就是有時盡心盡力的去冥思苦想的去思考，結果有時卻還是想不出個原原委委來。而這樣就是說，今天的黨如再不轉變自己的工作重心，主要工作，中心工作，那其實可能真要有違歷史的發展，真要有違人民對歷史發展的根本的意愿了。

　　黨的第二個中心工作也不應是什么要建立、健全民主法治。因為所謂的民主，所謂的法治，其實其既有許多虛而不實，華而不實的東西。更主要的其實可能并不一定就完全，全都具體適合于中國。

　　為什么?因為中國自古以來不說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起碼就一定的君與民，民與黨，黨與派等等的關系而言，其實無論什么樣的君，什么樣的民，什么樣的黨，什么樣的派，你要想讓其完完全全，徹徹底底的信奉什么所謂民能不能主?民應不應該主?以及民是不是應該守一定的法?民是不是應該更跟一定的法接近?我以為，不說對牛彈琴，起碼其愿意聽不愿意聽，可能就是個問題。

　　因為自古以來中國并不是沒有法，可自古以來中國的法，在百姓眼里，除了苛捐雜稅，就是強服勞役。所以哪有什么以為民眾利益而著想的法?還有你說民主是好東西。可老百姓說，他不需要自己為自己做主。相反，他說他只喜歡當好順民。因為順民省事。所以外國的東西一搬到中國來，不說就有水土不服，起碼一定情況之下，不是老百姓把它念歪了，就是當官的把它念反了。

　　可現如今的中國卻不知怎么了，在一些庸俗的知識分子的鼓動下，普遍都形成了一股不搞民主法治就誓不罷休的潮流。可我說，這其實可能是一股逆流。因為說其是逆流，就是因為一些知識分子鼓動民主法治，其實他們并不一定真是為百姓著想，而是總想通過什么民主法治，民主自由，為自己敲開一扇通向當上總統寶座的大門。比如不當上總統，當上個議員也不錯呀。可事實告訴人們，民主如果要是像這樣的一些人所想象的能在中國實行，即靠嘴皮子也能搞民主，那除了給中國制造更多的災難， 其實根本帶不來多少福音。

　　中國的黨的第二個中心工作，其實不一定非要搞什么民主法治。那么應該搞什么呢?我以為就是應該搞對市場及經濟的認知、認同。即不管怎樣，到目前為止，實際今天我們是想不搞市場經濟，可能也是不可能了。而既然已經不可能了，那我們就應該全體人民加大對市場及經濟的理解、認知。比如雖是同樣搞市場經濟，但有的國家卻可能搞的很好，而有的國家，比如甚至西方大國，其實搞的可能也并不怎樣。而這樣就是說，搞的好的，可能我們應該好好虛心向人家學習。而搞的不好的，搞出了個這危機，那危機的，那怎么?那你還不應該時時警惕?時時記著吸取點教訓嗎?

　　就中國來講，不搞市場經濟可能確實是不行了。可搞市場經濟，如果越搞越糟，越搞越亂，那是不是也就可以呢?我以為，其實可能同樣不行。所以黨的中心工作的第二個內容，其實并不是什么非得要通過什么法治，把人民對市場經濟的理解鈣化。即非這么理解不可，不這么理解就不行等等。因為如果把對市場經濟的理解鈣化了，那有時不僅容易搞不好經濟，而且可能還容易引發政治及社會的動亂!所以不管什么樣的市場，只要人民認知了，認同了，認可了，那就可以搞。不認知，不認同，不認可，那就不能搞。

　　黨的第三個中心工作我以為也不是要構建什么和諧社會，社會和諧。因為你構建和諧社會，如果社會確實沒什么矛盾了，那確實好說。可如果本來就矛盾重重，那你非要以和諧為幌子，非要以和諧為目標，那同掩耳盜鈴又有什么兩樣呢?

　　社會其實本不一定需要什么和諧。恰相反，社會只需要矛盾不激發即可。因為激發對誰都沒有好處。可不激發，是否大伙就全都忍著，不管有什么問題，就全都隱忍而已就好呢?我以為也不是!因為社會問題，無論什么社會問題，其實都有其產生的根源，也有其產生的原委。比如這里可能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社會發展不能不形成的原因等等。所以無論什么社會問題，聰明的領導者，其實主要不是要首先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人民。而是要讓人民充分的發揮各自的主觀能動性。即充分發揮人民自己對自己問題解決的能力。具體就是政府再有能力，其實可能還有一個清官難斷家務事。所以就社會問題的解決，與其讓政府今天來一個摸石頭，明天來一個頂層設計，那其實還不如踏踏實實，老老實實拜一拜百姓為師。看看他們自己是否能找出一點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來。因為群眾即使不是英雄，但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可能還應該沒太大問題。所以黨的第三個中心工作應該是充分發揮人民的自主能動性。

　　黨的中心工作應該有個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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