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代網絡技術(WEB 2.0)的基礎上，各種社交媒體(Social Media)蓬勃發展。它們不僅提高了交流的效率，也使信息化時代的生活更加快捷與便利。然而，西方左翼對網絡與社交媒體的作用一直爭論不休，對它們的社會影響也意見不一。近期，密德薩斯大學教授馬丁·厄普丘奇(Martin Upchurch)在英國左翼季刊《國際社會主義》雜志2014年第1期發表文章，探討網絡技術與社交媒體對工人階級正負兩方面的影響。
高估社交媒體的影響
近年來，左翼對網絡和社交媒體(WBC)的作用展開熱烈的討論。西弗吉尼亞大學的喬尼·瓊斯(Jonny Jones)曾刊文評述這些討論，并正確地指出高估社交媒體對社會運動的影響十分危險。包括社交媒體在內的信息與通信新技術無疑提升了社會運動的組織能力，但它們并沒有創造社會運動。如果那么認為，就是一種本末倒置的技術決定論。威斯敏斯特大學教授克里斯汀·富克斯(Christian Fuchs)是社交媒體領域的頂級專家，他從馬克思反對“技術中心主義”的視角出發，批判將社交媒體作為社會運動引擎的觀點，認為這是一種“拜物主義，……一種以技術代替思想對社會發揮影響的工具決定論意識形態”。
將WBC的價值夸大為社會運動引擎的傾向，反映了一種過度強調新技術對于激發社會抗爭和社會變革影響力的思想潮流。例如，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從后現代視角指出，“實時的電子交流不僅是一種更快捷的傳遞新聞或信息的方式，還從本質上改變了我們的生活，貧窮和富有的人都概莫能外。”曼紐爾·卡斯特爾(Manuel Castells)在其《信息時代》三部曲中也將信息技術視為現代社會變化的根源。在他看來，網絡取代等級成為社會組織的主導形式，個人則通過技術建構自己的身份。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東尼奧·內格里(Antonio Negri)認為，物質生產已經消失在一個失重世界(a weightless world)，權力沒有固定邊界或領土中心，我們生活的世界中權力“既無處不在又無處可尋”，這同樣是一種后現代的視角。
無論從現代還是后現代角度，上述觀點不僅回避或侵蝕了社會變化的物質基礎，也否定了根源于階級形成和階級斗爭的變革推動者的重要性。凱文·杜根(Kevin Doogan)在其著作《新資本主義》中，將這種回避描述為更為專業的“去物質化”。他認為，距離和時間的消失導致失重世界概念的出現。我們似乎超越了技術中心主義，進入一個崇拜知識傳播的世界。但這種觀點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即便知識傳播是非物質的，但其生產和消費仍是物質的。”
因此，現在面臨的任務是，通過考察日常工作環境中通信技術的影響力，真實地驗證這些“失重”和“去物質化”理論。從生產的角度說，如果我們想要完全理解通信技術影響力的含義，就需要集中考察它在工作環境中的作用。首先是雇主在勞動變化過程中使用通信技術提高工作強度的權力;其次是通信技術在勞動者組織通過工會反抗雇主的過程中體現的潛在解放力量;再次是此類技術是否會影響工會內部普通成員與管理階層之間的權力平衡。
雇主利用社交媒體監控員工
在馬克思看來，為了保持競爭力，技術被個人資本用作減少“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工具。現代管理者通過建立“業績管理”的“曲線”得出自己的結論。為了提高整體業務水平，某一單位中業績評估得分處于最后10%的員工將定期被清退。因此，現在的工作場所已經成為個人業績評估和以業績定薪水的地方，這種評估不僅包括勞動產出，還涉及以團隊合作能力、態度、創新和領導為標準的抽象勞動形式。工作場所的新通信技術具有一個重要特征，它為雇主提供了進一步使日常工作慣例化與標準化和及時“清除”業績不佳雇員的機會。
數字化的通信技術進一步加強了對員工業績的評估。首先，評估工作業績已經不需要員工自己填寫工作日志，也無需專門的檢察人員，評估勞動產出和效率可通過遠程操作即時進行。電腦化的監控方式，不僅可以實現無縫監控所有工作日，還壓縮了工人自行做決定的空間。其次，新的通信與網絡技術使雇主能夠將監督的觸角由易于衡量的勞動產出延伸至工作的各個方面。因此，新技術超越了傳統的監控工具，提高了監督效果。隨著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體的興起，雇主有更多機會監控、窺探、約束和控制員工。與此類似，政府部門也可以利用關鍵詞驅動技術監控和偷看電子郵件和社交媒體聊天記錄。
不僅工作的時間和地點因靈活便捷的網絡受到侵擾，就連勞動本身也因某些工作目標或業績與行為的抽象標準受到限制。雇主可以在面試前在tweets或Facebook上進行預選，熟悉其偏好與言行，了解其朋友的類別與數量，繪制一幅由其社會與政治習慣、性別、年齡和膚色組成的印象圖。但是，這一過程中的主觀性和危害顯而易見。雇主利用社交媒體打擊員工的典型事例是英國航空公司(BA)2011至2012年的員工罷工。英國航空公司工會的下屬部門BASSA 組織了22次罷工，該公司隨后采取報復行動，打擊在罷工中使用Facebook、電子郵件和短信相互聯系的個人，導致40名機務人員受處分、15名支持罷工者被解雇。
將虛幻變為現實的社會運動
福柯(Foucault)設想的工作場所和圓形監獄(Panopticon)已經出現。一些評論者認為，這一噩夢已經成為現實，因為在信息技術的幫助下，員工的一舉一動和每一次失誤都受到監控并被實時記錄下來。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休·福爾妮(Sue Fernie)和大衛·麥特卡夫(David Metcalf)將電腦技術的效用比作為管理者提供了一種電話呼叫中心模式(a call centre environment)的“完美”控制方式。菲爾·泰勒(Phil Taylor)和彼得·貝恩(Peter Bain)反駁了這種說法，他們關注雇員以個人或集體性怠工和反抗的方式進行的抵制。
我們必須考慮社交媒體對員工通過監督和曝光雇主的不當行為與公司的疏漏之處而“扭轉乾坤”的影響。Facebook和Twitter為此提供了一個直接而即時的工具，雇主和公司的行為受到約束，而員工在網上揭發雇主不當行為的機會和意愿也相應提高。然而，基于網絡的活動使事情復雜化。社交媒體無需經過第三方，就可以立刻將各種信息公布給全世界的觀眾，這不僅體現為維基揭秘、曼寧、阿桑奇和斯諾登等事件，也包括揭露雇主的玩忽職守和腐敗行為。為了證實這種觀點，一些評論者轉向?？?，后者在《話語的秩序》一文中將語言、話語和權力聯系到一起。該視角以“分散式話語”模式為底層人員的集體行動提供了機會。
“分散式話語”不僅有能力擾亂全球經濟中各公司的權力關系，還能在工會內部產生影響，因為普通成員可以利用社交媒體挑戰工會領導層的官僚主義和保守性。“分散式話語”的擁護者認為，社交媒體可以使普通民眾組織起來，通過散布信息和挑戰“官方”話語的方式反對保守的工會官僚。
然而，這種觀點或許過于樂觀了。第一，激進人士消化和處理信息的數量有限，網絡疲勞問題顯而易見。第二，熱衷于關注、轉發和分享熱點議題和網上倡議的“懶漢行動主義”(slacktivism)和“點擊主義”(clicktivism)現象，給我們一種社交媒體能將想法轉化為行動的假象，但其中的被動性真實存在。第三，就工作場所的集體行動和團結而言，我們不僅要評估社交媒體帶來的力量，更要評估它在工會內部權力與權威的形式。
近期有評論指出，“工會成員比非工會成員更樂于使用信息與通信技術系統(ICTs)。”但是，工會激進分子更喜歡使用社交媒體的事實，并不必然表示工會將恢復活力或激進的普通成員能有效地挑戰工會的官僚層，因為社交媒體的使用不僅局限于激進的普通工會成員，工會的管理階層和右翼激進分子也會充分利用信息網絡。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普通民眾的獨立性和力量來自勞動戰線的團結，不能指望社交媒體拯救集體性組織。在面對面的接觸和爭論中，民主辯論和群眾集會是社會信任的生命線，也是將虛幻變為現實的社會運動不可或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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