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潘毅是研究中國勞工問題的著名學者，在學術界享有盛譽。近日，她和合作者在香港的大風網站上發表了一篇參閱文稿《歷史隧洞中的煤礦工人——回歸國家?還是走向市場?》。這是一篇十分感人的文章，直面現實中廣泛存在的悲慘情況，對沉溺于浮華盛世或忘情于個人處境的當代人們，尤其是對那些以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為導向的學者群體，不啻于“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警號。
http://www.juliangmedia.com/Article/shidai/2014/05/318951.html
然而感動之余仍是需要冷靜的討論，為了解答文章結尾所提出的問題，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自由解放。首要原則是要促成社會控制資本、而非相反。在理論上和現實上，所謂“國家主導的發展模式”，究竟起到了或者能夠起到什么作用?
理論上，至少就潛在意義而言，國有制應該遠比私有制更與這個原則相一致。那么，如何在國有制的基礎上落實這個原則，也就是如何限制官僚越權、尤其是愈來愈趨資本化的官僚體系的越權?企業民主化、企業置于(同樣是應該愈來愈民主化的)整個社會的嚴格監督之下，這是唯一出路。
從較具體層面看，“國家主導的發展模式”是抵制全球范圍的新自由主義的必要，而新自由主義的核心特征是金融化、投機化，隱含著兩種傾向。一是傾向于削弱生產性投資，也就是削弱落實上述原則的物質條件。另一是傾向于要求勞動力市場、雇傭關系的“靈活性”，這是直接的與上述原則相對立。
現實上，有充分的證據顯示，自世紀之交以來中國所呈現的“國家主導的發展模式”，盡管有其種種弊端和欠缺、甚至是遠遠不足之處，確實是為落實上述原則建構了必要的基礎。空前快速的生產率的提升和勞動就業的擴展、勞動權益的保護一步步推進、普及的社會福利制度的重建，如此種種，都是在抵制全球范圍的、與國內外既有權勢相聯系的新自由主義化的壓力下得出的。要維護和加強這些成果，無疑也是需要企業和整個社會的民主化。
不知潘毅諸位所說“國家主義者”指的是誰。我想，他們所概括的，遠不足以涵蓋所有的主張 “國家主導的發展模式”的論者(所批評的“學院派馬克思主義者”更是完全沒有馬克思主義痕跡)。他們對國家與資本等量齊觀的做法，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現實上，也是大有商榷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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