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來誰著史》中講到中國近代衰落的一大原因是國家組織能力的下降，從而導致土豪劣紳的勢大，進而使得國家出現危亡狀態。但我們如果考察一下近代的歐洲列強，我們也可以發現一般意義上的國家控制力的低下，這是西方世界的一個長久的問題。中西之間的一個重大差別是從宋代以來，皇帝和文官集團的對抗的加劇，從而讓農村被土豪劣紳控制，在城市則出現了新興的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和文官相互配合之后，皇帝又用閉關鎖國壓制了他們進一步做大的趨勢，從而使得中國喪失了走向海外的機會。中國沒有向外擴張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對皇帝的刺激不夠。確實，對于皇帝來說，中華物產豐富，地大物博，外面的世界對他沒有足夠的吸引力，能夠平穩的統治這一片土地就謝天謝地，又何求其他呢?因此，中國長久以來用貿易的方式來解決對外面世界的渴望，而沒有真正的靠武力建立一個大帝國。
另外呢?我認為中國最具封建特色的地方就是中國的農村，它是中國的根基所在。正如很多人所說，中國的城市是中國農村的自然延伸，它們是相輔相成的關系，但真正的力量源泉是農村。在西方，控制了城市則控制了整個國家，但在中國就完全不同。我們知道資本的原始積累首先會極大地創痛國家的下層階級。我們看到了資本主義早期那些讓人不忍目睹的慘狀，但上層階級還能維持他們的統治。但在中國不同，中國的農村是一個具有完整架構的自組織，它有著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強大力量。只要統治超出了一定的限度，中國的農村將爆發強大的能量，讓一切的反動統治煙消云散。我就一直很驚異中國農村的那種創造力，造就了多少的偉大統帥，偉大戰略家。朱元璋這樣一個貧苦子弟，沒受過什么教育，卻成為了那個時代最偉大的軍事家，這是怎樣的一種傳奇啊!在近代中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型農村革命也產生了最震人心魄的偉大功績，帶領中國人民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蔣介石統治集團，最終在朝鮮給了美國人沉重的一擊。這是近代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從沒有過的壯舉，這從另一個層面說明了中國農村具有的偉力。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伴隨著農村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的發展，這其中有歷史規律統攝其中的。要是那時候也是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住房產業化的話，那么共和國早就不復存在了。
對于西方來說，基督教確實產生了較大的歷史作用。在歐洲沒有統一強大的中央政權的情況下，基督教起到了精神統攝的作用。這使得在阿拉伯人實力強大的情況下，歐洲沒有被各個擊破。反而，通過十字軍東征，歐洲人開始了解外面的世界。另一個對歐洲比較有利的情況就是成吉思汗的東征，蒙古人的屠城政策使得中亞、南亞、中東地區遭受重創，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無法恢復元氣，反而為歐洲帶來了中國的四大發明，這就是歐洲人對成吉思汗一直尊崇有加的原因。這使得歐洲有機會完成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地理大發現。也使得歐洲有了轉型的機會，如果十字軍等封建力量沒有覆滅，這一過程也將大大退后。但一個不可逆轉的歷史大趨勢就是平民階層力量的增強，在這場持續的混戰中，只有爭取了更多民眾的參與，才能贏得最終的勝利。因此，那些挑戰國都是與第三等級積極結盟的國家，讓他們在對外征伐中獲得利益，東印度公司等就是典型代表。這種情勢的發生，也必然會演變成后來的資產階級革命。
但資產階級革命不一定對國家就是有利的，法國就是這樣的情況。從長久的發展來看，法國封建勢力強大而資產階級力量不足，強行的打破國家的架構，使得國家力量開始弱化，在不斷地內耗中一步步衰弱下去。而普魯士則有著強大的容克階層的支撐，希望在對外征伐中獲得自己的發展。法德的對抗有點像中國戰國年代秦魏的爭鋒，俾斯麥的鐵血政策堪比商鞅變法，最后的普法戰爭也和秦國奪回河西之地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后來的故事卻不盡相同，德國終歸倒在了兩次世界大戰的血泊中。這在我看來和俾斯麥的戰略決策大有關系。俾斯麥把斗爭的矛頭對準法國是正確的，但把希望寄托在英國身上則是不切實際的。俄國應該是德國爭取的朋友，但在柏林會議上卻出賣了俄國人。德國在近東沒有重大利益，把俄國引誘到此地，那么俄國就斷沒有和英法和解的可能，那么歷史就可能改寫。俾斯麥編織的大陸聯盟體系是脆弱的，他是為了聯盟而聯盟，沒有利用聯盟做出改變，這一點上他和張儀的差距就比較大了。在張儀的時代，秦國徹底削弱了魏國，從而為定鼎天下打下了基礎。而德國喪失了這樣的戰略機遇，俄法結盟使得德國的努力化為泡影，法國雖然今非昔比，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在一戰中讓德國人吃盡了苦頭。德國之所以有著這樣的結局，和它強大的封建勢力以及文化上鮮明的資產階級化的矛盾是有很深的關系的，國家必須做出抉擇，而不能左右搖擺，否則就不會有一個強有力的戰略規劃。
從中國近代的落后，法國革命后的衰落，到德國的野心旁落，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中心，十全十美的解決方案是沒有的。中國開始長久的政策就是重農抑商，因而有著數百年的繁榮穩定。但到宋以后，又想發展貿易，又不想改變農村的封建架構，因而國家處于一個失控的狀態，國家的強弱取決于精英人物的能力大小。那么，國家就如大海中的一葉孤舟隨時有傾覆的危險。改革開放后的情況大體也是如此，基層的建筑被打破了，重新被土豪劣紳占領了。城市中的地產商也綁架了官僚集團，使得結成了休戚與共的團體。黨的中央機構做了一個拉偏架的仲裁人，祭起維穩的大旗。這幾個方面看起來像是相輔相成，又像是相互掣肘，這是很危險的。一旦有個爆破點，具有崩潰的危險。是到了做決定的時候后，否則，尾大不掉，后患無窮，中國就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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